“的确，作为和平条约中的主要条款之一，就在伊藤侯爵要求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时候，我立即宣布，出了那个条件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事情我都愿意答应。如果当时我是独自一人在另一个房间里，我会不顾自己老弱的身体，高兴得手舞足蹈。尽管我的内心欢呼雀跃，但我还是向日方全权大臣表示日本天皇不会坚持得到台湾岛。伊藤侯爵将这个问题推迟到下次双方会晤时讨论。在休会期间，我非常害怕他会改变主意，宣布日本政府不想要台湾了。然而，事实恰好相反，当双方谈判人员再次会面的时候，日方代表坚持要求大清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之后，我极其不情愿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随行的官员都非常赞同我的做法，我期望朝廷和大臣们也这样看。”
“但是我发现即使是在你竭尽全力做事的时候，也不要渴望总是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在过去两年里，我无数次听人控诉说是我出卖了大清最宝贵的属地。但是我要告诉我的同胞，在那次议和会谈上，我本可以将割让台湾附加在天皇提出的任何其他要求上，他将这个岛屿从我们手上拿走，我们给他一些额外的回报。”
“为什么大清想要这样一个充满腐败弊病的土地呢？首先，如果台湾真的很有价值的话，英国或法国在很多年前就会前来抢夺了，我们肯定也在武力的逼迫之下将其交了出去，就像我们丢掉沿海的一些领土一样。但是这些外国人知道台湾的真正价值，或者说是知道台湾毫无用处，因此它才得以留给了大清。几年前，我敦促朝廷组建自己的海军部队，并表示我愿意自己掏几百万两银子，为大清建设一支海军，给大清一些真正的海上实力。这样我们或许就能让台湾成为一个海军基地，让其发挥一些作用。但是作为一个殖民地、领地或是一个省，自它拥护朝廷的第一天起，它对大清来说就是一个累赘。”
“我非常清楚我们有些官员对台湾的未来抱有很大期望。有些人把台南铁路的修建看作真正的工业和金融发展的开端。但我本人与刘铭传就开设铁路公司及其他工业企业商讨过多次。但此前充满热情的刘铭传最终告诉我，说他已经对在这个岛上投资失去了信心。这与他前些年的态度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时他找到我提议我为内陆的采矿项目提供一些基金。实际上我接受了他的提议，而且现在还在高雄和台南有小额的投资，但是我不期待有什么大的回报。”
“自嘉庆皇帝以来，这块土地（指台湾）就麻烦重重。为了镇压成千上万的海盗，朝廷支出了巨额的经费和派出了大量军力。”
“那些与我为敌的人可能会说，我的朋友们可能也不会否认，我写此文的目的完全是为自己的名声辩解。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在接下来这些年里，人们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
对杰出人士的评价
俄国沙皇
（1897年8月，于北京。）--“今天，邮差给我送来了一副俄国沙皇和皇后的新画像。画像用精致的画框固定着，随画附赠的，还有沙皇给我的一封长篇亲笔信。我已经将画像挂在了我的房间内，旁边就是那些我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他们赠给我的其他画像。”
“我永远都不会停止怀念沙皇，也不会忘记在俄国期间他向我表示的特殊关怀。当然，就涉及东方事务的一些关键问题，他很希望了解我的看法。同时，我也非常渴望弄清楚他在涉及大清重要利益的事情上有何意图和目的。但是除了所有政治上的考虑，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时，沙皇将我当成了一个来访的君主，而不仅仅是一个来参加加冕礼的特殊大使。美丽的沙皇皇后待我也是如此，从她的外表我就可以知道，她是一个好女人，也是一个好皇后。她对我十分体贴关心，这体贴关心足以让任何我这个年纪的人感到高兴愉快。”
“我不确定在俄国期间自己到底觐见了沙皇几次。我用了‘觐见’这个词，但事实并非都是如此。我们之间只有一两次是正式或仪式性的会面，当时还有其他使节在场。但其他时候我们只是面对面的闲谈，伴着好茶好酒，还有欧洲人所称的动听的音乐。”
“当然，我要感谢沙皇，感谢他特意请求朝廷，让朝廷派我做大清代表，参加他的加冕礼。另一个人，在此不必说出他的名字，是朝廷派去参加这个重大仪式的最初人选。但是，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沙皇尼古拉斯亲自发电报给朝廷，说派我去才能让他最满意。因此，朝廷对此没有了别的选择，特别是考虑到大清政府与俄国政府近期的谈判，只有改派我前往。如果这仅仅是一次环球观光，我是绝对不会离开大清的。但是这次沙皇的邀请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能见识到世界上的其他大国，特别是欧洲的俄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英国，以及美洲的美利坚合众国。”
“在我一次晚间拜访沙皇的期间，我们之间的谈话几乎完全是关于他在做王子时，访问远东地区之旅。在那次旅行期间，他学会了很多中国话，其中有些话很长且很复杂。那天晚上，他不时就会向我重复一下那几句话。他还笑着提到曾经有一个我的同胞试图刺杀他，他还说，现在，做了沙皇之后，他正在渐渐习惯这样的事情。当时房间里大概有十几个人，沙皇的这一席话使得大家都笑了，除了维特伯爵和我，因为我觉得暗杀不是件什么好笑的事情。”
“在所有我与沙皇私下会面的期间，他给我的感觉都是十分随和。虽然我知道，并不是他所有的臣民都能像我这样接近他。然而，他的行为举止都是无拘无束的。起初，在他面前我会感到十分的紧张，但是当他亲手递给我雪茄，又给我递上香烟，用手抚触盛有美酒的玻璃杯时，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俄国绅士的客人，而不是作为一位特使，来拜访世界上领土最广大的帝国皇帝。”
“在离开圣彼得堡之前，沙皇送给我了很多礼物。有给慈禧太后和皇帝的，有给紫禁城内女眷们的，还有给我和夫人的。在给我的礼物中，有一件贵重的紫貂皮长袍，以紫色缎子做衬里，听说这件袍子至少值一万五千两白银。我只会在最冷的天气里最吉祥的场合穿这件长袍。”
罗伯特·赫德爵士
（没有日期。）--“海关的所有财务都交到了一个外国人之手，他就是罗伯特·赫德爵士。据预测，从此以后，朝廷内外不会再有经济紧张了。让我们期望事实真的会如此，虽然我坚信，我们本国就有银行家，其中有（在此给出了一些大清子民的名字）……他们一样可以管理好这个部门。罗伯特爵士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强烈推荐，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英国人总是十分担心，唯恐他们在东方的投资损失几个英镑。”
“1883年。--有人建议我将朝鲜的金融也移交给罗伯特·赫德爵士管理，但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样做。因为就我个人而言，由于朝鲜危机，我有大量的资金处在危险之中。我想在将朝鲜金融交给这个管理者之前，收回我自己的资金，因为我感觉他的办事方式有时候不尽如人意。”
“1890年12月。--或许所有在大清政府任职的外国人都不如罗伯特·赫德爵士清廉、正直。他昨天来拜访了我，我邀请他一起享用了晚餐。在我们认识最初几年里，也就是在大概二十五年前，我并不怎么信任他。但是随着我对他了解的加深，以及对他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研究，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个爱尔兰英国人是最值得大清国信任、最忠实的朋友之一。除此之外，作为一名金融管理者，他十分诚实可靠、勤劳努力，还很聪明敏锐，十分令人喜爱。”
格莱斯顿先生
“正如我在环游世界的日记中所写的，如果我不是李鸿章，我会选择成为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先生。的确，我不会想拥有他的那些慢性病，而且，我想他也不会想患上我的风湿病和心脏疾病。但是在我待在格莱斯顿家的几个小时里，他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他不仅智力超群，还意志力极强。我在欧洲见到的所有人中，他的外貌看起来最诚实可靠。我相信如果有他这样的人才来主管英国事务，英国政府永远不会犯什么大错。”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黑斯廷斯
“我听人说，拿破仑身材很矮小，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君主。当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看见高大的黑斯廷将军时，我不由得想了精悍的拿破仑，还有他所有的军队和领土，他看起来应该就像这个英勇的美国人吧！”
“我听说他已经去世了，但我希望这不是真的，因为我还想在回到大清之后给他写信。我还非常想给他寄去最好的茶叶，供他和家人喝一辈子。”
“虽然他看上去非常像一个帝王应该有的样子，或者像一个指挥常胜军的优秀总指挥，黑斯廷斯将军的确是一个热心肠、善良快活的人，他英俊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我们在费城一个半官方酒店，或这说是俱乐部里面，坐在一起交谈了几个时辰。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没有翻译，而用同一种语言交谈。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这些翻译最让我烦恼。他们毁掉了我们的讲话，经常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其中的要点。在谈及政治和商务方面时，还可以容忍他们。实际上，有时作为见证者他们还是很有用的。”
克利夫兰总统
“我不能从克利夫兰总统那里得到承诺，让他像他杰出的前任格兰特将军那样承诺来访问远东，这实在是一件憾事。十七年前，格兰特将军平定了美国叛乱，当时我正在大清镇压太平军。如果克利夫兰总统说他愿意来大清拜访，那将是我无限的荣幸和快乐。我会以大清有史以来接待要人的最高规格来接待他。但是这位美国总统在这方面连最细微的希望都没有给我，他说在任职结束之后，他希望能回到某个安静的乡下，不再在美国的公共事务中充当活跃的角色。”
“‘会有更年轻、更优秀、更有能力的人来为这个国家谋福利。’他说。”
“一直以来，他的这种态度对于我来说都很难理解。因为他领导了这个伟大的民族这么多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放弃这一切，自愿回归到普通人生活之中。在大清朝，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做。”
“我问总统他的年纪有多大了，他告诉了我，可是我已经忘了。我想他应该比我年轻十四五岁。他说他还从未感觉到身体虚弱，而且，他喜欢树林和田野，他还爱好划船、打猎和钓鱼（如果大清子民看见他们的皇帝，或者是我在钓鱼，他们会瞪大眼睛）。在我看来，克利夫兰先生的大部分生命都是在户外度过，他是一个强壮、魁梧的人，这让我想起了俾斯麦。只是总统先生的面孔没有那么红润，嗓音没有那么响亮。”
尼古拉斯·欧纳格爵士
“在与这位英国首相的多次往来中，我发现他根本无可指责。他在朝鲜任职期间，我对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了解，听说他要调往北京，我感到十分高兴。他来到北京之后，我们变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对两国之间多年以来的连年战争起到干预作用。”
伊藤侯爵
“一直以来，与他讨价还价总是很困难。但是他的这种倔强顽固并不是其个人行为，而是属于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他是一个优秀的代表。他本质上内心和善，是一个绅士。他身后那些东京势力一直在鞭策他，让他表现出最无情、最严苛的一面。他为他的祖国奉献了许多，而那个国家似乎并不值得他这样做。”
美国公使康格
“在我不认识几个美国人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了康格少校阁下。康格夫人与我的夫人也对彼此很熟悉。昨天康格少校来到了这里（北京的住处），我们一起回顾了不久之前义和团的爆发。我们没有像对立的外交官那样竭力探听彼此的秘密，而是像朋友一样，见证大清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暴乱之一严重性正逐渐下降，并最终被镇压下去。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由美国支持的康格公使是大清坚定的朋友。要不是美国政府采取了那样的立场，我真的不敢想象大清国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鸦片瘾和鸦片交易
如果这种表达合适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李鸿章的日记中充满了对鸦片瘾和鸦片交易的描述。他似乎是一个这种毁灭性麻醉剂的强烈仇恨者，这种仇恨持续了他的一生。然而他曾坦诚地表示，他自己也陷入了鸦片文化之中。“为了制药，仅仅是为了制药，”他毫不犹豫地说，他把他在湖北的部分田产“租了出去，用来种植罂粟。”总而言之，鉴于大清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禁止吸食和贩卖鸦片，李鸿章日记中涉及到这个主题的内容，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他所有文稿中最有趣的部分。
日记中有关鸦片的最早记录大概写于1845年，当时李鸿章还是合肥的一名学子，正值所谓的鸦片战争时期。相关内容如下：
“数月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劝说我的好朋友何凯，希望他能戒除这个已经遍染四邻的恶习。但他已经对所有事情失去了兴趣，恐怕我的一切努力和劝告都白费了。但是，更加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别人，而是何凯的父亲，因为就是这个老猪倌把这个恶习带进了他们家，他所有的儿子都学会了吸食这种可怕的浓缩物。”
“今天我去何凯家找他，但他的母亲告诉我，他现在很少回家了，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围村里，像喝醉酒了一样目光呆滞。他的父亲也是这样，至少一个兄弟也是如此。当灾祸袭击一个家庭的时候，好像大多成员都不能幸免，对第二代的损害比第一代的还要大。幸好老天不让我的家庭受此等伤害，我的父亲教导我们远离这个毒魔。为什么像何凯父亲一样年长的人，会将这样的腐败直接带到自己家里呢？难道他不知道受这个毒魔侵害的受害者会堕落到何种地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