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论，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研究和指导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民族思想的灵魂和理论基础，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如果不能制定正确的符合国情的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原则，就不可能实现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民族进步与繁荣的目标。而毛泽东民族思想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原则，就是建立在实现民族团结与平等、民族繁荣与进步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要实现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团结与统一、进步与繁荣的目标，就必须从中国的民族特点和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民族状况及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和需要的策略原则。毛泽东就是这样做的。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就是坚持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及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探索并制定适合中国民族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民族思想的精髓，成为毛泽东民族思想体系中始终贯穿的思想。民族进步与繁荣的理论是毛泽东民族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性的发展，它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进步繁荣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民族进步繁荣是指导民族工作的方针和理论原则，成为处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问题的重要指南。
毛泽东民族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出了创造性的发展，而且它的许多内容也补充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主要有：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理论实践，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理；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进行改革，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对历史唯物主义是个突出的贡献；不断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活力和对民族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又一运用和发展；把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矛盾明确为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矛盾的方法是团结教育的方法，主张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民族问题，以及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民族矛盾等，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内容的重大补充和发展。
毛泽东民族思想不仅在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在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提供了完整的经验。毛泽东民族思想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创造性发展以外，还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观点到方法都有所丰富和发展，也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毛泽东民族思想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光辉记录，是已被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和我党民族工作实践检验过的正确的民族理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过程，完全肯定了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民族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对我国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总之，我国民族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都是和毛泽东民族思想的指导分不开的。中国各族人民将会继续在毛泽东民族思想的指引下，取得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民族共同进步与繁荣的新胜利。
毛泽东早就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邓小平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设计的战略构想及其基本原则、基本观点，是“真正的理论”；邓小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是“我们所说的理论家”。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不仅重视实践，而且重视理论，深谙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向全党郑重提出：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并多次指出：“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计划和市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清楚”人民民主专政的道理；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构想”，“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就在于：它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产生出来并融化于当代中国实际活动的“真正的理论”。由于邓小平深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我党的思想路线，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同时又由于他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息息相关，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以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身份，在广阔的领域里展开其独具特色的理论思维、理论升华和理论创新，创立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结合起来，把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与实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形成了一整套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而组成了新时期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的指导下，在我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包含内容很深刻，既包括关于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又包括关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治方面的思想，还包括关于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方法方面的思想。”著名民族理论学者金炳镐提出，邓小平民族理论有四个层次结构，即“邓小平民族理论是一个整体结构，有四个相关联的层次构成：核心层次是民族发展；基础层次是民族问题的基本论点；中心层次是政策和制度保障；目的层次是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民族问题上强调两个基本思想：一个是着眼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一个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两条基本纲领，一个是经济纲领，一个是政治纲领。
布赫认为，邓小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观点：一是中国各民族的大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二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三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的优势；四是着眼于将民族地区发展起来，逐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对于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许多学者指出邓小平的民族理论主题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观。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核心是民族发展理论。而后一点是对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一个大发展，也是与毛泽东民族思想的显著不同之处。也有学者把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归纳为六大体系，即指导思想论、民族问题认识论、民族政策论、民族工作论、历史使命论、领导地位论，等等。
关于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理论地位问题，江泽民同志早在1994年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小平同志对新时期民族工作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这是对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政治地位的肯定和评价，它明确地阐明了邓小平民族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关系问题，即邓小平民族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民族理论，是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
三、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突破与创新
与毛泽东民族思想相比较，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突破与创新主要有如下几点：其一，邓小平理论有两块基石，一块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块是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不能离开上述两块基石”，“我们研究邓小平同志的民族理论，一定要突出他对各民族的伟大贡献”。这两块基石是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在毛泽东的民族思想中很少论及。这两块基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大发展。其二，新时期我党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以后，邓小平论述了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如何加快发展问题，提出了后进民族、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而这一理论全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民族问题理论，是对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一个深化和拓展。还有的同志认为，“邓小平同志不仅制定了新时期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发展和共同富裕，同时还制定了为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战略、方针、步骤和策略等等，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以民族发展为核心，提出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是否发展作为判断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这正是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的重大建树”。新时期邓小平民族的理论突破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民族问题实质的理论突破；二是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突破；三是关于民族工作根本任务的理论突破。金炳镐提出“邓小平同志首次把生产力标准引入民族工作”，这又是个理论创新。总之，邓小平民族理论开拓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时代特征、总体世界民族问题和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的科学体系，因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构成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