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岁月的恩仇在暮秋的晚钟里消融
他朝你友善地眨了眨眼睛
在一棵老树下，你蓦然发现
你一生的抵押
仅仅是和他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神
——《生活》（节选）
刘频
1963年1月出生。1983年7月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十一年。从1994年至今在民盟柳州市委工作。自大学时代至今已发表诗歌作品五百余首。出版有诗集《浮世清泉》、《雷公根笔记》。现居柳州。
1999年3月，《广西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20世纪90年代广西现代诗状况的长文，文中对广西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几乎所有现代诗创作新锐都能在文章里找到各自的名字。这是广西多年以来少见的相对详尽和完整的现代诗人介绍文章，且刊登于广西最高级别的党报（一般来说这是一种高规格的承认），其意义不论是对于现代诗创作一直被重视不够的广西文坛还是诗人个人都不言自明。然而不知何故，这篇文章漏提了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席的名字。据说文章见报后，几个青年学生拿着报纸跑到那人家里，愤愤不平地说：“写广西诗歌却没提到你，这算什么文章！”
这个“缺席者”就是刘频。在我看来，刘频与盘妙彬等人一起，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广西现代诗歌的一尊绕不过的碑石。
一
人们应该不会忘记1993年《诗歌报》上的一则启事，称发表于该刊某某期并被编辑配发“选稿人语”重点推荐的诗歌《纪念瓦特》为抄袭之作，原作者是柳州某校的教师刘频；1994年2月，《诗歌报》在第二期头条位置推出刘频的组诗《公社》，这是广西诗人自1985年《诗歌报》创刊以来在该刊发表的第一个头条；一年后，这组诗中的《芭蕾》、《叛将》、《闪电》三首被选入了《诗歌报十年精华》一书。这一事件发生在现代诗创作相对薄弱的广西，对同行们的确可算是一次不小的激励。记得当时我曾对朋友说：就凭这组诗，即使刘频今后五年不写东西，诗坛上仍然会有人记住他。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了刘频并不是我所预想中的诗歌懒汉，他一直在不停地写着，只是由于类似于“刘频风格”的作品除了观念较前卫的刊物如《诗歌报》等敢于刊用外，许多刊物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它们“敬而远之”，因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刘频的作品在刊物上出现得相对较少，只是像野花一样零零星星地撒在一些省市级刊物并不宽敞的土地上。这一现象导致了一些不谙“诗事”的年轻人对身边“恐龙”的忽视。其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频的大部分作品即使放在国内任何一家刊物上，都可以如鸵鸟一样昂然独立傲视群雄。——需要指出的是，我一再言及“省市级”和“国内任何一家刊物”之类并不表明我对省市级刊物的漠视，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应该小看那些不大知名的省市级刊物，几乎没有哪个诗人和作家不是在这些刊物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遗憾的是，现在文学刊物举步维艰，许多省市级刊物停刊的停刊，改版的改版。阵地的消失，使一些本来比较有发展前途的诗人延长了跋涉的道路，也有可能使诗歌创作人才面临断代的危险。也许会有人说，现在有互联网，发表诗歌容易了。但那已经是另一码事，谁都知道，在网上发表的东西几乎算不上发表，即使算，发表得容易也会使文学失去神圣感和神秘感。没有了神圣感，创作者的创作心态会悄然改变，安于现状，乐于小打小闹。
二
在我1994年所阅读的诗歌中，刘频的《公社》是很有冲击力的一首：
春天的力。有组织的树叶
在城邦的沃野闪动黝绿的眼瞳
淹没水底的剑从祭司的咒语中
劈向广大的夙敌
奔跑吧，在百年的晨光中不停地奔跑
神的嘴唇嗫嚅着，血中浮起颗颗宝石
大雨倾盆，电闪雷鸣
笼罩这春笋万里的帝国
这首仅有八行的短诗，意蕴无穷。也许会有一些读者在面对它时感觉难以进入。在我看来，这首诗至少有一点是应该注意的，即它具有意象派的余风。特别是第一小节的意象转移与对置，将“有组织的树叶”喻为“在城邦的沃野闪动黝绿的眼瞳”，生动灵巧，与庞德的《地铁车站》中将“人群中浮现的脸庞”比喻为“湿漉漉的树枝上黝黑的花瓣”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公社》在对人与物的转换、动和静的处理上与《地铁车站》恰好相反，前者是将人们的视线从静态的树叶过渡到动态的眼瞳，后者则是从动态的人像延移到静态的花瓣。有意思的是，两首诗都具有相似的色调，一个是“黝绿”，一个是“黝黑”。不知刘频在重读这首旧作时是否会想到这一巧合。
第二节中，“淹没水底的剑”可以虚指季节开始时的那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暗暗存在的自然之力，也可以实指最后一节所说的“春笋”。“剑”出现，自然要展示它的威力，那些萎靡的、慵懒的、披着坚硬的冬天的外壳的事物，是它天然的仇敌。如同政权的变换从来都需要无数或明或暗的战争，如果我们将季节拟人化，那么一个季节的更替，也必然有其不为人知的残酷性，将是人们看不见的血与火。而在代表着新生力量的一方眼里，那血与火辉映出了即将到来的宝石。“春笋万里”无疑就是无数支高举的剑戟，即将到来的对抗只能用“大雨倾盆，电闪雷鸣”来形容，壮观而又残酷。因此，在我看来，《公社》是一首在平静中暗含着风暴的诗篇，一次语言的起义和暴动，“战火”一触即发。
那么，诗歌标题“公社”又是什么意思呢？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公社”一词有四个义项，第一项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第二项是欧洲历史上的城市自治机关，即资产阶级政权的初级形式；第三项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一种形式，如人们熟悉的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第四项是特指人民公社。无论是哪一种义项，都具有“人口多，环境喧嚣，行动一体化，一呼百应”等共同特征。在这个基础上，具体到刘频这首诗歌，我认为更倾向于第三个义项，即巴黎公社起义，里面有血和泪，有无尽的激情，它实质上是一种阶级试图推翻另一种阶级的统治的运动。只不过《公社》一诗写的是季节之间的“起义”而已。我们还可以从诗歌中的“宝剑”这一意象来证明《公社》一诗起义或暴动的指向。我们知道，矗立于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就是巴黎公社起义五年后法国人民赠给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的礼物，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纪念性建筑。自由女神像最引人注目的是女神高高举起的右手，以及头上戴着的具有宝剑般的棱角的冠冕，这让人无法不联想起《公社》一诗中宝剑般高举的春笋。
如此说来，这首诗其实取名为《暴动》或者《起义》、《革命》等都可以成立，而刘频将其命名为“公社”，不知是出于考验读者的历史知识的念头还是其他想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标题使诗歌增加了飘忽不定的因素。当然，上面的阐释不一定能完全囊括《公社》的诗意，有的时候，解释是必需的，而另一些时候则是画蛇添足，诗歌本来就是一种精神产品，它应该保存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气质。其实，诗人就是在精神世界里想入非非，在纸上革命的那种人，他应该做的，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夸夸其谈，而是悄悄地掀起词语的暴动。刘频也认为诗歌不宜说得太多——2007年6月18日中午，刘频在柳州新闻网一个论坛中这样写道：我常回到“写什么，怎么写”这样一个传统的、本元的文学命题，对此把握得比较准确到位的时候，诗歌写作就会豁然开朗，有如冲破乌云遮蔽的阳光顿然照亮无垠的大海。诗人不必饶舌，其作品本身呈示一切，包括艺术价值和人格尊严……
可以这么说，现代诗发展到今天，“怎么写”日益重要。关于春天的诗歌难以计数，而刘频的《公社》因为其别出心裁的语言和技巧，在众花丛中独自绚烂。
三
《公社》是刘频的转型期的作品，几年后，刘频的语言变得舒缓大气，诗意也更为浑厚。青春的激情逐渐消磨，取而代之的是中年的温文与稳重。对于诗歌而言，这是质的区别；对于诗人的姿态而言，这样的转折也意义重大。在对刘频诗歌的阅读过程中，我意识到他越来越倾向于一个普通的道理——无论为人为文，都要实在、本真、不玩花架子。刘频的诗歌写作经历过一段不算太短的浮华时期——这个时期几乎每个诗人都会经历——开始写作时，认定每一首诗都应该有升华，有哲理，有警句。按理说，对这种艺术境界的追求无可指责，但在具体的写作中，问题出现了，这样的东西总有一种教化的味道，每一首诗里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插入一些类似于“名人名言”的东西。这些东西太突兀了，阻碍了读者对整首诗的关注，使作为一件艺术品的诗歌肢解为一些言辞的碎片。这无疑是舍本逐末。你算什么？哲学家？思想火种的传播者？替芸芸众生受难的神？就那点人生经历和社会经验，就那几年的校园生活，你竟有了那么多的感悟，那么深的思想，那么高的境界？有了如此反省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诗人本身并不是神，他写下的文字不是神谕，诗人就是一个平凡人，除了提起笔的那一瞬，他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在这样的前提下，诗人应该做和能够做的只能是管住自己，时刻检点自己的内心，让思想在诗意中自然呈现，而不是对世界夸夸其谈，以一个灵魂工程师的面目去对读者指手画脚。当你的思想如涓涓细流般沁入读者的每一个细胞中，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教益，那才是真正的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
对此，刘频说得更精辟：“写诗是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技艺的劳作。从这个角度说，诗人和打金匠、烧陶工、编席匠没什么不同。”（见柳州新闻网）当一个读者表示更愿意称刘频为“诗人”而不是“著名诗人”时，刘频显得十分乐意，他说：“我以为称谓没有实际意义，称谓往往是一顶遮住自己目光的沉重的帽子。作为一个真诚的诗人，应该靠自己的作品本身说话，文本证明一切。……诗人的内心应该是慢的，像黄昏里缓慢的光线，在沉静中充满感恩和悲悯。”（同上）正是因为对这些因素的深刻体察，我们发现，新千年以来，刘频的创作成功地抛却了以往的“对速度的迷恋”，进入到一种平静而朴素的境界之中，而且更为关注世事，写出了《生活》、《让苦孩子的脚步变得轻松》、《五百公里以外的忧伤冬夜》、《一只穷人的肾》等一批关注民生而又诗意浓郁的作品，其中流露的对弱者的关注与怜惜，使刘频与《公社》中的那种激越豪迈的形象判若两人：
当一张报纸以新闻的语调，原谅了一个女人的轻生
宽恕了一颗被逼到窗台的破碎心灵
我感到我的诗篇有如一只虚亏的肾
无力过滤沉重的岁月中——那缕绝望的眼神
这是《一只穷人的肾》的最后一节，从这四行文字中，我们可以猜想到一个凄凉的故事，故事的开始与结局，并感受到诗人悲悯的内心。曾经在网络上读到过一篇题为《君子自强不息》的文章，文中说：“刘频的诗已经说出了工业时代城市中许多不为人重视的东西，然而他的语言并不像国内一些诗人那么尖锐或犀利，也不指桑骂槐，而是以一种缓重的语言说出他所思、所见和所感，这与他生存的环境和生命的体验是有着重要关联的。……他仍然有捕捉不到、剖析不到的地方。透过他的诗作，我仍然看见他的周围有着无边的黑暗和无知的领域游动在他的四周。”文章对刘频近几年的诗歌特点的概括是精到的，既肯定了刘频作品的独到之处，又指出了他的缺憾。我相信，依靠出色的才华和深厚的生活底蕴，刘频一定能够直面眼前的黑暗，并深入其中，用自己的才华将其照亮。
四
在刘频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2002年冬天《诗刊》刊登的《下雪的天堂》。这是一首宁静而开阔的诗歌，来自于诗人对过世的亲人的怀念。诗歌在淡淡的忧伤中带着对心灵的抚慰，像智者的眼光：
请原谅，当我写到天堂的时候
抒情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一片片雪花像夜色般飘落
我想起了那位早逝的亲人
在天堂里，他冷不冷
在下雪以前，他是否找到了另外几个亲戚
此时，他们是不是也围在火炉边，搓着手
轻声地谈话，随一片片雪花
落下来
温暖地覆盖我的稿纸
在我2004年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或明或暗的关系》的封面上，出现了刘频这首诗的最后几句。对于该书的装帧设计，事前出版社的美编并没有和我商量，待图书出版，我看到封面正上方手写体的《下雪的天堂》，既欣慰于我的书有一个好封面，更欣慰于美编给了我和我的朋友在纸上相聚的机会。因为在此前我和刘频只见过两面，一次是2003年6月的桂林诗会上；另一次是2002年10月中旬，我去四川访友经过刘频所在的城市，刘频出来很热心地招待了晚餐，把我灌得面红耳赤，差一点错过了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