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与普通人的区别之一是不能完全依本性率意而为，领导形象需要威严，那就要适时地呈现出自己威严的一面——哪怕刻意去“制造”磅严，这也是领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利用和“制造”威严，在以人治、集权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被发挥到了极致，那些封建帝王们个个是“制造”威严的高手。
我们知道，古代官员不同品级的服饰有着严格的区分，以此强化位高者的威严和尊贵，而帝王与臣下之间这种区别就更加细致和严厉，稍有违制就是僭越，就要杀头。确实，服饰、礼仪这些表面化的东西是制造等极差别的直现、简便的方式，这一方式应当说是从秦始皇时开始强化的。
秦始皇不仅要求自己的名号要和别人不一样，甚至是印章、用具、衣饰、车马也要与众不同，要超过以往所有的国君。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有利于统治的等级制度，有利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制。
在规定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后，秦始皇又规定了专用的器物。这些物品的形状、大小、名称，也同皇帝这个名号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早在春秋之时，儒家学派就认为君王所用的物品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氏人、利后嗣的重要凭据，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错乱。秦始皇虽然热衷于法家思想，但少时也学了《吕氏春秋》中的礼法制度，对制造森严的等级壁垒存在着不小的热情。按他的观点，如果平民用的器物都和他相同，与百姓根本分不出高低贵贱，怎可显示始皇帝的威仪，而天下人又怎会尊重他呢？于是，赢政在规定自己专用的属物之上也不无霸气。
首先，他将“玉玺”规定为皇帝专用，玉玺也就是玉刻制的印章。在秦之前，平民百姓都可以以金玉为空，上面有龙虎兽钮，根本不存在着等级之分。而始皇赢政规定玉单为皇帝所独有，臣民自此就不得以玉治印，也不得称之为玺了。
按照赢政崇尚的道德之法则，他为自己准备了“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块“传国玉玺”，这块玉玺稀世珍有，是始皇帝换得的一块蓝田美玉，并由李斯刻文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世之宝。可惜的是这块玉玺至今仍下落不明，否则一定是无价之宝了。很显然，当时这样的无价之宝，平民百姓是根本无法得到的，更不用说拥有，这就说明赢政是从根本上就规定了他与平民的天壤之别。在自己的大印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完全是为表示他的皇权是上天授予的，是神授之物。既然是神授之物，就得有特别的专崇，由于“玺”字与“死”同音，赢政干脆将名改为“宝”，并下令不准臣民的印章也称为“宝”。
除了宝印之外，赢政对服饰、车马等的要求也与众不同。在春秋战国诸侯混战之时，由于礼法崩溃，周天子地位日渐低下，诸侯和卿大夫“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络玉缨象镰金鞍以相夸”。赢政攻灭六国之后，自然不容许这种混乱无序的现象再继续下去，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制度以分尊卑，标识等级，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
其实，赢政自当上皇帝之后，所带的通天冠就与众不同。此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直下，以铁为卷梁，前有卷筒。这种冠及其他皇帝的服装，臣民们绝对不能穿，否则，等待的必是极刑无疑。另外，皇帝的一切服饰佩挂，臣民们也不得仿造，甚至是冠帽前所垂的流苏数都不能和皇帝的除了服饰不得与皇帝相同之外，臣民的住宅规模、门前狮子装饰物等等，一切家居用品，都不得与皇帝相同。否则也只有一个死。所以，正是从秦始皇开始，天子的一切吃、喝、器皿等制式都变成了法律，存在于国法之中，平常人稍有疏忽而仿之，都将被绳之以法。
在车马的配置上，赢政追求的仍是超然于臣民之上。赢政一生曾经五次巡游天下，他出游时，仅属车队伍就有八十一乘。其中皇帝坐的车由六匹马所驾，饰以美艳绝伦的金装饰，叫金银车。而皇帝的属车则都是皂盖朱里，车顶及其他部位全部绘上色泽艳丽的变形蒙龙凤，卷云纹，而车子的小部件则镶以按花金银为饰，豪华气派无人敢比。
从过去出土的秦始皇所用御铜车马来看，赢政的车属可谓豪华之极，内部物品简直可以与一辆现在的名牌汽车相媲美。皇帝所用车辆不但要和常人不同，连驾车的马匹都有被修整得十分漂亮的马鬃。在外侧右骏马的头上，还有一种带璎珞的饰物，叫做左囊，它既能够为御官指示前进的方向，方便向左转弯，又可为始皇帝的车驾增添气势。赢政把自己的一切都弄成最尊贵的等级，未必不是下臣们的安排，但要指出的是，他正是通过这种等级差别来显示君王之威仪，从而来维护国法所规定的种种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都得以有效实施，由此可以说，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以身垂范。
可以说，从成为始皇帝的第一天起，始皇赢政制定了自己的特定称谓，制定了尊君朝仪，严格了避讳制，废除谥法，规定了天子服饰、车马、器物等级。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实就是政治作为，都在证明，秦始皇想达到一个天下人都“尊君”、“畏君”的目的，他要远远高居于众人之上；要间隔出他与千百万常人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来，给自己确立一个超人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的这一套在那个时代还是有效的，要不然，刘邦怎么会在打下天下之初就忙着建立朝仪，并发出“知皇帝之尊”的感慨呢！
刘邦在定陶称帝时，限于当时的条件，仪式搞得非常简单。他的那些文臣武将们，多数出身于布衣，对官场上的礼仪规矩，既不了解，也不习惯。大家多年在一起征战，互相都很熟悉，彼此之间随便惯了，没有形成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因此，朝廷举行宴会时，群臣互相争功，喝醉了，狂呼乱叫，甚至拔剑击桩，全不把皇帝的威严当回事。刘邦对此非常焦虑。
这时，有个叫叔孙通的人，建议刘邦制定一套礼仪，即上朝的仪式。
刘邦听了很高兴，但对这心中无数，问：“这套礼仪该不会很难吧？”叔孙通回答：“古代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礼仪。这些礼仪部是根据需要制定出来的，又是为当时的人和事服务的。臣想往来古时各代礼仪之长，参照秦朝的制度，结合现在的实际，定出一套新的规章，由陛下审核。”刘邦点点头，叮咛他：“可以试一试，但不要搞得太繁杂了。简单一点，使大家好学习，好领会。”
叔孙通在鲁地仔细筛选了三十多个儒生。其中有两个人坚决不愿应聘，并骂他说：“你侍奉过的主子将近十个了。光知道靠拍马屁得到器重，按照古代的规矩，制礼作乐，需要积德百年以后才可考虑。如今天下初定，战死的没有埋葬，受伤的尚未痊愈，你又想出这个风头，真是异想天开，亵渎圣明。我们不愿受你愚弄，去白费力气。”叔孙通反唇相讥：“不识时务的腐儒，因循守旧的老朽，没有你们的参与，事情照样办得成功。”
叔孙通组织三十个鲁儒，按尊君抑臣，上宽下严的精神，拟定了详尽的礼仪规则。又在京城外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周围用席严严实实地隔挡起来，中间用木棍和竹竿做成各种标记，作为排练场。他领着自己的门生和高祖皇帝派来的官员共百余人，吃住在里面，按规则紧张地操演了一个多月，各人基本熟悉了，再请高祖皇帝审阅。刘邦亲自实践了一番，高兴地说：“这我完全学得会！”随即传旨：所有文武大臣部去郊外跟叔孙通认真学习。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绵蕞习仪”。
由丞相萧何主持修葺的长乐宫竣工后，刘邦指示，于汉七年元旦在新落成的长乐宫举行首次朝贺大典。
这一天，东方刚刚泛白，礼官就让早早恭候在殿外的文武官员按职位高低排列成序。大殿上下，五色龙风旗迎风招展，钟鼓声起落有致。卫士执后，郎中执前，精神抖擞地站在台阶两侧。司仪发一声“趋”的命令，百官一律踏着整齐的碎步，小跑着进入大殿。列侯武将在西边，面朝东；丞相以下文官站在东边，面朝西，个个诚惶诚恐，双手垂立，恭候皇帝驾临。皇帝坐着辇车，在近侍的簇拥下，从寝宫里缓缓驶来，在龙床上面向南岿然而坐。司仪官指挥群臣依次恭恭敬敬地为皇帝祝寿。酒过九巡，司仪宣布“酒宴到此结束！”群臣依序退出。整个仪式自始至终秩序井然。臣僚们目不敢乱视，头不敢仰观，甚至大气也不敢吭一声。几个大臣的动作稍微有点不够规范，立即就被负责监察的御史带出殿堂。所以，这一天没有发生一件犯规越礼的事情。
刘邦的心情特别高兴，情不自禁地说道：寡人今天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
古代帝王对服饰、仪式的重视自有其深意，这种意义不仅仅在于如汉高祖所言“知道做皇帝的尊贵”，更在于在形式上人为地制造威严、威望，从而为其建立、使用威权铺路。
[智慧方圆]帝王们无所不用其极，在“制造”威仪、威严上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应该以历史的辩证眼光看待它。时至今日，尽管古人的做法大多已不合时宜，甚至成为必须唾弃的糟粕，但不能否认的是，其中包含的某些领导艺术的元素还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