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出征途中，下了一道命令，各位将士经过麦田时，不得践踏庄稼，否则一率斩首。一日，曹操正在骑马行军途中，忽然一只斑鸠从田中飞出，曹操坐骑因此受惊蹿入麦田，踏坏一大片麦子。曹操立即叫来行军主簿，要求按军法处置。主簿十分为难，曹操却说：我自己下达的禁令，现在自己违反了，如果不处罚，怎能服众呢？当即抽出随身佩剑要自刎，左右随从急忙解救。这时谋士郭嘉急引《春秋》“法不加于尊”的典故为其开脱。此时曹操便顺水推舟，说一句“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但还是拿起剑割下自己一束头发，掷在地上对部下说：“割发权代首。”叫手下将头发传示三军，将士们看后，更加敬畏自己的统帅，没有出现不遵守命令的现象。这就是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
虽然上面这个故事距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但它对我们现在的职场人仍有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自己计划的事情，不要自己去轻易破坏；另外一点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团队，并且我们身为其中一个负责人，要带领同事们一起做事，完成一个又一个项目，那么不但团员不能破坏团队的纪律，作为领导者更应该做遵守纪律的典范，这样才能号令三军。而一旦管理者无视纪律，那么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是巨大的，说句严重的话，领导者轻视纪律，团队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团队内部将矛盾重重。那么你所带领团队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律己才能律人。领导自己犯了错，主动处罚自己，这样做的积极意义比制定一千条规定都要好。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领导率先去做了，员工们才会遵守。作为领导者，需要记住的是，任何制度的有效推行都离不开领导者的身体力行。
1945年，日本战败后，松下公司面临极大困境。为了渡过难关，松下幸之助要求全体员工振作精神，不迟到、不请假。然而不久，松下本人却迟到了十分钟。松下迟到确有客观原因。本来，他上班是由公司的汽车来接的。但那天，他早早起来，赶往阪急线梅田站等车，可是左等右等，车总是不来。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他只好乘上电车。刚上电车，看见汽车来了，便又从电车上下来乘汽车。如此折腾一番后，等到了公司一看表，迟到了十分钟！原来是司机班的主管督促不力，司机又睡过了头，晚接了松下十分钟。按照规定，员工迟到要接受批评和处罚，松下认为必须严厉处理此事。
首先以不忠于职守的理由，给司机以减薪的处分。其直接主管、间接主管，也都因监督不力受到处分，为此共处理了八个人。
松下认为对此事负最后责任的，应是公司的最高领导——他自己。于是对自己实行了最重的处罚，退还了全月的薪金。
仅仅迟到十分钟，就处理了这么多人，连自己也不饶过，此事深刻地教育了松下公司的员工，在日本企业界也引起了很大震动。
管理制度本身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管理制度的制定应尽量科学全面，并在执行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特别是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必须模范执行。如果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么管理制度将成为“一纸空文”，成为粉饰自己的“花瓶”。
古人把头发视为祖上所赐，不可弃之，此乃孝道。曹操“割发权代首”这一举措威震三军，深得民心。他做到了从自己开刀、严于律己。
曹操作为三军之帅，他制定的法令，自己又触犯了，如果不严于律己怎么能服众？曹操“割发代首”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在他用自己的人格感染了众军士。
而松下迟到十分钟，本来是有客观理由的，但他没有用客观理由为自己开脱，而是严格按规定办事，也通过这件事告诉员工，犯错误就是犯错误，不必再去找任何理由和借口。松下律己在先，所以能够服众。
通过曹操和松下的故事，我认为权力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职务所赋予的行政权力；一种是领导者自身行为所产生的人格动力。如果说“权威”这个“威”字源自于“权”，那么这个“权”字里应该包含“权力”和“人格动力”两层含义。
领导者只有注重树立高尚的自我形象，具有良好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被领导者才会信服他，敬仰他，拥护他，支持他。反之，不是嫌而避之，就是儆而远之。
人格动力可以使人为之动情、动心，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和召唤力，离开了人格而单纯靠行政权力的“权”产生威力是不够的，靠行政命令使众人为之所服，绝不可能心悦诚服。倘若口服亦心不服，工作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动而无力，动而无效。倘若曹操自己违令不“割发代首”而属下真有违令者，要对其实施“行政权力”，将士们难道会心服口服吗？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这里所说的“力”与“德”就是“行政权力”和“人格动力”。
“上之所为，人之所瞻”，领导者如果凭借“行政权力”要求下属做到的同时，首先自己要做出表率。那么，听其言，观其行，人们便会从情理上靠拢、贴近，从而产生一种巨大的凝聚力，继而发生感染力、号召力。于是人们纷纷起而效仿、看齐。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今人说“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道理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