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小沙弥开窍了，没等方丈开导，就心悦诚服地说：“还有蓝天，我还有蓝天！”
老方丈舒心地叹了口气，对小沙弥说：“其实，你除了眼泪、阳光和蓝天，还有一颗勇敢顽强的心、健康的身体……”
阳光、蓝天、健康的身体、顽强的心……我们所拥有的是如此丰富和精彩。
被纪念的四句话
叶蔚林
前段时间，我收到一张10元汇款单。汇款寄自湖南江华县码市乡大柳村，汇款人是李丁财。大柳村我当然熟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下放插队落户在那里整整住过两年。李丁财我当然也记得，而且印象深刻。当年我的确曾偷偷送过他10元钱。问题是那是个秘密，他知我知，别人不知，而且我离开大柳村不到1年就听说李丁财病死了。如今事隔二十多年，谁替他还这笔“无头”账呢？我想后面肯定会有说明原委的信，我等待来信。
李丁财当时是大队民兵营长兼治保主任，专管下放干部、下放知青和四类分子。李丁财黑瘦，冷峻沉默。我在大柳村两年，他总共只对我说过四句话。李丁财是个荣军，抗美援朝肚子穿了两个洞眼。因此，公社武装部特许他个人保管一支“七九”式步枪。最初李丁财就是背着这支步枪，把我从公社“押”回大柳村的。路上，他突然问我：“你当过兵？”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一天下着大雨，公社通知李丁财领我去公社写大标语。路上隔条河，靠一道简陋的浮桥沟通。等我写完标语，山洪下来，河上的浮桥漂脱了。我和李丁财返回时，只好搭渡船。船资每位5分钱。我先上船，掏一角钱给摆渡老头。李丁财大声说：“不要给我那份钱！”他卸下肩上的步枪，脱下上衣，一起塞到我手里，自己硬是泅水过河。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二句话。
李丁财小崽一大堆，嘴巴连起一尺长，年年铁定当超支户。李丁财就靠他手里那支步枪打野猪，十天半月打得一头，杀肉卖几个现钱买些杂粮，好歹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可是村里有人害“红眼病”，联名状告李丁财搞资本主义。
公社便下令缴枪，李丁财不分辩，把枪擦拭干净，亲自送归公社。结果野猪横行，不久便将队里的一山秋包谷毁掉了。我和李丁财在路上相遇，他站住叹口气，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三句话——毛主席的话。
从此，我和李丁财似乎有了默契，成了无言的朋友。清早开门，我住地门口时不时会有一把新鲜青菜或豆角，我明白是谁送来的。我出工时则灌满一壶白糖开水，歇息时随便放到一处，再开工时，水壶便空去一半，我明白是谁喝掉的。
正是“双抢”农忙季节，李丁财最小的儿子得了痢疾，送入公社卫生院。
李丁财铁青着脸找大队会计支点钱。会计说全大队只有2元9角现金。李丁财蹲在河边咬根空烟杆，瘪的烟荷包扔在一边。我去挑水，弯腰提水时，将一张卷成细条的10元钱钞票塞入他的烟荷包。冬天我离开大柳村到县里分配工作。
李丁财送我到车站，握握我的手说：“我一定还你！”这是他对我说的第四句话……3天后，我果然收到了李丁财一个儿子的来信。信上说，父亲生前写下一张字条：欠10元一定要还。字条塞在灶洞里，最近拆灶才发现，至于如何打听到我现在地址的，信上没说。
10元汇款单我没去邮局兑钱，保留做个纪念。
其实被纪念的并不是一张迟到了二十多年的汇款单，而是从一个卑微生命上折射出来的闪光精神。
春天的梦
苏叔阳
黎明，窗外飘着雪花，静静地，静静地……啊，多像梦的使者。蓦地，几行诗句涌上心头：
闪亮的雪花，轻柔晶莹，每一片都是一个温馨的梦。
让树枝看见了新绿，让街道看见了浓荫。
哦，在这落雪的早晨，我忽地闻到了丁香的芬芳，听见了蜜蜂的歌唱……春天是可爱的吗？特别是在这里，短促得犹如蜉蝣的生命，只一闪，就是烈日炎炎的夏天。
春天是值得留恋的吗？特别是在这里，常常有漫天的风沙，吹干你生命的汁液。
但我还是喜爱她，像喜爱我最倾心的恋人；我还是执拗地追寻她，像追寻早已消逝了的我的童年。
因为再短促的春天，也还是春天，可以看得见积雪里萌生的小草，枯枝上吐出的嫩蕾。可以看见绿色，这生命最基本的色素；可以看见鲜红，这滚烫的血液的火焰。而没有了色彩，也就没有了旋律，没有了诗歌，没有了舞蹈，没有了运动，没有了一切！春天赋予世界以色彩。
再寒冷的春天，也还是春天。只要挺得过那风沙，人们总会脱去厚厚的外装，活动一下僵硬的躯体，唤醒沉睡的灵魂里的种种追求。春天赋予人类以希望。
因为有了对春天的渴慕，对春天的梦想，我忍耐住了许多寒冬。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好像比现在冷得多。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可我觉得一切都没有希望，我曾在作文里发过“人生如梦”的叹息。我那时只有十岁呀。可是春风吹开了故都的城门，也廓清了我心灵上的迷雾。我真的像一棵小草伸出了青春的嫩芽，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在我的面前伸展开来。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春天与希望同在，春天与温暖俱来。哦，我怀念，怀念那给了我们民族和我们民族所有子孙以幸福、以理想的1949年的春天。
我也还记得过了二十年后的那个严冬。我在长城以外的一个荒凉的村庄，经受“脱胎换骨”的革命教育，我记得那带着冰碴的红高粱面糊糊，记得那缩肩拱背的农民木然的眼睛，记得那阳坡下避风的土洞。在那儿，眼光木然的农民，用一小堆枯叶为我燃起野火，烤暖我的脚，烤暖我的心，送给我一个烤熟的土豆。在那儿我曾经蜷缩着睡去，梦见了春天：淙淙的水，摇曳的花。梦见妻子温暖的手臂，小儿子的笑脸——他那时刚刚出生不久。靠了春天的梦，我熬过了践踏灵魂的冬天。
又一个春天。祖国的大地被泪水漂起，人们哭诉一个巨人的长睡，仿佛他带走了所有的人内心里对春天可怜的梦幻。然而，春天毕竟来了，虽然迟了，虽然挟着风沙，虽然难免还残留着严冬的寒气。可她毕竟是春天。
地球上不能没有春天，人生里不能没有梦幻。我愿春风把梦吹撒到一切人的心头。
我们不能苛求春天是冬天的产儿。她有母体的印痕，但她不同于母亲。她娇嫩、柔弱，可她有长长的未来，她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希望的种子。严冬所诞生的并不是严冬。因此，人类才向她呼唤，才把她赞颂。
晶莹的雪花，正在为春天铺下襁褓，阵阵的鞭炮正在为春天催生。我在梦中焦渴地呼唤着春天，又将在春天里编织新的梦幻。
啊，祖国的春天呐，家乡的春天呐！就算你短促到只有一瞬。为了这一瞬里所凝集、所包容的未来的一切，我也愿意献出我的生命。
春天快来吧！
地球上不能没有春风，人生里不能没有梦幻。
读书应不计场合
梁厚甫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去看一个中国画家的画展。
其中有一幅画，画一个书生正在读书，其旁站一个女人，替他加上炉香。不用问：画题必然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了。这个美国朋友不断地追问，这一幅画的意境是什么。我只能说，中国人与美国人对读书的态度有所不同。中国人对读书的观念过于隆重，而美国人对于读书视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其平常有如搔头和抓耳朵一般。
我曾见过一个美国青年人，倚在大球场的铁丝网上，金鸡独立般地一脚着地，读一本书，读上两个钟头，没有变换位置，直到他的书读完以后才走开。
中国人能这样读书的我似乎还未见过。中国有一点钱的人家，都有一间专为读书而设的书房，较次的，也会在自己的卧室里设一张书桌。这一种豪华的设置，一般美国人是没有的。美国人家中有书桌的，百中无一；美国人要读书，都在吃饭的桌子上边。美国人不见得家家都有饭厅，没有饭厅的人，吃饭的桌子就在厨房内，因此，厨房就是美国人的书房。
书籍放在什么地方呢？书籍放在车房壁上的架上边。把新书买回来，就放到车房去。
美国人没有书房，然而却能随时随地读书。美国人读书不必找宁静的环境。在闹市中，经常有一块小草地，草地上有一两张椅子，上面坐着的就是读书人。
在美国，随时随地都可看见人读书。这不是说美国人勤学，而是中外的读书态度有所不同。
历史上，中国的读书人是一种特殊的人物。《幼学诗》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由于读书人是一种特殊的人物，因此，读书也变成一种神秘的事情。神秘至极，便变成为“红袖添香夜读书”。平心论事，红袖添香，未尝不好，如果非要红袖添香才能读书的话，那就不免过于隆重其事了。
由于读书要隆重其事，因而，便有人不肯读书，并为自己不肯读书来开脱。记得二十多年前看到了一本好书，介绍朋友去看。朋友皱眉道：“白天我要上班，晚上回到家中，太太每晚都设麻将局，叫我怎有机会看书？”
一个真正肯读书的人，不要说旁边有人打麻将可以看书，即使旁边有人打架也照样可以看书。
毛病在于中国人把读书看得太隆重。其实，读书之平凡有如搔痒，不见得有人在旁就不可以搔痒的。
先要把读书看得平凡才可以读书。如何使自己在心理上把读书看得平凡，那就首先要忘记读书人是一种特殊人物。
其次，对读书的结果不要期望过高。正确的读书态度是有空便要读书，不读书，浪费光阴，未免可惜。
至于读书是否有收获呢？仍应该相信古人的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美国人的读书态度之所以可取，就是因为美国人把读书视为生活的一部分。
被遗忘的有些人
张晓风
那些人，他们的姓氏我已遗忘，他们的脸却恒常浮着——像晴空，有整个雨季中我们不见它，却清晰地记得它。
那一年，我读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我连她的脸都记不起来了，但好像觉得她是很美的。有哪一个小学生心日中的老师不美呢！
也恍惚记得她身上那片不太鲜丽的蓝。她教过我们些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但永远记得某个下午的作文课，一位同学举手问她“挖”字该怎么写，她想了一下，说：
“这个字我不会写，你们谁会！”
我兴奋地站起来，跑到黑板前写下了那个字。
那天，放学的时候，当同学们齐声向她说“再见”的时候她向全班同学说：
“我真高兴，我今天多学会了一个字，我要谢谢这位同学。”
我立刻快乐得有如肋下生翅一般——我平生似乎再没有出现那么自豪的时刻。
那以后，我遇见无数学者，他们尊严而高贵，似乎无所不知。但他们教给我的，远不及那个女老师多。她的谦逊，她对人不吝惜的称赞，使我突然间长大了。
如果她不会写“挖”字，那又何妨，她已挖掘出一个小女孩心中宝贵的自信。
有一次，我到一家米店去。
“你明天能把米送到我们的营地吗？”
“能。”那个胖女人说。
“我已经把钱给你了，可是如果你们不送，”我不放心地说，“我们又有什么证据呢？”
“啊！”她惊叫了一声，眼睛睁得圆突突，仿佛听见一件耸人听闻的罪案，“做这种事，我们是不敢的。”
她说“不敢”两字的时候，那种敬畏的神情使我肃然，她所敬畏的是什么呢？是尊贵古老的卖米行业？还是“举头三尺即有神明”？她的脸，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再遇到，我未必能辨认，但我每遇见那无所不为的人，就会想起她——为什么其他的人竟无所畏惧呢！有一个夏天，中年，我从街上回来，红砖人行道烫得人鞋底都要烧起来似的。
忽然，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疲软地靠在一堵墙上，他的眼睛闭着，黧黑的脸曲扭得如一截枯根，不知在忍受什么。他也许是中暑了，需要一杯甘洌的冰水；他也许很忧伤，需要一两句鼓励的话。虽然满街的人潮流动，美丽的皮鞋行过美丽的人行道，但是没有人驻足望他一眼。
我站了一会儿，想去扶他，但我闺秀式的教育使我不能不有所顾忌，如果他是疯子，如果他的行动冒犯我——于是我扼杀了我的同情，让我自己和别人一样漠然地离去。
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那天中午他在眩晕中想必也没有看到我，我们只不过是路人。但他的痛苦却盘踞了我的心，他的无助的影子使我陷在长久的自责里。
上苍曾让我们相遇于同一条街，为什么我不能献出一点手足之情，为什么我有权漠视他的痛苦？我何以怀着那么可耻的自尊？如果可能，我真愿再遇见他一次，但谁又知道他在哪里呢？我们并非永远都有行善的机会——如果我们一度错过。
那陌生的脸于我是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
对于代数中的行列式，我是一点也记不得了。倒是记得那细瘦矮小、貌不惊人的代数老师。
那年7月，当我们赶到联考考场的时候，只觉得整个人生都摇晃起来，无忧的岁月至此便渺茫了，谁能预测自己在考场后的人生？想不到的是代数老师也在那里，他那苍白而没有表情的脸竟会奔波过两个城市在考场上出现，是颇令人感到意外的。
接着，他蹲在泥地上，捡了一块碎石子，为特别愚鲁的我讲起行列式来。
我焦急地听着，似乎从来未曾那么心领神会过。泥土的大地可以成为那么美好的纸张，尖锐的利石可以成为那么流利的彩笔——我第一次懂得。他使我在书本上的朱注之外了解了所谓“君子谋道”的精神。
那天，很不幸的，行列式并没有考，而那以后，我再没有碰过代数书，我的最后一节代数课竟是蹲在泥地上上的。我整个的中学教育也是在那无墙无顶的课室里结束的，事隔十多年，才忽然咀嚼出那意义有多美。
代数老师姓什么？我竟不记得了，我能记得语文老师所填的许多小词，却记不住代数老师的名字，心里总有点内疚。如果我去母校查一下，应该不甚困难，但总觉得那是不必要的，他比许多我记得住姓名的人不是更有价值吗？
事隔多年，我终于咀嚼出他们教会我的意义有多美。
无愧今生
鲁先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