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研究
纪德曾享有当代作家中希有的荣誉之一：即是及今化在论纪德与其作品的笔墨，在数量上远超过纪德自己六十年来所写的作品，而自来却还没有人能说明纪德之为纪德。法国当代著名批评家杜博（Charles Du Bos）经过和纪德十五年不断的接近与刻意体察，当他发表《与纪德的对话录》时还说纪德是一个无从把握的作家，笔者从事研读，迻释，与解释纪德的工作虽也已有十余年的历史，并不敢说对他持有独到的见解与认识。凡有想真正洞澈某一对象——人或物——的企图时，这途径必然会愈走愈远，有时——至少在某一时期——反失了这对象本身，因此当我读到合众社转录瑞典学院所以将本年度诺贝尔奖金赠与纪德的理由时，反觉得这短短的结论说得非常扼要：“系因其识见远大及在艺术上之重要作品。纪氏著作中以爱好真理及在心理上之敏感表明各项人生问题。”但如果我们想再从字里面去作进一步的认识时，问题就相当困难。
笔者论纪德的文字发表得最早的是十三年前《清华周刊》“现代西洋文学专号”上的《论纪德》，其后是三年前连载于《时与潮文艺》（四卷五、六期）的《试论纪德》（也即《伪币制造者》译序）；在《文学杂志》二卷八期上刊有《》，而手头尚未完成的是《纪德的文艺观》。以上四文都企图从不同的距离与角度去解释纪德的一方面或全体，因此当编者邀我写这篇介绍纪德的文字时，最先我推托说：“关于纪德，我已写得不少，”但既已答应下来，且又在这特殊的情形下，我也就不能不撑一撑腰，在这冬日的静夜，替爱好纪德作品的读者们拉杂作一点介绍。我已声明，这篇文字不能避免地是带有主观性的，不仅是某种体验上的主观，而是笔者自身也像因这荣誉而沾光，好歹少不得不牵涉到自己，这一点在下笔前尤不能不要求读者的原宥。
好吧，就在这炉边，我们来开始我们的夜谈。正像有时我念一本心爱的书往往一口气念到黎明，今夜，不消说，我也早准备好了烟与茶，如果你不倦的话，这夜谈少不得到天明。让我们先忘去我们所要谈的是一个世界性文学奖金的得主，算他是我的一位朋友，或说是你我所尊敬的一位作家，一个前辈。我先把我在两周前刚接到的一封航空信取来翻译给你听：
亲爱的远地的朋友：
我只有极短的一点时间来写这封信：一来由于我从喀夫加的小说《审判》改编的剧本正在排演，使我忙得不可开交；二来我急须赶往瑞士（拟于头场上演后立即启程），我打算在那儿和女儿相聚。但我极愿意你知道你（八月十七日）那封可爱的信以及你和你一家人的相片所带给我的快乐。夫人显得很温柔，而你的四个孩子都非常可爱。我打算在瑞士让我女儿替我们拍几张相片（我手头没有一张满意的）给你寄去：她的，我的，她丈夫及三岁的小依莎培尔的。我们正等待着即将出世的她弟弟或妹妹。我将转达你对约翰·朗培尔与佳德玲的问候。
在巴黎，时刻不断受着零碎琐事的困扰，我简直无法做出一点使我自己称心的工作；但我希望到瑞士后（信请由纳沙德转）能好好开始工作。
欣慰地获悉你已转到北平一个大学执教。没有一个国家有像中国那样更是我所希望去的……但我已年老，如今已年老，如今很怕长途旅行的疲累！可是能再度和你见面，能由我自己亲口向你夫人致意，向你孩子们微笑……这对我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情。
别怀疑我忠实的友谊，亲爱的译者与友人。
你的纪德
这信是十月三日从巴黎寄发的，我希望这亲切的语调可以冲淡一点我们谈话前过分沈重的心绪。我先来从喀夫加说起。喀夫加（Franz Kafka，1883—1924）是一位已故的德国小说家兼散文家。在世时发表过一些极零星的作品，他的三部主要小说都未完成，其一即是纪德所改编的《审判》，这都和以后发现的很多其他短篇小说，寓方，警句，日记，书简等一齐由他友人勃乐特（Max Brod）辑成遗著出版。这位在世时孤寂地郁郁终生的无名作家，死后身誉却与日俱增。也许你奇怪何以纪德在这次大战结束不久后的今日竟有心去改编一个敌国无名作家的作品。这原因我并不太清楚，但对纪德，他所考虑的向来不是这些问题。我在今年春天接到纪德寄赠他在大战期间所写的几种作品中，其一是他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的日记。从那日记中知道他在战时所看的书大部分都是德国作家的。他还每天记诵德文生字，他自己也觉得以他的年龄再做这工作实在想来觉得好笑。同时他像又恢复了少年时代对歌德的爱好，重又把歌德的作品逐一体味诵读。我们没有理由要全部抹煞敌国的文化或是别方面的优点，纪德无疑从这观点作出发。但如果你怀疑他有附敌的嫌疑，请考量这一事实：在第一次大战前由他一手创始而三十年来成为法国现代文学主流的这一闻名世界的文艺杂志，《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caise）到最后落入维琪分子的掌握时，纪德不顾一切利诱毅然宣言脱离而在亚尔日里另创今日又已成为众目集注的《方舟》（Arche）。——关于奠定法国现代文学的《新法兰西评论》的发轫，开展与影响等史实可参《文艺复兴》三卷三期世界文学专号中拙著《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战事期间纪德最初蛰居地中海，后即渡海移居亚尔日里，协助抗敌工作。
个人或民族的生存之道莫过于“知己知彼”，纪德对这一点尤其看得清楚。他在一生的日记中不时揭发并警惕法国民族性的弱点（他对法国文化的优点虽不自负，却着实竭尽阐扬的功绩）。（辑入全集第九册页一〇一——一一六），其中他认为德国人的特长是音乐，正像法国人的是素描。音乐在本质上是最朦胧最带渗透性的艺术；而素描，相反，则必须具有分明的线条，确切的形式。因此德国人最缺乏个人性，但同时德国人却最具渗透性。惟其无个人性，故不能离群独立，所以他服从规律，崇拜英雄。惟其最滞渗透性，他可以融合在任何民族中，因此造成它永远向外扩展的倾向，这民族性在文化发展上的反映即是德国人的爱好音乐与哲学。而基于同一原因，在文学中德国有伟大的诗人，但独无像样的小说家与戏剧家，而德国的小说与戏剧中，尤其难得遇到任何独创性的人物。与德国人相比，法国人所欢喜的是素描。因此法国人重视形式，喜好“特殊”。他求正确，因此他以批评见称。
你也许念过一些纪德的论文，几乎每一篇都充满着丰富的人性感与精练的睿智。纪德曾称歌德为“最高的平凡”（Banalité Supérieure），所谓“平凡”也即是最近“人性”；而纪德说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只应有一种挂念：即是使自己成为最人性的，换言之，也即成为平凡的。躲避人性而只顾一己的作家，其结果无不成为乖戾，怪异与偏倾。由此，他的结论是：真正个人主义的顶峰是自愿地弃绝个性，所以在最个人性的作品中才往往存在着最高的人性。我早说纪德是一个最难解释的作家。类似的思索，亲爱的读者，每需要你自己去体味，而无疑，这也是纪德下笔的初衷。德国作家中除歌德以外与纪德关系最深的要算尼采。纪德在《论陀斯妥易夫斯基》的那本大著中，不否认曾各别在尼采、陀斯妥易夫斯基、勃朗宁与勃莱克（W.Blake）身上找到了他自己思想的支援，说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和他自己的“精神上的亲属关系”。如果你对上列四位作家都有相当认识，试把他们每一位的特点取摘了来，再把这四种独特性融合在一起，加上一位法国作家特有的高度艺术品质，请运用一点你的想像力，纵然你念过纪德的作品不多，你也可隐隐构出一幅纪德思想与艺术的面目。
由于这信中喀夫加这个名字，我已把话题拉得很长。有什么办法？今晚，我只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正像一个气喘中口拙的使者，从远处跑来报告你一桩可喜的消息。聪明的读者，我把一切组织与结论留给你，今夜，原谅我，我只能作一些无边的呓语。
再说纪德把喀夫加的小说改编成戏剧而此刻正在巴黎上演，你一定会问：纪德也写戏剧吗？是的，纪德全部作品中小说占主要地位，诗最少，戏剧与文艺批评都有相当数量。纪德与戏剧结缘最初颇受他朋友哥波（Jacques Copeau）的怂恿。哥波对法国现代戏剧所尽的功绩是将来戏剧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他除对剧艺独有的贡献以外，尤其使当代最知名的作家都与剧运发生了连系，对纪德，哥波虽已是晚辈，但由于纪德所创办的《新法兰西评论》曾直接促成并助长了他自己所擘画的“老鸽笼剧场”（Le Thétre du VieuxColombier），纪德无形中也成了这剧场的台柱之一。由于哥波的邀请，他曾几次在这会场中作过文艺演讲（其中最著名的即是纪德连续六次《论陀斯妥易夫斯基》的演讲）；他的剧作曾由哥波在“老鸽笼剧场”演出，但这都是第一次战前与战后几年的事情。纪德所写的戏剧和他的小说一样独创一格，几乎无一不以希腊神话或《圣经》或古代史中的人物作为题材与命名。纪德创造剧中人物独特的风格，是一种素描的美，不藉浓重的渲染与点缀，而着重于线条的匀称与完整。纪德认为戏剧中严重的错误在于把剧中所含的思想看得比表达这思想的人物更重要。在戏剧中，正像在小说中一样，思想只应存在于人物本身，只应是构成这人物的性格与其动作的一部分。它与人物的关系正应像线条之于素描。从这一点看，纪德的剧作在精神上是直接承继着拉辛（Racine）的传统。自一九三一的《依迪普》以后，纪德再不曾写过戏。这次战事以来，对这方面像又突然引起兴致。去冬他所翻译的莎剧《哈姆雷特》（Hamlet）在巴黎演出时，曾轰动了全巴黎，引起所有剧艺爱好者的惊愕，而成世界剧艺史上的一桩盛举。（纪德所翻译的英国作家除莎翁的剧作外，有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的通婚》，康赖特（J.Conrad）的小说，并印度泰戈尔诗选，都是法国翻译界所公认的翻译上的楷模。）
我拉杂说了半天，事实上并不知道何以纪德忽然动了兴致改编喀夫加的小说。纪德的论文最好声东击西，但愿我这纪德式的“假托”癖，多少从喀夫加这一名字上使读者获得了一些与这名字无关的音息。
文章既已这样开始，索性依然用我们这封信作起点。纪德此刻想来正在瑞士。他一向不长住巴黎。他永远在启程中，永远离开巴黎，却又永远回到巴黎。巴黎七区凡诺路副一号的一所公寓顶层是他的寓所。他爱住高楼，无疑为使自己身心永远保持空旷与豁朗的感觉。一八九八年答辩巴蕾斯（M.Barrès）的一篇短文是这样开始的：
父亲是于塞斯人，母亲是诺曼第人，而我自己偏又出生在巴黎，巴蕾斯先生，请问您教我往何处生根？
于是我决定旅行。
纪德和法国十九世纪另一个伟大的作家福楼拜一样，是南北父母的结合品。北方人的深沈持重使纪德倾向于内心体验，南方人的明朗辉耀使纪德倾向于官能的乐趣。纪德不仅会合了南北地域的特征，同时父母双方家庭的宗教背景也恰好相反：纪德的父亲出自南部朗格多克（Languedoc）的新教家庭，而母亲则是北部诺曼第（Normandie）的旧教家庭。“论不同，”他在自传中说，“无过于这两家；论不同，无过于法国这两省，它们在我身上汇集了它们矛盾的影响。”他把自身这种对立性的遗传因素看得很认真。“我常自信自己所以不能不从事于文艺创作，”再引他自传中的话，“实由于藉此我才能使自身中殊异的因子求得协调，否则它们会永远相互斗争，或是至少在我自身中作不断的争辩。”纪德除写作，阅读，弹琴（钢琴是他一生中不曾间断的乐器）以外，另一途径即是旅行。像是为配合他生活中每一时期特殊的心绪，他不断从酷热的非洲或是温暖的地中海或是清冷的瑞士与北欧来回奔走。瑞士，尤其是他今日所去的纳沙德，一定能逗起他追怀少年时代的时日；瑞士，这坚贞，峻严，清冷，整洁的小天地，也正可用来象征纪德少年时代孤寂的心绪。如果我的记忆还多少可靠的话（因为我懒得再查），他十八岁时所写的第一部小说《凡尔德手册》像是就在纳沙德完成的。这小说的最后一句——也是凡尔德的绝笔语——记得是：“雪是纯洁的。”
如果细细来谈这小说的前因后果，恐怕化整个晚上也说不完。我为说明信中“我打算在那儿和女儿相聚”这一句，就不免提及纪德的私生活，从而引申到为理解纪德思想与艺术所不可少的一些线索。第一纪德并无儿女，我是说他和他夫人并无孩子。他夫人原是他的表妹，于一九三八年初春故世。他回答我当年吊唁的信中说：“……是的，这伤逝使我几个月来凄怖地感到消沈，你读过我的作品，应能衡量这一位在我生活中所处的无限地位，我自身中最高的一切无不以她为指归……”纪德夫人不仅在他情感中占据一个无限地位，纪德很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从某一意义论，也都可说是他夫人的化身。我已说纪德与他夫人并无孩子。他信中所说的佳德玲小姐，也即今日快有两个孩子的约翰·朗培尔夫人，却是一九三八年他夫人去世后才出现的。当纪德正式替他这位已成年的女儿办法律上认可手续时，曾使人们吃惊不止。我不便来叙述当代世界文坛的一位长者的私生活，如果纪德自己不在他自传的《拟序》中说过这番话：“我认为如果受人憎恨的确是其人的真面目，倒也远胜于受人爱戴，而所被爱戴的却并非真是本人。”
纪德的自传《如果麦子不死》于一九二四年正式和世人相见以前（最初只印成几本非卖品），他的知友们都劝他到死后作为遗著出版。纪德最初把印成的几本锁在自己抽屉内，但道德上迫切的责任感使他不能不把自己这种举动认作是胆怯。他说卢梭写他的《忏悔录》，因为卢梭自以为是世间唯一的人，独特的人；“我写我的，恰好由于相反的理由。因为我知道世间有多少人都将在其中认识他们自己的面目。”纪德终于不顾世俗的毁誉英勇地发表了这本叙述他幼年以至成年这一阶段的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