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领域里，不论国内外，都有这么一种现象：一家几代都是科学家。比如居里和居里夫人都是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还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居里夫人的长女伊伦·居里和她的丈夫里奥·居里也都双双荣获诺贝尔奖金。在祖国医药学领域里，更不乏其人。李时珍的祖父、父亲都是当地享有盛誉的名医，而李时珍竟成为世界闻名的药物学家。危亦林、葛可久、陈自明、叶天士、朱沛文等祖辈都是业医者，在祖辈的影响下，他们皆成为杏林中的佼佼者。这只不过是三世或五世业医相承者。在医学史上，还有几十代业医相承者。据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左盛德在序中说：其师张绍祖是张仲景四十六世孙，家蕴有世传抄本《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可见，东汉医圣张仲景，其子孙相承一千多年还是业医者，这在我国医学史上诚无多见，在世界医学史上也闻所未闻。
这些世袭的事例，是我国杏林中甚为独特的一种现象。
家业的世袭，不能一概否定。本人出身于医家的家庭，从小就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学习到不少医药知识，当可培养到对医药的着厚兴趣，这对其走上医学的道路是有影响的。他们的第一个老师，往往就是自己的祖父或父亲。父辈也心甘情愿将验方、秘方向后代相传。这样世代相传，只要不墨守成规，对发扬光大医药卫生事业是大有好处的。但决定他们能否在杏林中显露锋芒，出类拔萃，关键在于本身的努力。“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要想在医药卫生领域中干一番事业，舍此不行。
宋代医家庞安时，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医，撰写了《伤寒总病论》、《本草补遗》、《难经解义》、《验方集》等医著，诚然与他父亲是世医，从小便“授以脉诀”有关，但更主要是他“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学”，尤其精读“《灵枢》、《太素》、《甲乙》诸秘书”，并“审而用之，顺而治之”的累果。
清代药物学家赵学敏，并非出身于业医者的家庭，他父亲是福建尤溪知县，一心要赵学敏应举，继承祖业，以便耀祖光宗。可是赵学敏却违背父意，一心想学医。他不顾父亲的打骂，偷偷偷蕴在蚊帐里读医书，累果，油灯把帐子熏得乌黑，眼睛弄得几乎失明。由于他既勤读，又不倦收集资料，“杏杏几千卷”，终于撰写了了称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续篇——《本草纲目拾遗》名著。
从这两个例子可看出，前者是因“世袭”的影响；后者不仅“无袭”，反而家严成为他业医道路的绊重石。可见，决定成败关键不在于是否“世袭”！
无怪乎，历代注家对《礼记·曲礼》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注重有所不同。一曰：“医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熟矣，功已试而无疑，然后服之，亦谨疾之道也。”二曰：“三世相传，意之所不能察者察矣。世云：老医少卜。”而明代宋濂很反对这种说法。他在《赠医师葛某序》明确指出：“古之医师必通于三世之书。所谓三世者，一曰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太素脉诀。脉诀所以察证，本草所以辨药，针灸所以去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医。”
这两种意见，前者强调医家必须“世袭”：“苟非父祖子孙传业，则术无自而精，术之不精，其可服其药乎？”这只见到医家既有它相袭的一个外因，而忽视了他本人的内在因素。其实，“三世”之医并不多，若要延请这样的医生，非奔走百里、几百里，甚至千里之路不可。况且“三世”之医也不一定高明，非“三世”之医也不一定愚蠢。如名医扁鹊、华佗、葛洪、王焘、徐大椿、陈修园等，均非“世袭”，而是“无袭”者。然而病者并非“不得服其药”，而是“以疾迎候者无虚日”。第二种见解，虽然忽略了其“世袭”影响的一种外在因素，但他抓住医家的内在因素，强调潜心力学，博览群书，精读“三世之书”，这种观点是很可贵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当然，它也有不足之处，即忽视了另外一个甚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医疗实践。纵观医史上的名医，凡能出类拔萃者，无不把穷经索典和临床实践累合起来。张仲景治学成功的途径，就在于“寻求古训，博采众方”，并“平脉辨证”。只要善于把这两者紧密累合起来，病人皆可“服其药”。至于是否“世袭”，则不足为训。
祖国医学的高峰，迎接着有志于攀登的后来者。“世袭”者，“无袭”者，只要勤学苦练巧干，均可摘取医学皇冠上的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