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实现形式是指导向一体化国际经营的途径，具体包括出口、非股权安排和对外直接投资三种典型形式和其他衍生形式。在三种基本形式中，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是最主要的，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就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一体化国际经营。如果说国际分工是由国际贸易形成的，那么，国际生产一体化则是由跨国公司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作为一种跨国企业行为，对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实质性的区别在于投资者对国外被投资企业是否具有控制权，所以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更深刻地包含着生产的国际关系。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的本质特征之一，所以分析跨国公司的行为，必然要分析其对外直接投资。
4.3.1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4.3.1.1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1991~2000年是大幅上升时期。1990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为2062亿美元，1995年增至3300亿美元，2000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3万亿美元，是历史最高峰。
2001~2002年是持续下降时期。在经历了1991~2000年的大幅上升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在2001年发生了逆转，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与流出量分别比上一年下降了51%和55%，这是30年来的最大一次下降。对外直接投资的下滑的是由于美国经济从2000年第四季度起，开始滑坡，“9·11”事件更是雪上加霜，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使2001年国际直接投资比上一年下降了40%。200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第二年减少，比上一年减少了1/5，降到6510亿美元，是1998年来的最低点。
国际直接投资总规模的持续减少与从2001年起全球跨国并购额的大幅下降直接有关。2001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总规模是6010亿美元，比2000年的1.14万亿美元下降了47%。2002年这一数字仍在下滑，降为5000亿美元。进入2003年全球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依然十分低迷，这一数字再次降为4640亿美元。由于从20世纪中期起，跨国并购的规模在全球FDI总规模中占到3/4以上的比重。因此，全球FDI总量的持续下滑就不足为奇了。
2003年起，全球FDI逐步回升时期。2003年世界经济增长走出低谷，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至2001年出现急剧的下滑的最严峻的时期已经过去。2004年全球FDI状况到改善，全球流入量出现了近4年来的首次上升，达6480亿美元，高出2003年2%。促成2004年全球FDI反弹的因素：一是因为随着发达国家经济走出低迷，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逐渐的回升，1996~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4.1%、4.3%、4.6%、4.5%和4.7%，2001年陡然跌至2.4%，2002年回升到3%，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5.1%。如同过去一样，经济增长状况好转，使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03~2004年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二是伴随跨国公司的职能调整，总部和研发机构的设立以及新型职能的要求，成为推动跨国公司FDI增长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式尽管仍以并购为主，但绿地投资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各国竞争政策方面的调整，用目标导向型的投资促进替代优惠待遇和自由化措施，这些都会成为吸引FDI的重要竞争性措施。三是2004年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大规模的商业重组和合并使得很多跨国公司坚定支持利润创造。大型经济体的公司盈利能力得到改善，利润增加和有利的融资环境推动了国外投资的增加。四是许多国家对外一直是大门紧闭的房地产领域放开了对直接投资的限制，加之受2004年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推动，房地产领域的FDI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该领域的跨国并购价值翻了3倍，达300亿美元。五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地区及中东欧地区的外资流入量保持稳中有升的势态。尤其是在世界FDI走低时，2002年中国吸收FDI突破500亿美元大关达到527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2003年尽管受到“非典”突发事件的影响，全年吸收FDI额继续稳步增长，超过570亿美元。
近几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波动，反映了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对投资者心理的影响。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形势的变化，第一，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是同步的。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使众多的跨国公司陷入困难的经营窘境，从而直接影响到全球FDI稳定增长。2003年开始全球经济增长复苏，2004年经济状况进一步改善，国家风险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下降，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增强，风险的不断下降对全球FDI的回升形成了支撑。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的起伏波动，除了与整个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有关，更重要的是与跨国公司为适应经营环境的变化，主动做出的战略调整有关。美国学者尼克布鲁克早在1973年就指出，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呈现“追随潮流效应”（bandwagoneffect），即一旦有一个企业向国外市场扩张，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为了确保国外的市场地位，也竞相向国外扩张。正是这种效应，在并购浪潮中出现了“快鱼吃慢鱼”的新现象。企业这种应对市场环境和竞争对手变化而实行的投资战略，是以长远目标为基础的。进入2001年后，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日趋严峻和再融资能力下降，跨国公司战略性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势头明显放缓，那种“追随潮流效应”开始失去效力。
在严峻的内外经营环境中，跨国公司不得不对它们过去几年中的全球化投资战略进行调整，向“务实型和选择型”投资战略转变，对不同的国际市场分别实行有收有放的策略，从而在总体上导致全球FDI增长放缓，并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激烈竞争。根据调查，绝大部分的国家加强了吸引FDI的工作。有超过1/2的国家把目标导向和强化促进作为主要竞争手段，通过提供额外激励和进一步自由化措施增强其吸引FDI的竞争力的只是少数国家，且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这表明，一方面许多国家的外资政策都已比较开放，激励措施在吸引FDI中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投资激励越来越受到财政资源的约束。因此，许多国家认识到，有效的吸引FDI，需要结合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强化吸引外资的目标导向。一个国家有效的投资促进不应是对范围广泛的所有行业、FDI的所有来源地和所有投资方式，而是应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地促进部分行业、部分来源地和部分投资方式。调查发现，在应对吸引外资更激烈的竞争将要采取的对策方面，无一个发达国家选择“额外激励”。在提供激励性FDI措施上，除了“进一步自由化”外，很少有国家采取“额外激励”的措施。
第三，国际直接投资的变化，也标志第五次全球企业跨国并购浪潮的结束。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全球共发生了五次并购的浪潮，虽然每一次都各具特点，然而每一次跨国并购浪潮都表现出与当时的经济周期的变化同步，即并购浪潮的起步、上升、高峰和下降四个阶段与经济周期的萧条、复苏、繁荣和衰退相合拍。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跨国并购浪潮正是沿着这种轨迹发展的，跨国并购规模上在2000年达到1.14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直接投资总额的84.6%的巅峰之后，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景气跨国并购开始走向低迷。此次全球跨国并购的结束，可以从三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全球并购的交易规模、并购的件数和平均每件并购交易额的减少。截至2003年全球并购交易个案数量为7324件，与2002年同期的10943件相比，下降了33%①。这些数字无疑反映了全球企业并购活动仍然处于低迷态势。二是新经济产业（电信为主）并购热潮的降温。三是跨大西洋两岸资本流动的减少。大西洋两岸的并购之活跃，尤其是欧洲跨国公司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大规模的并购，是本次跨国并购浪潮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进入21世纪欧美企业并购的大幅降温，直接导致全球跨国并购规模的缩小。
4.3.1.2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总结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特点。
1.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在全球各区域间分布不平衡。
首先，美、英等发达国家吸引外资规模大幅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规模在上升。全球直接投资下降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降幅比发展中国家更大，2001年流入发达国家的FDI约下降50%，而发展中国家的FDI仅下降了14%。2002年发达国家吸收FDI额约下降31%，发展中国家这一数字为20%。2004年发达国家FDI的流入量是3800亿美元，再度下滑。缘由之一是美国和欧盟吸收外资的能力呈萎缩状态。虽然美国的FDI流入量在2004年出现了至2000年以来的首次上升，但欧盟吸引的FDI量下滑显著，降了36%，为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继续上升，2004年上升了40%，达到2330亿美元，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FDI流入量中占的份额增至36%，是1997年来的最高水平。
其次，独联体和东南欧国家，受欧盟东扩和企业私有化的影响，与其他地区外资流入普遍减少不同，外资引进逐年增加。2003年引进FDI额为240亿美元，2004年又增加为350亿美元。仅2003年上半年，流入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就增长了50%，达到127亿美元。
2.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发达国家仍然是吸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角。
2000年发达国家吸收了80.5%的对外直接投资，达11210亿美元；2001~2002年受全球直接投资下降的影响，发达国家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全球总额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占71%以上。发展中国家吸收金额有所增加，但在全球总额中所占比重一直在40%以下。从流出量上看，2004年全球增长了18%，达7300亿美元，其中6370亿源于发达国家，所以发达国家仍然是FDI实现净资本输出的主要国家，其净流出量大于净流入量2600亿美元。
3.对外直接投资的输入和输出存量集中在三极（美国、日本、欧盟）的格局依然保持稳定，继续在全球的FDI中占主导地位。
三极关系中的核心成员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输出量存量为48540亿美元；三极的直接投资存量占2001年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总存量的69%，全世界只有31%的对外直接投资不由三极控制。对三极关系中的每个成员国来说，40%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内部的，大于三极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
所以从发展趋势看，发达国家继续占有90%以上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优势仍然十分明显，主动性较大，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处于弱势，这一点近期难有显著的改变。
4.从FDI的进入方式上看，跨国公司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或者“绿地”式投资引入东道国。
首先，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全球跨国并购90%发生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之间。进入21世纪后，与新建投资相比，跨国并购方式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其一，2004年全球跨国并购上升了28%，价值达到3810亿美元。跨国并购之所以回升，原因之一是大型跨国并购（交易额超过10亿美元）数量增加推动的。其二，国内、区域层面的并购比全球层面的增长更加显著。尤其是欧盟15国公司之间此类并购的交易额增长了99%，增至990亿美元，占2004年该地区所有跨国并购交易额的57%。其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并购交易额增长了29%。跨国公司之所以热衷于采取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迅速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使全球过剩的生产能力得以重新组合。另外，跨国并购使企业更适应技术发展迅速、研究成本高昂的知识经济的挑战，并有可能抓住新产业崛起的商机。跨国并购可以迅速扩大产品品种，实现产品多样化，使企业增强抗击单一区域或国家市场波动的能力。跨国并购少于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在此类国家只有少数公司才能吸收外国投资者，而且并购仍受严格的限制，所以此类交易一般不常见。
其次，发展中国家接受“绿地”投资方式多于并购方式接受FDI。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2004年研发领域的“绿地”式FDI持续增长，投资项目从2003年的516个增加到642个，其中多为发展中经济体接受，达到429个新研发项目。世界全部“绿地”投资项目的3/5发生在服务业。“绿地”投资增多也是近年来全球FDI反弹背后的主要推力。
5.新建地区总部的FDI大幅增加。2004年地区总部超过350个，近60%都设在发展中国家。
跨国公司对直接投资的方式的选择要受行业因素的影响，如“绿地”式投资进入模式更有可能被那些技术高度重要的行业采用。模式的选择还受制度、文化、交易成本等因素，尤其是受接管者的态度、资本市场的状况、自由化政策和区域一体化、汇率风险和积极寻求兼并机会并发起交易的中介机构的影响。
6.跨国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跨国公司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的产业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金融、保险、电信、零售等领域，服务业占全球直接投资50%以上。
近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行业未有显著变化，服务业的FDI继续增长，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服务业占2004年跨国并购总额的63%，而2003年这一数字仅为54%，而且服务业的1/3的并购活动发生在金融服务业。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除了旅游、电信和电子设备、医药化工、石油以及农业等行业仍然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行业外，最重要的变化是一些新允许FDI进入的服务业，尤其是电力、水和邮电服务等公共事业领域跨国公司大量涌入，而这些行业很多过去属于国家垄断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转向服务业的部分原因是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上升，以及由于母国与东道国服务部门的跨国度落后于制造业，因此存在进一步向服务转移的空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给东道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如资金注入、转让技术、增加就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出口竞争力的好处。但是其带来的风险不可忽视。服务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含三类风险：
一是体制方面的风险，缺乏有效的制度可以使东道国经济面临严重的不稳定。
二是结构方面的风险，如管理的私有化、公用事业的机构和手段薄弱会出现将国营垄断变为私人垄断的危险。
三是意外风险。指国际直接投资在社会和文化敏感地区造成的非故意的伤害。这些风险意味着当服务业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时，必须对其审慎管理。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要想收获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潜在利益，必须有独立的、有效的和适宜的制度结构。
以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特点、流向、直接投资的方式的变化，意味着在全球自由化的竞争中，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在激烈的竞争中，跨国公司也得到更多的投资区位和投资方式的选择。
4.3.2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因素的变化
区位因素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这是因为海外经营环境的状况是否适合跨国公司发挥其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将直接影响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成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改变了跨国公司在决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时不同区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因素的变迁，对分析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和投资流向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4.3.2.1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发展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析，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理论热点之一。以韦伯（Weber，1909）为代表的经典区位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是决定厂商区位的决定因素，外商通常会选择最低生产成本的生产区位。此处的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在内。韦伯认为理想的工业区位应选择在生产成本最小的地点，而影响成本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运费、工资和集聚。据此他分析总结了不同类型的工业该有不同的区位选择规律。因为其核心理论是以生产成本最低为准则确定工业最优区位，故被称为区位论中的“最小成本学派”。韦伯理论的缺陷之一是没有注意到市场对工业布局的影响，这方面廖什（AugustIosch，1940）做了补充。廖什把生产区位和市场结合起来，他认为企业应尽可能接近市场区，市场及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布局的原则及目标。因此，廖什的理论又被称为“最大市场学派”。廖什还提出了“销售半径”的概念，不同商品和服务有不同的销售半径。销售半径表现在地域平面上即构成产品的市场区，由于不同产品的企业可能的运输距离及必要的销售量不同，因而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就该有不同的生产布局特征。综合韦伯和廖什的工业区位理论，其概括出了运费、工资、集聚、市场区是工业布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并且指出了工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和区位选择的科学方法即不同的产业因其有不同的生产、消费和销售特点，因而应在布局上选择不同的策略。这正是其理论隐含的深刻含义，这一含义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点选择策略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二三十年，学术界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在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运用当代区位理论的基本原理探讨国内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如成本学派在继承古典区位理论的基础上，认为成本最小化仍然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但他们扩大了成本概念，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析中，认为国际投资区位选择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Buckiey&；Casson，1985）。凯夫斯（Caves，1971）认为，与本地企业不同，外商投资企业往往面临很高的搜寻成本，如它们要寻找当地生产投入，辨认当地市场潜力，招聘技术工人以及管理多元化的生产系统等方面的成本。这类成本常迫使跨国公司采取回避投资风险的策略，从而选择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区位。市场学派近年来对外商投资区位的研究更强调接近市场、市场规模及其潜力对投资区位的影响。
在解释跨国公司为什么会在某一特定的国家设厂投资时，研究者们按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技术及生产结构，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大类：外向出口型外资（垂直跨国公司）与当地市场型外资（水平跨国公司）（Caves，1996；Zhang，2000a）。出口型外资的动机主要是节省劳动成本，其特征是将使用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受资国，其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典型的例子是组装出口及加工出口。这类外资既要求提供低价的劳动力之外，也要求免税进口原材料及半成品。由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能提供这两类条件，许多发展中国家专门设立出口加工区及经济特区，提供各种优惠措施来吸引出口型外资。市场型外资主要着眼于受资国当地市场。这类投资多集中于具有收益递增的行业，即生产成本随其生产规模增加而降低。受资国本身的市场大小及增长速度是决定这类投资的主要因素。因为这类直接投资包含先进的技术，它对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及基础设施有更高的要求，劳动力成本及免税等优惠措施对这类外商影响是有限的。一般投资于制造业内的这类外资技术含量较高，从而要求拥有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Markusen，1984、1996；Zhang，2000a）。
属于另一方面的研究，则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增加投资区位的分析，探讨不同国家区位特征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国别选择的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维农（R。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贸易理论和工业区位理论的结合，通过动态分析论证了区位因素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维农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三个阶段即创新阶段、成熟阶段、标准化阶段。各个阶段与企业的区位决策均有联系。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技术发展为核心，实际上也是国际生产区位转移的理论。依照他的理论，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将从最初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依次向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转移。显然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区位也将逐步发生转移。后来，维农（Vernon，1979）对其理论又进行了修正，认为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应完全限于母国的母公司内部，而所有海外子公司的经营完全实行分权化。在《经济活动区位》一文中，维农还研究创新导向寡头、成熟期寡头和衰老期寡头经济活动的国际区位问题。
邓宁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至90年代他一直致力于补充、发展这一理论（Dunning，1995、1998）。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国际贸易、区位理论、内部化理论结合起来，并以此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跨国投资应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东道国拥有区位优势，邓宁认为区位特定优势决定了跨国公司投资的地理位置选择。区位优势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由东道国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的状况、劳动力、地理位置等；二是由“投资环境”所形成的优势，如政治经济制度、法律法规政策、基础设施、市场容量、外部规模经济等。这两类因素都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中起重要作用。随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要素禀赋、生产成本、市场需求格局及市场规模，同时要注重交易成本、动态外在经济性、知识积累、集聚经济效益，技术创新等因素，这些区位因素将直接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及其整个国际化生产体系的布局。
4.3.2.2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因素的变化
由于不同国家在不同行业和领域具有不同优势，所以不同国家跨国公司在进入市场后，其区位选择上所考虑的因素也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并不影响在市场全球化、产品全球化趋势中，各国跨国公司在投资区位选择上有规律可循，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承认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存在是研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前提，笔者正是从这一前提条件出发，着重从共性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决策因素变化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明显加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的推进，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起了重大变化。经济自由化的趋势既为跨国公司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区位因素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的影响程度及其性质。
（1）由单纯注重降低生产成本向有利于降低信息成本的区位转变。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内部的区位选择仍趋于成本最小，但它们更重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在对外投资中的制约作用，而传统意义上的成本并非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对外直接投资本身会诱发许多交易成本，包括寻求投资机会、谈判以及合同履行等环节都会产生交易成本，而这种交易成本在不同的东道国以及东道国内部空间差异明显，高的交易成本意味较大的投资风险。另外，外资的空间分布也常受到信息成本的制约。因为，外商投资区位也要受到东道国的市场和非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一般说经济发展核心区、外资集中区、边界地区以及开放地区的信息成本相对较低。许多发展中国家因市场开放有限，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不平衡，信息传输渠道少，信息成本很高，外资在这些国家空间扩展程度十分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中心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可见信息成本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决策有很大的影响。
（2）由主要为进入和占领市场向能获得战略性资产的区位转变。战略性资产是指创造财富的资产和公司竞争力的关键资源，它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战略性无形资产的共同特点是以知识为基础。面临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战略性资产，这是跨国公司投资动机的最明显的变化。长期以来，以开发和利用资源，以及绕开东道国关税壁垒为目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跨国公司扩张海外业务的主要内容。然而，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由于关税和关税壁垒的大量减少，跨国公司的区位需求已从单纯进入市场或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转向能获得知识密集型资产、学习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的区位上。所以，对战略性资产的需求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拥有这种战略性资产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
（3）由追求多元化经营向强化核心竞争优势的区位转变。经济全球化带来经济自由化的同时，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面对复杂多变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跨国公司的基本战略目标是：不断强化自身实力，寻求和取得竞争优势，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乃至取得作为全球公司的领导地位。90年代兴起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跨国并购浪潮，就是跨国公司战略竞争的反映，其实质在于寻求、保持与发挥优势。金德伯格（Kindleberger）认为，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产品市场的不完全如产品差异、特定的营销技巧等；二是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如专利技术、诀窍、管理技能等；三是企业规模收益。在诸多的因素中，凯夫斯认为产品的差异是其核心，即跨国公司创造产品差异的能力。而马吉（Magee，1977）则强调信息资产的独占能力。实际上，无论哪一方都强调了只有形成核心竞争能力才能具有垄断优势。为了强化竞争优势，跨国公司一方面寻求补充性的国外资产，加大向具有这种资产的区位投资，目的就是增强核心竞争能力。所以，补充性的国外资产的价格及其可获性便成为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决策的又一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也迫切寻找具有最有效利用这种能力的区位，而这些区位的普遍特征之一就是具有良好的经济和公共基础设施。
（4）由注重市场潜力和接近市场程度转向重视经济活动的集聚性和生产规模。现有的经济活动的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区位因素。首先，经济活动集聚的规模和结构都会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跨国公司能通过将生产性经济活动集中在大量经济活动的区位以获取外在经济效益。广义地讲，集聚经济是指由于经济活动和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以及规模和范围经济（Smith&；Florida，1994）。埃克森和格莱泽（Ellison&；Glaeser，1997）认为，产业的空间集聚将会形成产业特定的溢出效应和自然优势。产业溢出效应对企业说是外部经济，对区域产业链来说则是内部经济。一个有强大的产业基础的区域必将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垂青之地，因为这里有向前、向后及水平产业联系组成的产业联系网络；可得到特定的服务设施、所需的熟练劳动力和技术人才；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同时还有城市化经济等外在经济。其次，在外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采取集中化的区位战略，不仅可以获取集聚经济效益，而且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投资风险。大量事实表明，跨国公司常被吸引到高技术产业和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外商在此投资可以较好的解决产业配套问题，便于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很明显，集聚经济和产业配套条件在投资区位选择中起了重要作用。
（5）由对政府各种优惠政策的青睐，向注重具有良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区位转变。随着更多的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战略，生产经营日益国际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已不再局限于某个个别项目，而是重视全球市场的整体性，为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服务。一个统一的国际生产体系对跨国公司本身、投资国、世界经济及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富有效率的经济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已成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先决条件。
当然，正如笔者一开始就强调的，我们从共性的角度强调国际环境的变迁，促使跨国公司对区位要求重新定位和选择，并不是抹煞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在区位选择决策因素上的差异。对跨国公司来说，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仅关注东道国的经济特征、政策框架和商业环境，而且跨国公司不同的投资动机所要求的区位特征也有所差异，这一点东道国在引进直接投资时同样要给予关注。
4.3.2.3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决策因素变化给予的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跨国公司在选择东道国及其国内直接投资区位时，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成本、自然资源禀赋、市场位置等因素仍然是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决策的因素，但其重要性在相对下降。而良好的国民整体素质和宏观经济环境、能获得战略性资产、提高核心竞争力、经济活动的集聚效应和信息成本，已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的决定性因素。毋庸置疑，发达国家和经济发达地区在这些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这也正是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间相互渗透，美国、日本、欧盟三极得以控制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并购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主要形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因素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启示。
1.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尤其是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提高技术能力的有效途径。今后几年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总体状况仍然受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制约。外部环境主要是整个世界经济，尤其是主要投资国的经济环境。内部条件则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投资环境。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需求特点和技术平台与跨国公司母国有别，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能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所以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在某一细分市场、某一技术领域内，培养有竞争力的区位。根据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决策因素的变化，东道国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科研水平和基础设施、政治的稳定，经济环境的改善，法规制度的透明度和连续性，反腐败力度的加强等因素将成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关键。所以，一切有利提高和改善这些因素的措施都是增强区位吸引力的有效手段。
2.中国不仅是发展中的大国，而且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措施至今仍处在不断的改革与完善之中，转型经济过渡性的特征必然也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根据国内学者魏后凯等人的研究，在中国转型经济中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人力资本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结论对引进外资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1）加强基础设施质量、专业化服务以及产业群的建设，完善工业配套的条件，利用这些因素所形成的集聚经济效应，增强内地城市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一点对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尤为重要。中西部地区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逐步形成能体现和发挥自己优势的产业集聚，形成有特色的区位优势。
（2）改善我国的制度环境，加快市场化进程。完善市场体系的建设，疏通各种流通渠道，搞好地区有关利用和吸引外资的相关服务和对外宣传，减少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外部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