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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关于文人之死

趁这部书在台湾出版的机会,关于文人之死,写上几句话,以为序。

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就死了,也就了了。但对生者而言,便有着不同的盖棺定论。司马迁早就说过,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轻如鸿毛。但这个评价,有时也很说不准,时间推移、历史沉淀,会使当时比泰山重的死者,后来变得比鸿毛还轻;反过来,死时比鸿毛还轻,经过数朝数代以后,又变得比泰山还重了。因此,对旧时称之为“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曰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也就免得一回儿泰山,一回儿鸿毛,来回折腾、缠夹不清的麻烦了。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为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一直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们从来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们,以坚忍不拔、前仆后继的意志继往开来,以历经厄难、矢志不渝的精神发扬光大的话;没有他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的统治下,还能够坚守文明、珍惜传统、存灭继绝、薪火相传的话,恐怕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腓尼基、两河文明乃至玛雅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成为绝响。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没的中国文人,无论其为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均能够被人记住,载入史册;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亲师”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烛纸马的供奉,顶礼膜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文人尽管在理论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佛龛里,神气十足,可在这块国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当一回事的。千万不要以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拥有优先权。因此,切切牢记这一条,谁要缺乏这最起码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对统治者来讲,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盘,装装门面用得着,唱唱赞歌用得着,可到了开饭时间,那张桌子上肯定不会有你的座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华民族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义,最讲求现实精神的民族。数千年来,无论神州怎样天翻地覆,而不致陆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这种物竞天择的大环境中,中国人为求得生存而养成了绝对自我、独善其身而罔顾其他的个人至上主义,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别强大。在这些讲求实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属于精神层面的虚荣,不影响谁的实际所得,自然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国文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被加冕了一个“百代素王”的盛名,历代帝王专门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义的崇敬;说穿了,这与《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一个“弼马温”的番号,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是给后来的圣人之徒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的阁下?

这就能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从来面临命悬一丝的华盖运,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定得太高,那只徒增烦恼,弄不好还要付出代价。鲁迅感慨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虽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被盖子压住一样,一生过着无可奈何的日子。

碰头,倒也无大碍,如果只是鼓个包,抹点碘酒也就消肿化瘀了;可头碰掉了,什么接骨药也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种: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汨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有史以来的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好像就是从这里掀开第一页的。

除了统治者的文字狱消灭不少文人外,跳不出自设的心狱,也自相残杀了不少文人。这心狱,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是他同行,这恐怕是大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来由。

休看那些大师、中师、小师们,如何自视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何标榜淡泊,“道不行,乘桴飘于海”。但灵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统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到末座,也是屁颠屁颠,鞋都来不及穿,马上报到的。我就看到一些当代文人,对于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横眉者少,俯首者多;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虽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状,作不屑状,作“富贵于我如浮云”状;说白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冲击,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没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腾,很多文人就这样结果了自己。

而由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相敌对、相戕害的后果,就更可怕。正如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一》里那则故事:“一日,酒纠宣觞政,约各言所畏。席间有老狐,自然也得回答……最后问狐何畏,则曰:‘吾畏狐。’众哗笑曰:‘人畏狐可也,君为同类,何所畏?’狐哂曰:‘天下惟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职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鸡鹜;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间内应,亦必以同类,非其同类,不能投其好而人,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狐尚畏狐,文人怎能不怕被同行背后插进刀子,一命呜呼呢?

知识分子这种自伤和他戕,有的时候胜过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杀戮。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天性如此耳。从穿开裆裤的年纪,拜完至圣先师,塾师开蒙,幵明宗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开始编织这个“学而优则仕”的玫瑰色美梦。因之,对于权势的亲和力,对于官衙的趋附力,对于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时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辈子就幻想着状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这种原动力,驱使着中国文人,要挤进这个台面上去,要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两说着;得到了,能不能长久地据为己有,也得两说着;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尝不想得到,鹿死淮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两说着;这一位为得到敢使出浑身解数,那一位为得到便无所不用其极,胜负未卜,难分难解,不两说着焉有他哉……于是乎,斯文扫地、恶性循环、凭借外力、屠灭同类、非善终的文人名单,便愈来愈长。

回过头去考量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他们对统治者压迫的生命抗争、击节赞赏,可圈可点,但他们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雠,则又十分地可哀可叹,不胜唏嘘。也许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产生了文人之死的写作初衷。历史是河,谁也不可能重复蹚进同一条河,然而,历史的教训却可以令后人镜鉴。难道活着的后来人,不可以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吗?

四月份,我到广州去,领取《南方都市报》给予《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部书的奖项。

随后,收到该报余少镭先生的一封信李老师:您好!我是《南方都市报》副刊编辑,因最近比较忙,没看您的书之前不敢乱发问,所以拖到现在才把这个采访提纲拟出来。您看一下,如有什么地方问得不妥,您多指教。我们整版文字大概需要四千五左右,下周见报,能否麻烦您在周六晚上把您的回答给我,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咱们也有时间商量。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下面,就是他的提问和我的回答:

1.您在发表授奖致词的时候,曾提到家人劝您不要在这个“非典型时间”到广州来,可后来您还是决定带着四个口罩来了。您提到这个奖项在您心中的分量,您还说到您获得这种由媒体颁发的文学奖,还是生平第一次。您认为,由媒体主办的文学奖,对文坛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答:人到老年,一切就应该看得淡了。正如一年有四季的分别,人的一生也是有着季节变化的。对我来讲,春天已是遥远的记忆,夏天和秋天也成为过客;到了冬天的人,就要好好理解《千字文》中那“秋收冬藏”的“藏”字涵义所在了。这就意味着:退出闹市,离开喧哗,回避镜头,减少接触。于是,一杯清茶、半盏浊酒、闭门读书、信笔涂鸦,便是我这几年来的基本生活状态。然而,我还是到广州来领奖了。正如你所说,我看重的是,我第一次领到了由媒体而不是文学圈主办的文学奖。

我认为,文学奖走出象牙之塔,对于作品的评断,对于作家的评断,由拥有更多受众的媒体来做这本是专家们的事情,是中国文学生活中一个崭新的事物,是应该得到喝彩并给予支持的事物。我从来主张,文学应该发生各式各样的变化,只有变,文学才会有生气、有活力。“问渠何得清如许?只缘源头活水来”,一变则活,不变则死。评奖也是到了应该有所变化的时候了。二十多年来,举办过许多文学评奖,基本上都是在圈子内进行的,这一次,走到了圈子外边来,我想我不应该缺席。

“非典”是会过去的,但这次媒体主办文学奖的意义,却会长远发生影响。

2.您一直是写小说的,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了?《从严嵩到海瑞》是不是您的第一篇历史散文?现在您的创作重点在小说还是散文?能透露一些创作计划吗?

答:我在文体的变换上,不主张从一而终,更不主张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不拘泥一格,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难为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过去一直写小说的时候,也写过散文,这些年,散文写得多些,小说确实写得少了。因为现在写好小说的人和写坏小说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如过江之鲫。我既不能与写好小说的人比美,也不愿与写坏小说的人为伍,就只好写散文为稻粱谋了。

好在当代散文家们不怎么爱读文言文的古籍,我就得以钻故纸堆,拾遗补缺,作文自娱了。

3.在当代文坛上,“历史大散文”曾经流行一时,可过了一段时间后,读者除了对几个大而无当的标题和几句煽情的语句还有点印象之外,对那些书里写了些什么几乎都忘了。请问您怎么看待那些“历史大散文”?(我是指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散文。)

答:一位讲究口腹享受的人,到菜市场去买猪肉,他会注意到前腿和后腿的区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我,只能分得清猪肉和牛肉,属于爱吃但对食物不甚考究的吃客。也许这样粗疏的饮食习惯,决定了我的文学胃口,对于文学的分类,也甚不精到。譬如在散文这个名目下,还要再细分若干品类,我就把它当做专家们的事情,通常就不会那么关切的。若是有谁出个试题,考我散文和随笔的同与不同,我肯定交白卷。

文学,是变化中的文学,文学各个门类的疆界,也不是画地为牢,一成不变的。我写过不少小说,长中短都写过,还曾经主编过《小说选刊》,按说,我该对小说有发言权了吧,其实未必。如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小说的发展,已经突破传统,走出框框,很难以早先的尺度来衡量的了。

我是主张好作品主义者,只要有内容、有情感、有见解,语言文字说得过去,也就是佳作了。你夹进嘴里的这筷子肉,是美味佳肴,吃下去就是,大可不必细考究是什么肉,是什么部位的肉,还是赶紧再夹下一筷子为好。

4.能否介绍一下《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创作过程?您是从什么时候想起要写这么样一本书的?在很多散文家都在拼命地煽情,拼命地风花雪月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写一部有可能“吃力不讨好”的书?

答:前面已经说过了,一个人到了他生命的冬季,是应该将自己藏起来的。既不宜张扬,更不应卖弄,尤其不要挤入“现在进行时”的行列之中,“秀”那一把老骨头。第一,很累人;第二,很难看;第三,人家要喝倒彩的。所以,杜门谢客,闭门索居,便是冬藏的上上策了。

在这个完全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里,读些闲书聊补往日之疏惰,写些闲文宣泄心中之块垒,便是我这些年里最好的自娱。一台电脑,几本旧书,朋友电话,街头踱步,倒也怡然自乐。到了我这把年纪,不是不想“拼命地煽情,拼命地风花雪月”,但一个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干得成什么,干不成什么,或许是天定的。写“裤裆文学”虽然赚钱,但上帝不给你这份“才华”,你也无能为力。

不过,做了一辈子文人,经受过那种“非正常”生活;而且,到了人生的冬天,谁也免不了要接触到“死亡”命题;于是,便想起来写这本书的主意。

5.刚听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知道这肯定是一部很沉重的书,所以,在开始拜读之前,我已做好了“啃”的准备,可没想到的是,您竟然是以这种通俗、轻松而且琅琅上口不乏节奏感的语言来进行叙述,您在触及那些黑暗历史中文人的悲惨遭遇时,引人发笑的黑色幽默随处可见。虽然那种笑是苦笑,但这种内容和语言的“冰火二重天”,使您的文章成了本世纪初最为特立独行的历史散文。这种语言特色,是您豁达的人生观使然,还是因为您觉得荒诞历史必须用荒诞的笔调来描述,才会达到一种反常的和谐?

答:我是崇尚幽默的。我也认为能不能幽默、会不会幽默,是一个人的境界高或者低的分野。但是,中国人之缺乏幽默,是我们忍受了太多的沉重,太多的历史积淀,太多的完全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认为你害了什么病,一定要你张嘴呑下去的药丸,才造成的。这是无可奈何的命运,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幽默感的话,恐怕活下来就比较累了。

也许,我有过太多的笑不起来的光景,有过更多的欲哭无泪的光景,因此,我无论为人还是为文,守住力所能及的幽默心态,并尽量保持着“快乐每一天”的精神,这可能是身心健康的一个秘诀。

我愿把这个秘诀,无偿地奉献给我的读者,诸君不妨一试。

6.不知为什么,我在读《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时,虽然您写的是历史,但我总是觉得很多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仿佛就在我身边(或者说又重演了),这是不是说,中国文人的厄运,总是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如果这个问题太敏感,就不用回答了,不好意思,但我忍不住要问。)

答:这个你忍不住要问的问题,我不认为多么敏感。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无限反复的长河。河水会发生大小快慢的差别变化,或排山倒海,或涓涓细流,但是,绝不能,也无法隔断。前人诗云,“抽刀断水水更流”,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7.您在书中提到,知识分子的“非正常死亡”,很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对权力的亲和力。可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不对权力产生欲望的。因为,没有一个满腹经纶的人不希望学以致用。《论语》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种解释说,孔子认为,学问要能被时世所沿袭,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除了出仕,似乎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让自己的学问应用于社会,哪怕是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您认为呢?

答:有一位伟人说到中国知识分子时,用了一句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士”的全部悲剧,其根源就在这里。

8.造成历史上众多文人“非正常死亡”,既有来自当权者为维护统治需要而戕害文人的客观原因,也有来自于文人本身弱点造成的主观原因。这本书中,既有对那些造成文人非正常死亡的当权者毫不留情的批判和鞭挞,也有对文人自身阴暗面入木三分的刻画;而且,我觉得对书中文人的剖析是最生动的,这是不是因为您本身就是一个文人之故?您在写作的时候,有时候有没有一种也在解剖自己的感觉?

答:谢谢你对于我这部作品的解读,再没有比听到一位高明者对作品的准确剖析,更有知己之感了。

你说得很对,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既有这个群体外部的原因,也有这个群体内部的原因。我一直认为,自有曹丕的“文人相轻”的说法以来,文人们如果仅仅局限在“相轻”上,或许是文学之福。因为“轻”同行的时候,必须要知道自己之长和他人之短,才能从容地以长“轻”短。同样,有出息的作家,更要了解自己之短和他人之长,取长补短,方不至于在“轻”人的同时,被人所“轻”。

然而,“文人相轻”总是要发展到“文人相嫉”的,休看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造成文人非正常死亡悲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些在文学上无法取得超过他人优势的人,便利用非文学手段,诸如权力、金钱、舆论等不正当的手段,达到目的。试想,一个经常在帝王耳边“咬舌头”的文人,会给他同行带来什么福音吗?

9.1957年您因在《人民文学》上发了一篇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改选》而被打成右派,按您书中所写,您也曾经一度接近了“非正常死亡”的边缘,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最有可能使一个文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文人愿意忍辱偷生?

10.跟您接触不多,但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个非常乐观豁达的长者,这从您的书中也能看出来。您受的那些非人的打击,似乎在您身上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我想知道,是什么能使一个人达到这样的精神高度?

答:对以上两个涉及到我个人命运的提问,说来话就长了。我不是借机推销我的书,如果,谁赏光购买一册《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或许对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和中国作家的沧桑史,稍稍能有一点皮毛的了解。

11.我总觉得你的书还有一种没被评论家所提及的美,那就是残缺美。您在书中似乎有欲言未尽的感觉,众所周知,还有一些非正常死亡的文人未被你列入书中,为什么?您是否准备再写下去?

答:我一直这样抱有信心,即使我不写,别人也会接着往下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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