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防止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是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也是政府宏观调控多年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宏观调控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一项重要职能，既是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充分表达方式。可以这样说，高水平的宏观调控，能够使国民经济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而低水平的宏观调控，则容易导致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因此，实现高水平的宏观调控，避免低水平的宏观调控，是转型的中国政府面临的“大考”。近些年来，在经济发展中为抑制通货膨胀而进行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当前，在国家实体经济保持健康发展的同时，作为虚拟经济的沪深股票市场却先是持续暴涨，然后又迅速下跌。这些问题到底应当怎样看待？需要我们在宏观调控方面注意什么问题呢？
一、宏观调控有效性很大程度
取决于市场有效性
2.防止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探讨近两年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2008年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月份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上涨8.0%，其中3月份同比上涨8.3%，而之前的1月份和2月份分别是7.1%和8.7%，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高位运行，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高通胀的担忧。让人们稍感安慰的是，3月份的CPI同比上涨8.3%比2月份的同比上涨8.7%低了0.4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撇开2月份受春节及雪灾后续涨价等影响因素，3月份CPI涨幅回落很难证明CPI涨幅有放缓的趋势，处于历史高位的CPI在不断触动着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敏感神经。自2006年9月开始至今，世界主要粮食产品价格暴涨：小麦价格上涨了112.0%，玉米上涨了47.3%，小麦和玉米的价格达到了近10年来的最高价。到了2008年，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也突然暴涨，从2007年底的每吨360美元涨至2008年3月的760美元，涨幅超过100%。在粮价不断攀升的同时，国际油价也连创新高、一路飙升，4月22日，国际油价上涨到每桶120美元。粮价和油价的不断攀升让人们对世界经济的前景充满了担忧，而同样面临通胀风险的中国经济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能否独善其身、渡过难关也被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与2008年第一季度CPI上涨8.0%同时公布的另一重要经济数据，是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而此时，中国经济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困局，民工荒在“珠三角”、“长三角”不断出现，在广东、浙江等地，濒临倒闭的企业还有很多。经济增长的放缓和CPI的高企，让人担心中国经济会不会陷入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并举的“滞胀”泥潭？
近两年来，中央政府采取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大力扶持粮食生产，紧把货币、信贷、土地闸门，抓主要矛盾，抓关键环节，抑制了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但宏观调控所取得的成效仅仅是初步的，是阶段性的，基础还不稳固。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各种矛盾和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压力和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都比较大；粮食进一步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煤电油运等约束仍很紧张；企业产成品库存和应收款明显增多；特别是形成经济大幅波动的体制性、机制性根源远未消除。
从宏观调控政策本身来看，政策的有效性还需要时间来验证。比如，各方面的认识因侧重点和着眼点有区别，还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和判断，甚至还有一些较大的争议；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贯彻始终，不存在结束的问题，已采取的举措因为体制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在落实中梗阻现象还比较严重，远远达不到行云流水般的顺畅；更加注重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调节，也还需要加强和改善调控的实现形式。在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方式还不能够完全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如何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把握好调控的时机、方向、重点和力度，如何改进调控方式方法，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持续较快发展，等等，还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全球资本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全球经济共同体中，世界经济发生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开放经济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便会不时地遭遇来之于国际社会的冲击，进而增加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甚至可能导致宏观调控的失效。在有外部经济冲击的情况下，宏观管理当局经常会陷入内外经济失衡的困境而无法找到一种可使内外经济同时恢复均衡的政策组合。比如当宏观调控当局为了控制流动性泛滥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封闭经济下或许是对的，但是在开放经济下却未必，因为一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国利率水平的上升，从而会打破原先的平衡而导致国际短期套利资本的流入，结果伴随着外来资本的流入，反而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经济全球化和发挥市场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减少政府的责任和作用，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发挥得好与不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决定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和市场功效的一个关键。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除了投资增长仍然快于消费增长、国际收支双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等原有的特点外，由于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因次贷危机导致经济严重下滑，欧盟国家也出现了经济不振的问题。概要来讲，当前宏观经济出现了四个新的特点：人民币与美元比价持续升值与通货膨胀并存；人民币持续升值与国际收支顺差扩张并存；宏观经济持续增长与资本市场剧烈的上下波动并存；资本流动性过剩与企业融资严重困难并存。这些新的情况，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影响。
搞好宏观调控，与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构成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搬用国外的理论来套用中国的改革实际问题，比如，按照国外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快，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也都有较大提高，宏观经济应该一片大好，宏观调控是多余的。如果忽视了我国政府投资过大和预算软约束这样的实情，我们就可能上西方极端自由主义思潮的“洋当”。
当然，在新的开放格局下，遵循科学发展观，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具有基础意义。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创造并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甚至比制定产业政策更重要。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注重立足并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经验表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要转化成竞争优势则是有条件的，特别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来保证和支撑。在中国体制转型中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当然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尚未完成，有效率的市场环境难以自然形成。这就要求政府应当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政府宏观调控发挥作用的基本点明确无误地放在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来。政府宏观调控发挥作用的基点，必须从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转向让市场起作用，通过市场力量提高本国资源配置的效率，通过良好的市场环境吸引国际经济资源。甚至可以这样讲，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有效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或通过市场的是否有效来做出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是否有效的考量和评估。这样讲，并不是否认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而是对政府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从股市状况看我国宏观经济
面临的严峻挑战
2006年8月以来，股市在1600点附近出现持续的上涨，而到1900点附近后，指数涨速加快，出现持续暴涨的逼空行情。11月21日，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日子，沪市在时隔5年之后重返2000点。再创5年来新高，资金充裕、蓝筹齐舞，股市上涨空间被打开。不少人认为，确切地来说，它不仅仅代表着一个股市的点位，而是代表着中国股市一个新纪元的到来，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进入2007年以来，股指上涨加快，到10月上证综合指数上摸6100点。股市的一路上扬，气势如虹，有的媒体称“呈现出大跃进的气势”。股市的这些表现，为人们带来了许多的欢喜，但也有不解的忧虑。这种状况的出现都有哪些因素呢？这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宏观方面来看，一是本届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了经济平稳运行和持续较快发展，党的十七大和“奥运”召开的大背景，重振了投资者的信心；二是中国履行加入WTO的承诺，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保险的开放），吸引了外资的持续进入，人民币的逐渐升值和进一步升值的趋势，都为经济向好增添了动力；三是中国外贸的强劲发展，高出口、高顺差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个人、企业和社会财富也加快积累，形成了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导致大量流动性货币流入股市；四是改革的深化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建设提供了制度保证，股市具备了长期发展的基础；五是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使社会资金流向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微观上看，一是对保险、社保、境外投资者等资金进入市场的放宽，为市场提供了新的力量；二是多种投资基金的成立和活跃，使越来越多、越来越规范的机构投资者成为稳定市场的主力；三是股权激励制度的制定和出台，为上市公司追求好的经营业绩提供了长期的制度支撑；四是企业业绩公报提供的经营业绩数据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大多数企业的经营业绩比过去要好得多，过去大多数报亏的局面已经扭转；五是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上半年以来，上市公司数量比较少，而且上市的股票质量比较高。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中国股票市场一路上扬的重要原因。现在的市场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市场。这里面有一些是恢复性增长的成分，是完全合理的。有一些是大势向好的因素，也是合理的。从2007年下半年的态势来看，增长势头特别猛，资金放量惊人，的确有“大起”的事实。但从2007年11月以来至今，股市又一路下滑，2008年上半年上证综合指数盘中一度跌破3000点。这种状况，我们认为，是非常典型的“大起大落”，存在许多问题，要给予高度注意。我们认为，中国股市目前在3000～4000点左右比较合理，过高过低都不太正常。当前，在今年灾情严重和“奥运”召开的情况下，特别需要政府在完善市场环境和规制方面多做努力，严格监管，稳定股市，稳定宏观经济，防止股市“大落”，套牢、坑害投资者，拖累国家经济发展。
就经济波动的一般规律而言，经济增长过热，常常是以“大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其结果也必然会出现其后的“大落”。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依然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一是通胀压力依然很大，流动性过剩引起的通胀和输入性通胀并存；二是资源能源价格市场化呼声强烈，但改革环境面临很大压力；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和节能减排成为硬任务，对落后产能淘汰和产业技术更新异常艰巨；四是加快农业发展和保持粮食安全任务依然繁重，对农业和基层的公共服务投入欠账很多；五是2008年以来雪灾、震灾和水灾严重，防止通货膨胀与防止经济下滑成为双刃剑；六是既要防止股市和楼市出现泡沫，又要防止股市和楼市严重下滑。所有这些，都成为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因此，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十分忧虑地承认：“今年宏观调控是最困难的一年。”之所以2008年是最为困难的一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对的诸多的不可测的因素。从国际上看，美国次贷危机，然后是美元贬值，导致世界经济放缓，再看商品市场，石油涨价、粮食涨价，都出现通货膨胀。2008年2月份，美国的CPI为4.1、欧元区为3.3、俄罗斯为12.7，我们面临整个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的复杂国际环境。
三、“保护中小投资者，就是保护华尔街”
对于当前的股市，一方面，政府要明确股票市场的定位，尊重市场的力量，爱护来之不易的好局面。美国证监会的一句有名的格言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就是保护华尔街”。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保护中小投资者，就是保护股改，就是保护中国股市”。不能设想一个人民财产不断流失、人民信心丧失殆尽的市场会是一个有希望的市场！
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走过弯路的，中国股市的运行结果表明是为国企解困设立的，是靠计划经济的权力来分配上市指标的，嗣后又长期承担着为国企融资的重任，这个重任一直延续到今天。管理当局认为股票市场应当为企业首先是为国有企业融资，在发行和审批中都向“国有企业倾斜”，通过“政策托市”为国有企业“圈钱”。人们批评股市是“国有企业的提款机”，虽然言论比较苛刻，但事实无法否定。中国股市直到今天为止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市场，它只是一个制度性的怪胎。美国经济学家施莱弗和维什尼在《掠夺之门》一书中有“制度性掠夺”精彩论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和我国著名金融研究专家易宪容也对此发表过令人警醒的真知灼见。正是因为“制度性掠夺”的事实上的存在，这也是股市被吴敬琏等经济学家批评是“赌场”的根源。股市的“大起大落”，容易导致出现大的社会问题，18世纪英国的“南海泡沫”和20世纪美国的“大崩盘”的教训都需要牢记。
对于当前的股市，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其发展走向，对于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海外上市”和“原始股”为幌子，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编造虚假信息，诱骗群众，严重侵害了公众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非法行为，必须进行打击；对一些机构投资者的操控和坐庄，对股指追逐的偏好，个股的暴涨，等等，必须进行严格的政策监管，应该对践踏市场的违规者严厉执法，比如最近一再曝光的股改“投票门”，广大中小投资者希望看到监管部门执法的结果，而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话套话；应该制止急于上市圈钱的国企大股东们，让他们给“失血”太多的市场三两年休养生息的机会，让中小投资者稍微喘口气；有必要倡议并促使有关方面建立强大的平准基金，用历年收自股市的税收反哺股市，以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国家意志为陷入危机的股改保驾护航；政府应当提供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规则，确保市场的公平、透明、高效、稳定，保护投资者，降低系统风险。因此，政府在强化法制建设，严格信息披露，制止和严惩违规行为，强化外部和内部监管，防范出现大的市场风险方面，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宏观调控的重点并非减少流动性，而是要调整流向，利用目前的大好时机，把资本市场的大发展与国家重点产业（重化工、机械制造、基础设施、钢铁能源、汽车、高技术等）的改造和升级结合起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中国的真正崛起更需要有个强大的资本市场。
四、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四点建议
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政策研究部门的专家和学术理论界有许多重要的建议和观点。本文想着重阐释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坚持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形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保障。要建立健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要针对造成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定，以及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性矛盾，稳步务实地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以提高竞争力和控制力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加快行政管理、投资、财税体制等改革；以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优化金融结构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为目标，加快社会领域体制改革。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的政府绩效的评价机制。这些改革是防止出现经济“大起大落”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几个方面把工作做好，我们对经济“大起大落”的防治就有了制度的基础。
第二，宏观调控是政府治理经济的长期任务，需要探求长期有效的政策传导机制。要使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有限资源和能力对总量巨大、结构复杂的宏观经济产生持续影响，直接控制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此有必要探索间接的调控机制。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基础上，必须加强各项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必须更好地贯彻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间接调控的关键在于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层次，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建立有效的传导机制，使政策的效应能层层推进并放大，市场回应更为有效。发达国家宏观调控通常比较注重物价的稳定，目标比较单一。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和逐渐完善的过程中，政府转型远未到位，如果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不够的，甚至要出大问题的。因此，有必要对宏观调控的目标划分层次，并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手段。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可考虑建立宏观调控政策模拟试验室，并对宏观调控的综合成本进行适当的量化和评估。
第三，宏观调控要从根本上解决对政府投资的严格约束问题，必须加快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本轮宏观调控主要针对的是包括粮食安全、投资过热、货币信贷投放过快、煤电油运紧张等诸多问题，重点要解决经济粗放式发展和“大起大落”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其根源是政府投资约束失控搅动了这场经济过热的浪潮。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发展，也是因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得以调动，固然功不可没。但长期如此，政府的行为就可能发生“变异”，各级政府就会演变成投资刚性扩张型的经济政府。要想把政府从运动员变成裁判员，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转变政府职能。要转变政府职能，不仅中央部委职能要明晰，地方政府职能更要有新的调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宏观调控。但从根本上讲，必须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和加强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第四，宏观调控要解决一高（投资比率过高）一低（消费比率过低）的问题，必须扩大有效需求。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生产（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投资率一直呈上升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保持在40%左右，有的年份还要超过这个比率。而总消费率目前已下降到55%左右，居民消费率已下降为44%左右。与国际通常为20%～30%的投资率和70%～80%或更多的总消费率相比较，我国的投资率明显偏高，如此高的投资比率必然压低总消费率，而居民的消费率还要更低。而且，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片面依靠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时间过长，而惯性也相当大。这不仅使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而且使基本比例关系和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使经济运行处于不良循环之中。比较多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难以持续，也是不会长久的。只有实现投资和消费保持适当的比例，实现良性循环，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我们既要注重国际市场开拓，又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推动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始终把扩大有效需求和提高消费率，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任务来抓。
（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