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德
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
发展战略的演化
自从1978年启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30年的时间。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选择了不同的改革开放战略，相应地解决了不同的问题，完成了不同的任务。
第一个时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动与探索时期。时间是1978～1992年。1978～1992年之所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是因为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中，做出全党工作重心从“文革”时期的以政治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的重要标志。1992年之所以是第一阶段的终点和第二阶段的起点，是因为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标志着改革探索时期结束。
在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即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改革开放。在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中国在第一阶段改革发展战略：用形象语言比较，可将其称为“嫁接式改革”战略。所谓嫁接式改革战略，就是在保留计划经济体系的前提下，选择计划经济的薄弱或边缘地区，试验性的启动中国改革。这种改革被中国经济学界称为“渐进式的存量”改革。
在这种改革战略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成功地在农村启动了联产承包制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从1980～1985年期间，中国连续5年粮食产量获得丰收。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有近3亿农民吃不饱饭，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解决了中国农民的吃饭问题。
9.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回顾与展望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还产生了另一个巨大的作用，使中国农民在新的体制下成为最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创业者和探索者。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十年时间，中国农民依靠体制优势，办起的乡镇企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中国农民创办的乡镇企业创造的GDP最高时占到了中国GDP的1/2.
如果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成功，形成的示范效应，使全社会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那么在80年代启动以深圳开放为试点，然后拓展到东南沿海14个城市的开放，所取得的成功和形成的示范效应，则使全社会认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
配合在中国计划经济外围启动的农村与沿海城市开放的改革，在面上进行了两项大的改革，一是于1985年启动价格体制改革。当时实行双轨制价格体制改革，一方面计划价格的存在，保证了处在计划体制内国有企业的连续性生产的同时，使处在计划体制外的企业，通过放开的市场价格也获得了发展的社会资源。二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在这个时期进行以干部年轻化为主要内容的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由此形成的一个观念新、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政府，使中国改革获得了高效的领导力量。
第一阶段：中国进行的“嫁接式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计划经济的边缘和薄弱环节启动中国改革，这是一个成本最小，阻力最小收益最大的改革。
第二，在坚持社会主义和保留原计划体制的前提下启动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改革获得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
第三，启动的农村改革和深圳开放试验区，虽然属于外围的或点上的改革，但对整个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示范效应，提升了全国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使在理论上对立的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形成了互动效应。
第四，整个改革过程是系统推进的过程。配合农村和沿海城市的改革开放，进行的价格体制、权力下放、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这是系统推进的重要内容。
第二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奠基与建设时期（1992～2002年）。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到2002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这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基本完成。
在这个时期的10年中，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从外围逐渐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进行了以下改革：
第一，国有企业进行了建立以公司制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有企业开始成为市场经济主体。
第二，进一步进行了价格体制改革，使计划价格退出市场，使市场调节机制初步形成。目前中国99%的消费商品价格都由市场来配置，国家定价的商品不足1%。60%以上的要素商品实现了市场调节。
第三，以上海浦东开放为龙头，使中国的开放从沿海通过长江拓展到整个内陆地区。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使中国市场经济实现了从沿海、沿江的开放变成了面向世界的全方位开放。
第四，围绕市场经济调节机制形成，初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系统。在这个时期，中国政府成功使用金融和财政手段进行了两次大的宏观调控。一是在1995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时，启动以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实行经济从过热到降温的软着陆。二是从1997年开始，针对中国经济增长低迷，启动了降息和发行国债，刺激经济升温的改革。
第五，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政府系统进行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改革政府管理机构为内容的改革。初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服务型政府。
上述五项大的改革，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完成了从政府管理、资源配置、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这个时期，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实现了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既是体制转型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1989～2001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3%，比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快6.1个百分点，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0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由第八位跃居为世界第六位，外贸出口由1989年525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2662亿美元，1979～2001年平均增长15.4%，在世界上的排位，从1978年列世界第27位，上升到1989年列世界第11位，2001年列世界第6位。
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
新问题与新战略
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整合与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改革模式为世界所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也开始成为世界媒体中一个新名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新问题、新挑战和新选择。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系统发生了以下转折性的变化：
第一，在经济发展空间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到一个全方位、立体式开放后，遇到了贸易外汇双顺差，带来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开放的安全性加大的问题，使中国在对外开放上成本增大，收益递减。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整合与均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遇到的新问题。
在引入外资出现的边际收益递减情况下，最需要引起我们反思和警惕的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GDP总量突破了10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按照经济总量排队，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大国。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也在增加，中国自身对经济的控制力和安全性却降低了。目前，我国利用外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10左右，外资企业的出口与进口均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外资企业纳税占全国税收的20%，外资企业吸纳就业人数达2200万左右。一国的经济实力确实是强化一国经济主体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并不等于我们实际拥有的竞争力。如果说经济实力代表了一国已经拥有的财富，那么竞争力则代表着使原有财富增值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其拥有的经济实力上，更表现在使这种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上。
第二，在经济总量上，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保持高速度，但由于经济的动力主要来自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存在严重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增长，由此使我们必须面对如何转向内需拉动及技术创新推动下的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问题。增长方式转型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需要解决的难题和挑战。中国经济是目前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但也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经济。中国经济的亚健康状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营养结构失调，导致了肥胖症。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患有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营养缺乏症，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营养缺乏症消失了，但现在又患上了营养过剩导致的肥胖症。造成中国经济营养结构失调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的需求失调。
中国经济需求失调表现为两个偏好上，一是对外延扩大的再生产投资，对物质性投资的强烈的偏好，而对内涵扩大的再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人才、管理的投入不感兴趣。在缺乏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前提下总量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是一种高能耗、高投入经济增长。2003年我国原油、原煤、电力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的7.4%、31%、13%，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我国的能源利用率仅为33%。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是欧美的10倍。由此形成了中国经济很难走出的怪圈，经济增长一提速，就会导致能源需求量增加，由于能源的供给弹性较低，在短期无法满足需求，只有通过涨价来调节，原材料一涨价，就会引发经济机体过热。二是对洋资本的偏好中，形成的只对外资带来的GDP增长感兴趣，而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缺乏需求的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中国经济的营养结构不良的状况。从理论上说，引进技术含量高的外资，可以弥补我们技术营养缺乏的问题。但现实不是这样，我们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吸收的仍然是推动总量增长的资本，这样吸引外资不仅没有改善中国经济的营养结构，反而导致了中国经济机体血液的输出。
第三，在社会财富分配上，虽然社会总财富不断增加，但我们遇到了财富分配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目前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已超过0.45的红色警戒线，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财富分配的路径应当做出改变。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蛋糕”已经做大，进入“共富”时代的条件已然具备。由“先富”进入“共富”时代是目前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遇到了资源和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界约束。如何解决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遇到的最大挑战。
第五，在区域经济发展上，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增长极拉动非均衡战略，遇到了新问题，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统筹的均衡发展战略已提到议事日程。
第六，在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上，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调节体系，形成市场经济预警防范体系；二是如何遏制市场经济系统出现的新垄断，保证市场经济竞争的活力；三是如何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系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安全保障体系。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从2002年以来经过几年探索，到目前为止，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时期战略的新选择。
新战略思维：系统整合、统筹创新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战略思维。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两个阶段，我们可以通过抓住一两个关键问题，来获得经济的增长，但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系统，面对诸多相互联系的问题，需要新的战略思维——系统整合与统筹创新。
新的科学发展观：自从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以来，到目前为止不仅理论上更加完善，而且开始成为覆盖全社会的指导方针。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概括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系统地讲，就是在系统整合、统筹兼顾的方法指导下，在经济、政治、文化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战略目标定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就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中，体现了三个亮点：一是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翻两番的目标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人均翻两番要在增长方式转型中实现。二是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要与社会公平正义同步进行。三是人的全面发展更具体。党的十七大报告围绕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出推进文化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实现战略目标的新对策
1.从原来的依靠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向依靠自主创新，建立内生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在生产要素投入上，属于资本主导型增长，在产业链结构上，属于产业链的下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能耗产业、高污染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增长动力上，属于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的动力结构。这样一种粗放的、高投入、低效率、出口依赖的增长方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所以，从追求单纯的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转向依靠技术创新、优化增长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战略。在实施增长方式转型战略上，目前正在进行以下工作：
第一，在增长机制方面，打造鼓励技术投入、技术创新的新增长机制，通过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要使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推动力。
第二，在增长动力结构方面，大力培育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形成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动力结构。改变目前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结构。目前扩大内需急需做好的工作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工资收入，增加中低阶层的收入，矫正因收入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消费弹性低的问题。其次要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社会消费负担，改善消费预期。
第三，产业链结构方面，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的推动下实施企业品牌战略，实现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提升。在产业结构上大力推动传统的制造业向新型工业、服务业、现代知识产业转变。
第四，在对外贸易模式上：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的转变。从附加值低、高能耗的低端贸易向高附加值的高端贸易模式转变。从单纯引进来向走出去双向开放转变。2.在区域发展战略上：从非均衡战略向统筹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变自从2000年以来，围绕区域统筹发展战略，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2000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2003年提出“东北振兴”，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以及“东部率先”之后，全国区域经济呈现出了齐头并进态势。
（1）2000年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由11个省市区构成的西部，土地面积占全国56%、人口占全国23%、矿产资源占全国50%、可开发水能占全国77.75%。西部是中国能源基地，也是中国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更是中国江河水系的发源地。全国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60%以上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社会稳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自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陆续新开工60个重大建设工程，投资总规模约8500亿元人民币，对带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出台的《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中央明确将继续保持对西部的投资强度。“十一五”期间政府投资不少于5000亿元。
（2）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启动了振兴东北的战略。东北三省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一五”时期的156个重点项目中58项在东北。东北拥有一批优势产业和举足轻重的骨干企业。原油产量占全国的2/5，木材提供量占全国的1/2，商品粮占全国的1/3，普通高校154所占全国11.3%，专业技术人才210万人占全国10%。振兴东北标志着国家开发和投资的重点正式转向东北地区。目前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向重化工产业升级，这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发展的需要。
（3）2004年中央提出“中部崛起”。中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7%；占全国人口的28.2%。地处中国中心地带，既可承东启西，又可连南接北；中部是中国重要的粮食和能源基地，也是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交通枢纽。1978～2004年间，东部地区产出的GDP占全国比重达到56%，中部地区仅有26%，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近年来甚至往往落后于西部地区。这种中部“塌陷”的局面已经对国家持续发展能力和经济安全构成了重大潜在威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正当其时。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新举措：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在“十一五”规划中，将我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
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围绕质量和效益进行开发，成为这个地区发展目标。
重点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是承接优化开发区域的产业转移，承接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逐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
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这个地区要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
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要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规划草案中明确，禁止开发区域共包括24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1处世界文化自然遗产、187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565个国家森林公园、138个国家地质公园。
根据不同国土资源的类型和禀性，进行不同类型的开发模式，这是我们对区域经济认识的一个飞跃。这对于从总体上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发挥不同国土资源的优势，实现国土资源的优化利用，是一项重要战略。
3.从大城市主导发展向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转变
2000年出台的“十五”规划中提出实施城市化战略。在此后的5年多时间，中国进入一个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2005年中国市镇人口为5.6亿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增加1.05亿人，增长23.2%。到2005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从2000年的36.09%提高到2005年的42.99%，平均每年提高1.38个百分点。但是在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城乡统筹发展成为新战略，在解决城乡统筹问题上，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2006年3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1958年实施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终于告别历史。
（2）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农村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中央又明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2006年国家财政对农村投资达4000亿元。
（3）2007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重庆率先进行城乡统筹的试验。
4.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环境保护与节约能源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最大约束。目前，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环保战略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六大以后，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奋斗目标。目前在环境保护上，正在做以下一些方面的重要工作：
强化对资源和环境的刚性管理。首次将能源消耗指标纳入规划指标：“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目标。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冶金、建材、化工、电力等重点行业以及产业园区和若干城市，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健全法律法规，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模式。
完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完善环境监管、环保执法、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强化保护自然生态管理。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以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为重点，强化对水源、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等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
结束语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拐点时期，中国经济已经从一个简单系统变成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也面临着许多难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充满信心，因为不仅有30年探索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有目前我们对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形成的战略选择。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制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战略选择和决策上出现问题，不仅修改成本巨大，而且还是不可逆的。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战略选择和决策上，始终坚持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各种先进经验和理念。二是一定要随着阶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发展战略。经济发展就像发射火箭一样，需要多级推动才能进入预定轨道。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我们必须选择新的战略，形成新的推动力。
（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经济学博士）
王健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本轮通货膨胀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通货膨胀最大的差异是：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在封闭经济或半封闭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国内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治理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侧重调节国内需求；而本轮通货膨胀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共同影响的通货膨胀。在国际因素中，尤以国际热钱影响最为明显，形成了国际热钱和通货膨胀的棘轮效应，单纯调节国内需求的货币政策不能引导国际热钱撤离，这样的货币政策不仅难以根治通货膨胀，而且可能加剧通货膨胀。
国际热钱与通货膨胀的棘轮效应，加剧了中国的通货膨胀。虽然国际热钱的估计因为算法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热钱涌入导致外汇储备迅猛增长，外汇占款增加，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形成了“国际热钱不撤，通货膨胀难除”的困境。
破解“国际热钱不撤，通货膨胀难除”的困境，需要以国际视野制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货币政策，优化利率—浮动汇率政策组合，破除人民币升值预期，疏导国际热钱撤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
一、国际热钱与通货膨胀的
棘轮效应成因及影响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从通货膨胀的本质分析，国际热钱涌入国内是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并存的主导因素，人民币升值导致国际热钱与通货膨胀的棘轮效应，人民币升值加速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棘轮效应，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