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如痴如狂的人回忆勃留索夫
但在征服人人的同时，你也被征服：
忽而绿色，忽而红色，忽而粉色，忽而黑色。
世上没有什么比“人”更有意思。真正的、活生生的，由自然、历史（或神）创造出来的人。但自然（或神）的创造异常细腻、复杂，它的花纹不是人人都能看得见的。作家们在塑造虚构的人物——典型时，也是在向不具理解力的读者诠释“人”。他们有意强调一些细微的特征，使之粗糙化。他们加强个别心灵的声音，或用另一心灵的相似的声音对之加以补充。他们浓墨重彩地挥洒，渲染，就像制作布景一样。这是一项庞大的事业——可以做得才华横溢，可以做得平淡无奇。
我的“现实生活故事”不诠释“人”。我讲述的是我亲眼所见、留下印象的真实的人，真正的人。这人有名与否，才华出众与否，没有关系。要知道，作为人，那些最不出名、最不显眼者往往会比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更有意思。
我写的只是那些在这个世界上我已不指望与之见面的人——这要么是因为他们超越了尘世的界限，要么是因为他们超越了对我来说不可逾越的人的界限，如布尔什维克勃留索夫，以及其他人。不过，我要重复一遍我在回忆勃洛克时说过的一句话：写活人也好，写死者也罢——都要说真话。写活人也好，写死者也罢——都要有所保留，对那些荒诞不经的真实，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要尽量回避。回避并非歪曲形象。但不要涉及“个人秘密”。“个人秘密”应该而且不管怎样都将永远是秘密。
勃留索夫
诗人瓦列里·勃留索夫瓦·雅·勃留索夫（1873—1924），诗人，作家，评论家，俄国象征主义领袖。——好像是从1918年起——是共产党员。不仅如此：他马上进入了布尔什维克新闻检查委员会 （我不知道他们那里叫什么），还差点儿成为委员会的主席，宣称自己是一个严格、严厉、严酷的新闻检查官。我们还在的时候他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为什么会成为共产主义者》，只是没有见识过，说实话，我也不感兴趣：只要对作者稍有了解，不看书也能猜得出来瓦列里·勃留索夫是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
我们之间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也从未有过内心的亲近。有过这一切的影子和表象。在漫长的岁月延续中，我们经常见面，有几个时期还在同一些刊物中共同工作过。跟讲述勃洛克一样，讲述他时，我将仅限于与他的直接交往——当然是尽可能这样。如果说我同勃洛克的关系内在的多于外在的，那么，同勃留索夫，甚至不能说是相反，而只是单纯的外在的关系。不过，勃留索夫的外在面貌特征非常明显，细加观察不难看透，因此，我对这个独特的灵魂的本质做出的判断未必是错误的。
勃留索夫在肉体上还活着。然而，就他目前在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的状态来说，平心而论，我和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因为我在人间再也不可能见到他了。所以，从过去的时光中唤回（既然是唤回）他的影子——是一件完全适时的事情。
我还要补充一句：作为诗人，勃留索夫同样死了。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合乎逻辑的。也只能是这样。谁若不信，就请他看看勃留索夫不久前在莫斯科出版的诗集：岂止是写得不好，简直是难以置信——文理不通。
一
很久以前，好像是1895年的夏天，《北方信使》编辑部收到一本小书《杰作》。类似的薄薄的小册子，取名还有更不谦虚的，编辑部当时收到一大堆。“颓废派”的年代嘛。确实，最近几年，纯粹意义的“颓废派”已经趋于式微。未来的枝杈，象征主义，还处于发芽状态。索洛古勃刚刚开始发表他的古怪而清晰的小说，新的，同样清新的诗。
《杰作》毫无疑问是颓废派作品。一切都是为人所知的，“故意的”。突然，一首诗引起了我的注意。此诗名为《疯子》，内容我不记得，好像是说这个疯子坐在桥下，或是类似的什么东西。
我对编辑部多疑的评论家们担保说，这是一首不错的诗，作者“显然不无才气”。
——他是谁？名字好奇怪。莫非是笔名？让人想起伽普祖克的日历：勃留斯预言什么年……
不久我便得知，“勃留索夫”并不是笔名，而是真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莫斯科人，出身中等商人家庭，在莫斯科似乎已受到关注。在莫斯科还感觉不到“颓废派”的衰落，它眼下正如日中天。
文学的莫斯科和文学的彼得堡彼此间始终判然有别。并不是说时间上不同步：莫斯科绝对不是“跟”在彼得堡后头，相差一个节气。不，这差别要复杂得多，有时甚至无法判断。普遍的生活节奏不同，气度不同，趣味不同。很多东西莫斯科挖掘更深，历时更久。彼得堡则更为敏锐，更为审慎。
二
收到诗集《杰作》以后，很快又收到另外几本署名勃留索夫的书。“颓废派”没能突破大约二十首诗的局限，烟消云散了。偃旗息鼓了。而勃留索夫还在不倦地写作和发表。同所有“颓废派”诗人的际遇一样，勃留索夫没能被那些大型的杂志接受。《北方信使》虽是例外，但它在彼得堡。
这些年，在1900年以前，我们很少去莫斯科，认识勃留索夫是在彼得堡，我们家里。
一个谦虚的、令人愉快的、彬彬有礼的青年。不过一眼看上去，他并不显得年轻——他当时已有一圈不大的黑色络腮胡。身体像树枝一样异常纤柔。他那身扣子系得严严的黑色常礼服，使他显得愈发纤柔。乌黑的眼睛，不大，眼窝很深，两眼之间的距离很近。不能说他英俊，也不能说他不英俊——不管怎么说，他有一张有趣的脸，一双生动的眼睛。只是如果细加观察，客观地稍加思索，你会惊讶地发现他跟大猩猩有相似之处。不错，距离很近的双眼和有些沉重的下巴确实给人这样的印象。
他的谨慎和礼貌讨人喜欢——好像他并不是“莫斯科的颓废派”！很快我们便发现，他其实文化修养很高，聪明过人，而且好嘲笑别人。
当时，他并没有摆出什么姿势，无论拿破仑式的，还是恶魔式的。是的，说实话，在我们面前，就是后来他也没有摆过什么姿势。外表上拿破仑式的姿势——两手高高地交叉在胸前——后来成了他的习惯。但就连这一点我记得的也更多地是在勃留索夫无数的画像上。在私人约会中他是非常朴实的，从不皱起天生有些高挑的眉毛，从不卖弄自己。他的男高音，略带几分年轻店员或莫斯科商人儿子意味的男高音，对他过分纤柔的身体来说，倒也合适。
三
他开始经常来彼得堡。每次会见过后都令人更加明确地感到：此人不是等闲之辈。除了出色的才华和独特的头脑，他还有敏锐的感觉和——顽强的精神。是顽强的精神还是坚定的意志……这一点很难做出判断。
没过多久，勃留索夫就同年轻的波利亚科夫一道，创办了《天平》杂志，俄罗斯第一本新型杂志，虽然还属“颓废”，却是文化性质。围绕这本杂志和与之相关的天蝎出版社，开始聚集年轻的力量，所有被传统的俄罗斯“大型杂志”公平与不公平地“拒之门外”的人。
勃留索夫是“颓废派”，但他也是“古典派”：他是普希金专家，被遗忘的丘特切夫和被忽视的费特的崇拜者。他不知疲倦地致力于俄国诗歌宝库的研究并将之从“自由主义习性”的废物堆中解放出来，像他说的那样。在他的主持下，“天蝎”出版社开始出版集刊《北方之花》，取这样的刊名是为纪念普希金的《北方之花》。
然而除此之外，勃留索夫还向往“欧洲风格”。他希望在新俄罗斯文学与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相应倾向之间建立联系。
当然，并不是勃留索夫创立了文学中的新流派。新流派是自己自然而然生成的。颓废派，象征主义（勃留索夫与它的衔接并不紧密）“纯艺术”原则，最后是对“欧洲风格”的向往——这一切都是为反对确实导致了文学贫乏化的别林斯基和皮萨列夫继承者们的多年统治而进行的必然革命。
旧的框框被打碎。这中间有过很多丑陋的，不必要的——但也是没有料到的东西。年轻的工作者当时都是来自千差万别的社会阶层。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勤奋。而论这些和工作能力，再加上非凡的敏锐和机智，勃留索夫无疑是相当出类拔萃的。他有资格在新的文学流派中占据显要的一席，他当时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然而，他出身的环境和氛围，对他选择的路线并不是太有利。作为莫斯科一个瓶塞厂厂主——而且是个破了产的厂主——的儿子，为了受到体面的教育并成为一个“欧洲人”，或者像一个“欧洲人”，他不得不花些力气。但勃留索夫的勤奋、机智的头脑和专心致志的意志力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品质都在忠实地效力于他。
四
问题是，勃留索夫绝对是个虚荣心极强、功名心极重的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找不到更有力的词来表达将勃留索夫搞得神魂颠倒的那种狂热的“利己主义”、严格的自我约束、对君临一切和唯我独尊的强烈渴望。这里除了神魂颠倒，无法用别的字眼来形容他。
这一点在他身上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癫狂掩饰得几乎无懈可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隐藏着勃留索夫最为真正的疯狂。
说起掩饰，只要勃留索夫想掩饰什么，他会掩饰得很巧妙的。即便是最平凡不过的狂人，也善于掩饰自己的癫狂。而勃留索夫，天生机灵绝顶，只要不发作，他会表现得相当理智，深沉，喜欢冷酷而辛辣地讥笑别人，也能很好地把握自己。（我说的是最初那些年月的勃留索夫。）他看人看得很准，知道在什么人面前系多少扣子。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他身上有一种疯狂的东西。但疯在哪里，狂在何处，却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人们把不时地闪烁在深陷的、距离很近的两只眼睛里的火光，当做诗人神圣的疯狂。勃留索夫当然一点也不反对这样的感受。他甚至不反对在可能的地方、可能的程度上加强这一印象。他的“恶魔式的”姿势和种种其他姿势都是由此而来。
虚荣心可以只是诸多欲望的一种，且在这种情况下它本身也可以是局部的：文学的虚荣心，战争的虚荣心，演说家的虚荣心，乃至爱情的虚荣心。如此，别的欲望才能与之和平共处，自身仍旧保持欲望的本色。例如，战争的虚荣心丝毫不排斥对女人的欲望，或者说，文学的虚荣心丝毫不排斥对美酒的欲望。可勃留索夫的“虚荣心”是一种如此充沛的欲望，以致能包罗生存的所有方面，成为——实际上也的确是——他的唯一欲望。
他爱艺术吗？他爱女人——他的这些“mille e tre 意大利语，一千零三个。”吗？当然不爱。他能用什么去爱呢？吞噬一切的欲望，唯一的欲望，把女人、美酒、扑克牌、工作、诗歌，甚至自己的诗歌，只是变成一系列的手段，手段，手段……到头来就连勃留索夫本人（不管这有多么离奇）也要成为它的手段。只有它才是目的。
在他达到成就的顶峰时，一些愚蠢但又敏感的人说：勃留索夫是个冰冷的诗人。即便是他最“热情”的诗作，也仍然是非常寡情的：控制他的不是爱俄罗斯。他需要的是所有，所有mille e tre的爱。而她们自己，连同她们的爱本身，没有一个是他需要的。他需要的只有手段，手段……
关于这颗烧毁的心里残存的——发育不全的——人的情感，我留待后面说。而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
五
勃留索夫唯一的神秘欲望的“秘密”并不是一下子揭开的。只是随着我们见面的日益频繁，“庐山真面目”才逐渐显露出来。
我跟《天平》和“天蝎”的关系一度相当密切。我甚至记不清我在这个杂志上总共用过多少个笔名。
去莫斯科时（我们已开始经常去那儿），我们一般都在“斯拉夫集市”下榻，并专挑窗户与“大都会”饭店隔院相望的房间住。《天平》编辑部就设在“大都会”。当时“大都会”尚未完全建成，当然也没有开业。每天晚上，一见到熟悉的窗户亮了，我们便马上过去。我笑着说：你们的编辑部是莫斯科最新、最有文化的一角。说它最新，一点不假：这是这家还没有开业、还空空荡荡、散发着泥灰味儿的现代化大饭店最先装饰完毕的几个房间。编辑部里窗明几净、典雅气派。从那些漂亮的物件、书籍和绘画来看，波利亚科夫不愧是个有钱人，勃留索夫不愧是个“高手”和“欧洲人”。茶是用当时还很少见的电茶壶烧的。（假如有谁能早点儿告诉我，就是这个勃留索夫，几年后要“燃起世界性的大火”，“要让所有的资本家吃苦头”，那该多好！不过，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此之多，直让人觉得世上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也去过勃留索夫家。他已成家。他似乎很早就结婚了。他的妻子，一个矮小的女人，波兰人，平常得出奇。如果说她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的话，那恰是她的平凡。
然而，这样的惊奇却是无根据的，因为她实在是一位出色的女性。可不是！要知道，这是唯一一位让勃留索夫爱了一生的女人。尽管出于虚荣心，他曾疯狂地渴望情场得意，别有用心地追求女人，有过不少mille e tre，体验过不少悲剧，有时甚至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但从人的角度，他倾心所爱的却只有这个不起眼儿的女人——他的妻子。他从未跟她闹过离婚，甚至很少分开。有好几次，她因难产而险些死去，这时就见勃留索夫成天愁眉不展，简直跟换了一个人似的。顺便说说，这爱也是我们唯一目击过的他的一场悲剧的起因。但这件事我们放在后面谈，它发生的时间要晚多了。
那时，即1901—1903年间，勃留索夫住在茨维特诺伊街心花园一幢“私房”里。也就是住在从他父亲的房子中分隔出来的一套不大的住宅里。
这儿已不是《天平》编辑部摩登风格的电茶壶，而是古老的莫斯科。敲大门时要叩门环，然后要沿着过道，在积雪之间，穿过院子。深色的木头楼梯，冻得发硬打滑的楼梯板。里边——窄小的房间烧得很热，但地板上却冷飕飕的。《天平》编辑的风格和藏书——旁边是折好的餐巾和纱布窗帘。
勃留索夫在讽刺挖苦别人方面，永远是机智俏皮的，而且，他的机智俏皮有时同诽谤纠缠不清。但在自己家他特别活跃，热情，周到，表现出莫斯科人特有的好客性格。总的说来他还是个莫斯科人，别看他追求“欧洲风格”，甚至还有几分“世界主义”的姿态。
长期以勃留索夫为灵魂（他还是主席）的著名的莫斯科“小组”，在1901—1902年似乎尚未完全到达极盛期。我们每次到莫斯科，梅列日科夫斯基都不是在“小组”里，而是在某个大学教室中做报告。
有一次，梅列日科夫斯基做完一场报告后，校方设晚宴款待我们。宴会安排在“斯拉夫集市”的餐厅里，桌子很大。出席宴会的全是白发长须、派头十足的教授，但瘦削而年轻的勃留索夫也在他们中间。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尼·布加耶夫教授，数学家，秃顶，令人愉快。让大家惊讶不已的是，他整个晚上都在谈论鬼神。他大声笑着，讲他如何被鬼拉在马车上，以及他生平中另外一些无疑是碰到鬼的事。
接着是勃留索夫朗诵诗。他从桌边站起来，开始亮出他的男高音，而且调子越拔越高：
我长久为奴，逆来顺受，
侍奉着世上最美的皇后。
……
突然有一天她勃然大怒：
要对侮辱神圣者无情报复！
勃留索夫的朗诵一阵一阵的，呼吸短促。当他的高音转化为歌唱性的呐喊，例如在这首诗的结尾——
但这一夜我记得！我记得！
他的嗓音会变得近乎女人。
六
很自然，由于控制勃留索夫的只有一种欲望，因此，他什么艺术都不喜欢，也不可能喜欢。然而，如果说他“认为有必要”承认老一辈艺术家，研究他们，甚至对他们顶礼膜拜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的同辈作家（非作家也一样）则是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抱着绝对蔑视的态度。不过天生的机灵使他能够在与人交往时表现得特别灵活，精明过人。在与勃留索夫的交往和交谈中，即便是一个不算笨的人也能容忍他对所有的人的蔑视。（也是活该！）是的，所有的人——除了他自己。要知道，同某某一道谩骂所有其他的人，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优雅的阿谀逢迎。而勃留索夫甚至从来用不着“谩骂”，他总是半明半暗，点到即止，虽只恶毒的三言两语，但被他谈论的人会立刻变得一钱不值。而与之交谈的人，不知不觉地被勃留索夫的“信任”迷惑，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是他的同道。
跟那些虽然不算笨，但却不很高明的人打交道，这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喜欢勃留索夫的清楚明白。我也喜欢他故意遮掩、始终如一的对别人的蔑视。没有这一点，他的形象将是不够完整的，不够艺术的。
七
莫斯科，布列斯特火车站。“天蝎人”送我们出国。
我们又跟勃留索夫聊了起来。聊的是诗。对了，不是抽象的诗论，而是具体的诗技。跟勃洛克我们几乎从未有过这样的谈话，跟勃留索夫则是习以为常，而且始终谈得很“专业”。
我们在设想，能不能将韵脚押在行首，而不是行尾？或者这样，把韵设在每行最后一个词的前音节，而不是后音节？
不知何故，后来回想起这种游戏时我有种负疚感。《天平》发表过我的几首诗，共同的标题是《不恰当的韵脚》。不用问，我没有把它们收到我的书里，只是勉强还记得：
……Ｃквозь цепкое и леп-кое
Ｃкользнуть бы с Ча-шей……
По самой темной ле-стнице
Дойти до сча-стья……
（……真想捧着杯盏
穿过粘着和有弹性的事物……
沿着昏暗的楼梯
直抵幸福……）
就是这一路数的东西。另一次还要有意思些。我们挑选了一些“孤独的”词。这样的词很多。要知道，竟然找不到押“真理”的韵！不过我们俩决定还是再找一找，想一想。我什么恰当的东西也没想出来，我的一首半戏谑的诗（写给索洛古勃的）是这样写的：
……извлек
Воду живую из-стены；
Толко не знает мудрец и проро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тины。
（……从墙壁中
提取活水；
只是智者和预言家不知道
自己的真理。）
而勃留索夫却写出了一首具有惊人的代表性的诗。这首诗对他来说如此具有代表性，以至于我要将其中的八行全部摘录下来。诗是献给我的，韵脚算不上特别成功，但问题不在这里：
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早已不再相信。
我爱所有的大海，所有的码头，
从无半点儿偏心。
我愿自由的航船
能够在处处航行，
无论魔鬼，无论上帝，
我统统予以称颂。
当然喽，称颂上帝还是魔鬼，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愿意——而且能够——你也可以只称颂你自己。谁在此时此刻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最适合，就称颂谁好了。
关于“自由的航船”，这不过是装腔作势，凑韵罢了。一个被完全勃留索夫式的欲望所控制的人能有什么自由，或者哪怕是关于自由的想法和概念呢？
八
日本战争与革命期间，我们同勃留索夫很少见面。我们忙于清理《新路》，一本在最近一个时期将我的精力从《天平》转移开的杂志。
勃留索夫当时是成功地开始了对革命的“讴歌”呢，还是聪明地保持中立，等待观望——我一无所知。这期间我们只见过他一次，很仓促，是在彼得堡，维·伊万诺夫维·伊·伊万诺夫（1866—1949），诗人，文学理论家，学者。的家里。此后不久我们去了巴黎，在那儿一连呆了两年半。但在巴黎我与之通信最积极的正是勃留索夫。于是重新开始了跟《天平》的频繁合作（我甚至还有他们发的记者证）。
在莫斯科（还有彼得堡），这时正是“文学复兴”期和文学繁忙期。《天平》遇到了几个新对手，如《金羊毛》以及其他一些“美学”杂志。另一方面，安德列耶夫的创作也进入了鼎盛期，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景观（高尔基在此要稍逊一筹）。
勃留索夫机智而刻薄的来信使我了解到一些基本情况。《天平》的立场是积极主战的。
就在这时勃留索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诗人的散步》（我的评论文章当然不是发表在《天平》上，而是发表在《俄罗斯思想》上）。就实质而言，这本书既没为勃留索夫增加什么，也没使他减少什么。只是解释了一些已知的东西——对我来说。散文能使作为人的诗人失去遮拦。散文不比诗歌，在散文中，诗人用以藏身的“灌木丛”要少得多。
无论是在永远属于幻想性质的短篇小说里，还是在半历史半幻想性质的长篇小说里，勃留索夫都是依然如故，他执著一念的依然是那个唯一的神秘欲望，此外对什么都兴味索然。幻想，更主要的是色情，加以绝望的渲染，是勃留索夫为自己的糊涂套上的衣衫。通常语言叫做“内容空洞”，而美学语言叫做“无倾向性”的东西，勃留索夫全都具备。但这恰好表现了他的糊涂，他严重的——绝对是对一切——漠不关心。
我爱所有的大海，所有的码头，
绝无半点偏心。
——虽然他已准备好“讴歌”随便什么事，什么人，但还是要伺机而动。
讴歌所谓的“爱”欲，色情，任何时候都是合适的。勃留索夫在这一方面的冷漠即便是在他的诗中也能充分感觉到。可在难以藏身的散文里，他却无节制地、绝望地突出“情爱”场景，将之几乎变成了死亡墓地。这是不是恋尸癖呢？
再说，谁也没有勃留索夫这么多的——诗。在维·伊万诺夫的“星期三”晚会上——那是我们同勃留索夫在1905年的唯一一次会面——出了一桩滑稽事。
出席晚会的是当代诗歌的“精英”（不过，也有非精英）。文学的唯美主义当时正处于危机关头——受没有成功的革命影响。热闹的场面有些像是发了疯，紧张激烈，但又肆无忌惮。后来又部分地蜕变为淫秽作品。
“星期三”晚会规定，不管是已经成名的诗人还是初出茅庐的诗人，朗诵完自己的诗作以后，听众必须依次当场提出自己的看法。批评不讲情面，尖锐程度甚至被夸大。但这种批评涉及的主要是形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专业诗人批评青年诗人，但谁都不生气。
索洛古勃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索洛古勃（1863—1927），诗人，小说家。一动不动地坐着，很少发言。他似乎没有朗诵任何作品。而勃留索夫，轮到他的时候，朗诵了整整一组恋尸癖性质的诗。一开始，诗的内容甚至让在场的一些勇敢的革新家大吃一惊，但很快大家又恢复了常态，而勃留索夫“大胆地”用他的男高音朗诵的、以勃留索夫式的高超技巧制作的诗，获得一片恭维。轮到索洛古勃了。一声不吭。于是全都一声不吭。主人热情而固执地一再请求“费奥多尔·库兹米奇”发表高论。又是片刻的沉默。终于——索洛古勃开口了，周围鸦雀无声：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没有经验。
这话很恶毒，特别是他说话的语气。主人马上满脸堆笑，机智地开了几句不太成功的玩笑，敷衍过去。但勃留索夫，我想，肯定听出了索洛古勃的弦外之音——而且忘不了。
九
返回俄罗斯不久，我们就去了莫斯科。《俄罗斯思想》当时交给彼·斯特鲁威、基泽维特亚·亚·、弗兰克谢·留·等人主持。革命后新闻和报业热闹非凡。规模不同的新刊物层出不穷，老刊物则在力求推陈出新。文学丛刊空前繁荣。
我们在彼得堡为一家大型期刊已经遭遇过一次相当愚蠢的失败。我们想跟库斯科娃叶·德·库斯科娃（1869—1958），政论家，“经济主义”思想家。和波古恰尔斯基瓦·雅·波古恰尔斯基（1861—1915），历史学家。小组联合从当时的拥有者瓦西列夫斯基-涅布克瓦（他当时第一次出面是跟格尔热宾一起——提起他就伤心）手中买下这份刊物。涅布克瓦把刊物卖给了我们（连同一份每周一出版的报纸），可第二天（就是第二天）便欺骗了我们，一句承诺也没兑现，害得我们只有垂头丧气，无可奈何，还是没有自己的刊物。
此后不久斯特鲁威邀请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主持《俄罗斯思想》的文学部，为了认识编辑部的同仁和熟悉我们的职责，我们来到莫斯科。
莫斯科的热火朝天比彼得堡更让我们惊讶。不说沃兹德维仁卡街，《俄罗斯思想》有条不紊的编辑部：那里要相对安静些。但《金羊毛》、《金牛星》，还有《天平》和“天蝎”忙得不亦乐乎的地方，简直就是闹市。这里的一切变化真大——至少是在我看来——无论巨细，皆今非昔比。
我们不是住在“斯拉夫集市”光线昏暗的老房间里，而是住在“现代享受”招牌刚刚开始发脏的“国家”饭店。一大早，便开始接待来访者，作家、编辑。而且我很快就明白了，最好每个人都单独接待，因为你搞不清楚谁跟谁有仇——大概人人都不好对付。
还是说说勃留索夫吧。他也变了。神经质，好冲动，动作幅度很大，比以前更恶毒，更爱挖苦人。原来，他是没有见到《金羊毛》的编辑，那人到我们这儿是来过又走了呢，还是该来还没来——我忘记了。谈起勃留索夫同这位编辑的决斗。这件事安德列·别雷也掺乎进来了，他充当的是决斗的“公证人”还是其他什么角色——我不知道，也想不起来了。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团乱麻，也没有心思把它理清，还是保持原样吧。
再说“小组”，如今已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大俱乐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报告做完后，那里安排晚餐，平时也是这样：报告、晚餐，然后又是报告，又是晚餐……
勃留索夫离开了茨维特诺伊街心花园和父亲分给他的住宅，积雪的后院里的那间木厢房。他如今舒服地住在苏哈辽夫卡对面富丽堂皇的大楼底层里，房间里是红色的墙壁和叫不出名的吊灯。一切都今非昔比。只有勃留索夫的妻子没变。还是那么文静、平稳，不可动摇地坐在自己的位置——勃留索夫永远的妻子的位置上。一般说来，跟其他名人一样，名作家的妻子往往都是“忠诚”型的，特别型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甘愿“服侍天才”，眼睛里只有他，爱他至死不渝，从前今后什么都原谅，什么都不计较。勃留索夫的妻子有超越这一切之处。忠诚——不用说。宽宏大度——不用说。但首先——她是“永远的”妻子。她的安稳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无论你走多远，有一点是雷打不动的：她和勃留索夫在一起。世界可以崩溃，但勃留索夫最终会留下，同她长相厮守。
怎么说呢，她是对的。只要她现在还活着，我绝不会怀疑勃留索夫跟她在一起。
《天平》已走向衰落。晚上，我跟勃留索夫乘马车走在特维尔大街上。他对我详细介绍了波利亚科夫（出版家），《天平》和“天蝎”的状况……很快《天平》确实销声匿迹了。《北方之花》丛刊支撑得要久一些。
十
主持一家在另外一座城市出版的刊物的文学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很高兴能吸收勃留索夫这个莫斯科人。不过，让他负责的是诗歌。勃留索夫费心给我寄书，供我写文学评论用。编辑部寄来的手稿（散文的）乱七八糟，有时简直令人绝望。感觉得出来，工作还没理顺。不久我们跟《俄罗斯思想》的事便完全闹僵了。
都怪我们。根据条件，我们的职责限于审读小说来稿，可我们竟忽然想起要给编辑部提供一些我们认为够格发表但又不是纯小说的作品。另外，不该忘记，我们的超越“艺术”的观点同杂志编辑的观点并不一致。
所有这些人我们早就认识。我们尤其了解彼·斯特鲁威，这个聪明可爱、才华横溢的人，这位……作家？教授？记者？政治家？学者？怎么称呼他？他似乎始终在做那些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事，也不是主要的事，但做什么都做得非常好。早在他和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图甘-巴拉诺夫斯基（1865—1919），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之一。还是“俄国首批马克思主义者”时，我们就认识他了。光阴荏苒，可斯特鲁威实际上还是依然如故：有点固执，难打交道，注意力分散，看问题深刻，还有——非同寻常和绝无仅有的直率。从脱离马克思主义开始，他做过多次转向，然而，凭借他的直率和认真，他恰恰具备转向的本领：他从来不在原地“打转”。
在我现在所写的那个时期，他不是转向了我们的轨道。我们跟他保持过——至今仍保持着——极为良好的关系，后来我们甚至还密切配合，共同探讨同一些问题，但具体的合作，尽管是办杂志，要求的却是另一种程度的密切配合——当然，如果这种合作不是纯粹流于形式。
弗兰克，特别是基泽维特，跟我们关系较为疏远。
我再说一遍：错误在我们一边：我们不应该超越“文学”的樊篱。
不过，导致我们之间第一次冲突的勃洛克的《三套车》是“文学”还是“非文学”呢？我认为是“文学”，甚至是高雅的“文学”，不是转义的，而是直义的。但“小说”可以称为“高雅”的，而勃洛克的《三套车》的形式是“文章”。它是抒情的——这反而糟糕，因为既然这是“文章”。文中讲的是俄罗斯——这就更加糟糕，因为涉及俄罗斯的文章就是涉及政治的文章。也就是说，要看一看，这种政治是否符合刊物的政治。根本用不着费脑筋，这不是明摆着的嘛：无论怎样“抒情的”政治都不符合刊物的要求。
勃洛克在宗教—哲学协会的第一次（我们回到彼得堡后）会议上宣读了这篇文章。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是，文章非常清新、有力。但《俄罗斯思想》却不肯发表它。
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尽管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的职务被解除，不再主持文学散文，只剩下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我还是当每月文学评论员。
我们的副手勃留索夫开始正式走马上任，但他实际上是在分担斯特鲁威本人的工作。关于这种共同的工作，勃留索夫后来每次跟我们见面都要说起。他牢骚很多。这并不奇怪。两个如此不同的人——勃留索夫和斯特鲁威——竟能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这才奇怪呢。
十一
论对诗的外在理解的精细程度，勃留索夫是无与伦比的。他驾驭“风格”和形式的才能（奇怪的是，如今就连这一才能他也丧失殆尽）使他竟然像做游戏一般出版了一大本模拟女人口吻、署名“奈丽”的诗集。这当然还是从前那个勃留索夫，在色欲方面反应冷淡（因而也寡廉鲜耻），天生内容空洞。不过，借助外在的技巧，他伪装得相当巧妙。
论对诗的内在感觉和趣味——这种感觉和趣味应该是出于对诗歌的热爱——勃留索夫可谓一无所有。我可以举出很多事例证明这一点。试举一例。
有人介绍了一位青年诗人给我。此人个子不高，皮肤略黑，有点驼背。他是那么谦虚，那么胆怯，以致读起诗来只是勉强听得见，而且双手冰凉，汗津津的。以前我们对他一无所知，谁介绍来的我也忘记了（可能是他自己来的）。我对青年诗人一般来说是不大信任的。他的诗远非完美，但我觉得，它们无疑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跟我每天不得不耐着性子听的数以十计（如果我不给拦住的话，还会数以百计）的篇什毕竟不完全是一路。
用我们当时的话来说，这小伙子的诗“还有点东西”。
我私下里断定，这个男孩不无才能，便自告奋勇，要把他的诗拿去发表（这似乎是我生平第一次主动帮助别人）：“比如，可以给《俄罗斯思想》——我要寄给勃留索夫。”
答复并不是很快，而且，更有甚者，回信是另有原因。信中的口气是嘲弄的、漫不经心的、粗鲁的：至于说到您的“有才能”的小伙子，我可以告诉您，我这里同样有才能的，甚至比他更有才能的小伙子，在莫斯科比比皆是。我奉劝此人不要投稿……还有一些诸如此类不大好听的话。
然而这个小伙子却异常迅速地成为一位诗人，并且不管怎么说，是一位得到公认的诗人，论形式的精致典雅，他甚至可与勃留索夫比肩。这便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勃留索夫1909年1月曾经送给我一个漂亮的、皮面的笔记本，用于写诗（我后来把它带出了苏维埃俄国，从1909年开始，我的诗全记在这个本子上，如今虽然已14个年头，还是没有写满）。第一页上有勃留索夫很长一段亲切而又客气的题诗。这首诗后来发表在什么地方。无论它如何客气，我都认为，它跟我的写作完全不相干。我自然是同情勃留索夫同辈所有同仁的遭遇的：他与他们交往时，或客气，或粗鲁，全是随机应变，他似乎谁都瞧不起，而实际上，他是目中无人，视而不见：他并不觉得需要注意别人，没功夫。
不过，在应约为《俄国文学史》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勃留索夫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我的一首诗的头韵，不厌其烦地对其中的辅音和元音做了相应的统计……
我们的会面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半。我们仓促间听说，勃留索夫病了一场，又康复了，但变得神经质，过着急风暴雨似的生活，而且滥用麻醉品。
当这段相当长的时间过后，他第一次顺路来看我们，他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不由得回忆起当年那个年轻人：身体纤柔如树枝，留一圈络腮胡，出言谦虚谨慎，举止老成绵软，稳重而又自信，稳重而又尖刻。而今……这就是勃留索夫？不过，回忆一闪即逝。我已经认出勃留索夫——就是同不久前相比，他外表的变化也实在是太大了啊。
他坐在饭厅的餐桌旁。不停地吸烟，（这竟然是勃留索夫！）青筋暴起，瘦骨嶙峋的手（这竟然是勃留索夫！）抖得那么厉害，以致他把烟灰撒到了桌布上、茶杯里，然后开始撕扯桌布的一角，再然后又离开座位，开始在窄小的饭厅里胡乱地踱来踱去。他的脸又黑又瘦，一双黑眼暗淡无光——否则会在眼窝里突然间放出奇怪的光芒。络腮胡已经斑白，头上也开始长出白发。他是那么焦虑不安，以致坐在他旁边的人也变得焦虑不安起来。
他一个劲儿地说啊，说……一个劲儿地埋怨斯特鲁威。为《俄罗斯思想》的事情他来过不知多少趟了。他们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他们发表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斯特鲁威亲自处理文学稿件。把勃留索夫当成编辑的听差。勃留索夫决心已定，如果继续这样的话，他将辞职。他，勃留索夫……他，斯特鲁威……
我显然已经想不起来斯特鲁威错在何处，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些令人不安的冲突。也不可能有谁会想得起来，因为这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为勃留索夫的焦虑不安担心，建议他既然如此，还是辞职为好。
——我要辞职，我要辞职。
勃留索夫反复说，可他没有辞职。又从莫斯科来了，又在我们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埋怨斯特鲁威：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要辞职……
我们逐渐习惯了勃留索夫的新外貌，而他在大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年似乎也变得稍微心平气和些，从前那个尖刻而又机智的勃留索夫好像又回来了。
当然，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内心的东西。不光一次也没触及过我们整个小组所关心的、在宗教—哲学协会有着广泛反映的那些问题，其他问题也从未触及。我们只谈文学，就连这文学也只是限于事务性质，主要是关于《俄罗斯思想》和斯特鲁威……
至于斯特鲁威，对俄国部分知识分子当时所关注的宗教问题，应该说，他是涉猎很深的。他甚至还是协会的理事。理事会里有左派和右派。后来，当两派斗争激化且左派取得了胜利（由贝利斯案件贝利斯案件：1913年在基辅对犹太人贝利斯的一次审判。诬告他为举行宗教仪式而杀害了一名俄罗斯男孩。审判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策划的，激起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抗议。法院最后宣布贝利斯无罪。引起的关于将瓦·洛扎诺夫瓦·瓦·洛扎诺夫（1856—1919），作家，政论家，哲学家。开除出人数众多的宗教哲学会的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斯特鲁威和他的集团脱离了理事会。斯特鲁威原则上反对把社会因素乃至社会道德因素纳入宗教领域。
我是无论如何想也不会想到要跟勃留索夫谈这些的。在遥远的“颓废主义”年代，他一有机会便对“自由主义者”表示轻蔑甚至仇恨。不过这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可后来——我不记得勃留索夫对任何具有广泛意义的问题发表过意见。我们也从未听说他跟别人在什么场合明确涉及过普遍问题。一只玻璃罩扣在他头上。他于是便停留在这只玻璃罩下，在自己唯一的欲望的没有空气的空间里。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要问一问：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活人还是死人？
没有人，从来没有：他的手腕太高明，太善于掩盖自己灵魂、思想和内心的苍白。
十二
我故意略去了别人对我讲述的有关勃留索夫及其生活的一切。这类讲述我也很少能记住。要知道，你永远难以辨别其中的真假——不论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有意义的事实不言自明。至于说勃留索夫开始在各方面放纵自己，但在哪方面都不能完全沉浸下去，最后便尝试麻醉品，听起来倒也合乎情理，不得不信。爱情悲剧呢？可能，爱情悲剧都是根据勃留索夫所固有的模式发生的，而其数量并不令人感兴趣。
但有一次我们听说，莫斯科有位年轻的女诗人，一个文静的姑娘，开枪自杀了，而且这件事跟勃留索夫有关。
详细情况我不记得，也可能是并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报界。
听到自杀的消息总是不好受的。不过我，很抱歉，很少想到勃留索夫。他是无辜的，即便他有错：因为他毕竟感觉不到自己的过错……
不久传来消息说，勃留索夫要来彼得堡，对此，我丝毫不感到吃惊：我们彼得堡知识界准备为顺道来访的客人维尔哈仑维尔哈仑（1855—1916），比利时法语诗人，戏剧家。举行欢迎会。勃留索夫跟维尔哈仑关系很好，当年差点去他家做客。由于崇尚欧洲，勃留索夫同外国作家一直保持着积极的联系。甚至给《天平》写过文章。
显然勃留索夫是为维尔哈仑而来。他说忙，没时间到我们家来，宴会上见。
可就在宴会前夕，勃留索夫出现了。当时只有我们几个人在——我、梅列日科夫斯基、费洛索弗夫德·费。时间是吃饭前，已经点了灯。
勃留索夫进门的样子，看人的眼神，还有他的脸，让人一见便知：这完全是另一个勃留索夫。这才是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而且是处于最后的绝望中的人。正是因为那天我们见到了一个富于人性和痛苦不堪的勃留索夫，感觉到了他的亲近，我们才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关于这次会面我不想多说。我只想提些个人看法。勃留索夫是否像感觉的那样有过错？当然不是。但他被自己的过错，被这个姑娘的死刺痛，或许笼统地说，被死亡刺痛，这是第一次。这悲剧的确是爱情悲剧。她爱他，相信他的爱情。当她明白过来勃留索夫爱的并不是她，她便寻了短见。
勃留索夫当初也是这么对她说的。临死前她说不想活了，要见勃留索夫，勃留索夫没信，所以没去，等再见到她时，她已经死了。
然而够了。我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人们能够理解勃留索夫所受的“刺激”和痛苦，对勃留索夫这样的遭遇，任何一个真正的、深沉的人，都会感同身受的。
在如此特殊的、绝无仅有的时刻，勃留索夫也感觉到了我们的亲近。有可能，这种亲近助了他一臂之力。
不用说，他当时并不是为维尔哈仑而来：他是为了“逃避”才来到彼得堡，他真想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人独处，与世隔绝。我不知道，还有谁在他来彼得堡期间见过他。至少他自己没有出席过一次宴会。
他也再没有到我们家来。过了一段时间，收到莫斯科的一封信，还不是勃留索夫式的；温馨、深沉、亲切。可随即又音信杳无。好几个月以后，当我们在家里再次见到勃留索夫时（差不多是在大战前夕），他已经恢复了常态：依然苍老，依然神经质，依然用他那颤抖的手一根接一根地点烟，依然高傲而又不屑地对《俄罗斯思想》的事情发泄着满腹怨气。眼睛里又闪射出昔日疯狂的欲火。
十三
很多人都有“猴子”，甚至可能每一个稍微出众的人都有自己的“猴子”，只不过我们不常把他们放在一起观察而已。我说的“猴子”绝对不是模仿者的意思。不，我说的是一种现象：第二个人会突然重复第一个人，在变形镜中反映第一个人。这种扭曲的重复，可怕的漫画式的相像，不是人人都看得出来的。这不是粗糙的相似。它源远流长。“我嘲笑我的猴子。”《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对韦尔霍文斯基说。的确，渺小空虚、卑鄙下流的韦尔霍文斯基是一只“猴子”。伊万王子的“猴子”，斯塔夫罗金的“猴子”。他们仿佛并不相像吗？不，相像。猴子的作用是揭穿和解释。
魔鬼为勃留索夫臆造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猴子（而魔鬼是精通滑稽的）。勃留索夫不是斯塔夫罗金，不是伊万王子，他的猴子也不是韦尔霍文斯基。而且生活会减少清晰度。
勃留索夫的猴子是伊戈尔·谢维里亚宁。
如果我们将勃留索夫最基本的特征取下来，换上谢维里亚宁的经过零碎处理和漫画处理的相应特征，便可以做成一个完整的游戏。魔鬼甚至是太过努力了，把他们俩拉得过于相近，把谢维里亚宁的形象雕刻得过于像勃留索夫。他把谢维里亚宁也造就成了“诗人”，而且也是“革新家”、“流派的创立者”……在勃留索夫出道25年以后。
勃留索夫聪明地对自己的家庭严密封锁，闭口不提，而谢维里亚宁则对自己的所有方面都喜欢曝光。要知道，他是专门为揭穿勃留索夫的秘密而被造就的。他对同时代人统统不屑一顾，可他把这阉割得一干二净的同时，竟然丝毫也不担心和怀疑自己的面目有多么可笑。他完全不喜欢也不承认“任何普希金”，但一有机会便大声声明这一点，他的声明甚至使人生厌了。不过在此他又不能完全放弃朝勃留索夫挤眉弄眼：如果说勃留索夫“认为需要”喜爱普希金和丘特切夫，那么伊戈尔“承认”的则是——米拉·罗赫维茨卡娅米拉·罗赫维茨卡娅（1869—1905），诗人。（好在她也死了）。但他忠于自己，又抛出一个秘密：勃留索夫不是做不到，可就是一次也没说：“你们真好看，不承认我和丘特切夫”或是“不承认我和普希金”。伊戈尔呢，在谩骂支撑着上流社会的某些诗人的“读者”和“崇拜者”时，还加了一句说明：
而我和米拉——被冷落在一旁！
勃留索夫的“欧洲情结”以商品推销员的形式，扭曲地反映在伊戈尔身上。这位天生的商品推销员，还没来得及在人间走一回，便饥不择食地摆出一副“洋腔洋调”。“他们想炫耀自己的修养。”契诃夫笔下的小市民说。
伊戈尔跟勃留索夫一样，知道“色情”永远是适时的，永远是有用的和重要的。“您是那么狂热，您如同神秘的面纱……”他尽力这样说——内心同样很冷淡，只是勃留索夫病态的紧张及其“色情”的可怕的死者的冷淡在伊戈尔笔下转化成一种不冷不热的、“冰状糖果”的温度。
而勃留索夫最主要的、核心的东西，烧毁了他的心灵的欲望，谢维里亚宁并没忘记公之于众并给予无比幼稚而精确的界定：
我是天才伊戈尔·谢维里亚宁，
陶醉于自己的成功，
我登上整个城市的屏幕，
深入每个人的内心！
勃留索夫对整个生活的“埋怨”折射成伊戈尔的“成就”。不用说，只有伊戈尔一个人确信自己取得了“成就”。对“陶醉于自己的成功”的人来说，这种成功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并无区别。
勃留索夫的猴子当然是迫不及待的。在什么地方，差不多就是在那首《我是天才》里，他解释说，他要在一年的期限内，使自己的天才得到普遍肯定，“深入每个人的内心”：
……我说过：我将是！
一年过去了，看吧，我已是！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就连在这一年的存在也是值得怀疑的，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的存在已经化为乌有，情况就会有什么改变吗？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立刻给我留下不安的印象。当你想要回忆什么，你却明明知道，不管你怎样冥思苦想，你都会一无所获，你该是多么不安啊。
这天晚上，除了我们，索洛古勃（当时他跟刚崭露头角的诗人打得火热）家里只有两三个人。伊戈尔又长又苍白的鼻子，高大的身躯（略微有点弯曲），扣子系得严严的黑色常礼服。他没有耍流氓——这种时尚已经初露端倪，而且他只是一个自我未来主义者。相反，他很渴望“温文尔雅”，跟任何天生的商品推销员一样。然而可惜的是，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偏远地区的土气。那天晚上他自己大概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每念完一首“大胆”的诗，便老实巴交地坐下。
可能，勃留索夫隐约地给我吹的第一次风便是朗诵诗的风格。两位诗人的朗诵风格全然不同。伊戈尔·谢维里亚宁是唱。不是吟诵，而是唱，就像没有嗓子的歌手，在台上唱情歌，而且是千篇一律的情歌。勃留索夫的朗诵平淡无奇。只是他越拔越高的男高音，有时会紧张地转换成呐喊——这呐喊中有一个音符，被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粗俗地重复。伊戈尔就是直接从这个音符开始自己的歌唱的：
我是天才……
勃留索夫有一行悲壮的诗句：
我厌倦了做“瓦列里·勃留索夫”……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会这样回答他：不管你多么厌倦，你反正还是，因为：
……看吧，我已是！
猴子的对比游戏可以没完没了地做下去。有些对比我们还将提到。但现在我要指出，跟不自觉地依附斯塔夫罗金的韦尔霍文斯基一样，伊戈尔·谢维里亚宁本人也感觉到了那条将他和勃留索夫联系起来的纽带。他不止一次谈起它，毫无顾虑，同谈论其他事情一样。我还记得这样几句诗，说的是在他伊戈尔·谢维里亚宁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微不足道的：
……周围尽是平庸之辈，
只有您，
瓦列里·勃留索夫，
才是真正的
无冕之王……
十四
战争刚开始时，有谁不曾为我们将来的胜利呐喊呢？小说家，戏剧家，更不用说诗人。所有的低声劝告都是徒劳的：
诗人啊，不要过早地写作，
胜利还在上帝的手中。
如今，伤口还在冒烟，
说什么话如今都没有用。
不过一年以后，这股浪潮有所消退。但有些人依然如故。其中就有瓦列里·勃留索夫（当然还有伊戈尔·谢维里亚宁）。
没有一个人能像勃留索夫那样年复一年、顽固而“英勇”地讴歌战争。没有一个人能像勃留索夫那样在战争期间写出如此粗野的沙文主义诗歌。（谢维里亚宁的粗野表现在文字上：“让俄国士兵把鼻涕——擤在俾士麦身上。”）
君士坦丁堡和圣索菲亚曾激发勃留索夫的诗情，使他创作出一系列诗篇，歌唱俄罗斯未来的强大。这些诗篇我们当然没有全读过，我无法一一列举。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些情绪，我们与勃留索夫在战争期间中断了联系。我们听说，他经常坐车到前线去，有时是随民间组织，有时是随军事组织。或者是找熟人，随军代表去——我不清楚，恐怕说的并不确切。这期间我们彼此之间很少打交道。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在彼得堡东游西逛。突然他被抓走，要动员他当兵。他被关进营房。男女崇拜者们纷纷拥向各个办公室——要求放人。哪怕是从营房里。他们成功了。谢维里亚宁又回到涅瓦大街。这件事并没减少他的战争热情。他写道，在涅瓦大街上散步“还不等于叛变投敌”，而当别人全都支持不住了，你们应该知道：
那时，你们温柔的，你们唯一的，
我，将率领你们攻陷柏林！
至于说到“女崇拜者”，并不会造成误解：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尽管有那么多狂热和披着短面纱的女士，尽管服用可卡因，调皮捣蛋，甚至保证率领部队攻打柏林，但从本质上说，毕竟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革命。从2月到10月——克伦斯基政权只维持了短暂而动荡的几个月。这一时期我们很少听到勃留索夫的消息，至于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他简直就像融化在了云雾里，随风飘散了。就是10月以后也是不见他的踪影，十月革命党人中没有他，反十月革命党人中也没有他。我对他的一无所知简直令人吃惊。我极力回忆——似乎隐约听到过一些模糊的传闻，但也有可能，实际上并没听到过。他变成了幽灵。
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第一个迅速转向新政权的作家是伊耶罗尼姆·雅辛斯基伊耶罗尼姆·雅辛斯基（1850—1931），作家。老人。他是当时唯一受到布尔什维克厚待者。他们在报纸上赞扬他，带他坐汽车出行，拉他参观克隆施塔德。很久以来，他一直是唯一出卖和背叛了自己的名字的俄罗斯——毕竟还是——作家。而第二个是莫斯科人，勃留索夫。
当梅耶荷德还在我们作家协会，在一群战战兢兢但却不肯屈服的老知识分子中间，大声叫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传来了有关勃留索夫的模糊而奇怪的消息。
为什么说这消息奇怪呢？“无论魔鬼，无论上帝，我统统加以称颂……”
既然“称颂”开始了，勃留索夫的“我”便需要快马加鞭，只争朝夕：要当第一名，跑在前面。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会跟不上，会掉队，他可不是勃留索夫，而只是勃留索夫的猴子……
俄语的写法还未因反革命而被禁止使用，勃留索夫就开始按布尔什维克的写法写作了，并且声明，他不会按别的写法发表文章。他们刚要消灭书刊，勃留索夫就坐到新闻检查官的交椅上了——密切监视，这些书刊被消灭得是否彻底，有否对布尔什维克不利的走私品混进布尔什维克书刊。他们刚想抛弃“社会民主的腐朽襁褓”并受洗为“共产党员”，勃留索夫便匆忙发表了《我为什么会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小册子。
为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不令人吃惊。当然，他的小册子里有自己的说法，如果那里有说法。这本小册子索然无味。只有一个问题可以针对勃留索夫提出来：为什么他，勃留索夫，如此坚毅自持，做出如此大的牺牲（肯定要跟卢那察尔斯基有交情，凡是有点理解力的人都知道，卢那察尔斯基对文学的悟性并不比写了《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的赫列斯塔科夫高），还是没能得到更高的职位？为什么他没有“陶醉于自己的成功”，而且似乎并没有获得什么特别的成功？
尽管他狂热地执著一念，全身心地投入自我，他至今仍然未能“登上整个城市的屏幕”，也未能“深入每个人的内心”。跟卢那察尔斯基同事多年，他也不得不重复多年：
只有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
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
——由于收效甚微，勃留索夫对此也会感到厌倦。
不知何故，就连马雅可夫斯基的地位都要显赫一些。勃留索夫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不久前做了一场关于普希金诗歌的报告。作为一种“无用的手段”，勃留索夫不再需要普希金。他说，普希金没有找到适合于俄语的谐和音，而马雅可夫斯基找到了。
我担心，由于上了年纪，勃留索夫的感觉已经开始失灵。我担心，在发掘一切“手段”时，他已经不能细致地区分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用的。他的“航船”的确是在“到处航行”。要知道：
他爱所有的大海，所有的码头，
从无半点偏心……
如今，到了魔鬼的大海，这船会不会沉没呢？
假如勃留索夫看得见，他应该悲痛欲绝。被欲望，甚至是最可怕的贪欲烧毁的灵魂，只剩下忍受痛苦的能力。
生活多么残酷。人多么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