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月亮朋友回忆勃洛克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任凭群鸦发出声声哀鸣，
盘旋在我们的眠床上方，
那些当之无愧者，上帝啊，上帝，
将进入你的天堂！
这不是一篇谈论勃洛克诗歌的文章。这样的东西当年我写过不少。这也不是一篇谈论勃洛克本人的文章。而且无论如何这不是对勃洛克的审判。也不是对他的评价。我想讲述勃洛克本人的故事，对我们之间的聚散离合作一粗浅的勾勒——仅此而已。
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交往很多，很多。我们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友谊，月光般的友谊。不记得是谁（好像是个法国人）说过，友谊永远是月亮，只有爱情是太阳。
一
秋天。彼得堡近郊的别墅。一片树林的边缘，一条沟谷旁的草地。苹果般酸涩的空气，淡紫色的天空，与纤秀挺拔的白桦树浅黄色的树叶交相辉映。
我坐在沟边读刚收到的一封信。这是奥尔加·索洛维约娃奥·米·索洛维约娃（1855—1903），翻译家和画家。勃洛克的表姨妈。从莫斯科寄来的。
勃洛克
关于这位出色的女性我要在这里略作交待。她是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符·索洛维约夫（1843—1900），哲学家，诗人。的弟媳，米哈伊尔·索洛维约夫米·谢·索洛维约夫（1862—1903），教育家，翻译家，符·索洛维约夫的弟弟。的妻子。米哈伊尔虽没有哥哥出名，但似乎比哥哥更深刻，更专注，最主要的是，更“文静”。奥尔加性喜冲动，头脑聪明，才华出众，甚至可以说，还是节烈女子。她的画不为人知。她好像也很少拿出来示人。但她的每一幅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都不乏新意，这是它们后来没被忘记的原因。她只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在我们相识前很久），在《北方信使》上发表后，它又成为一篇如此新鲜而特别的东西，以致我们很久都不能忘怀。
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开始通信的。而且，书信往来多年，彼此竟然从未见过面。直到她去世前没多久，我们才终于在莫斯科相见。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见到鲍利亚·布加耶夫鲍·布加耶夫（安德列·别雷）（1880—1934），诗人，小说家，文学理论家。（后来取笔名为安德列·别雷）。布加耶夫家和索洛维约夫家当时都住在阿尔巴特街，而且是在同一幢楼房里，只是层次不同。
好像是1903年春，身体虚弱的米哈伊尔·索洛维约夫得了流行性感冒。病情变得复杂。奥尔加寸步不离她的左右，直到最后一分钟，为他合上双眼，她便走进另一个房间，开枪自杀了。
人们为他们夫妻两人一起举行了葬礼。奥尔加虔信宗教——多神教。她的爱就是她的宗教。
留下了16岁的儿子谢尔盖。他后来成为一个不错的诗人，出了几本书（有点古典）。大战爆发前他去当了神父。
二
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始时那个晴朗的秋日。从奥尔加·索洛维约娃的信中掉出几张单页的纸。是诗稿。不过，还是让我们先读信。
信中有一段附言：“……您对你们彼得堡刚崭露头角的一位诗人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当然，还没有发表过作品。不过也许，您与他已经认识？他姓勃洛克。鲍利亚（布加耶夫）读了他的诗兴奋得简直要在地上打滚。我……说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给您抄去几首。请回信谈谈您的感想。”
这些最初的胆怯的歌吟是否收进了勃洛克的某个集子？大概没有。这些诗是那么朦胧恍惚，言语是那么含糊不清，纯粹的勃洛克风格，这种风格他后来仍保持着，也正是这一点给了他特有的魅力。
还有主题，我记得，也是勃洛克式的：美妇人最初的幻影。
三
搬进城里，冬天，事务，好像是宗教—哲学会……我没有碰到勃洛克，尽管又有人给我带来他的另外一些诗，又一次引起我的兴趣。
早春，乍暖还寒，还在烧壁炉，就是说，是在3月初或3月中，有人按响了我们的门铃。我走到前厅，打开门。
天气很晴朗，但前厅里很暗。我只看到，这是一个陌生的大学生。穿着带斑点的浅灰色学生装。
——我来……我可不可以报个名……星期五，梅列日科夫斯基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诗人，作家，批评家，政论家，季·吉皮乌斯的丈夫。要在盐城作报告……
——您贵姓？
——勃洛克……
——您是勃洛克快请进来，让我们彼此认识一下。报告先不着急，这是小事……
就这样勃洛克走进了我的房间，坐在壁炉的另一端，正对着高高的窗户。窗外——窗户对着救主大教堂的广场——是早春清澈的绿光，已经不再暗淡的天空。
我并不觉得勃洛克漂亮。窄而高的额头（他的脸和身躯上的一切都是窄而高的，尽管他是中等个头）上方是浓密的褐色头发。脸是直板的，一动不动，平静得如木雕石刻一般。这是一张很有意思的脸。
动作很少，嗓音也与之相配。我觉得，他的嗓音也是“窄”的，只是还有些低沉和沙哑，仿佛是从深深的井底发出来的。勃洛克讲话慢条斯理，每个词的发音都很用力，好像不时地被某种沉思打断。
然而奇怪。这些慢条斯理、时断时续、有些吃力的话语，这沙哑的嗓音，这呆板的面部，这灰色的、不太专注的眼睛——这位大学生的整个面貌，却蕴含着一种可爱的东西。是的，一种可爱的、稚气的、“不可怕的”东西。要知道，“不知什么原因”（年轻的鲍利亚·布加耶夫也许会知道），每个刚成年的人都是可怕的。在勃洛克身上没有丝毫这种“怪现象”，这也许是因为，尽管他呆板、严肃，甚至木讷，可他身上没有“成年人的特点”，没有让人感到“可怕”的成年人灰颓的一面。
当然，这一切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而只是隐约感觉到。
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我们都说了些什么。但我们的谈话明确告诉我，我们还会见面，肯定。
好像是在勃洛克的来访快结束时，梅列日科夫斯基回来了。
四
这些年我始终没有忘记勃洛克。宗教—哲学会的活动他好像没参加过，或者偶尔参加过（所有的人都参加过）。但《新路》杂志从创刊伊始他就在场。他关于美妇人的整个系列诗就是在这个刊物上最先发表的。对刊物的评论部分，他给我的帮助也很大。几乎每期他都要送来一篇评论或短文：关于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关于符·索洛维约夫的新版本……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当年的旧杂志就可知道。
不过，早在《新路》创刊前我们的友谊就已经很深厚了。即便是在1902年夏天，他去自己的沙赫马托沃（莫斯科近郊的庄园，他后来曾长期居住在那里，还亲自动手在那里建房）期间，我们仍然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深秋的时候他还到了卢加，在我们那儿住了几天。
我们的别墅地处荒凉的一隅，多雨的夏季过后，天气变得晴朗而又寒冷。
我们在树林的隔离带漫步，四周是9月的金黄和红硕，小溪在苔藓间潺潺流淌，溪水就是看上去也透出一股凉意，虽然水面上映照着阳光。我们谈论着什么——可能是在谈论杂志，也可能是在谈论别的东西……未必是在谈论诗歌。
我与勃洛克的每次谈话都无法转述。要明白这一点，就要了解勃洛克。首先，他跟你在一起时，始终又同时身在别处——我想，只有非常粗心大意的人才不会发现这一点。其次，他慢条斯理、少而又少的话语听起来如此费劲，如此沉重，结果导致本来是轻松的话也变得不轻松了。
当然，可以“自说自话”，各行其道。我见过很多人就是这样跟勃洛克谈话的——甚至是谈论“崇高的”东西。然而我，即便是进行最简单的谈话，也总能不由自主地找到一种特殊的语言：词语之间和词语之外蕴含的东西远远多于词语本身及其本义。主要的、重要的东西从不说出来，认为它是“不可言说”的。
我承认，这种“不可言说”（勃洛克喜爱的一个词）有时也令我恼火，会产生一种近乎粗暴的愿望，想把一切都颠倒过来，扯下那些模糊的遮盖，将谈话纳入直白清晰的轨道，变得像几何学一样。这样的反抗里有着自己的真实，但……勃洛克不以为然。我现在所谈的早期勃洛克不以为然。
不能说他脱离现实，更不能说他“不聪明”。而同时，我们称之为哲学、逻辑学、形而上学，乃至宗教的一切，又好像跟他不沾边儿。作为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学生和崇拜者，勃洛克全身心沉浸在老师朦胧的预见中，沉浸在他讴歌“她”和“彩虹姑娘”的诗句中。索洛维约夫的基督教没有触及勃洛克。基督教是索洛维约夫的“预见”赖以产生的源泉。他怎能无所顾忌地从一个层次跳到另一个层次，怎能在《三次会见》——最“不可言说”的长诗中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写出这样的诗句：“沃洛金卡，你是多么愚蠢！”——勃洛克做不到这一点。“她”要么如平静的非夜晚的光照耀着他，要么跟他一起跌入深渊，在那里可顾不上善意的自嘲。
五
与勃洛克交往越多，他的性格特征就越是清晰。这特征具有双重性：首先是他的悲剧性，其次是他的不设防。不设防什么？什么都不设防：不设防自己，不设防别人，甚至不设防生死。
可勃洛克的主要魅力也恰好来源于这悲剧性和不设防。当然，明白这一点的人为数不多，但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他吸引。
我内心对勃洛克云缠雾绕的“不可言说”的反抗是一种本能的要求，目的是希望他能为自己找到一种保护，获得一种防身的武器。但为此，应当适时地成为成年人。成年——上面说过的不无希望的、扼杀一切的，但又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成年，对勃洛克来说，却迟迟未来。尽管他表现出罕见的深度，但依然停留在“责任”的界线以外。
他本人对此是否清楚？他对自己的悲剧性和不设防是否清楚？大概是清楚的。至少他是有所感觉的，而且预感到它们将给他带来什么。为此他竭尽了全力。
六
我想，勃洛克自己也希望“摇身一变”。他接近过、贴近过生活，可一想到要进入生活，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生活便对他挤眉弄眼，丑态百出。
我不知道他是以何种方式，以怎样的努力接近生活的。我写的只是我亲眼所见的勃洛克。
而我们俩甚至从来没有谈论过对方——彼此的饮食起居。特别是在我们成为朋友后的最初几年。至少我们没有直接谈论过具体的事实，而只是在事实外边“兜圈子”。
我对勃洛克的大致身世当然有所了解，知道他的父母离了婚，知道他跟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知道他的父亲远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对自己还有一个妹妹，留在了父亲身边，勃洛克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已不记得我是何时和怎样知道这些的。同事实本身相比，我更清楚事实在勃洛克心中的反应。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可能是在看校样，或是做杂志方面的其他工作——坐到很晚，很晚。不知不觉5月的白夜早已溜走。一轮小而苍白的太阳升起来，已经升得很高。但阳光照耀下的街道却是空空荡荡的：城市在安睡——要知道，那是个非常绵长的夜。
我喜欢这夜静中撒满阳光的时辰，死寂的彼得堡的闪光的恐怖（这里有多么可怕的预兆啊）。
我对勃洛克说：
——您知道吗？我们去散步吧。
于是我们下了楼，走到灰色的马路上，脚下的石板因泥土解冻而吱嘎作响。马路笔直，笔直，鸦雀无声，围墙里的什么地方传来公鸡的啼叫……整个城市里只有我们俩。我们的城市，因我们而显得可爱的城市。它好像死了，但我们知道，它只是在酣睡……
我还是不记得，我们谈了什么。我只记得，我们很快活，而且谈话很轻松，这在勃洛克是少有的……
往回走时，勃洛克把我送到家门口。不知为什么，我问他：
——您是怎么想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您会结婚吗？
他的回答干脆得出人意料：
——会的。我想，我会结婚的。
还补充了一句：
——我很想结婚。
就这么两句话，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清楚，其效果跟别人花整晚时间谈论一桩婚事没什么不同。
我问过一个人：
——您可知道，勃洛克要结婚了？
那人很平静地回答：
——知道，娶的是柳鲍奇卡·门捷列娃。就是，她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认识她，胖乎乎的。
七
这一整个夏天我跟勃洛克都没有通信。秋天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勃洛克婚后去了沙赫马托沃，他的妻子貌美惊人，鲍利亚·布加耶夫和谢辽沙·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夫妇米哈伊尔和奥尔加的儿子）在沙赫马托沃他们那里做了很长时间客。
接下来的整个冬天情况变得如此复杂，以致勃洛克在我们的视野里几乎没出现过。刊物还在继续（宗教—哲学会被上面查封），可我入冬时遭遇的个人痛苦，使我在刊物里的工作中断了一段时间。我们这儿门庭冷落，只偶尔有些青年，与刊物关系较紧密的工作人员来访，而且，这些都是勃洛克的朋友。
我隐约记得，他也来过。是的，来过——结婚以后第一次。在我看来，他还跟从前一样，丝毫没有改变。只是稍微温和些，但也有可能只是我们为彼此见面而高兴。他给我带来了诗——依旧是勃洛克风格的，依旧优美动人，依旧讲的是美妇人。
我们的谈话也跟从前一样。只是我又生出一个直率的问题，就实质而言，这问题完全是多余的：
——这是真的吗，当您谈论“她”的时候，您并不认为，也不可能认为，这是一个现实中的女性？
他甚至垂下了眼睛，好像对我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难为情：
——这当然啦，我从不这样那样认为。
我感到羞愧。对勃洛克，而且是结了婚的勃洛克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危险。我为什么要怀疑他呢！应该看到，婚姻使他有所改变，但这改变似乎实在是太少。
分手时我说：
——您不想介绍我认识您的妻子吗？
——不。不想。完全没有必要。
八
00我不愿涉及勃洛克的任何一位朋友，只有他的一个朋友（从前也是我的朋友）——鲍利斯·布加耶夫——“安德列·别雷”是个例外。他是无法回避的。
他还活着。对我来说，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他似乎早就死了。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谈论的是死者还是活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真话。同时，谈论死者又跟谈论活人一样，谁都无法说出整个事实的真相。对有些事情需要保持缄默，无论好事还是坏事。
别雷
若要专门写安德列·别雷，我甚至不会有丝毫的兴趣。我之所以要提及从前的鲍利亚·布加耶夫，只不过是因为我与勃洛克交往的历史要求这样。
很难想象还有哪两个人比鲍利亚·布加耶夫和勃洛克反差更为强烈。他们的差别太明显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内在的相似，联系他们俩的纽带，并不十分容易把握和判断。
我是大约在认识勃洛克的同时认识鲍利亚·布加耶夫的 （勃洛克大概也是那时认识他的）。虽然布加耶夫住在我们不常去的莫斯科，而勃洛克住在彼得堡，但我们同前者的关系表面上看要更亲近些，不知是友好呢，还是亲昵。
我是在勃洛克的圈子里谈论布加耶夫的，所以我不能停留在我们的关系上。我仅仅指出这两个人的不同之处。称呼布加耶夫，除了叫他“鲍利亚”，我很难再找到别的称呼，而称呼勃洛克则不同，我是绝不会想到要叫他“萨沙”的。
勃洛克严肃认真，特别好静少动，而别雷虚与委蛇，始终手舞足蹈。勃洛克讲话吃力，少言寡语，嗓音喑哑，而别雷口若悬河，挥臂劈手，表情丰富。他忽而面带微笑，忽而挤眉弄眼。如果你向勃洛克提问，他会半天不吭声。然后说“是”，或者“不”。鲍利亚有问必答：“是是是……”马上会有一千句话脱口而出，腾云驾雾。勃洛克浑身僵硬，就像木头或石头。鲍利亚浑身柔软、温存、甜蜜。勃洛克的头发是深色的、松软的，却不很熨帖。鲍利亚的头发比羽毛还轻盈，黄色的，像刚孵出的鸡雏。
这是外表。说得再稍微深一些。勃洛克——这一点朋友和敌人都感觉到了——非同寻常地，绝无仅有地真实。或许，他也对人撒过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整个身心都是真实的，可以说，他浑身散发着真实的气息。（好像，有一次我甚至跟他谈起这一点。）有可能，他的不善言辞部分地就是起因于这天生的真实。要知道，我想，勃洛克一直抱有这样的意识或感觉（对谈话者来说这很明显）：他什么都不明白。他是视而能见的，一切对他来说，他对一切来说，都是言而未尽、含混不清的。很难表达这种痛苦的感觉。他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不明白的恰是那些不明白它就等于什么都不明白的东西。
当勃洛克的这种经常状态表现得特别明显时，我不由地想：万一所有的人同样“什么都不明白”，并且，勃洛克的罕见之处就在于他总能感觉到他“什么都不明白”，而所有其他人却感觉不到呢？
无论如何，对鲍利亚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的实在太多，实在太清楚、太独特、太深刻、太有趣，有时简直是太精彩。无论什么，他岂止是明白，他简直是明白过头了。我说这话时绝对是严肃认真的。我并不否认《话语》——从前的刊名似乎是《白箭》——上的一篇随笔是出自我手。布加耶夫不是天才，也不可能成为天才，而只是有些天才的火花在他身上闪亮，一些不知从何处飞来又飞向何处的天才之箭不时射中他。但他永远都是它们的被动的对象。
这一点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不真实的人，与真实的勃洛克大相径庭。最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他又不失为一个诚挚的人。但还是让人感到这是另一种质地，另一种性质。勃洛克从本质上说是忠实的。假如他不忠实，早扑通一声掉进地狱，跌得粉身碎骨了。不过掉进去也应该——因为他“什么都不明白”……
鲍利亚·布加耶夫整个是轻盈的、轻盈的，就像他自己青年时代的发丝。他似乎能手舞足蹈地飞越任何“地狱”。他好像命中注定要反复跨越地狱，在地狱边缘跳舞——忽去忽来，忽左忽右，忽上忽下……
鲍利亚·布加耶夫——是活生生的不忠实。这是他的天性。
九
究竟是什么把如此不同的两个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是存在的。我还是不愿涉及“艺术”，即他们两个人都是诗人，作家。我谈的不是文学，只是人，还有他们的心灵，再确切些说，是他们的风貌。
首先，他们俩，勃洛克和布加耶夫，是同一代人（也许，是同一“半代”人），两个人都无可救药地“未成年”。一个成熟的人，只要他还不是彻底平庸，他的身上自然会保留某些孩子气。但勃洛克和布加耶夫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俩没有成熟期，时间过去越久，越是容易看出，他们俩不可能再长大。无论是勃洛克的严肃，还是布加耶夫的博学，都无法打破他们给人造成的未成年印象。这是代替成熟的东西，而绝不是成熟本身。
他们俩都有纯孩子的一面，但表现不同：勃洛克是个若有所思的、固执的、受惊的孩子，孤身一人流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鲍利亚则是一个喜欢撒娇、调皮任性的孩子，整天想入非非，无法无天，忽而很天真，忽而故作天真。
勃洛克对自己的天真所知甚少。鲍利亚对自己的天真则了如指掌，还故意夸大天真，玩弄天真。
他们俩都意志薄弱，虽然表现有所不同。两个人都被命运操纵。不过，如果说勃洛克给人的感觉是悲剧，那么鲍利亚给人的感觉则是凄惨，充其量是传奇。
在不礼貌的旁观者看来，无论勃洛克，抑或布加耶夫，恕我直言，都是“不正常”的人。同样的不礼貌的公众原谅了他们的“不正常”，因为他们有“才华”，因为他们是“诗人”。这里的一切，不用说，从头到尾都是侮辱性的。承认他们的“不正常”也好，因为“诗歌”而原谅他们也罢，对外边的人能要求什么呢？可怕的是，这一代的许许多多诗人和作家自己（我这里实在不是说勃洛克和布加耶夫）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个观点。服务于“艺术”的人自己也逐渐习惯了为自己的意志薄弱和不成熟辩护——恰是通过对“艺术”的参与。他们没有发现，他们正在脱离生活，变成为公众插科打诨的滑稽演员，为此他们的一切都会获得宽大……
不过我好像走题了。言归正传。
十
1904年春我们到国外去了一次。我们在莫斯科作过停留（当时我们是去亚斯纳亚波良纳），当然，见到了布加耶夫，虽然对这次会面我记得不是特别准确。我只知道，布加耶夫跟勃洛克的关系那时已经很亲密（年轻的谢·索洛维约夫同样如此）。
他们的关系之所以会变得亲密，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有布加耶夫自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比勃洛克逊色的符·索洛维约夫信徒。作为一个对任何哲学和形而上学都格格不入的人，勃洛克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样，对符·索洛维约夫哲学的始因基督教同样格格不入。他把基督教纳入“不可言说”的范畴。相反，布加耶夫只是说，谈基督教最好是跟基督徒谈。他对哲学和形而上学有着强烈的爱好，尽管我并不认为他跟勃洛克发挥过自己的哲学理论。应该说真话：布加耶夫善于与人交谈，他跟谁都能找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话题。
我们与他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约好：鲍利亚每次来彼得堡（他希望能常来），都住在我们家里。
1904年夏天和秋天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大家记忆犹新：刺杀普列维维·康·普列维（1846—1904），内务部长兼宪兵司令（1902—1904）。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1857—1914），俄国内政部长（19048—19051）。之“春”——宴会……我们有自己的私人事件：将那些所谓的“唯心主义者”（布尔加科夫谢·尼·布尔加科夫（1871—1944），经济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尼·阿·别尔嘉耶夫（1874—1848），哲学家，宗教思想家。等）拉进《新路》杂志。
我写的不是对这段时间的回忆，所以这里只能插一句：由于多种原因而具有多重性质的《新路》，我们决定在1904年停办，当然，最好转手给什么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想出国三年。不过行期我们并没有确定，假如通过引进新人能够成功地按照时代的要求（但不能改变它的基础）对杂志进行改革，我们还是乐意继续办下去的。说得简单明白些，《新路》作为一本宗教杂志，个人主义色彩太浓，社会气息不足。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团体的“唯心主义”是一座桥梁，借助这座桥梁这些昔日的社会活动家（社会民主党）可以走向宗教——也许，他们自己对此并不清楚。（未来证明，总的说来，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人人都清楚，在以后的岁月里，布尔加科夫和别尔嘉耶夫在宗教方面走得多远，他们身后的桥梁就被烧掉得有多快。）
我们的希望没能完全实现。唯心主义者进入了《新路》，但这种联合本身又清楚地表明，合作的时机尚未成熟：他们的“社会民主党”色彩还是太浓，我们的个人主义气息还是太重。
事实上，接近年底时杂志已经移交给他们了，而且我们同意，刊名改为《生活问题》以后，我们将退出杂志的工作。当然，杂志的人员组成也变了。这一点是经过友好协商解决的，尽管我不能不说，我们对联合和让步有着更强烈的良好愿望。不过纯社会活动家们对艺术界人士所抱有的习惯性不信任，还有对基督教的偏见——他们习惯了认为“宗教即反动”——也表现在“唯心主义者”身上并不令我们吃惊。
杂志的秘书丘尔科夫格·伊·丘尔科夫（1879—1939），作家，诗人，批评家。仍留任《生活问题》的秘书。他早在《新路》即将停刊的时候就已经全身心地投向了新集团一边。好像是在12月，我跟他和布尔加科夫发生了唯一一次因杂志而起的冲突，这场冲突很能代表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能说明勃洛克当时的处境，因为它正是由我的一篇关于勃洛克的文章引发的——那好像是我写的第一篇关于勃洛克的文章。当然是说他的诗。丘尔科夫和布尔加科夫是想让我明白，我的题目缺乏社会性，而勃洛克也不够出色，且我的小文不适合杂志的新面孔。我得承认，这种荒唐的见解当时让我伤心至极。无论对错，这篇短评还是发表了。这毕竟还是《新路》！当然，我们再没有给《生活问题》投过任何稿件，尽管我们始终同杂志的全体成员，特别是同别尔嘉耶夫，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但我的第一篇关于勃洛克的文章，差不多也是所有最早评论勃洛克的文章之一，所遭遇的意外还不够典型吗？他写了四年诗，可在刊物上还是那么默默无闻，以致就连谈谈他也不被认为是需要的！
在我这儿，当年所有那些难忘的日子同布加耶夫的联系要多于勃洛克。这联系是外在的，因为，出于一种奇怪的偶然，经常来彼得堡并住在我们家的鲍利亚，每次来都遇上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无论是1月9日，还是10月17日，或者类似的某一天（唉，最后一次是1917年3月1日、2日、3日），都会让我马上想起鲍利亚灵活的身影，那双惊奇和斜视的眼睛，让我听到他独特的言谈，机智而幼稚的话语……鲍利亚什么事情都见过，什么地方都去过，什么东西都明白——当然是自己的见解，而且他的兴奋中掺杂着讽刺。
每次到彼得堡，鲍利亚都要去勃洛克家做客。他是否对我讲过勃洛克？可能。不过我不记得他对我说过勃洛克对一些事件的反应。有一次他给我读了（或是给我看）勃洛克的一首新作，里面将ниц（“叩拜”）与царицу（“皇后”）当成同一个韵脚。诗是好诗，但韵脚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迷人之处。
——鲍利亚，您喜欢这царицу吗？
他哈哈狂笑，跳得老高，差点儿击起掌来：
——对，对，就是这个y—y—y！既然是цариц—y—y—y，怎么能喜欢呢！
你看，勃洛克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琐事中出现在我们之间。
十一
1905—1906年冬天——我们出国前的最后一个冬天——我记忆犹新，终于，我已是不光与勃洛克，而是与他们夫妻俩经常见面。我们是如何相识的，我不知道，但我记得他们三个人经常到我们家来（鲍利亚又从莫斯科来了），我甚至极为清楚地记得这位漂亮、端庄、高个的女子当时有多么光彩照人。
我们是在2月里动身的，很友好甚至很温情地告别了大家。
但出于某些说不清道不白的原因，我同他们当中的任何人，甚至同鲍利亚，都没有通过信。就好像断绝了关系。
十二
我们在获悉俄罗斯情况的同时，当然也得到许多有关勃洛克的信息。一方面，知道他发表了一些社会演说，参与了阿·提尔科娃的报纸，只是时间很短，结局有点出人意外。另一方面，也知道他在革命后风起云涌的文坛上声名鹊起——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剧院，《滑稽草台戏》……
但这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是二手、三手资料。
只是有一回，有几个月的光景，勃洛克终于从一团迷雾中走了出来。至少他的名字开始在我们这儿经常被重复。
有人敲我们的门，白天。
“Monsieur”法语，先生。……我听不懂名字。我走到前厅。那里站着一个人，倚靠着墙，披一件黑色德国短斗篷，一副落难相。是鲍利亚·布加耶夫。
十分意外地出现在我们巴黎的住宅里。
原来，鲍利亚早就开始在国外游历了。一时还弄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所以。他在德国东游西荡——正是东游西荡。从那儿带来了长袜、斗篷和烟斗。如今到了巴黎。脸上没有笑意，像是失魂落魄。不过他说，打算在巴黎逗留一段时间，到底多久还不一定。
于是就留下了。我们在巴黎的房子住不下，他便住进离我们不远的一所很小的寄宿学校——不用说，我们天天见面。
我插一句：他每天在这所寄宿中学里吃早饭……是跟饶勒斯一道！而且最后，他们相互认识了，甚至经常长谈。我的天——谈什么呢？不过确确实实，鲍利亚·布加耶夫跟谁都能长篇大论。
十三
关于跟鲍利亚在巴黎的这几个月，关于我们在城里的散步和谈话，假如话题不是经常涉及勃洛克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在此讲述了。
我对勃洛克的兴趣，实际上从来没有减少。我很高兴能以某种方式让他也在场（当你想念谁或谈论谁，这个人便始终有点在场的意味）。至于说鲍利亚昨天还是勃洛克狂热的朋友，今天却成了他同样狂热的敌人——没有丝毫意义。
是的，没有丝毫意义，虽然我可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要发现鲍利亚·布加耶夫内心的转折有多么容易，就要了解他。他的内心总是打转，而且转来转去，完全让你无从把握——而这怪不得勃洛克。勃洛克似乎是一成不变的。
应当了解鲍利亚·布加耶夫，理解他，这样才能不把他此时此刻对别人的态度当回事。你听，他在说，他爱一个人。有声有色和满腔热情地描绘着这个人的形象，而我知道，明天他会对这个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杀了他，或者写一篇文章予以大肆攻击，添油加醋地把他的形象描绘得一团漆黑。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考虑的不是布加耶夫，而是他的爱或恨之箭所瞄准的对象？
不管怎么说，幸亏布加耶夫，我们这几个月才是在勃洛克的氛围中度过的。虽然我对布加耶夫的态度友善之至，但我对他骤然改变对勃洛克的态度并不承担罪责。要知道鲍利亚也是我的“朋友”……同样随时有背叛我的可能。他毕竟是鲍利亚·布加耶夫。
而勃洛克，各个方面都变得较为容易理解，这让我感到更加亲切。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想：多么不同的人啊，这两位“朋友”，两位俄罗斯诗人，他们同属一代，而且也许，还被同一不为人知的命运所联系呢……
十四
又是彼得堡。还是那个房间，还是那盏灯，还是相隔一张桌子的沙发和安乐椅，安乐椅上坐着的还是那个勃洛克。
仿佛过去这几年不曾存在……不，不，仿佛过去的不是三年，而是三十年。
只是渐渐地，我才在勃洛克身上找到旧的、不变的、不能变的东西。从外表看他变化不大。但最初几次见面给人的感觉是我们彼此还有些陌生，还不能完全认得出对方。有些东西已被淡忘。很多东西尚缺乏了解。我们的生活内容不一样。
很快又感觉到一种本能的需要——跟勃洛克讲一种特殊的语言，即绕来绕去。这一点没有变。勃洛克“长大”了没有？他好像有了些新的说法和观点——“普遍的”……不，这只是表面现象。他说话依旧吃力，慢条斯理，若有所思。而这位如今已大名鼎鼎并深受喜爱的诗人的脸，比从前更呆板了，带有惊诧和疲惫的印迹。还有孤独，不是那种平静的孤独，也不是那种狂暴的孤独，而是一种悲剧性的孤独。
不过，有时他身上有种新的东西在执拗地燃烧和激荡，想要付诸语言——又做不到，这时他的眼睛就会变得茫然，孩子般地沮丧。
勃洛克为我朗诵自己的一个剧本——至今为止他的作品中最不出名的一部。（无论是在书刊上，还是在舞台上，我都不记得它。）我当时的印象是，作品写得很精彩，尽管有些不平衡和程式化，有时近似胡闹。相形之下，他后来的剧本《玫瑰花与十字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这个剧本是用散文体写成的。剧名我忘了——我们称之为《法伊娜》，借用女主人公的名字。勃洛克的朗诵跟说话没什么两样：声音沙哑，单调。这反倒赋予他的朗诵一种独特的力量。
很有“勃洛克风格的作品”。我越是往下听，越是更加清晰地回忆起从前的、年轻的、永远的勃洛克。是法伊娜？绝对不是法伊娜，而依旧是那个美妇人，是她，是彩虹姑娘，永远不会是尘世的女性。
你走进原野一去不回，
愿以你的名字为圣……
不，不是一去不回……
……岁月流逝匆匆，
我预感到，你会改变面容。
我不由自主地说：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可这毕竟不是法伊娜。这毕竟又是她（黑体）。——对。
还有几页，结尾，我又惊奇和自信地说：
——要知道她，美妇人，就是俄罗斯！
他的回答仍旧很简单：
——对。是俄罗斯……可能是俄罗斯。对。
这就是他身上，勃洛克身上的新东西，它以自己的方式，深刻而痛苦地定型，或说半定型。革命后吹到他身上的“社会气息”没能保持下来。坐在桌边，当着别人面，他在谈话中说过一些“跟大家一样”的话，可他并非“跟大家一样”，对我们当时所抱的相当偏激的情绪，他总要唱些反调。
单独和他在一起时情况会变得更清楚：他在内心为自己培育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俄罗斯——他爱上了她，爱上了自己的爱——“不可言说”的爱。
十五
勃洛克身体不好。晚上，我们到帆船街他窄小的住所去看他。
简练，舒适，朴素。很多书。勃洛克自己在家里就是简练而朴素的。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他的妻子，变化很大。她是那么漂亮和高大——对窄小的房间和窄小的茶桌来说，她显得过于高大，总觉得不太协调。昔日的光彩已经消失，那光彩曾使她楚楚动人。
我们知道，这些年她迷上了演戏，下了不少功夫，随私人剧团到俄罗斯各地巡回演出过。不过，我再说一遍，并非这一点改变了她，而且，在这位文静的女子身上，感觉不出想要当演员的迹象。她身上还是有光彩的，但这是另一种光彩，不是先前的那种光彩。她整个变了样。
我还记得我们出国前她的模样，很想跟他们夫妻俩哪怕是建立一种生活或社会联系。应该说，得到官方批准的整个宗教—哲学协会（由从前的宗教—哲学会的残余组成）是在我们离开彼得堡期间建立的。我们当然参加了——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冲突开始之时，恰好是“讨论神的季节”（社会民主党人还杜撰出“造神者”和“寻神者”的荒唐分类）。但我们对人数众多和纯知识分子的协会并不满意。于是我们想建立一个较为私人化，但同时任务又较为宽泛的部门。为了绕过新闻检查机关，我们给这个部门取名为“宗教史研究部”。我们肯定是要吸收勃洛克夫妇加盟的，该部筹备期间，勃洛克到我们这儿来过几次，差点儿成为“注册人”之一。
然而开过几次会以后，他，还有他的妻子，全都失踪了。就连我们这儿勃洛克也不再来了。
有一次我在什么地方碰到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
——怎么在加加林斯卡亚街（研究部在那儿活动）见不到你们？是厌倦了还是因为忙？
我得到的回答天真而又直率，换了勃洛克本人肯定说不出来：那儿的人们谈论的尽是“不可言说”的东西。
这天真的回答里有着无望的真话的影子。于是我们明白了：无论是什么“部”，即便是最完善的，勃洛克都不会参加，也不可能参加。
十六
在这些表面热闹，间或忙碌，内里艰难而又密集的岁月里，我记得勃洛克始终在我们近旁，但不是跟我们在一起。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而是在我们的生活附近。我有过见他的需要。显然，他也有——他经常来。但总是一个人来，而且是赶在我们家里没有外人的时候。每次来都呆很久。我们跟他——有时是我单独跟他——时常坐到深夜。他给我朗诵他的作品，或者只是谈话。谈什么？不是谈诗，不是谈人，不是谈他，或者也可反过来说，又谈诗，又谈人，又谈他，是在一种特殊的层面上，作为“最重要的，最后的东西”来谈的——不言而喻，谈话依旧是兜来兜去，迂回曲折。
我们当然知道别人对勃洛克的议论。有人说他“大吃大喝，寻欢作乐”……不，是说他好酒贪杯，经常一个人离家出走，整夜整夜在外游荡。他们很惊讶：他是一个人！这事看似令人惊讶，其实没什么可惊讶的。如果说这事很重要，那么重要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这里反映出来的勃洛克的孤独、悲哀——还有“不设防”。这是命运所致，还是悲剧所致？
我们之间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何必谈呢？有他的诗。
我们谈论我的时候比谈论他还要少。这方面似乎一句话也没说过。有一次他来了，赶巧桌子上放着即将出版的我的第二本诗集的手稿。勃洛克开始翻看，看得很仔细（尽管每一首诗他都早已知道）。
我说：
——您愿意吗，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喜欢哪些，挑出来，我献给您。
——行吗？我很愿意。
他在桌旁坐了很久。挑了几首。挑的是好诗还是坏诗——我不知道，不过至少是我比较珍爱的。
十七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记得勃洛克变得特别单纯，富于人情味，容光焕发。一般说来，我记忆中的勃洛克从来不笑。如果说他笑过，那也是稍纵即逝，不易察觉。而这段时间我记得勃洛克确实笑了，那是一种关心和温存的笑。嗓音也变了，变得更加热情。
他在等待自己的孩子出世的时候是这样，而在孩子出生后的日子里更是如此。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些对勃洛克关系重大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见到他，他总来（要知道我们在现实生活方面很少联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关心他的妻子，有没有人在那儿给予体贴的照料 （有人后来说没有）。我们只是隐约听说过，她要生产了。有一次勃洛克来说，她突然间感到不舒服，他便把她送到医院。“是怎么回事？”我问。“没什么，现在好了。”
没过几天，异常艰难的生产到了。不知为什么，我至今仍记得勃洛克从医院里打来的那些夜间电话。有一天很晚了，终于传来消息：生了个男孩。
几乎此后的每一天勃洛克到我们家来都是容光焕发，面带微笑。孩子很虚弱，中了毒，但勃洛克不相信他会死：“他块头这么大。”勃洛克给他取名德米特里，纪念门捷列夫。
在我们家餐厅喝茶时，勃洛克一声不吭，眼睛显得不同往常，既炯炯有神，又心不在焉。
——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现在该怎样……培养他……米奇卡……
这个可怜的米奇卡出生第八天或第九天就夭折了。
勃洛克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地讲述、解释孩子为什么没能活下来，为什么会死。他虽然只是反复讲述，但从茫然失色的脸上不难看出惊慌失措、难以置信的神情。
还来过几次，随后便失踪了。
过了很长时间，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已经发胖的时候，他们俩来向我们告别：他们要出国。“我们打算稍微休息一下，到别的地方看看……”
两个人的脸色都很暗淡，他们的来访也是多余的，灰颓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是多余的。一个希望破灭了。一扇微启的门关闭了。
十八
或许，有人会大惑不解，莫名其妙：对勃洛克来说，孩子算什么希望？勃洛克会是家长！他是诗人，是永远的骑士，而且，如果他的确“未成年”，那不是再好不过吗——永远的少年？就算他的儿子活下来了，他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这只会使他失去更多。这也许会使他陷入家务不能自拔……
对这样的推测很难做出回答。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勃洛克自己本能地感觉到了孩子能带给他什么，他又是多么需要这些。而孩子能够带给他同生活的血肉联系和责任心。
尽管勃洛克是个不同凡响的人，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个有着强烈的心灵痛苦的人，但我还是要再说一遍——他不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他的“未成年”跟自然的、充满活力的、快乐的少年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可是永远在生活附近行进？这可是无穷无尽的孤独？在孩子身上勃洛克感受到怀着宁静的温存触及生活的可能性。可能，生活跟往常一样，不会以丑态百出回报他。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父亲的身份，而恰是在于新的感觉，即责任感，能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勃洛克是否像我现在写的这样清楚而草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然不是。可他曾被一个希望所照亮。一旦希望熄灭，他也就随之熄灭了。重新陷入自己“什么都不明白”的痛苦中，比以前更为深重的痛苦中，因为他不明白的还有一个问题：怎么会既给人以希望又剥夺人的希望？
十九
勃洛克的独特使我们很难用通常的语言对他做出判断。说他聪明，就跟令人发指地说他愚蠢一样是错误的。他学识并不渊博，但喜欢读书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并不是形而上学者、哲学家，但非常喜欢历史，善于研究历史，有时为之倾注巨大的热情。但我重复一遍，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独特的、生硬的和出人意料的。当时，社会问题特别尖锐。他是否超然于社会问题之外？当然，大家把他看成不问政治的诗人并准备“为诗歌”而原谅他的一切。但他尽管游离于许多知识分子集团之外，却有着自己的社会见解。这些见解就总体而言是不够明确的，就部分而言是清晰无误的。
曾几何时，发生在我们和勃洛克之间的冲突，正是基于这一土壤。这些冲突是转瞬即逝的，确实：因为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事业，他到我们这儿来是只身一人，而且我们极力回避这些问题。不过有时冲突是很激烈的。这些激烈的冲突我记不清了——关于最后一次冲突，也是最主要的一次冲突，我下面还要谈到。
有时勃洛克完全不露面。一个阳光明亮的傍晚，我们回家时顺路去勃洛克家。
这是一套整个雪白的、路灯般明亮的住宅，在石岛街的一栋新楼里。跟加列尔纳亚街上的那套真是天差地别。
出来迎我们的是他的妻子。勃洛克还在睡觉。他回来晚了，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对我们解释说，直到早晨才到家。过了一些时候他出来了。从来没有的苍白、安静、呆板。我们坐了没多久。路灯般明亮的屋子里让人觉得很暗。
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美妇人那永远留驻、永远变化的面容：
夜晚，餐馆上空的热气
显得如此荒凉而野蛮。
春天腐烂发霉的气息
不时发出醉意的叫喊。
……
每天晚上，在约好的时间，
（也许我不过是在做梦？）
都见一位裹着丝衣的少女
在朦胧的窗子里闪动。
她在酒鬼之间从容走过，
总是只身一人，不须陪伴。
她香气四溢，云缠雾绕，
款款落座在窗台旁边。
她的富于弹性的丝衣
散发出一些古老的传说，
纤细的手上戴着指环，
宽檐帽上嵌着服丧的羽毛。
……
我灵魂深处有个宝藏，
它的钥匙只归我一人。
你是对的，酩酊怪物，
我知道：真理在酒中。
《陌生女郎》无人不知。但又有谁读透了这首诗？再请看另一首诗中的两行，可怕的和预言性的：
哦，我会倒下，既卑微，又惆怅，
假如我没有战胜那些致命的幻想。
恐怖的预感——“你会改变容颜”——要成为现实，但还远未成为现实。“她”穿着黑色的衣裙，不是白色的，且“她”既非在夜晚的河畔，亦非在彩虹下面，而是“在酒鬼中间”——啊，这还不算太可怕。这还不算完。
二十
由于我写的是我眼见的那个勃洛克，故关于他，关于他的生活的所有故事会自然而然地从叙述中脱颖而出，至于真实不真实，谁能搞得清楚呢？
他的朋友和敌人鲍利亚·布加耶夫（如今已经最后定下来叫安德列·别雷）好像早已又成了他的“朋友”。但我不大清楚他们之间的新关系，因为战前的最后几年我们跟别雷也很少见面：他娶了莫斯科的一位小姐（谢·索洛维约夫娶了这位小姐的妹妹），旅行了好长时间，最后成为施特纳博士的狂热信徒，携妻子追随他移居瑞士。有一次路过芬兰（当时施特纳在赫尔辛基），别雷来看我们。胡子刮得精光，秃顶（从前那头柔软的金发荡然无存），可实际上还是依然如故：不是走路，而是跳舞，坐在地毯上极其可笑而又可爱地乜斜着眼睛，依旧口若悬河——只不过这次讲的是施特纳博士和人智学。而主要的是，感觉得出，他和从前一样对自己和自己说的话不负责任，一分钟都不肯做出担保。枯燥乏味。
这几年的冬天我们跟勃洛克建立了很正确的、大概也是很亲密的关系。跟平常一样，他每次都是一个人来。如果是白天，就留下来吃午饭，晚上走。
为编书来索要过几次诗——他很突然地开始积极参加《对三只橙子的爱》或《怪鸟西林》的编辑工作。
我是个低产的诗人，因此，到我这儿找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不想拒绝勃洛克。于是我跟勃洛克一起动手翻检旧稿，看能否找到什么被遗忘的东西。即便找到了（即便是在我的书里），还是会遇到新的困难：需要抄写。这时勃洛克表现出毫不迟疑的牺牲精神，他坐到我的书桌旁，一动不动，直到全部抄完，有时比需要抄的要多：例如，偶然发现我的一首从未发表过的诗《饥饿之歌》，写在一张纸上，就是勃洛克亲手抄的。勃洛克已经出版了《玫瑰花与十字架》，打算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搬上舞台。《玫瑰花与十字架》使我大失所望。勃洛克刚开始构思时，向我详细介绍过这个剧本。它本来可以具有相当的魅力和深度，可写出来的东西却比构思逊色。勃洛克清楚这一点，所以没跟我提起剧本。我不想再议论它。
二十一
每年春天我们都到国外去。夏天回来——可勃洛克已去了自己在乡下的庄园。有时给我写信。而秋天我们又开始见面了。如果一两个星期不见，我们就打电话，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一说就是几个小时。勃洛克迟缓的话语在电话里显得更加迟缓。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说第一声“喂！”他沉重的嗓音对听筒回答：“您好！”那嗓音是无法跟任何人的嗓音混淆的，还有那绵长的、时断时续的话语。我拿着听筒的手已经累了，但这从来不是闲聊，我从来不觉得枯燥乏味。我们争论过，有时竟然忘记了彼此还有空间相隔，忘记了彼此是看不见的。道别时，就跟约会完了一样。
二十二
战争。
我很难将对勃洛克的回忆同对这暴风骤雨般的头几个月和几年的回忆分离出来。因为生活变得十分复杂。战争震撼了俄国知识分子，制造了新的集团和新的分野。
我记得，战争爆发后我跟勃洛克的初次“见面”是通过电话。我不想——也无法在电话里谈论战争，于是谈话很快结束了。但勃洛克兴奋的嗓音，他的一句话，使我大吃一惊：“要知道战争——这首先是令人高兴！”
了解勃洛克的人，很难期待他会对战争持否定态度。可怕的是，他会迷恋上战争，会陷入当时的许多诗人和作家都陷入的极度战争狂热。他的“高兴”已经令人难堪。
不过我要马上告诉大家，这样的事在勃洛克身上并没有发生。他没有成为那些顽固不化的人的朋友。如果执意要给勃洛克贴标签的话（而所有的标签贴到他身上都会脱落），那么，除了“黑帮的”，拿什么标签都不可能接近他。就这一样已经迫使他“接受”战争。但对俄罗斯的爱，甚至不是爱，而是一种对她的富于牺牲精神的钟爱，一种无限的柔情，拯救了他，使他幸免于对战争的“陶醉”。骑士的宠爱……要知道，俄罗斯当时对他来说，就是“她”，面孔千变万化的“美妇人”……
二十三
我们的见面开始变得有点少起来，而且根据默契，都避免谈论战争。一旦无意中谈起，总要争论。然后争论又会中断。一遇到有些人所谓的勃洛克的“黑帮活动”，还有些人所谓的勃洛克“不问政治”，我们就像碰了壁。
对我来说，这是“不负责任的悲剧”。我想，还是不涉及这件事为好……
初春的时候亚历山大剧院应该上演我的剧本《绿色的指环》。勃洛克早就知道这个剧本，他见过手稿。不知何故，他特别喜欢。
排练在进行。我一次也没能赶上。排练安排在早上，只有一次偶然安排在晚间。有人送来了通知，当时勃洛克坐在我们家。我对他说：
——您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去。您跟我去，再送我回来。若不愿意——就让梅耶荷德生气吧，我不去了。
——他们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勃洛克带着玩笑似的担心问，并当场答应一同前往。
是2月的光景。还冷，但雪已不很多。我们驱车在平坦而昏暗（战争！）的谢尔吉大街上急驶如飞。我似乎在说服勃洛克不要为《海湾》（一本新的季刊）写稿。然后我们过街进入剧院。我不相信剧院，它是否会必然歪曲剧本呢？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您对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剧院上演的您的剧作满意吗？
勃洛克不吭声。然后坚定地说：
——不满意。那是侮辱我。
似乎，他也不相信剧院。
在昏暗的大厅里，我跟勃洛克不声不响地看完了整个演出（有萨文娜的第三场没排练过）。当然，这是瞎胡闹。习惯了扮演情人的男演员们不会扮演中学生。当一个男演员面对他意料不到的吻（大意如此），竟突然开始东张西望，甚至探视窗帘后面，勃洛克悄声对我说：“这简直是淫秽作品！”演得最好的是罗辛娜-伊萨罗娃。但就连她勃洛克也不满意。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他给她递了张字条：“请教勃洛克。他会给您很好的指点。”
好像，他们后来谈了很久。
梅耶荷德挨了当头一棒。他把所有男演员集中到休息厅，把他们狠狠训了一通。我跟勃洛克则回家喝茶。
二十四
勃洛克没有去前线。1915—1916年冬他深居简出，写了很多东西。而这个冬天在我家里，每逢星期天，总是聚集了很多青年——大多数是诗人：他们的人数陡然增加了许多。一个带来了另一个，另一个又带来两个，如此膨胀——趁你还未来得及想到要做一定的削减。勃洛克送来另外一些人，总要给这些人一块地方。勃洛克对我的聚会很感兴趣，经常在星期天晚上打电话来。
跟平常一样，他总是没有人的时候来。有一次白天，在我们家偶然碰上了马利亚·费奥多罗芙娜（高尔基的妻子）。她从不到我们家来。显然，这次是因有事，是为一个集子吧——我不知道。这几个冬天我同她和高尔基在不同的人家里间或见过面（高尔基还到我们家来过——差点提议出版我的诗集，但给我们阻止了）。
高尔基的妻子，后来成为掌管工兵代表苏维埃剧院的勤勉的“委员”，不过眼下还只是一个年纪成熟的预备演员，犹如焦躁不安的波涛，到处冲击。
我见到她与勃洛克在茶桌旁相对而坐。还没过五分钟，她便拿出她相当温和但是“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借用高尔基的话——见解来冲击勃洛克。
勃洛克才说出四句话，她已说出五六十句。这显然让他很恼火，于是本来很平静的交谈变得越来越激烈。
马利亚·费奥多罗芙娜噼里啪啦，滔滔不绝地说：“您有什么理由不同意，莫非您真的不了解形势，另外还有社会……另外还有政府……新闻检查机关不允许……诚实正直的人士……而它……他们……把他们……它……”勃洛克像只木锤一样固执地敲着桌子：“就应该这样！就应该这样！”
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个场面相当精彩，然而，等这一场面结束，马利亚·费奥多罗芙娜离开以后，我们只是自由自在地叹了口气。
她走了，但勃洛克仍固执己见。他仍在继续重申自己的观点，寸步不让。看得出来，她败坏了他的情绪。我们极力要彻底扭转话题。但不记得，成功了没有。
二十五
以阿·格利高里耶夫阿·阿·格利高里耶夫（1822—1864），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诗选序的形式发表的勃洛克的长文，让我感到如此伤心，如此痛苦，以致我觉得无法保持沉默。文章是原则性的，触及的问题很有当代性，而且，我认为，也很重要：作为人，诗人，艺术家和作家不负有责任。勃洛克以格利高里耶夫和洛扎诺夫为例，力求肯定这种不负责任，并对恪守“清规戒律”扼杀了格利高里耶夫的旧知识分子（他们指责格利高里耶夫无所关心，立场多变）和新知识分子的偏执——针对洛扎诺夫——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抨击。顺便把《新时代》和对洛扎诺夫的公民道德和人的道德不闻不问的老头子苏沃林（这个最典型的俄国虚无主义者）也赞扬了一番。
勃洛克的文章里还有很多东西。我的回应文章也一样（后来收在《火光集》中），其实质可以概括为两句诗：
你可以不做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人。
当然，我决不会不跟勃洛克打招呼，就把文章拿去发表的。我和他约好——这是1916年的晚春——见面的时间。一个明亮、温暖、发蓝的晚上，他来了。我记得当时低矮的窗户是敞开的，窗外是谢尔吉大街，附近的栅栏后面是塔夫里切斯基公园春天的树丛。
这个充满意外的傍晚令我难忘。当我们还坐在饭厅里时，旁边的前厅响起了门铃声，接着一个陌生的、哭得跟泪人儿似的姑娘跑了进来。她朝我扑过来，哽咽着说道：
——救救我……他们要把我带走，骗人……您写了《绿色的指环》……您会明白的……
她朝敞着门的饭厅瞥了一眼，突然大叫道：
——啊，勃洛克在您这儿……他也会救我，帮我的……我求您了，别把我交给他……
勃洛克走了出来。我们俩都莫名其妙，不知所措。这位勃洛克也不认识的姑娘显然神经不正常。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但就在这时，门铃又响了，“他”，姑娘的哥哥，走了进来，很温和地劝她跟他一起——回家（是他说的）。我们合力劝慰她，总算把她送走。
后来才搞清楚，这个姑娘尽管确实神经不正常，但她躲避哥哥时说的话，并不完全是假话。这是个令人难过的故事，为了节约开销，兄弟几人要把她送进医院……令人难过的故事。
可我们又能做什么？一个人救得了另一个人吗？
我们不由自主地伤感起来。就是没有这件事，我们内心仍充满惆怅和不安。
这一切好像是在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夜晚，春天的时辰。
一个疯狂的女子在前厅哭泣，
为了什么事情而恳求我们。
然后我们坐在暗淡的灯下，
灯光将薄薄的烟雾染成金黄。
而入夜的，敞开的窗户
反射出湛蓝的光芒。
在我的工作室里，在这“暗淡”的灯下，勃洛克不慌不忙地，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细长的烟卷，听我念完我的措辞相当激烈的反驳他的文章。我想从我们两人身上扫去这次见面的空洞的伤感。最后是争论，发火，生气……
争论有过，但就连这争论也是伤感的。勃洛克先是反驳我，然后又突然默不作声。过一会儿他谈起另外一个问题——其实还是原来的问题，只不过他不直说，而是跟平常一样——“兜圈子”。
我也不想说了。是的，这一切就是如此，不能不要求每个人都是人，我也不能不要求勃洛克这样，然而……太痛苦了：我既力不从心又欲罢不能。此时此刻软弱和柔情要求的是不可能的东西：但愿不可谅解的一切像勃洛克一样得到谅解。就像有什么事情会因谅解而改变！就像勃洛克自身不曾承受他不可谅解的东西，他的悲剧！
我们坐到很晚，不知不觉天已放亮。似乎我们从来没有谈得这么安静，这么亲切，这么难受。
甚至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在清新的花园旁边，他还停了下来，于是我们又交谈起来，谈花园，谈春天，又跟在夜里一样，说话悄声细语——我家的窗户很低。
你走出门，在栅栏旁停下，
我与你隔着窗户交谈。
而幼嫩的枝条在天空的
衬托下，显得比酒还绿。
笔直的马路空空荡荡。
我不会原谅你。你心地纯洁。
我不会原谅你——永远。
1916年秋从乡下回到彼得堡时，我们得知勃洛克不是在前线，就是在离前线不远的城乡联盟里服役。关于他，传来的都是好消息：精神饱满，工作积极，脸晒黑了，经常骑马……他母亲告诉我，对他的来信很满意，尽管很短——没时间写。
二十六
我也许太过拘泥与勃洛克见面的细节了。但关心勃洛克的人想必也会对细节感兴趣。现在把剩下的讲完。
革命期间。就在最紧张激烈的一天，而对我们来说甚至是最紧张激烈的时刻（普罗托波波夫机关枪开始从房顶朝我们的窗户扫射，子弹忽而从院子里，忽而从马路上呼啸飞来），鲍利斯·布加耶夫——安德列·别雷突然出现了。他从瑞士回到莫斯科已有一年，一个人，说是响应号召回来的，但没有去前线。跟一个阴险的人——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掌握的一家出版社联系上了，在他那儿写过什么东西，去过皇村他家。这一天，他若无其事地乘火车从宁静的皇村回来，一下火车，踏上革命城市的街道，他立刻惊呆了。穿着到脚的皮大衣，步行三个小时，才算勉强走到我们家，一路上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忽而蹲在墙角下，忽而趴在雪地上，躲避子弹。走不动了，只好留在我们家（另外也害怕出门）。
这些天，我又看到别雷手舞足蹈的步态，惊异地乜斜着的眼睛，还有他的口若悬河，谈笑风生：“对对对，如今的俄罗斯旗将成为红旗？真的？真的应该让它变红？”由于我的日记已经遗失，故我无法确定这些天的日期，但很快，革命后没多久，过了不是一个星期就是两个星期，勃洛克就来了，系着使他完全变了样的男式围裙，情绪激昂地在我宽敞的房间里阔步行走。他是从前线，或者说是从他的驻地——离西北战场不远的地方回来的。
在匆忙而快乐的日子里，这一切都是快乐而匆忙的，人来人往，聚散无常——记住了什么？忘记了什么？
但穿着高筒靴、挺拔地系着围裙、生硬地在我的地毯上阔步行走的勃洛克，却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还有他反复念叨的那句话：
——现在该怎样……更好地为他们……俄罗斯人民……服务……
他的脸上没有光彩，不时地现出茫然和困惑的神情。周围的一切已经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勃洛克的脸，那张同样茫然、只是要年轻些和光亮些的脸，还有他的话：
——现在该怎样……培养他……米奇卡……
当时只是在头脑里一闪，而如今，当我陷入这段回忆时，我感到害怕。或许，这里也为勃洛克敞开了希望之门？是否太晚了？
二十七
到了我关于勃洛克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好像他又去了服役地。后来我们到高加索去了几个星期。在那儿收到了别雷从莫斯科寄来的两三封信。跟通常一样，这些信既疯疯癫癫，又才情横溢，只是带有一种令人不快的风格和倾向。他兴高采烈地说起社会革命党人。还做出种种模糊但讨厌的预言。又能要求别雷什么呢？他永远是夸张的，或是传奇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返回彼得堡。科尔尼洛夫事件——这次事变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离我们这么近，因而，我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缠绕着它的谎言（这谎言至今还未消散）。我们见过勃洛克没有？可能仓促间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