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忠”字来保护自己，在那个时代实为最有效的手段。冒死上书以勇为忠，丁忧出山以孝为忠，功成而退以惧为忠。以曾国藩的功绩地位和当时的情势，换了第二个人恐怕早已身首异处了。
曾氏原是一位清闲的京官，官至侍郎，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他可能会永远做一个文官，并可能有大量著述留给后世，成为清朝后期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理学家。但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改变了他的人生。1852年秋，他回湖南湘乡的老家吊母丧。1853年1月21日，接到咸丰帝谕旨，要他“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这道寄谕打破了曾国藩宁静的生活，从此走上了“以杀人为业”的带兵打仗的征途。与太平天国的战斗初期基本上是败多胜少，曾氏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是“屡败屡战”。“屡败屡战”不同于“屡战屡败”，前者虽是屡败，但仍屡战，可表明斗志之坚强，意志之顽强；后者则未免令人读之泄气，纯为无能的表现。这期间曾氏因兵败，痛心疾首，两次投水自尽，又有一次欲仿效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之先例，策马赴敌而死，均被同僚救起或劝止。从这几次动真格的自杀举动中，曾氏的忠心可见一斑！不仅曾氏自己忠于君王，他也以此影响部属，在全军范围内，所重“惟忠而已”。当然他部下的忠心，具体到实际问题上，则是士兵忠于哨长，哨长忠于营官，营官忠于统领，统领忠于大帅。上级对下级不越级指挥，而兵勇和将领只听命于他们的顶头上司，只忠于他们的“第一个”上级。这种情形为清廷在19世纪中叶以后军权旁落，渐归督抚埋下了祸根，更为民国时期军阀蜂起，连年混战埋下了祸根。但这在当时，仍然彻底地改变了原来清军主力——绿营所存在的“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的弊病，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战斗力。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害。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忱，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有书记载说，曾国藩平素莫名其妙地最怕鸡毛，偏又爱吃鸡肉。
当时，紧急公文，信封口都粘有鸡毛，俗有“鸡毛令箭”之称，曾国藩一生，见了这种文书，总是不敢亲自开拆。曾国藩死前的一年（同治十年，1871年）到上海阅兵，阅兵台上供张齐备，侍卫先来检查，瞥见曾国藩的座位后面有鸡毛帚子，大骇，立刻吩咐取去藏过，阅兵仪式才如常举行。就是这样一个连鸡毛都怕的人，却能冒死犯颜直谏，不失时机地说出那些常人所不敢说的话，确是令人佩服。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亢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皇帝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有清一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等同。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来的诚，是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
没有这样一些“果敢”和“勇毅”，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