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清朝政局和吏治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并身体力行地在为政过程中力戒昏、傲、贪、诈。他认为：“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他虽不甘寂寞于山林，并终老于任上，但一生为官可说出污泥而未染。
（1）力戒“四败”
让他成了不倒翁曾国藩成为长久不败的“不倒翁”，确有他的处世哲学。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结为主要的四个方面，即昏、傲、贪、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过去曾把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写在日记中来自警。现在怕时间久而遗忘，再次写在这里。与前次稍有不同。居官四败是昏、傲、贪、诈：“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认为走向“仕途的人家不违犯这八败，就会长久”。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必须力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目前军营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用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求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因此曾国藩在军命将，说某人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成功久终。皆一一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立功勋，战死沙场。还如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皆无不有所应验。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一意孤行。
（2）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
在曾国藩看来，曹操敢易九鼎，后世方有“奸雄”之称，李斯受秦始皇重用，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但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董卓、杨素也是如此。他得出结论说：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官职的，都是在这个字上垮台的。指挥用兵的人，最应警惕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骄、惰这两个字误事最多、最大。总结古往今来失败者的教训，是为了不犯同样错误，避免失败。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惟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所说的“惊心啊，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烈马，万分危惧，就好像将要坠落在深渊里”。惟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鼎》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文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是否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惟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不是如此？他详细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
介之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说，我略微加以改动：“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名声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力辞掉，不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积聚心力，放眼红尘，是圣人所为。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艰难备尝，但他都竭力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下来。在咸丰七年（1857年）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因此，当他在次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结局。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高位重权却显得喜不胜忧。曾国藩在日记中曾披露了他的真实心迹：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因为他十分清楚“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相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这种古朴的变易观；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因而，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
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道：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应，其相疑良非无因。曾国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国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谋有勇，敢作敢为，愿为人先。同时又不失骄纵、蛮横，随其势力逐渐扩大，曾国藩愈益为他担心，惟恐其稍有不慎，而酿出祸患。因此，在天下瞩目的天京战役上，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声名之美，可恃而不恃。兄昔在京中颇著清望。近年军营亦获虚誉，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誉望一损，远近滋疑。弟目下名显正隆，务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处大位大权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能善其末路矣？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收场耳。来信“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十字，实获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请将钦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简一员。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还有机缘，即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然而，好大喜功的曾国荃，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曾国藩为他安排的稍让功于李鸿章的良苦用心，偏偏要抢到淮军到达天京之前将其攻陷。最后，城终于破了，首功也拿到了，可接下来的“杀威棒”却实在是让他难以接受。还是曾国藩看得明白：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有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办法。这也就是曾国藩常说的“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人人都不希望失败，希望平平安安。但社会节奏越快，人们却越不自安，而“飞来之祸”又每每发生。曾国藩通过观察，得出祸福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二者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