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的赔款问题一直是魏玛共和国与协约国之间以及协约国内部矛盾斗争的焦点之一，深刻影响着德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等战胜国为了达到彻底削弱德国的目的，力图从经济上压垮德国，主张向德国索取巨额赔偿。但是，由于在赔偿范围、赔款数额和赔偿分配等问题上的分歧，和会未能就赔偿总额达成一致，仅规定在1921年5月1日前由赔偿委员会确定德国应偿付的全部款额。和约还规定在赔偿总额确定以前，德国应以黄金、有价证券及实物先期赔偿200亿金马克。
从德国与协约国关系来看，协约国都把欠美国的战债、它们彼此间的战债、恢复国内经济、推行霸权计划等与德国的赔偿结合起来，力图向德国索取不着边际的赔款。德国虽然接受了和约，在赔偿问题上却往往以“国内赤色革命”、“财源枯竭”等为借口，规避和约义务，致使双方矛盾不断升级。从协约国之间关系来看：法国希望通过赔偿进一步削弱德国，英国担心法国壮大，称霸欧陆，为恢复欧洲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英国和美国一道主张在赔偿问题上采取较为现实的方针。
1920年7月，在斯巴召开了讨论赔偿问题的会议，协约国指责德国到目前为止只缴付了80亿金马克的赔款，并要求德国向协约国每月提供240万吨煤作为抵偿。德国表示无力满足协约国的实物要求，并坚称德国事实上已经付清了200亿金马克的赔偿。但是，在协约国强硬立场面前，德国7月16日签署了每月提供200万吨煤作为抵押赔款的协议。斯巴会议还就赔偿分配达成了协议：法国得到总额的52%，英国22%，意大利10%、比利时8%。
1921年1月底，在巴黎召开的赔款会议上，协约国作出决议：德国赔款总额为2260亿金马克，在42年内付清，协约国还宣布，德国全部财产，尤其是全部关税收入，将作为缴付赔款的保证；德国若不履行保证，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可以没收德国的关税收入，甚至接管德国的海关。对于协约国的要求，德国代表团提出抗议，声明德国已经偿清了协约国所要求偿付的200亿金马克，并向协约国提出了一项反建议，规定德国赔款总额为500亿金马克，其中包括已缴付的200亿金马克，其余的300亿金马克只有在上西里西亚归还德国后和德国有可能恢复国际贸易的条件下才予以偿付。
对于德国的反建议，协约国不屑一顾。1921年3月，协约国在伦敦召开会议，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指责德国拒不履行和约以及斯巴会议达成的以现金和实物抵偿200亿金马克赔款的协定，并威胁德国，如果在3月7日以前不承认巴黎决议，协约国将占领莱茵河右岸的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卢罗特，在莱茵河上及协约国联军设防的各桥头堡边界上设立关税壁垒。1921年3月8日，协约国出兵占领了杜伊斯堡等3城市。
德国对协约国的制裁提出了抗议，并请美国出面斡旋。在美国建议和英国不反对的情况下，德国于1921年4月24日提出了一个解决赔款问题的新方案，声称德国准备按市价缴付500亿金马克的赔款，还建议发行公债，将全部收入移交给协约国。4月29日至5月5日，协约国在伦敦举行会议，拒绝了德国的新方案。会议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分66年付清。从1921年5月1日起，每年必须偿付20亿金马克和出口商品价值的26%，第一次偿付10亿金马克，必须在5月31日前交清。5月5日，协约国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德国提出了这一方案，威胁德国如不接受，协约国就要出兵鲁尔，并限定德国在6天内答复。
伦敦会议的决定，使德国政治、经济进一步动荡，费伦巴赫内阁倒台。鉴于公开抵抗协约国的要求不可能改变德国的地位，继任的维尔特开始推行“履行和约”政策。5月11日，维尔特内阁接受了通牒的全部条件。到8月，德国偿付了10亿金马克的赔款。
为了筹集赔款，德国必须向国外出售产品。然而，德国最重要的债权国与德国一样，有着高度发达的工业、类似的生产和出口结构。因此，这些国家谁也不想要德国货（煤、木材和其他几种产品除外）。1921年10月初，德、法在威斯巴登签订了以货物和原料抵偿赔款的协议，因遭到法国工业家的反对而告吹。为了出口成品，德国还必须买进大量原料。为了减少赤字，从1920年6月政府开始向工人和职员征收薪金10%的附加税，但由于垄断资本家的反对，政府始终不愿对企业增收直接税，赤字部分只得依靠举债和增发货币来弥补。而货币流通量的增加降低了税收的实际价值，推动了工资的上涨，这样使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陷入了恶性循环。有产者纷纷向国外抽逃资金，更加剧了马克的贬值。以1913年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00计算，1920年1月猛升迁到1256，1922年1月为3665，同年7月进一步上升到10059，7月以后，马克的贬值更如脱缰野马。
1922年7月和11月，德国以财政危机为由，要求延期偿付赔款或根本取消赔款，以稳定德国货币。1923年1月2日至4日，协约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德国的请求。英国为了维持欧洲均势，尽快恢复广阔的德国市场，除同意德国延期支付要求外，还提出了允许德国无抵押、无担保地延期4年交付赔款、赔款总额减少1/6以上的方案，并建议将法国的赔款分配比例由52%减少为42%。英国的方案遭到法、比、意的强烈反对。
1923年1月11日，法国不顾英、美抗议，以德国拖延交付木材和煤炭为借口，纠集比利时军队出兵进驻鲁尔，酿成了轰动一时的“鲁尔危机”。
法国占领鲁尔，激起了德国人民的愤慨。1922年11月上任的古诺政府改变了维尔特政府实现的“履行和约”政策，向法、比提出了正式抗议。1923年1月13日，古诺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政府出资进行“消极抵抗”，反对法国的“生产性抵押”政策。政府招回了德驻巴黎和布鲁塞尔公使，停止支付赔款，要求鲁尔地区行政官员、工人和全体居民拒绝服从占领当局的命令，不为占领者服务，政府还决定对鲁尔地区闲散在家的工人等给予补贴。德国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得到了举国一致的响应。
鲁尔危机引发了德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危机。鲁尔的被占领意味着德国损失了80%以上的煤、生铁和钢的生产，德国企业纷纷停工、倒闭，生产急剧下降，大批工人失业，政府财政状况急剧恶化，通货膨胀如断线风筝。1923年1月，1美元兑换1万马克，到11月1美元兑换42亿马克。尽管德国有300家纸厂，2000台印钞机昼夜飞转，但马克仍然不能满足需要，货币实际上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大资产阶级乘机敛财致富，中产阶级在银行的存款顿时化为乌有，成为无产者。德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1923年5月到10月，各行各业工人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罢工，8月的柏林工人总罢工终于迫使古诺政府垮台。与此同时，左翼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建立的“工人政府”、德国共产党1923年10月汉堡起义、巴伐利亚极右翼帝制派分离运动、法国在莱茵兰和普法尔茨策动的分裂活动、希特勒等导演的“啤酒馆暴动”丑剧等构成了对共和国政权和德国统一的严重威胁，1923年成为决定共和国命运的一年。
由于德国经济迅速下降，法国企图通过冒险从德国夺取赔款的希望随之破灭。来自德国煤炭供应量的锐减，使法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不仅如此，法国出兵还使它付出了高达10亿法郎的占领费用，加深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在国际上，法国外交陷入了孤立。英、美两国感到，法国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杀鸡取卵。英国向法国发出措辞激烈的照会，要求恢复占领前的状况，否则英国不会在赔款问题上再支持法国。美国支持英国的立场。为迫使法国改弦更张，英、美还联合干预法郎外汇市场，使法郎大幅贬值，法国财政形势更加恶化。与此同时，英、美敦促德国取消消极抵抗政策，并正式同意美国在1922年提出的建议，即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解决赔款问题。美国则表示，美国专家可以接受邀请，但反对将赔款与欧洲各国欠美国的战债联系在一起。
鲁尔危机造成的严峻经济形势和政治危机，以及英、美的压力，使德、法双方难以坚持原来的立场。1923年8月12日，接替古诺上台的人民党首领施特雷泽曼组织了包括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在内的大联合政府。9月26日，新政府宣布停止“消极抵抗”政策，并着手改革财政、稳定货币。法国迫于财政压力，不得不向美国举债，并被迫同意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重审赔款问题。
1923年11月30日，赔款委员会决定设立由美、英、法、意、比5国代表参加的两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最重要，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主持，负责研究稳定德国金融和平衡德国预算问题，第二委员会由英国财政专家麦克纳任主席，负责确定德国外流资金的数目和追回途径。赔款问题的领导权落到了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手中。
1924年4月9日，道威斯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报告，即“道威斯计划”。4月16日，德国政府表示该计划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谈判基础。7月16日—8月18日，协约国在伦敦召开会议批准了“道威斯计划”。其主要内容为：（1）为稳定通货和平衡预算，德国需要开办新银行或改组帝国银行，使之既负起政府银行的职能，又不受政府监督；（2）规定了赔款来源：50%为政府预算收入中的关税和砂糖、烟草、啤酒、纺织品、鞋类等消费品的间接税收入；11.6%为运输税收入；26.4%为铁路公司的国有红利收入；12%为工业企业的国有红利收入。为此，德国铁路由政府移交给赔款委员会，改为股份公司，由协约国派人主持。（3）暂不规定赔款总额和支付年限，只规定德国在计划生效的第一年（1924—1925年度）赔偿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5年起每年支付25亿金马克。（4）为稳定货币和支付赔款，德国可从美、英等国获得贷款。第一批贷款称为“道威斯贷款”，或“赔款贷款”，总数为2亿美元，即8亿金马克，其中美国提供1.1亿美元，英国提供0.9亿美元。（5）为监督德国对赔款计划的执行情况，设置“赔偿事物总管”，下设“拨送赔款委员会”，由美、英、法、意、比5国代表组成，帮助管理和掌握作为赔款担保的税收、铁路运输、铁路公债及特设银行等事务。（6）法、比两国在一年内从鲁尔撤出占领军，以保证德国经济统一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计划还规定法国以后不得单独对德国实行制裁。
德国接受了“道威斯计划”。1924年9月1日“道威斯计划”开始实行，1925年7月法、比军队撤出了鲁尔，以后协约国军队也撤出了杜塞尔多夫等3个城市。至此，鲁尔危机和德国赔款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随着危机的解决，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德国，解决了德国经济恢复工作中资金奇缺的燃眉之急。据统计，从1924年到1930年，外国对德国的贷款和投资共有326亿马克，其中长期贷款108亿马克，短期贷款150亿马克，其他投资68亿马克。在长期贷款中，美国资本占70%。这些贷款和投资90%都被大垄断企业和大公司所占有，为德国实现工业现代化提供了可能。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大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在全国广泛开展了“产业合理化”运动。德国工业固定设备普遍更新，落后企业逐渐被淘汰，“福特制化”、“标准化”盛极一时。“合理化运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统计，1924—1929年，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
在各种因素的大力推动下，德国经济自1924年起开始进入“黄金时代”。工业指数如以1913年为100计，则1927年为109，1928与1929年均为115.到1929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重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尤为迅速，1923—1929年德国硬煤和钢产量都分别增加了1.6倍，生铁产量增加了1.7倍，发电量增加了6倍，汽车产量增加6倍。在化学、电子技术、精密机械和光学工业方面，德国再度居于世界前列。1929年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德国比重分别达到9%与9.7%，居世界第三位。1929年国民收入达759亿马克，比1925年增加24%，工资和薪金增加29%。黄金储备达到22.58亿马克，超过战前一倍多。德国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中最壮观的一次经济复兴”。
在经济复兴的过程中，德国垄断资本的势力大大加强。从1922年到1930年德国已登记的卡特尔数目从1000个增加到2100个，1925年建立的化学康采恩法本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化学垄断组织，1926年成立到联合钢铁公司拥有8亿马克的资本和17.7万名工人，生产的生铁和钢产量分别占全国的1/2和2/5.20年代中期，德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总额高达数百亿马克。
应该看到：德国经济的复兴具有很大的局限。相对稳定时期，德国一直面临储蓄率低、固定资本投资不足等困难，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及农业落后进一步加剧，农业收入的恢复程度，远远落后于整个国民收入的恢复程度。1924—1929年间农村债务上升达5.2倍。同战胜国相比，德国的市场问题显得格外严重。战后德国的工业一直存在严重的开工不足，德国的整个工业生产能力平均仅利用了60%—65%。失业常备军大量存在，平均每年达150—200万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对外国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严重的依赖基础上的，极其脆弱。正如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埃杰斯顿说：“德国的某些工业集团完全是靠我们的金钱恢复起来的。”美国给德国20家大银行和103家企业贷过款和发行过股票，因而美国资本深深地渗入德国银行、电器、石油、汽车、有色金属等部门和行业。以美国为主的外国掌握了德国财富的1/4.1928年11月施特雷泽曼曾经预言：“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是靠借贷过日子的。如果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要求偿还短期贷款，那我们就要面临破产的危险。”果不其然，1929年华尔街大萧条的经济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将魏玛共和国拖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