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满族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正红旗下》
《正红旗下》是老舍 1961年以满族满人生活为题材创作的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也是老舍文学生涯中最后一部压卷之作，小说只写出了前十一章约八万字，未能完成，只是一个鸿篇巨制的开头。据老舍的挚友罗常培先生在《我与老舍》一文中透露，早在三十年代，老舍就曾经计划写一部以清末北京社会为背景的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并着手搜集过一些材料。但是这部小说，竟然迟迟不能动笔，一直拖了近三十年。
现在人们看到的《正红旗下》是在“文化大革命”劫后余生的。 1979年《人民文学》杂志首次刊载。尽管只是一部小说的开头，各种矛盾冲突还未全面展开，出场人物的思想性格也未得到全面发展，然而仅就现有的十一章而言，已经显示了很高的文学价值，反映了老舍晚年创作风格的成熟与发展。因此，这部小说被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表。
《正红旗下》是带浓厚自传性质的小说，它细致传神地描写了清朝末年北京城内满族旗人的民俗生活，折射出中国社会风云的走向。老舍夫人胡絜青如此概括《正红旗下》的创作目的：“老舍通过各地各样的人物形象要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由心里儿”烂掉的，满人是怎样向两极分化的，人民是怎样向反动派造反的，中国是一个何等可爱的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有希望的国家。”
正红旗是清代八旗之一。八旗是清代满族的一种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以旗的颜色为号，有镶黄、正黄、镶白、正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八旗（“正”即“整”字的简写），凡满族成员都隶属各旗。这是“满洲八旗”，以后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成员，统称“旗人”。老舍隶属“满洲八旗”的“正红旗”，所以这篇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就取名为《正红旗下》。
小说以旗人“我”的一家为主线，围绕着“我”的出生和过年这两件大事而引出满族的社会生活。已经面世的十一章是整部小说出色的铺垫、精彩的开端，第一章写戊戌年底穷苦旗兵的老儿子“我”的降生，由姑母和大姐婆婆关于“我”降生的争辩起笔，描画了两位老太太的性格特点，进而带出相关各色满人的不同生活。第二、三、四章，围绕着我的“洗三”仪式的实施，进一步揭示了满族旗人的独特经济文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小说塑造了两类不同旗人：寄生一族——大姐公公、大姐夫、舅舅、姑母等人，自食其力一族——福海等人。第五、六章，围绕过年和给我过满月，描绘了满、汉、回下层市民之间的真挚友谊以及富人定禄大爷造访我家的场景。第六至十一章，小说由市井生活转入社会生活，以王掌柜儿子十成的出现，烘托了反抗外辱的义和团的斗争；以多老大与美国牧师的勾结，表现了地位各异的旗人对国耻的不同反映。小说写到定禄大爷邀牛牧师吃饭，截止于一个高潮待起的故事发展之中。如果老舍能够根据自己的构思全部完成，整部小说一定更加精彩纷呈、蔚为大观。这是一幅关于满族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卷，是一曲充满希望的民族团结的赞歌，是一面折射清末社会的历史镜子。
二、亦庄亦谐的历史挽歌
从成熟之作《骆驼祥子》到压卷之作《正红旗下》，老舍笔下展开的是老北京特有的民俗风情的长幅画卷，囊括了清末北京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王公贵族到下层市民，乃至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各色人等，都活灵活现地生活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在老舍所描绘的世态民俗的大背景中，既留下了下层市民辛劳、挣扎、苦斗的故事，也留下了为末代王朝送葬的暮鼓和对满族衰败的反思。
现存的《正红旗下》全书共十一章。小说着力塑造了两类不同旗人形象：寄生一族大姐的公婆和大姐夫，自食其力的二哥福海。小说展现了旗人独具风格的“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生活方式，揭示了清朝末年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
从明代晚期建立起来的全民皆兵的八旗制度，到清朝末年越来越显现出要命的弊端。穷苦本分的旗兵们命中注定只能保家卫国，享受一点点“铁杆庄稼”
的待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生路，即使是军衔较高待遇较好的旗人也靠赊欠过活，不能不令人深思。比如：大姐的婆婆“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作旗人！”
作者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旗人的生活里，赊欠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像大姐的婆婆公公们，甚至把“敢于赊欠”看做是一种特权授予的荣誉。这真让人啼笑皆非。大姐公公、大姐夫这样的下层军官，在军事上一无所长，而把全部的“英雄气概”用于赊账、花钱、玩耍，“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表面上作者的叙述从容不迫、理直气壮、轻松徐缓，实际上这些描写包含的是作者俏皮的讥讽和辛辣的幽默，其间更渗透着尖锐的批评和深刻的反思。作者的矛头指向的是旗人制度以及给满族人民造成灾难性恶果的上层人物和纯粹以玩耍为生活意义的旗人寄生族。
这些“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的禀赋优异的旗人，全然不闻天下事，只知道玩耍挥霍，把聪明才智和人类文明全都变着法儿的调动到玩上去。他们玩耍得有板有眼，有腔有调，有根有据，直至使清王朝在这种讲究的玩耍挥霍之中玩儿完。老舍力图通过这部小说阐释优异禀赋的旗人，玩物丧志，“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民族不断萎弱、没落，清朝晚期整个社会终至衰亡的历史必然。
老舍对满族无疑是爱恨交织。他把本民族的历史疮疤展示给人看，对民族的往昔沉重的痛切自省之情正源于对自己的民族的深沉之爱。爱之深、痛之切，正是老舍写作这部小说的复杂心态。满族人在北京定居以后，既保留了自己先辈积淀下来的许多习俗规矩，又学习了不少汉族的繁文缛节和生活规范。清代满族人生活在北京，由动荡不定的游牧骑射生活转向安定闲适的城市生活，其旷野豪放的生性渐渐被束缚，转而追求精致讲究的生活情趣，贵族旗人沉醉于走票唱曲之类的娱乐文明；市民旗人也因当兵卫国之外别无他事，寻求一些考究的玩耍之乐，逐渐形成所谓文化嗜好。即便是二哥福海这样的正经人，也同样精通这般娱乐情趣。
一代代长久地在僵死压抑的八旗制度之下生活的满族人民，注定了他们在封建制度即将完结的历史进程中的悲剧命运。然而，在这种无能为力的大悲剧之中，远离了骁勇民风、没有什么真本事的老百姓，去为生命找寻一点点可怜的小情趣，也可以算是正当的人生本能或是热爱生活的体现。北京城里的满人，上层人物享受到了较好的艺术熏陶，下层人物则把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艺术化了，这些都构成了北京独有的人文景观。老舍对此既悲悯又讥嘲，既爱怜又警戒，其悲喜交加的、幽默而沉痛的复杂意味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
老舍对福海二哥是赞赏有加的。福海是与众多旗人寄生族相对照的一个“受欢迎”的形象，是作家着意塑造的一个可敬可爱的新型劳动者。他是一名普通旗兵，是所谓“熟透了的旗人”“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 ”。更让人叫奇的，“他是个油漆匠”！这位出身于三品亮蓝顶子参领之家的“八旗子弟”，竟在当兵保卫皇城之外，不怕满族人的鄙视，拜师学到一手油漆彩画的好技艺。“当二哥作活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态度，和他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
的确，作品所描写的清朝，面临着内外困窘，已经是“残灯末庙”。生计问题折磨着每个仅靠皇粮过活的贫困旗兵，地位稍高的满族官宦们也不过是坐吃山空。为其如此，福海二哥才越显独特胆识和有远见，“是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会有人，像二哥，多看出一两步棋的”。福海二哥是一个既拥有前辈英武豪气，又能把握玩物但不丧志的、自食其力的、有远见的满人，无疑他是摸索满族新生之路的先行者。
幽默是老舍语言一贯的风格，《正红旗下》的幽默诙谐较之其他作品更显纯熟精到。幽默自身的生命是机智，在语言上表现为技巧的机智和运用的灵活，将一些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习见的现实现象表现得趣味盎然。比如，关于大姐婆婆、大姐公公和大姐夫的两段描写： “‘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 ”“是的，他们老爷儿俩到时候就领银子，终年都有老米吃，干吗注意天有多么高，地有多么厚呢？”
老舍故意从被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出发，模仿其傲慢不羁、玩世不恭的态度，对这家人赊账不还、只知玩乐的寄生生活表现了揶揄、讥嘲的幽默。《正红旗下》的幽默艺术，正如郭沫若在《赠舒舍予》所言，是“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聩聋”。总之，《正红旗下》不仅是老舍的绝笔之作，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一部关于认识满族历史本质的不朽之作。
三、精彩赏析
1.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这样的一个安，叫每个接受敬礼的老太太都哈腰儿还礼，并且暗中赞叹：我的儿子要能够这样懂得规矩，有多么好啊！
2.母亲没表示意见，只叫了声：“福海！”
“是！”二哥急忙答应，他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您放心，全交给我啦！明天洗三，七姥姥八姨的总得来十口八口儿的，这儿二妹妹管装烟倒茶，我跟小六儿（小六儿是谁，我至今还没弄清楚）当厨子，两杯水酒，一碟炒蚕豆，然后是羊肉酸菜热汤儿面，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好不好？您哪！”
母亲点了点头。
“有爱玩小牌儿的，四吊钱一锅。您一丁点心都别操，全有我呢！完了事，您听我一笔账，决不会叫您为难！”说罢，二哥转向大舅妈：“我到南城有点事，太阳偏西，我来接您。”大舅妈表示不肯走，要在这儿陪伴着产妇。
二哥又笑了：“奶奶，您算了吧！凭您这全本连台的咳嗽，谁受得了啊！”这句话正碰在母亲的心坎上。她需要多休息、睡眠，不愿倾听大舅妈的咳嗽。二哥走后，大舅妈不住地叨唠：这个二鬼子！这个二鬼子！可是“二鬼子”的确有些本领，使我的洗三办得既经济，又不完全违背“老妈妈论”的原则。
《正红旗下》在福海二哥“请安”、安排“洗三”的两个场面中，作者一方面对福海的动作、语言进行了惟妙惟肖的细致描写，展现了旗人所拥有的十分讲究的几乎达到繁琐程度的“礼仪”和“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字里行间以及从旁人的感受里流露出对福海的赞美和欣赏：懂规矩、讲理儿、精明、麻利、能干。作者很好地把握了对人物的描写与分析的完美结合。
所谓“洗三”，是指孩子生下三天后，请稳婆来家主持婴儿的洗礼，并按照惯例予以厚赠。老北京人认为，人生有两件大事：一是生下来三天的“洗三”；一是死去三天时的“接三”。据说“洗三”可以洗去婴儿“前世”带来的污垢，使之今生平安吉利。
福海安排“洗三”的对话表现了北京话的流畅、机巧、动听、简练和独特的韵味。
老舍语言的美在于其洗练纯净、自然本真、浓郁的北京话韵味和独特的幽默感。老舍善于选择使用北京方言，他经常把口语中许多富有表现力、生命力的词语写进小说。他的小说语言常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北京话的俚俗情味，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北京的地方风味，既符合人物性格、教养，又具有民族色彩。
附：相关评论
1.由骑射的文明到走票唱曲的文明，在这个民族，不能不是人性的萎弱。旗人贵族在其娱乐中尚挽住了一点“旷野”气息。他们中有的人不屑于玩蝈蝈逗蛐蛐，而是豪迈地“熬鹰”放鹰。但“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的大姐夫，却是个“不会骑马的骁骑校”——仍然是人性的萎弱。他们倒是以自己民族性格的演化为汉民族文化的魅力提供了新证。这里发生着的，又是历史上常演不衰的成熟的农业文明对于旷野文化的无声的征服。一批寄生者，是没有资格领导民族的。背负了悲剧性的历史命运的人，自身又是历史悲剧的原因。
“旗人现象”也不尽是一些严肃的教训和沉重的悲剧。事实上，它更经常地引发喜剧感，是历史生活提供的一份特殊的幽默。旗人贵族带有天真意味的豪奢，至今仍被用作喜剧素材。
赵园：《旗人现象》，载《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民族良知的作家，在痛苦地寻找民族生命的“根”与“脉”，是一种用现代思想与眼光，对这个民族的冷峻而热烈的审视，是以大智慧大悲悯的人文关怀走进历史矿藏的开掘。透过老舍从《茶馆》到《正红旗下》的满族题材、人物命运的生活风云和活跃脉搏，我们似乎触摸到了那颗“民族魂”伟大心脏的跳动。老舍悲剧意识根源于这样一种驱动力：“这个民族怎么会这样 ？”
孙玉石、张菊玲：《〈正红旗下〉悲剧心理探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 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