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学的统治地位
经学是解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其名称始见于《汉书·儿宽传》，其起源往往被上溯到子夏和荀子。经字本义指丝织物的纵线，《说文》：“经，织从（纵）丝也。从系，声。”引转为书籍的含义。称重要书籍为经，以与一般书籍相区别，或将文章中的提纲部分称为经以与阐述的部分相区别，这在先秦诸子中已经出现，如《墨子》中有说“经”和“说”，《管子》中有“经”和“解”，《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中有“经”和“传”。经本非儒家典籍的专有名称，然而儒家典籍是被称为经的典籍的重要部分，《管子·戒》称“泽其四经”，《荀子·劝学》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庄子·天道》称孔子“十二经”，都是指儒家典籍。汉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始称为“五经”，后逐渐增加其它儒家著作。经学是一种未分化的学问，内容相当庞杂，涉及文字学、历史学、天文历算、鸟兽草木之训释，而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是经学的重要部分。
汉初诸子学说复兴，儒家经学有齐学与鲁学两支。传《诗》的辕固生和传《春秋公羊传》的公羊寿都是齐人，形成汉初经学的齐学；传《诗》的申培公和传《礼》的高堂生都是鲁人，形成汉初经学的鲁学。这时的经学只是作为一家与其它诸子学派并立争鸣，还没有取得独尊地位。
经学是汉代的统治思想，确切地说，经学是西汉武帝至东汉章帝两个多世纪期间的统治思想。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有密切关系。
武帝时期是经学成为统治思想的开始。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令大臣、诸侯举贤良。丞相卫绾奏请：“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得到武帝认可。这件事显示出武帝有用儒家取代百家，以经学统一思想的意图。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表明经学已被提升到官方学术的地位。但当时的经学并不完全适合武帝的需要。传《鲁诗》的申培公被迎接到长安，武帝问以治乱之事，申培公却劝武帝“力行”儒学而不要“多言”，与武帝的想法不合，因而未得重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诏问：“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春秋公羊学派的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被武帝采纳，是经学成为统治思想的开始。但这时成为统治思想的只是经学中的春秋公羊学派，而不是整个经学。
经学取得统治地位并不等于它完全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传统中一些内容仍然与王权存在着矛盾。一些“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经学家往往与王权发生矛盾。比如昭帝时发生灾异，《公羊》学者眭弘根据董仲舒的理论认为汉家天下应该改朝换代，上书说：“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眭弘传》）结果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杀。再如宣帝时下诏令立庙乐颂扬武帝功德，著名的《尚书》学者夏侯胜却反对，说武帝虽有攘夷开土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结果以“非议诏书，毁先帝”的罪名下狱。还有一个儒家学者根据儒学经典对宣帝任用宦官，推行刑法提出激烈反对。经学内部的矛盾更加复杂。由于传授不同，经学内部分为许多派别，在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成为利禄之道，各派之间发生激烈争夺。某一经的大师被立为博士后，他们的经说就成为“师法”；博士弟子以“师法”说经，相互之间又有异同，各自成家，他们的经说就成为“家法”。各家各派严守“师法”，“家法”，党同伐异，争论不休。一个派别争得统治者的信任，就意味着得到官位利禄，相反就意味着遭到贬抑。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就是与治梁春秋的江公辩论取胜后才被武帝选中的。公羊春秋派争得信任就意味着梁春秋学派遭到贬抑。西汉末古文经学崛起，今古文经学成为经学内部对立的两大派。为消除经学与王权的矛盾以及经学内部的矛盾，使经学更加适合王权的需要，朝廷便对经学的发展进行干预。宣帝时期、王莽时期和章帝时期是在王权干预下经学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
宣帝时为统一经学作了很大努力。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召开了一次讨论《公羊》、《梁》同异的会议，由于太子太傅萧望之的支持和宣帝的偏好，梁学派被扶植起来，取得了和公羊学派并列的地位。甘露三年又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同异，有五经学者22人参加。由萧望之记录各种分歧的论点，然后由宣帝亲自裁决。会议结果设立了梁丘《易》学、大小夏侯《尚书》学和《梁春秋》博士，又分立大戴《礼》、小戴《礼》两家博士。至此，经学14博士基本建立。石渠阁会议使今文经学各派别全部成为官学，并形成了一些共同结论，为建立统一的经学铺平了道路。但是，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陷入枝节问题。（如大宗无后，而族中只有一嫡子，此一族中嫡子当继大宗还是当继其父？死者久而不葬，丧服是否要一直穿下去？如此等等）思想方法受师法、家法禁锢，未能充分分析说理，最后又是凭借皇帝的权力裁定是非，没有能够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高度提出带有根本原则的问题，没有能够提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体系，统一经学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王莽统治时期，经学范围扩展。今文经学中本来就有以神学编造补充五经的倾向。西汉末年，为适应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危机严重的局势，今文经学进一步庸俗化，以普遍的神学编造附会五经，形成谶纬神学。谶是巫师、方士编造的预言或隐语。“纬”对“经”而言，是以宗教迷信附会儒家经典的著作。当时各派势力都把自己的政治需要转化为上帝和孔子的意志，拥护现状的一派用以说明“孔子为汉制法”；反对现状的一派用以说明汉运将终，谶纬神学泛滥成为社会思潮。西汉末经学的另一个发展是古文经学崛起。哀帝时刘歆在秘府校书，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建议立《春秋左氏传》等古文经学博士。这一建议被否定从而导致两派相争的激化。
王莽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谶纬和今文经学，取得政权后要复古改制，又需要古文经学作依据，所以对三个派别采取了兼收并蓄，分别利用的政策。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颁布《符命》42篇于天下，利用谶纬为他夺取政权的合法性作舆论宣传。同时宣布禁止民间擅作谶纬，又在保留原有全部今文博士的同时，增立《周官》、《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五家古文博士。为解决经学各家各派义理分歧和烦琐的问题，王莽曾把五经章句删节为20万字。这些表明，王莽也企图建立为自己服务的统一的经学，由于王莽政权很快覆灭，统一经学的目的又没有达到。
章帝时终于建立起统一的经学，作为统治思想。东汉初年，继承王莽的文化政策，仍然对谶纬神学和今古文经学兼收并蓄，分别利用。光武即位之初，立即宣布图谶于天下。又召集经学大师会晤于京师，《后汉书·儒林传》举出的被召集来的京学大师有范升、刘昆、桓荣、陈元、郑兴、杜林、卫宏七人，前三人是今文学者，后四人是古文学者。但是这一兼收并蓄的政策并不能解决经学内部的矛盾。由于王莽覆灭，今文派势力大振，企图恢复往日独占官学的地位。在激烈争辩后，光武初所立十四经学博士全是今文派，这是今文派的胜利。但是古文派势力在王莽时期已有很大发展，再也不像西汉末年那样容易压制了，不久，立《左传》博士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种派别纷争使统治者更加迫切地感觉到建立统一经学的必要。由于谶纬多半是隐语或预言，含义晦涩，可以作不同解释，容易被各种势力利用，不可能成为统一思想的基础，必须找出今古文经学的共同点，作为统一思想的基础，经过相当长期的辩论，统一经学的条件成熟了。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是经学史上一次盛大的会议，内容是讨论五经同异。宣帝“亲称制临决”。参加的有经学各个派别的学者。经过辩论，在“君臣之正义”和“父子之纲纪”这个共同思想基础上把各种分歧的解释统一起来，作出了各派都能接受的规范性结论。其中以今文经学的观点居多，也采用了古文经学的一些解释，清除了谶纬简单粗糙的神学编造，又把谶纬的神学精神与经学密切结合起来，表现出浓厚的神学色彩。这就是白虎观会议所产生的《白虎通义》的特点。以后经学沿着今古文融合的道路发展。
从汉代开始，经学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其沿革变迁、盛衰消长，和整个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汉代经学家保存整理的儒家著作成为后代重要的思想资料。
第二节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今文经是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古文原本，而由战国以来的学者师徒父子相传，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今文经包括三家诗（申培所传的《鲁诗》、辕固所传的《齐诗》、韩婴所传的《韩诗》），出于伏生的《尚书》（分为欧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出于高堂生的《礼》（分为戴德、戴圣、庆普三家），出于田何的《易》（分为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出于胡母、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分为严彭祖、颜安乐两家）以及江公所传的《梁春秋》。以上今文学各家，三家诗于文帝、景帝时最早立博士，武帝时遍立五经博士，至宣帝时今文五经各家全部分立博士。
古文经是指战国时代用东方六国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汉代的古文经有三个来源：一是武帝末年鲁恭王扩建宫室时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逸礼》，一是流传于民间的《毛诗》、费直、高相所传的《易》，一是秘府中所藏的《周官》和《春秋左氏传》。许慎说《春秋左氏传》是北平侯张苍所献（见《说文序》）。以上古文经在西汉时并没有立博士，王莽时才立《周官》、《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五家古文博士，东汉初即被取消。古文经学在西汉一直处于“私学”地位。
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今文经学；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从表面看只是书籍抄本的不同，从实质看对经书的意义理解有很大区别，对古代制度及人物评价都很不相同，因而形成两大派别。今古文经学的不同可以从两派对《六经》的排列顺序说起（依据周予同说）。今文家的次序是（1）《诗》、（2）《书》、（3）《礼》、（4）《乐》、（5）《易》、（6）《春秋》。如董仲舒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春秋繁露·玉杯》）。不唯董仲舒这样排次，除特殊例外，今文经学对《六经》的排次都是这样。古文家的次序是（1）《易》、（2）《书》、（3）《诗》、（4）《礼》、（5）《乐》、（6）《春秋》。如《汉书·儒林传》：“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排次也是《易》、《诗》、《书》、《礼》、《乐》、《春秋》。不唯《汉书》这样排次，除特殊例外，古文经学对《六经》的排次都是这样。今文家是按《六经》内容不同从浅到深排次，古文家则按照《六经》产生的时代先后排次。这反映出，在今文家看来《六经》是孔子为“托古改制”而写的著作，在古文家看来《六经》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所整理保存下来的古代史料。对《六经》看法不同，引出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认识也产生出不同观点。在今文家来，孔子主要是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甚至是“受命”的“素王”。孔子把《六经》当作发挥自己思想的躯壳。在古文家看来，孔子主要是史学家、教育家，是儒学的先师，孔子的精神即在《六经》本身。又由此引出对经学本身的认识产生出不同的观点，今文经学重在阐发《六经》中包含的微言大义，重视《公羊春秋传》，因而很容易与纬书相结合，表现出浓厚的神学色采。古文经学重在考究史实，重视《周礼》、《左传》，因而向阐述古制、古文字的方向发展，表现出比较朴实的学风。由此出发，今古文经学对先秦学术思想的看法，对上古历史的看法，对史学史的看法以及对文字学的看法都发挥出一系列不同的观点。
今古文经学之争还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汉代帝王一般不是站在今古文两派中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而是保持不过份倾斜的态度。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表面理由，往往是雅好学问，扶持微学，增广见闻等。更深一层原因则在于汉代政治的基本原则。试看武帝的用人，他接受了董伯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所重用的却不是董仲舒，而是“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公孙弘。用衣服作比方，“文法吏事”是衣服本身，儒术只不过是衣服上起装饰作用的镶边而已。经学本来就不是也没有被当作高于政治利益的，最高统治者宁可采取比较超然的态度，以便依据政治需要在今古文两派之间自由选择。今文派公羊春秋学那个“孔子为汉制法”的编造迎合了汉代的政治需要，所以能够久居官学地位。古文派左氏春秋那个“汉为尧后”的说法很自然引伸出“禅让”的观念，迎合了王莽的政治需要，所以受到王莽重视而立于官学。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今古文经学各有众多门徒，世代相传，壁垒森严，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形成各自的集团。一直居于官学地位的今文派固然势力强大，古文派也成为不能压制的势力。
西汉末到东汉末今古文经学的四次重要争论，现略述如下：
第一次是刘歆（古文派）与太常博士们（今文派）的争论。西汉哀帝建平、元寿年间（公元前6～公元前1年），刘歆提出立古文经《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博士。刘歆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经过秦代焚书和禁止挟书保存下来的今文经传残缺不全，古文可以补其残缺。《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逸礼》较《礼经》多39篇。今文经传中存在脱简漏字，可以用古文校补。二是今文《公羊》、《梁》是经孔子再传、三传弟子传授而后记录的，古文《左传》是孔子同代人左丘明所传，后者更为可靠。这个见解是刘歆受命校书中看到《左传》后形成的，他曾根据这个见解与他的父亲、今文学家刘向辩论。刘歆还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谴责太常博士们“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汉书·楚元王传》）。这封信引起很深的怨恨。有的以罢官威胁，有的弹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被迫要求去做地方官以避祸。这次争论以无结果而告终。
第二次是韩歆、陈元（古文派）与范升（今文派）的争论。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5～公元55年），尚书令韩歆上疏欲立古文经《费氏易》和《左传》。范升以《左传》“不祖于孔子”、“无本师而多反异”、“非先帝所存”（《后汉书·范升传》）等理由加以反对。接着又奏《左传》之失14事，并说各家纷纷争立，“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古文派陈元又上疏以《史记》多引《左传》作为古文经可靠性的证据，遂引起对《史记》评价的争论。争论几十个回合，光武帝决定立《左氏》于学官，以李封为博士。适遇李封病卒，《左氏》复废。这次争论仍无结果，但古文派的影响扩大了，可见学术风气转变和古文经学渐兴的景象。
第三次是贾逵（古文派）与李育（今文派）的争论。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贾逵条奏《左传》优于《公羊》，《梁》之外，并以图谶附会《左传》，博取章帝信任。李育作《难左氏义》，提出41个问题反诘。至建初四年（公元79年）白虎观会议，双方继续反复辩论。白虎观会议的结果没有作出古文经学立于学官的决定，但肯定古文经学的不少论点。
第四次是郑玄（古文派）与何林、羊弼（今文派）的争论。东汉桓帝至灵帝时期（公元147～公元182年），今文学家何休作《公羊春秋解诂》，并与其师傅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李贤注：“言《公羊》之义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梁废疾》（《后汉书·何休传》）。郑玄看到后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传》）
从上述四次争论可以看出，汉代今古经学的争论的内容，始终以《左传》为中心，争论《左传》与《公羊传》的优劣问题。所争的目的是古文经学的官学地位。今文派一直利用政治力量压制古文派，反对立古文经传博士。古文派一直不甘处于无权的私学地位。争论的发展趋势是古文派越来越壮大。东汉时代出现了郑众、杜林、桓谭、贾逵、马融等著名古文学家，遂使今古文经学趋于融合。郑玄就是这样一位融合今古文经学的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