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冷战开始走向缓和，对话成了当时国际环境中的主流。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开始变得灵活，在西方国家面前摆出新的姿态，西方国家中要求缓和以及进行对话的呼声日益高涨。与此同时，美苏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巨大的变化，苏联的核力量开始迅猛的发展，并且拥有了洲际导弹，这使美国原有的核优势不断减少。面对苏联的核威胁，艾森豪威尔政府倡导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并不能保证美国自身安全。如果美国对苏联使用核武器，可能导致美国本土遭受苏联的核打击。因此，美国开始转变对苏联的强硬态度，力图通过与苏联就裁军问题进行谈判以限制和遏制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
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爆炸成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看到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巨大威力之后感叹道：“我们不能再冒险了。假如我们不建立（比战争）更为宽容和平衡的体制，世界末日将为期不远。”但是8月份美国就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造成总计约35万人死亡。这种毁灭性的武器成为许多参与研制的科学家终身悔恨的事，却成为美苏强有力的外交大棒，围绕着原子弹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军备竞赛。西欧则被夹在了美苏核威慑之间。
1950年1月31日，杜鲁门总统要求，在苏联拥有原子弹而且对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的情况下，重新评估国家安全目标。这次评估的结果便是美国在冷战中重要的文件之一，NSC68文件。在文件中，与苏联的核战争贯穿始末，文件认为苏联有足够的原子弹储备来袭击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重要城市，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苏联拥有原子弹意味着“每一个人面临着毁灭的可能性”。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的原子武器意味着美国被卷入了一场“致命的全面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但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文明本身的命运也受到了威胁。
在美国，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心头，正如1951年美国国防部与国家教育委员会共同拍摄的国防教育片《躲避和掩护》中所说，“我们不知道核战争什么时候会开始，所以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但是到了1952年11月，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显示了比原子弹大几百倍的威力。不久苏联也宣布拥有生产热核武器的能力。核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了西欧上空，西欧国家更加担心自己会成为美国和苏联的核人质。
与此同时美国立刻意识到了核武器所产生的心理战方面的意义对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政策制定者们意识到，核武器引起的恐惧可以使西欧意识到苏联军事力量对世界产生的威胁，但是也可能在西欧引起恐怖、惊慌和冷漠。
因此，从1954年起到1957年，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就原子能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谈判，谈判主要涉及三个主题，裁军、以和平方式使用原子能以及核禁试。但是，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些谈判主要是为了取得心理战的效果，美苏提出的许多建议目的都是为了让对方拒绝，本质上并没有诚意或者现实的可能性。
整个1953年，刚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都在准备制定其国家安全战略。艾森豪威尔想要削减国防开支，这就必须依靠核武器的威慑力量以及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义务。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即使是适度的国防开支也有赖于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在冷战时期。财政部长乔治·哈姆福瑞解释道，“政府致力于在使经济恢复正常的同时做长期的准备。”艾森豪威尔本人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中说道，“你可以使美国民众情愿牺牲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但是却不能让民众无限期地作出牺牲。”政府还担心苏联的灵活策略以及不断增长的核力量会削弱美国盟国的意志，使其无法抵制苏联的扩张，与此同时，对于核威慑的恐惧可能会使盟国担心会被卷入核灾难，因而采取更加中立的政策。
但是，如果政府强调民众现在正生活在“核灾难的年代”，需要他们为国家安全作出物质上的牺牲，这样就会在国外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就会强化欧洲各国的恐惧，使欧洲各国认为自己已经被卷入美苏的核灾难当中。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致力于和平，并非想要延长冷战。因此在整个1953年艾森豪威尔和其助手们都在计划如何协调心理战的这两个方面，一方面使国内民众意识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又向欧洲盟国提供某种希望。因此，对于国家安全战略专家们来说，很有必要借助于西欧对于核武器的恐惧而大做文章。
事实上自从原子弹诞生之后，美国一直借助公共关系战略来控制原子弹的国际影响，为了减少人们对于原子弹的恐惧，从40年代末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 便致力于向公众解释原子能带来的正面影响。由于苏联对有关核武器的信息控制得非常严密，因此世界各国大都依靠美国才能获得关于核武器的发展以及核武器所带来的后果等信息，而这也有助于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通过系统的有计划的行动，利用“核恐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心理战。
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演讲，建议美国和苏联各自向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上交一定数量的核裂变物质，并且将这些上交的核裂变物质用于农业、医疗以及发电等和平用途。艾森豪威尔认为这将是实行军备控制的一种新途径，是进行“和平讨论”的新渠道，并且将会增加大国之间的信任，从而使大国之间达成更多实质性的协议。艾森豪威尔的演讲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便是著名的《原子弹为和平》演讲。
需要指出的是，艾森豪威尔的演讲只是这个心理战的开始，其体现了艾森豪威尔对于“完美的心理战”的看法：由白宫发起，受到外交和政策各部门支持，由美国新闻署进行宣传，由各行政部门采用，受到无数的私人和组织的帮助。
尽管联合国大会热切地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建议，但这却对军备控制没有什么贡献，因为这次演讲的本意并不在于以和平方式使用原子能，而主要是为了取得宣传效应，目的是要影响国际舆论。一方面，这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和平姿态而提出的一个看似现实但苏联领导人肯定会拒绝的提议。正如C.D. 杰克逊在此演讲发表后的第二天所说，“总统的建议对苏联的和平宣传的垄断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另一方面，这是针对西欧和国内民众进行的心理战策略。美国希望借此来打消西欧对核武器的恐惧，通过大量的宣传将民众的担心从大规模核报复上转移开来。艾森豪威尔要向西方表明美国争取和平的决心，但又不能损害美国的战略优势，不能提供现实的和平机会。而这一点也在1954年的NSC162/2中得到证明：美国应该继续采取主动，对于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和国际合作提出建议（例如，原子弹为和平），以便使苏联采取守势，从而（为美国）在铁幕两边赢得公众的支持。
“原子弹为和平”计划源自原子弹专家奥本海默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认为美国与苏联在裁减军备方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因此建议放弃在联合国与苏联进行协商，同时加强防务，加强与盟国的团结，减少突发性核战争，并且告知民众氢弹的威力。但是艾森豪威尔却认为，在联合国讨论控制军备“至少是很好的宣传”。经过一系列的考虑之后，1953年4月16日艾森豪威尔发表了题为《和平的机会》演讲，演讲中指出军备竞赛的危险，指出和平并不只是意味着紧张形势的缓和，他要求苏联表现出诚意结束朝鲜战争，结束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敌对行动，与奥地利签署协定，使德国统一，并允许德国自由加入北约等等。虽然要求苏联表示出诚意，但艾森豪威尔却丝毫没有提到西方的让步。总之，艾森豪威尔的前提就是苏联必须向西方的要求妥协。
美国还为其军备控制制定了前提条件，正如杜勒斯在6月份所说：只有政治问题取得“相当的进展”美国才会同意军备控制谈判。8月份的NSC112/1文件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为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提供了正式的政策引导。文件提醒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只有当朝鲜、奥地利和德国等政治问题的解决取得进展之后，才有可能进行严肃的、细致的裁军谈判”，应该避免“任何试图打破裁军僵局的努力”，但是美国又必须显得 “愿意”协商，“美国应该继续向世界表明自己具有持久的愿望，表明美国想要进行全面的、有保障的裁军。这种姿态是可行的，因为美国的盟国需要减少国际紧张局势并且裁减军备，因为苏联的和平攻势已经燃起了它们的希望，但是苏联已经引爆一颗氢弹的报道又引起了它们的恐慌。”尽管文件提出要采取一种渴望达成协议的姿态，但是提升美国和平斗士的形象并不等同于宣传，美国所有的计划都应该是“合理的”、“可行的”，以便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
艾森豪威尔确信苏联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持有永久的敌意，苏联拒绝在东欧和德国进行自由选举是不道德的，苏联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而他对于苏联的不信任也使他得出结论：美国不可能与苏联成功地协商，但是却可以利用这些协商来进一步强化美国与西欧的联盟，以及向世界证明美国寻求和平的决心。
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NSC162/2文件中，该文件将心理战和军事以及经济手段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支柱。文件认为苏联的威胁主要是政治和心理战，而不是常规战争。苏联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主要表现在心理方面，即不断地削弱美国和其盟国的意志，使它们不再抵抗外围的苏联侵略。同样重要的是，苏联的和平建议增加了美国的盟国对于苏联的威胁的性质以及美国的领导权的质疑。文件认为，苏联的政治战策略主要是依靠和平外交和军事态度：“这样的政治战将利用民众对原子战争的恐惧和对和平的渴望，寻求利用自由世界国家的差距和中立主义态度，以及不发达地区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文件认为这样的政治战策略使西方世界不可避免地要与苏联协商，但是，美国与苏联协商不是因为苏联“准备接受永久的解决方案”，而是美国需要“保持盟国对美国持久的支持”。文件解释道，美国的盟国“往往不像美国那样认识到苏联的侵略迫在眉睫”，许多欧洲人担心美国的政策将“把欧洲卷入一场大战中”而且会“无限期地延长冷战的紧张局势”。文件认为这些因素只能够加重盟国与苏联妥协的压力。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寻求找到一个完美的方式，一方面告知民众核武器的信息，一方面给盟国提供希望，避免迫使“易受影响的也因此而更加紧张的盟国采取中立主义”。美国需要缓和这些担心，“让它们（盟国）相信美国希望达成这些解决方案。”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我们要向世界证明我们正在努力争取和平，而不是要用我们的原子弹和热核炸弹（毁灭他们的民主），让他们退回到王国时代”。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继续宣传其对于和平共存的许诺，以及与美国就军备控制和其他重要问题达成妥协的愿望。7月份朝鲜战争停火协议签订以后，更加使西欧倾向于接受苏联的和平姿态。欧洲民众一方面希望能够避免核武器带来的毁灭，另一方面希望东西方能够出现缓和。在这种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在《和平的机会》演讲的基础上再发展一步。
艾森豪威尔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假定美国和苏联各自给联合国提交一些可裂变物质进行和平用途。”原子能委员会委员莱维斯·施特劳斯（Lewis Strauss）认为，“这个建议太新奇了，也许具有宣传的价值，但是却没有实际价值”，并且指出在裁军方面这个建议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但是艾森豪威尔却不为所动，指示施特劳斯进行进一步研究，同时要考虑到心理战的效果。这最终才有了前面提到的《原子弹为和平》演讲。而下面将要提到的开放天空计划与《原子弹为和平》演讲一样，其目的并不是要缓解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其实质也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心理战的一个武器。
1953年，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利用核武器和大规模报复来威慑苏联的进攻，同时，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采取的和平姿态使冷战的性质发生变化，这也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多地注重政治和心理战。美国担心苏联的“和平共存”策略会鼓励欧洲的中立倾向，削弱美国的盟国，减少欧洲对于重新武装的支持。为此，美国在西欧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侧重积极的主题，增加西欧各国对于美国的信任和好感，保持美国作为世界领导的地位。因此，就连与苏联就裁军问题和军备控制进行的谈判也被打上了心理战的烙印。美国政府认为，无论谈判成功与否，谈判本身就是向世人揭露苏联的野心，加强西欧的决心，打击中立主义，满足各国要求军备控制的愿望。
1953年艾森豪威尔刚上台不久，就收到一份题为《裁军和美国政策》的报告，报告认为与苏联协商是没用的，而且不可能与苏联就裁军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必须放弃这些协商，因为这已经主要是用于宣传目的了。在讨论这份报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强烈反对这种认为不应该在裁军谈判中混杂宣传和外交的观点，他认为在联合国讨论裁军问题“至少在宣传上是有利的”。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年当中，美国继续在联合国框架下与苏联进行裁军谈判，但其目的却主要是为了宣传。谈判代表们被要求不能主动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他们参加讨论主要是“反击苏联使用裁军问题来进行宣传”。美国代表应避免任何“打破裁军僵局的努力”，但是要显得“愿意谈判”。他们需要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向世界表明美国在追求裁军方面是严肃的，但是他们要避免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以防被苏联利用。与此同时，美国提出的所有建议都应该是“正当的、可行的”，以便取得最佳的宣传效果。“我们过去对于裁军的坚持已经使大多数国家相信我们的诚意，因此这也是最好的宣传形式。”1954年，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苏联成立了一个五国委员会来谈判裁军问题，但是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所指示的，美国代表采取种种手段来阻碍裁军取得实质性进展，到了实在不能拖延采取行动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政府又利用即将到来的日内瓦峰会使五国裁军委员会休会。
早在1953年5月，英国首相丘吉尔便督促美国参加一个西方各国和苏联新政权之间的峰会。丘吉尔认为，即使再糟糕，这样的峰会也可以使各国建立比较密切的联系；而如果顺利的话，则可以使一代人获得和平。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认为这样的峰会将会给苏联创造一种自满情绪，西方各国与苏联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只能被苏联的宣传所利用。1954年他写信给丘吉尔，认为这样的峰会“只能在我们这些自由国家中引起虚假的印象，而这将很难使议会支持必要的防务拨款”。于是他一再地推迟丘吉尔的要求，甚至曾经以他作为总统不能长时间离开美国作为借口。
但是到了1955年，要求召开峰会的压力越来越大，法国也要求美国参加峰会。此时国际形势也对美国不利：在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向中国进行原子弹威慑被揭露出来，而且苏联也建议西方国家和莫斯科进行严肃的协商，这使西方国家对苏联怀有很高的期望。这些都使美国不得不妥协，同意在日内瓦举行美、英、法、苏四国峰会。但是艾森豪威尔参加峰会却只是为了不显得“ 不理智的倔强”，其政府也在考虑利用此次峰会来做宣传：“考虑到此次峰会这么长时间才召开，以及各方面对此次峰会的关注，四国日内瓦峰会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心理战的宣传论坛。无论苏联同我们开会主要是为了协商还是为了宣传，在日内瓦的宣传赌注都将非常高，心理战方面也许要比实际的会议结果更加有意义。”
此时美国新闻署在西欧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西欧民众都希望能完全禁止核武器的使用。洛克菲勒认为，“西欧的这种公众舆论可能会最终削弱我们盟国的力量，也会减少我们使用核武器的自由。除非我们致力于西欧人所热望的裁军，否则很可能在西欧和英国都会出现明显的中立主义情绪，要求我们放弃使用核武器的压力也会增加。”
洛克菲勒的建议正好击中了“新面貌”战略的软肋。“新面貌”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核武器来进行防御，而这却可能会因为公众对于核武器的焦虑而受到限制。为了减少西欧各国要求控制核武器所施加的压力，美国需要显得对此持积极态度，同时将过错推到苏联身上。
在洛克菲勒提出建议后的第二天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指出，美国新闻署在西欧的民意调查表明西欧强烈要求缓解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为此美国必须在即将召开的峰会上有所行动。如果峰会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西欧民众就会相信敌人的宣传，会认为美国参加峰会只是为了对西欧的要求作出让步，而不是真心实意地去缓解紧张局势。
在此情况下，美国各政府部门都行动了起来。行动协调委员会开始为美国在峰会上的宣传制定计划，美国新闻署的宣传将及时报道峰会取得的任何进展，美国的新闻人员被要求强调此次会议的“目标有限”，要提醒公众此次峰会的议程不包括就实质性问题展开的讨论，而且西方不应该提出具体的建议。对此峰会的报道要持“非争论性的、非指责性的语气”。
在峰会的最后一天，即1955年7月21日，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开放天空计划，建议美苏两国交换军事设施的图纸，允许在对方的领空进行空中侦察，并且指出这将会使公众确信不会有突如其来的袭击，这样就可以减少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这将为以后更进一步建立可行的监督机制做准备。
实际上，正如以前的《和平的机会》和《原子弹为和平》的提议一样，开放天空也只是一个心理战的举措。美国早已经预料到苏联不会同意，但是还是提出这个建议，并且等待苏联来拒绝。如果苏联一旦拒绝，美国就可以将责任推给苏联，从而在宣传上占据上风。结果正如艾森豪威尔预料的一样，苏联坚决反对这个提议，而美国则因此在这一轮的心理战中取得预期的效果。根据美国新闻署的研究，西欧国家参与此次峰会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开放天空计划提高了美国的声誉，重新向世界证实美国致力于和平的决心。
但是另一方面，此次峰会造成了美国认为很危险的国际舆论：西欧各国普遍认为苏联侵略的危险性减少，苏联的和平意图增加，而且认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减少。美国新闻署的公众舆论调查报告指出，“苏联领导人极大地减少了西欧各国对苏联的不欢迎态度以及对苏联侵略的担心，从而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公共关系方面的成功。”西方各国由此将这次峰会表现出的和平精神称为“日内瓦精神”。
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日内瓦精神”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危险：西欧各国对苏联的威胁所持的松懈态度可能会影响其对北约、对美国的冷战政策以及重新武装的支持。美国需要新的“凝聚力”将西欧盟国联系在一起。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宣传开始不断强调西欧的力量及团结。美国新闻署的宣传提醒西欧民众，和平共存只是苏联用来削弱西方的一个策略。正如美国新闻署的政策导向所强调的，“我们不认为紧张局势的缓解和更和平的氛围允许我们放弃个体或集体的自我防御，或者容忍隐蔽的侵略，以及认可当前的不公正。”
在日内瓦峰会后，美国对于裁减军备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一方面利用开放天空计划来打击苏联的国际形象，一方面则用此为美国赚够了舆论支持。美国新闻署围绕着开放天空计划做了大量宣传，发行了大量电影、宣传册、卡通、新闻特写等。目的是一方面让公众理解开放天空计划，一方面向苏联施加压力，迫使苏联接受这个计划。美国新闻署制作了一本长达15页的题为《为了和平而相互尊重》宣传册，分发给西欧和世界各地的编辑和政府官员；制作了一个十分钟的纪录片，解释了“开放天空”的飞行是如何操作的；还制作了一个关于开放天空计划的连环画，在这个连环画的字幕中写道，“美国准备好要开放其‘秘密的’军备装置让全世界来观看。”此外美国新闻署还举行了一个展览，题为“为了和平而进行的空中监控”，以此向世人证实美国致力于和平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