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70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来，德美双方在争夺殖民地问题上产生了冲突，两国关系随着德国的扩张而逐步恶化，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以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为由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美再一次成为对手，最终德国战败，被美、英、法、苏四大国分区占领。尽管此前德美一直处于冲突状态中，但是冷战改变了德国的命运，也改变了德美关系。
随着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日益紧张，在美国的主导下，美、英、法三个占区合并为一个西占区，西方和苏联分别在各自所占领的区域内实行了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1949年5月，西方三国在西占区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称联邦德国或西德。但是此时联邦德国还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美、英、法三国以《占领法规》拥有在联邦德国的最高权力，联邦政府不拥有外交、国防、外汇等权力。紧接着，1949年10月，苏占区也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称民主德国或东德，从此德国正式分裂成两个国家。因为美国反对德国继续分裂，因此拒不承认民主德国，而西德则要么不承认东德，要么将东德称为“所谓的民主德国”，要么称为“中德”。其他西欧国家也拒不承认东德。尽管西德政府已经意识到失去了东部领土，但是阿登纳政府坚持不承认尼斯作为德国的东部边境线。这与美国政府意见暗合。
1946年底，美国对欧洲粮食状况进行了调查，于1947年底发表调查报告，指出整个西欧非常贫困，特别提到德国的粮食供应低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德国居民的营养状况极其令人担心。报告指出，“没有德国作为一个成员的经济力量的恢复，就不可能有整个欧洲经济力量的恢复。”报告认为，如果继续执行现行的限制德国工业发展的政策，除非让德国人饿死，否则德国将成为西方盟国纳税人的沉重负担，最终也将使西欧其他国家贫困潦倒。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指出“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这是合乎逻辑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政治与有保障的和平”。
在马歇尔计划框架下，美国向联邦德国经济提供近40亿美元的现金和物资。根据马歇尔计划还设立了“马克对等基金”，把联邦德国工商企业偿还马歇尔计划的款项再用短期信贷的方式投入急需资金的部门，然后又把收回的款项和利息再投入另一工业部门，如此循环往复，使许多重要经济部门获得了恢复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到1956年，联邦德国利用这笔基金进行的投资达100亿马克，几乎遍及一切经济部门。此外，美国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与扶植联邦德国，如1949年12月15日美德签署经济合作协定，1954年10月29日德美友好、通商和航运条约。这些协定的签署使美国资本大量涌入联邦德国，为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
当时德国政坛出现了两种思想，一种是以阿登纳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倡导的向西方一边倒的思想，另一种是舒马赫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倡的中立化主张，希望德国在美苏两个大国之间保持中立，目的是要“争取收回德国的主权，并恢复不受限制的、不受盟国控制的基本自由。”阿登纳认为，联邦德国初期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美国，如果西德立足于强大的西方，最终德国将会实现统一，并且认为这是保持西德自由的唯一途径。因此阿登纳坚决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中立化要求，决心推行一边倒的政策，通过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保证德国恢复经济和主权，保证联邦德国自身的安全，并在此基础上最终达到德国的统一。
对于美国来说，出于自身利益和冷战的需要，它扶植建立了联邦德国，帮助其恢复主权、恢复经济、保障其国家安全。甚至早在马歇尔计划制定时，就将联邦德国考虑在内，因为德国毕竟是欧洲的经济大国，其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关系到整个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稳定。因此在稳定了德国经济之后，美国要做的下一件事情便是重新武装德国。德国的重新武装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不仅是西方国家加强冷战的重大步骤，而且对欧洲一体化过程也有重要影响。
美国重新武装德国与美国的对欧战略有关。二战结束时，美国已经成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强国，并且公开追求国际社会领导的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先处理好西欧问题。一方面，西欧各国极端衰弱，另一方面，苏联正在崛起，西欧面临着落入苏联控制的危险当中。面对西欧的形势，美国深感忧虑。西欧多年来冲突不断、战事频仍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的分裂，所以美国政府在积极参与西欧事务、主导西欧重建的过程中积极支持西欧通过联合来消除产生冲突的根源。此外，从地缘政治上来看，美国对苏联的防御体系不能没有联邦德国参加。由于联邦德国地处中欧，是美苏对峙的前沿，如果不重新武装德国，美国在欧洲前沿的防御实力就显得十分薄弱，一旦苏联进攻，美国将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正如杜鲁门所言，“没有德国，欧洲的防御不过是大西洋岸边的一场后卫战。有了德国，就能够有一个纵深的防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东方”。
首先美国需要化解美国民众对德国的怨恨，而艾森豪威尔政府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整个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都与阿登纳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1953年4月，阿登纳访问美国，在美国奏响德国国歌，此后阿登那专程向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烈士敬献花圈，两个敌对国家的怨恨就这样消解了。阿登纳向美国承诺不会被苏联的和平攻势所打动，并且建议美国国会不要拒绝苏联的和平姿态，而是要对其保持警惕和怀疑。他反对德国中立化，并且认为这将会使苏联影响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洲。
但是另一方面，尽管西欧国家都意识到西德的潜力，但是德国在一战和二战中造成的破坏不但使苏联和东欧国家憎恨德国的武力，就连西欧国家本身也对重新武装德国充满了恐惧。尤其是法国，从1870年起，在70多年里，法国三次遭受德国入侵，法国在与德国的三次战争中皆屡遭重创，以至于法德宿怨太深，法国担心一旦德国重新武装就会东山再起，因此对重新武装德国持坚决反对态度。其他西欧国家大多有类似的经历或担心，因此西欧国家发展出一种双重遏制战略，也就是说，既遏制苏联，又遏制德国。
1948年8月，苏联成功试爆了第一颗核装置，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国保护西欧的可信度下降。同时欧洲大陆防务的主要力量法国军队又陷入殖民战争。因此此时欧洲的防务比较虚弱。面对苏联在东欧强大的军事存在，西欧一方面寻求美国的保护，另一方面走上军事一体化道路以便加强自身实力，这些促使他们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1950年6月25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重新武装德国出现了转机。西方国家普遍将朝鲜战争视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开始进行新的攻势。在美国的宣传中，朝鲜战争是沿着欧洲的三八线——易北河进行侵略的先声，或者是苏联企图转移美国对欧洲的关注，或者至少是要考验一下新成立的大西洋联盟的力量和决心，也要考验一下美国为大西洋联盟所承担的义务。
由于朝鲜战争，美国急切地想重新武装德国。“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是苏联扩张新计划的第一阶段，它是由于克里姆林宫新近获得原子弹而得到鼓励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防预算在下两个财政年度里增加了325%（超过了增加前的预算总金额）是可以理解的了。这个理论也能解释美国领导人为什么迫切地要把西德列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盟范围内并加以重新武装，而不是像奥地利那样使其中立化和实行防御性武装”。
为了防止战争蔓延到欧洲，9月美国提出加强西欧防务的计划，内容是在北约框架内建立由西欧各国派兵组成的欧洲防务部队，设立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统一指挥，要求德国提供10个师的兵力，以“军事单位”的形势加入欧洲防务部队，而不能组成“国家军队”，以保证其处于北约控制之下。美国认为，建立这样一支欧洲防务部队“是获得欧洲国家最大贡献的最佳方式，并且提供了德国能够作出重大贡献的框架”。
但是到了1951年，远东的形势表明，战争蔓延的可能性并不大，东西方在欧洲进行的军事对抗的压力得到缓解，德国重新武装的迫切性大为减弱。另一方面，杜鲁门政府有关的承诺正在兑现，1951年初，艾森豪威尔将军出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四个师的美国增援部队开往西欧，这就使美国不可能再以此为筹码在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上向欧洲施加压力。在这种背景下，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已经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了。欧洲防务集团计划不仅使西欧可以防务自立，而且可以使法德和解从而为西德的重新武装提供解决方法。
美国意识到要想重新武装西德就必须将重新武装与西欧一体化联系在一起。美国政府认为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将会给自身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便利。正如杜勒斯所说，“美国人确信西欧的分裂是过去一切战争的原因，所以，西欧人有义务把自己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建立稳定的西欧。” 对此，艾森豪威尔指出，“西欧如果继续处于支离破碎和领土争端所造成的分裂状态中，就无法解决自身的任何问题。如果一旦联合起来，法国和比利时的农场和工厂，德国的铸造工厂，荷兰和丹麦富饶的农田，以及意大利的技术工人就会创造出共同利益的奇迹。”
美国对欧洲一体化采取了支持态度，同时也欢迎西德加入到一体化进程当中，因为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如杜勒斯所言：“我们在欧洲不推行德国政策，我们在欧洲不推行法国政策，我们在欧洲推行美国政策。”因为联邦德国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对于美国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是通过联邦德国的努力来推动和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来加强西方内部的团结和力量，达到美国控制西欧以对抗苏联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欧洲一体化来约束德国，避免其军国主义东山再起。
事实上美国自从战后便一直支持欧洲一体化活动。1945年后，美国就成立了负责欧洲联合的美国委员会（ACUE），由多诺万和杜勒斯担任主席和副主席。美国通过该组织给欧洲联邦主义者提供了大量资金，以支持欧洲联合运动。在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过程中，美国始终把争取欧洲统一作为其对欧政策的核心，以使美国有一个“更具内凝力的势力范围”。
但是，对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最大阻力来自法国，因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化解法德宿怨。对于美国来说，在面临苏联的威胁下，美国并不希望自己阵营内部出现矛盾，法德和解将保证西方阵营内部的团结。其次，法德和解成功地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使西欧的力量变得强大，这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通过法德和解不仅使自己对抗苏联的砝码加重了，而且能使联邦德国的发展控制在美国所设定的欧洲一体化框架内，达到了美国控制德国的发展方向的目的。再次，对于德国来说，法国和解能否成功将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法德和解可以让德国恢复欧洲主要大国地位，成为美国在欧洲的重要支持者。
此外在西欧的军事力量分配上，美国负责核力量，欧洲负责常规力量，这样可以减少美国的军费负担和兵力分布问题。但是，在常规力量上，西欧与东欧有着明显的差距，这使美国人担心欧洲难以抵挡苏联的“入侵”。因此，1949年成立北约时，不是要其遏制苏联常规力量，而是要使美国卷入西欧防务，使美国发挥其核威力。1952年2月，北约在里斯本开会，批准一项扩充兵力的计划，规定到1952年底增加兵力到50个师，1953年底达到70个师，1954年底达到97个师。这使美国和西欧都感到了重新武装德国的必要。
1950年2月1日，国务院德国事务局开会讨论德国与西欧一体化问题。驻德高级专员迈克洛伊在会上指出“西欧一体化的概念对德国政府有很大的吸引力。德国加入西欧一体化的第一步，是欧洲委员会接纳德国，西方并非不愿意看到德国经济的复兴，也没有采取旨在反对德国经济发展的步骤。在欧洲委员会接纳德国之后，他希望看到德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代表举行一系列会议，在平等的基础上一道解决它们的问题，从而使德国得到一种西方愿意帮助他们的印象。”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帕金斯则认为“德国问题的解决，也许是一条通往欧洲一体化的道路”。
2月11日，德国事务局为国务卿艾奇逊等准备了一份备忘录，题为《欧洲环境中的德国》，在备忘录中阐述了美国对德总目标为：“设法防止德国再次威胁我们和构成我们称之为‘民主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安全。”为达到该目标提出三个办法：“（一）我们可以努力使德国人成为对民主的坚定信仰者；（二）我们可以通过禁止和监督武力的使用来控制德国人；（三）我们把德国安排在一个较大的统一体内，可以令人满意地抑制德国在能源、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野心。”而且备忘录中指出第三种办法才是最值得依靠的，它正是美国在德国的主要政策的理论基础。备忘录中认为“在战时和战后立即作出的第一批有关德国的决定，是根据大国一致同意而建立的欧洲组织意见作出的。如果现已不存在那种大国的一致，那就有必要在某一类规模较小的、政治经济观念上志同道合的国家集团中达成那种一致”。由此备忘录中提出了把联邦德国结合到西欧统一体中，使它“在那里受到‘抑制’，同时又发挥和平的、建设性的、非独裁的作用”，并进一步强调说，“即使没有其他理由，单是为了解决德国问题，也有必要促使欧洲统一”。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发表声明，提出著名的舒曼计划，并向美国通报情况寻求美国的支持。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伦敦发表声明，称舒曼计划是促进法德和解，推动西欧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态发展”，并说这正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所支持的目标。同时艾奇逊还向驻欧使节发出国务院和经济合作署的联合指示，要求驻欧使节在处理舒曼计划时应持“欢迎”态度。
但美国政府对舒曼计划也有担心，它不希望舒曼计划成为“赞同第三种力量的经济基础”和“使德国东山再起，成为西欧大陆主宰因素”的工具，并担心舒曼计划无区别和无例外地向全世界提供产品，甚至向苏联及其卫星国提供重要物资。
此时法国和联邦德国对此持有不同的目的，法国想尽量控制西德，而西德则想借着联营取消更多的限制。双方争执主要集中在鲁尔和萨尔问题上，尤其对西德煤钢工业非卡特尔化和非集中化的争执非常激烈。这时美国的影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政府一方面表明自己对舒曼计划的支持，另一方面向阿登纳政府表明美国不支持西德政府搞钢铁企业私营卡特尔。美国驻德高级官员麦克洛伊进行紧张的工作，与联邦德国政府、法国政府、鲁尔工业家和劳工领袖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使得在1951年的头两个月里，实际上所有关于煤钢联营的重要谈判都操纵在麦克洛伊手里。美国的及时干预促使舒曼计划得以实现，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六国最终达成了协议。
此时考虑到苏联的威胁，法国在重新武装德国问题上出现了松动，但还是提出了较为苛刻的普利文计划，利用将联邦德国的煤钢工业置于西欧多国控制之下的“舒曼计划”原则，建立一支由多国组成的欧洲军，联邦德国可以加入欧洲军，但不得设立自己的国防部、国防军和参谋本部。尽管美国担心普利文计划先政治后军事的方法实施过于困难，但为了让法国支持重新武装德国，美国作出让步，支持法国的方案。这引起了德国的强烈不满。美国给法国施加压力，希望促成法国议会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杜勒斯向欧洲盟国声明，美国对欧洲防务集团承担义务是以各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为先决条件的。1953年12月中旬，杜勒斯为了迫使法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又警告说，如果这项条约得不到有关各国的批准，美国就不得不“痛苦地重新估价美国在欧洲的义务问题”。
对于重新武装西德，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52年3月起与西方三国交换意见，建议只要德国保持中立，便可以举行自由选举以重新统一德国，但是东西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到了1953年，东德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难，许多东德人出逃到西德，从1951年初到1953年4月，大约45万东德人逃离。接着，到了6月12日，许多东德工人开始罢工，导致了17日的骚乱，但是很快骚乱就平息了。
柏林骚乱表明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政策不能奏效。美国在柏林的广播电台播送关于罢工以及其他反抗运动的新闻，并且鼓励德国人支持这些罢工。中情局驻西柏林的领导人想要给那些骚乱者提供武器，但是被杜勒斯和C.D.杰克逊拒绝了。但是，美国意识到，即使美国不采取直接行动，如果试图引起进一步的骚乱，将会引发战争的危险，因此，美国对东德的援助也只局限于运送粮食。但是却遭到了想要化解危机以缓和东西关系的英国和法国的反对。
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白苏联不会同意一个统一的德国进行重新武装或者与西方联合，波伦认为，统一德国意味着东德政府将不再存在，但是自从6月17日的骚乱以后，苏联就决心全力支持东德政府。但是美国还是决定提出统一德国。一方面，这是一个宣传攻势，可以将德国继续保持分裂的罪责推脱给苏联；另一方面，这又符合1953年8月17日出台的NSC160/1中提出的将苏联赶回其边境线的目标。其三，这对于维持良好的美德关系也很必要，因为美国一直打算将西德的军事潜力为西方所用，而这一点法国也能够理解。
针对重新武装西德，苏联也做了一系列宣传。1954年5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朱可夫的文章，文章赞扬了法国、英国和美国在二战中的功劳，并且提到了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名字。8月23日早晨在莫斯科举行的罗马尼亚招待会上，布尔加宁又赞扬了二战时苏联的盟国，即美国、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但是美国认为，苏联这些宣传的目的都是要提醒西方曾经针对德国的战争。
苏联针对法国对重新武装德国的担心也做了一些工作。1954年7月21日，莫洛托夫告诉法国外长，苏联和法国是对德国问题最感兴趣的国家，苏联理解法国对于重新武装德国的不安，英国和美国与法国不一样，它们离德国都很远。事实上，法国确实担心重新武装德国，并不需要苏联的提醒。
在防务问题上，大多数西欧国家都赞同由美国提供财政援助以及美国在西欧驻军来保证西欧的安全，但是，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美国希望让西欧承担更多的防务，减少美国在西欧的驻军，并削减在西欧的防务开支。尽管大国通常都不希望其他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出现，但是美国仍然全力支持西欧的统一，因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与苏联的竞争中，“美国和西欧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
1954年，法国人出于对重新武装德国问题的顾虑以及本国利益的考虑，国民议会在8月30日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这令美国感到震惊。杜勒斯评价说，“法国的行动改变不了某些基于原则的、铁一般的事实：（1）欧洲大陆的有效防务要求德国作出重要的军事贡献，可是大家包括德国人自己都希望避免搞一种可能被重新复活的军事主义所滥用的任何形式的本国的扩军。（2）不能判处德国永久中立，另一方面，也不得对它的主权，包括属于它的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加以歧视。对德国主权的限制也必须作为集体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由其他国家来共同作出以便能被长期接受。（3）仅仅通过国家的诺言和实力威胁是不可能确保避免邻国之间的战争的。这些国家可以回顾一下它们过去一系列的武装冲突，而只有当它们的政府在国际组织内确切不移地履行职能时，才能避免它们之间的战争。”
因此当法国国民议会否决欧洲防务共同体之后，美国迅速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工作。杜勒斯很快访问了波恩，这既给法国人施压，又安抚德国人的情绪。积极寻求让各方接受的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西方防务集团的新方案。不久艾登方案出台，该方案让联邦德国加入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并同时加入北约，以完成重新武装。法国人对此仍然不满。在谈判中，美国提出，如果法国不妥协的话，美国就可能和联邦德国一起单干，此外，美国还借助法国的经济恢复急需美援的条件，压服法国，最终迫使法国政府同意艾登方案，促成巴黎协定的签订。对于美国来说，巴黎协定同意联邦德国成为北约一员，实现了美国将联邦德国纳入它在欧洲的遏制体系的初衷，加强了欧洲的阵营，同时又通过“北约—西欧联盟”的双重结构，对联邦德国加以约束。
1954年9月17日与艾登见面时，杜勒斯告诉艾登，西欧一体化对美国人民和国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反映在国会的决议和立法中。因此，法国否决欧洲防务集团计划使美国人感到震惊，这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美国会退回到传统的孤立主义中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至少在大陆，要使紧密的一体化思想继续保持活力。
西欧联盟的建立和西德加入北约在西德重新武装完满结束。《巴黎协定》的签署不仅使美国的目标得以实现，而且使西德结束被占领状态，以平等资格加入北约。这一过程从杜鲁门政府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在这期间，美国通过种种外交手段向西欧国家施加压力，影响欧洲的观点和态度，这正印证了艾森豪威尔的主张，即美国的外交必须考虑到心理战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