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是大清王朝发家的根本，在八旗子弟的浴血奋战下，爱新觉罗家族得到了天下，八旗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基础。在得到天下后，八旗弟子享有很多特权，而这些特权却为爱新觉罗的统治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阻碍了满族的发展。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改革势在必行。
乾隆帝像开户家奴，原本都是八旗异姓贵族（王、公、侯、伯、子、男）、官员、富裕旗人的“包衣”（奴仆）。从太祖努尔哈赤起，至“开户家奴”两谕下达之日，清帝及八旗王公贵族官员占有大量包衣。包衣的主要来源有，掠民为奴、逼民投充、民人因罪入官（或为清帝占有，或赐予王公贵族官员，或发卖）、买民为奴，民人随母改嫁与旗人或过继与旗人。宗室王公一般都有上千包衣。例如统军入关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仅“投充人”便有一千四百余丁，连带家口，多达数千人。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只收留其他王公官员等人的逃亡包衣，就有一千多人。尚可喜因子之隆“蒙恩尚主”，遣派八百一十五名包衣进京服侍公主，他还有在辽东庄园耕地的包衣一千八百余名。清初开国有功的大学士、一等子范文程，除去关内包衣外，在关东种地的包衣还有一百一十九户五百六十四人。顺治五年，整个八旗满洲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而包衣却有二十一万余丁，加上其妻室儿女，应有百万之多。
早期，上百万的包衣，主要以耕种家主庄园田地，纳租养主，同时，还有部分包衣从事家务劳动，随主从征打仗，形成了“若无阿哈（包衣），主何能生”、“满洲籍家仆资生”的局面。康熙以来，由于满洲官员、兵丁的阵亡、负伤等因素，一部分包衣被家主收为养子，令其披甲当差（包括少数为官作宦），领取钱粮，赡养主人。
由于广大包衣激烈反对家主的非人待遇，不断地大批逃亡，顺治十年至十一年初，“一年之间，逃人多至数万”，庄主不得不招民佃种。一部分旗人家道中落，将地典卖，许多庄头和包衣也暗中典卖主地。因此，到了乾隆初年，八旗官员庄田和兵丁份地，大多数已由佥丁拨庄的农奴制经营方式，过渡到招民佃种收租的一般封建租佃制，“资佃耕种，收取租息”，代替了早年的“满洲籍家仆资生”。
旗地变化，使很多旧日种地之包衣无地可种，需要庄主“养赡”。不少家主境遇恶化，自身尚且衣食不周，焉能供给包衣吃穿，有的还索取赎身银两，将包衣放出本户，令其自谋生路。于是，从康熙中年以后，陆续有包衣脱离本主，自行开户，另载旗册。到乾隆时，这种“别载册籍”的“开户家奴”，无论是北京八旗，还是外省驻防，人数甚多，成为影响八旗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于众多的“开户家奴”，处理办法不外乎有三种：一是将其释放出旗，载入民籍，从包衣变为“平民”、“民人”；二是提高其身份，使开户家奴与“正身旗人”（即非包衣的八旗满洲人员）享受同等待遇，取消其“旗下世仆”之奴籍；三是维持现状，因循苟且，不予解决。第二条照道理应是解决“开户家奴”问题的中策，但是，此策难以实行。近两百年里，主奴有别，家主尊贵无比，包衣极为低贱，已经成为清朝社会生活中牢不可破的传统，要想打破主奴之间的界限，化奴为主，奴主相等，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一办法根本无从谈起。并且，此时旗人的生计问题已很紧迫，人口增多，官职、兵缺有限，正身旗人尚难谋上一个领取钱粮的位置，开户如再提高为正身旗人，人多职少之矛盾必然会更加显得尖锐。
第一条释放“开户家奴”出旗为民，应是最好的，可是阻力很大。尽管有些家主已经得到赎身银，释放了包衣，有些包衣经过斗争已取得了“民人”身份，脱离了旗籍，但是，要让大量“开户家奴”摆脱家主的辖束，出旗为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世纪之前，乾隆之曾祖父顺治帝福临，便由于包衣是“先朝将士血战所得”，而严惩收容逃亡包衣的“窝主”，重责谏阻的汉官。康熙帝也和其父一样，尽力控制包衣于八旗之内，根本不允许包衣出旗。连乾隆皇帝本人，即位初期亦同样实行列祖列宗保障家主权利的政策，于乾隆三年批准了一条新订的“旗人开户例”，规定：“凡八旗奴仆，原系满洲、蒙古，直省本无籍贯，带地投充人等虽有本籍，年远难考，均准其开户，不得放出为民。”这条法例讲的是，凡系八旗满洲、蒙古正身旗人（不论官民）的奴仆，无籍贯者，或虽有祖籍但年代久远难以考订者，均不准出旗为民。第二年，他又批准了一个更为详尽、更为苛刻使包衣很难出旗为民的法例。虽然乾隆本人曾经批准了维持旧制的法例，但随着岁月的推移，他治理国政的才干不断增强，经验愈加丰富，更加感到在“开户家奴”问题上需要承认现实，有所改革。因此，于二十二年二月初二日，连下两道谕旨，彻底解决“开户家奴”问题，将他们释放出旗为民，并允许宗室王公的包衣出旗。
遵照帝谕，户部会同八旗都统会议后上奏，对开户家奴出旗为民提出了下述具体建议：开户家奴中，凡在京文武官员，由吏、兵二部定议，将其调补汉缺，外任绿营将弁和文官，“即令出旗为民”；其系现今捐纳候缺人员、进士、举人、生员等，亦即准其为民；闲散人等，令各该旗询明愿入何处之籍，咨地方官，令其入籍，仍造册送户部备查；其系现食钱粮之人，情愿退粮为民者即令出旗，仍在当差者，待缺出时裁汰。乾隆批准了这些建议。
这样一来，大批“开户家奴”和宗室王公的包衣被释放出旗，转入州县，成为民人，不再是旗奴了。像一等子范文程家，其子孙便遵依帝旨，将关东庄园的包衣，“恩放出户家奴十四户”，在盖平等县“入于民籍”。
乾隆二十四年，还颁布了“八旗户下家人赎身例”，规定：“凡八旗户下家人，不论远年旧仆及近岁契买奴仆，如实系本主念其数辈出力，情愿放出为民，或本主不能养赡，愿令赎身为民者，呈明本旗咨部转行地方官，收入民籍，不准求谋仕官。至伊等子孙，各照该籍民人办理。”
以上措施，使八旗的旗下家奴人数迅速减少。顺治五年，八旗有包衣二十一万余丁，相当于满洲正身旗人的四倍，之后，过了一百六十多年，满洲人丁增加了三倍多，照此类推，包衣总数应为八九十万丁，可是，此时包衣才十七八万丁。可见，乾隆确实曾释放了数以十万计的包衣男丁，及其家属出旗为民。
这是清朝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乾隆皇帝在“包衣”这一关系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十分敏感的重大问题，敢于突破祖制的束缚，厉行改革，于国于民，皆有裨益，无疑应给以充分的肯定。
另外，乾隆对家主残酷杀害包衣之事，非常不满，予以从重惩处。乾隆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刑部议奏：镶红旗满洲三等护卫释伽保，图奸家人破脸之妻金氏，未能如愿，将破脸毒打致毙，“实属行止有亏”，请照故杀奴婢例，革释伽保之职。乾隆查阅案情后，认为拟议不当，下谕令将释伽保发往黑龙江，并修改律例。
刑部之拟议及旧有家主故杀奴仆例，过分偏袒了不法主人。人命关天，怎能因其系殴死包衣，家主遂得安然无恙仅以革职了结？何况革职之罚，又可以加级记录抵消，这样一来，凶手更是一无所失、万事大吉了。因为有此律例，为官作宦之家主有恃无恐，可以任意打死包衣，可以任意奸淫奴婢仆妇，而包衣则因官府偏袒家主，又有王法尚在，即使不幸惨死于主人之手，亦无法伸冤叫屈，除了逃跑之外，别无他法，只有忍气吞声，遭受主子的虐待。这一律例，助长了官员家主作恶之风，加剧了包衣的灾难，也激化了主奴之间的矛盾，并且促使不少包衣被逼潜逃或直接武力反抗，打死打伤凶横主人，从而自然影响到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乾隆有鉴于此，果断地更改旧律，令九卿重议。九卿遵旨议奏：家主图奸仆妇不遂，毒殴奴仆致毙，将家主不分官员、平人，悉发黑龙江等处当差。至奴婢罪不至死，而家主起意打死奴仆，则将家主处以降级调用，“虽有加级，不准抵消”。乾隆帝批准此议，改革了行之多年祸害包衣之旧例。这不仅减轻了家主对包衣的虐待，而且在促进满族的发展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