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栋霖
新世纪开端，沉寂十多年的启蒙话语再度被人提起。提起不是没有意义，尽管它已经失去了80年代群情激昂的历史文化场景，但是仍有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它被充实了的新的内涵，有它新的现实针对性，当然也有新的混乱与不足。在新颖的、重复的、混乱的关于启蒙的种种言说中，陈力君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她的《代言与立言：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一书积博士与博士后五年研究，以冷静、深入的思考，以理性的、富有学术分量的论述，对新时期文学与启蒙言说作出了一系列深刻独到的分析。
2004年，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推荐他的博士生陈力君来苏州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陈力君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新时期启蒙文学的，因此她跟我谈的大都是关于启蒙的话语。我认为，新世纪以来关于启蒙的研究固然有其新的思考与新的理论格局，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是旧义重提，只是增加了一些新的表述方式。我认为要提启蒙话语，没有深刻的历史与文化使命感、责任感，没有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刻了解，只是抓取一些理论表述，为言说而言说、为理论而理论，那是不能真正理解启蒙精神的。因为启蒙言说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课题，更是一个历史社会文化问题，是关乎百年中国社会进程的一个沉重话题。尽管这个话题沉寂多年，但是沉潜的话题却是沉重的。没有历史文化严肃性的启蒙言说终究是轻飘的。尤其是近年来启蒙话语研究的一些奇谈怪论，例如将十年浩劫“文革”也与启蒙挂上钩等，更使我对这种“学术转型”大惑不解。
我知道陈力君研究新时期启蒙文学。每次她从杭州来我家谈研究课题，总是由她的郎君一路陪同前来。这位建筑学博士，高大魁梧的身材，为人诚笃可靠，确是陈力君“小鸟依人”的有力后背与幸福的港湾。但是我不了解眼前这位瘦小的、睁着两只大眼睛的女博士，对启蒙这个沉重而严峻的课题能有多少深刻的思考。
开头一年我与陈力君的交谈总是错位的，她说她的思考，我有我的想法。我当然让她说，又不断地提出一些质疑。但是后来我发现，陈力君的思考不随流俗。她的思考冷峻，思维清晰，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独到看法。真正进入到具体的领域，那些社会文化问题，启蒙话语领域，她会一改那种小女子的稚嫩想法，会侃侃而谈，谈出不少深刻的想法，而且在激烈的思辨中伴随激昂的热情。这时让人发现她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她具备理论思辨性。她的思想的深入老练，她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成熟，她的思想与她的深厚学养相匹配，也是从她的个性与心灵中发出来的。而且，她的独立思考，思想的深入成熟，还伴随着一种坚执与激情。这使我明白，陈力君为何选择“启蒙话语”这个沉重的中国话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她对此有许多思考的兴趣，她有话要说。
对研究对象有真正的思考的兴趣，真正有话要说，我认为这是研究成功的前提。而独立思考与对自己思考追求的坚执与激情，是今日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本体素质。
于是，在陈力君笔下，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又一次被徐徐展开。叙述的对象本是我们耳熟能详、亲身经历的，但是陈力君的言说却不是通常的再复述。她的言说已经超越了历史现象本身。她对这段历史已有自己独到的把握。她以启蒙话语为切入口，将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政治道德批判时期、精神文化寻思时期和“后启蒙”时期。她能以思辨的语言使经她重新阐释的这段文学历史时时焕发出新的思想光芒。
陈力君的研究思路，以代言与立言两种言说方式的变迁，冲撞追寻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轨迹。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的思潮体现出强烈的哲思色彩，面对不惯于抽象思维的中国大众，文学在形象和抽象之间、感性和理性之间起到了联结和沟通的桥梁作用。启蒙的理念转化为感性色彩能更加普遍地被“被启蒙者”所接受，文学借助于启蒙话语，获得了对人生和人性的超验力量。她在论著中指出这种情况的复杂性，认为文学作品的感性转化也造成了“代言”和“立言”的复杂关系，构成了启蒙文本的内在张力。而且她看到，文学的情感思维方式决定了启蒙者也在不断地调动自身的情感力量，启蒙者在感动他人、启迪他人获得“代言”功能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叩问自己。通过文学的艺术形象进行自我叩问知识者形象构造的过程，也是通过文本的传递影响他人实现其代言功能的过程。
她的研究思路立足于文学本位，从文学内部考察新时期文学启蒙叙事的流变。在反思极权政治对人性的压制的同时，文学也开始挖潜“左”的政治思潮的形成和猖獗背后深刻的文化根源，新启蒙似乎又回复到五四反封建反专制的话题上。观念的批判、反压抑的表达成为文学艺术中的主题，这时文学表达已经从全然“载道”式的“代言”的启蒙话语言说方式中脱离出来走向立言，启蒙思潮的倡导已经意识到实现全民族的观念更新，挣脱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传统枷锁，唤起每一个中国人的主体文化意识的觉醒的新的启蒙目标，而肩负这一次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历史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实现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的启蒙话语表达中，立言的倾向日渐突出，文学创作中置疑和怀疑的色彩日渐浓厚和突出。
陈力君看到，过去对启蒙文学的研究往往着落于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探寻启蒙精神价值对文学境界的提升，扩展文学的社会功用和历史意义。而对于启蒙文学的审美考察，容易为评论家所忽视，启蒙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被简化为文化启蒙的工具。这种文学哲学化的创作理念和研究状态也脱离了文学的本体，造成了启蒙文学的日渐概念化和抽象化，这是以丰富和形象的文学为特征的启蒙文学的不足。鉴于此，她认为，在借用文学进行文化启蒙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启蒙文学作为文学应具备的审美特征。新时期文学应通过讲述启蒙故事的方式提供启蒙的价值意义和探寻启蒙的实践路径。陈力君的研究通过对新时期文学启蒙文学的研究，描绘出新时期启蒙思潮演变轨迹、表现特征及启蒙精神的将来走向。她期望通过观照启蒙文学体式的历史进程和规律，在宏观阐释启蒙意义所忽略的细微处抓取历史隐秘。
于是，她精要地提炼出新时期启蒙文学的三大主题意象：“苦难与拯救”、“流浪与回归”、“疯癫与理性”。她揭示出，新时期文学对苦难的描述接通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救世”欲望；流浪文学的出现与现代人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而流浪途中对精神家园的渴念与启蒙者的精神诉求相一致；疯癫意象的塑造与启蒙者的反叛姿态相联系。苦难叙事表达了启蒙者所关注到的社会现实，流浪情结则隐隐透露了新时期知识分子对启蒙目标的艰难追寻，而疯癫则是启蒙叙事在文学世界中所对应的精神意象和可能转化的物化形态。这些都显示出她的思辨的简练与深刻性。
在该书第三章，陈力君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与启蒙叙事对应的形象类型。在深入到启蒙文本内部，在考察启蒙叙事中的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她发现了20世纪的启蒙叙事普遍存在的形象体系。在这个形象体系中，有四个互为对应的形象：启蒙者、被启蒙者、师者、受虐者。在这一章中，她勾画了一个四边形的图框表示四者之间的对应关系。那就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构成了对应关系，而且各自以对方双重关系而确定，启蒙叙事中，最为基本的关系就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间的关系。启蒙者通过精神疗救完成对被启蒙者的精神拯救。启蒙者对应的社会角色是师者形象，被启蒙者对应受虐者形象。两组人物关系不是价值意义上的对抗，只是形态功能上的互相照应。
师者形象是连接于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启蒙者富有意蕴的身份符号。新时期文学启蒙精神的高涨再一次突显师者功能，“标本式”、“艺匠型”和“职业型”三种形象类型呈现了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阶段性表达，传递了师者传输启蒙理念的意义和限度。受虐者形象就是启蒙叙事中行为的接受端，这是高扬主体性的启蒙叙事应该关注而又容易忽略的形象体系。
我记得陈力君曾经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告诉我她的这个思考与发现。这确是她的思考所得。她终于获得了新的突破，我为她而高兴。
新时期启蒙价值的解读和阐释虽然一直在变迁，但是关注人性、关注人的精神领域的焦虑始终没有改变。世纪之交，关于启蒙的言说还在不断地持续。尽管面对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和人类新的精神困境，关于人类心灵的探索和精神的重塑已经漫过了启蒙精神的高度。我们依然需要理性原则，依然需要科学、民主、法制、人权，人类依然需要启蒙来祛魅以获得心灵的成熟。关于启蒙的研究依然是需要的，也依然有其重要意义——至少在现在的中国。
2007年2月26日
苏州读万卷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