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思想敏锐而又善于沉思的欧洲人最近到了中国，他将会面临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对这些即将碰到的问题，许多西欧人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俄国革命确实在许多中国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但是，这些向往俄国革命的人中间也有着重要的差别，而且他们的思想动机很明显是单纯的。既然中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因而即使中国人不对其他国家的人产生影响，中国的问题本身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问题。事实上，中国的事态发展无论如何也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未来的200年将表明，中国人何去何从，将是影响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问题不仅对于亚洲，而且对于欧洲和美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已经提出了许多值得每一个理智的人深思的问题，尽管人们至今还难以找到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
当今中国的情势提出的众多问题，大体可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方面。人们不能绝对孤立地考虑其中的某一方面的问题，因为每一方面的问题本身是和其它两方面的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我而论，我认为中国的文化问题，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如果中国的文化问题能得以解决，我也许会心平气和地接受中国任何有利于解决文化问题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不幸的是，文化问题几乎不能引起普通人的兴趣，不论怎样，人们都把金钱和权力作为民族和个人的追求目标。在一个精明而讲究实际的商业社会中，孤立无助的艺术家一直是作家和说教者的一个津津乐道的话柄。当这些艺术家献出死于贫困的已故画家的画时，才使收藏者们认识到这些艺术家的正直与美德。中华民族是一个艺术家的民族，中国人以这样的观点来衡量艺术家的善与恶：美德主要有利于他人；罪恶则主要对自己有害。中国人能否继续保持自己的美德？中华民族为了求得生存，振兴国威，是否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样子，用罪恶替代美德，从而对其他的民族造成苦难？假如中国完全模仿与自己交往的所有其他国家所提供的样式，那么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然而这种古代文明现在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以往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几乎完全独立于欧洲，因而中国文明较之西方文明有着自己明显不同的优点和缺点。试图对中西文明的优劣下一个定论是徒劳无益的；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胆敢贸然宣称，在总体上，我们今天的西方文明比较17世纪传教士在这个天朝帝国发现的中国文化究竟孰优孰劣。但是，有一种观点轻率地认为我们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优越，也有人认为，我们西方文明不如中国文明。假如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将会是有益的，那么，我们必须不再把自已看作是一种优等文明的传教士，不再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从而极端无耻地自认为有权去剥削、压迫和诈骗中国人。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相信中国人比我们西方人低劣；并且我认为，绝大多数对中国有着深刻了解的欧洲人，都会持有和我一样的看法。
当一个人把本国的文化和另一个国家的文化作比较时，必须向自己提出比任何日常家庭琐事中的问题更为根本的问题。一个人必须问自己：我认为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将一种社会生活类型与另一种社会生活类型作比较，我更喜欢选择哪一种？我最希望什么样的目标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得以实现？不同的人将会对这些问题作出迥然不同的应答，并且我不知道进行怎样的辩论可以说服一个和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完全不同的人。因此，为了希望读者和我的思想产生共鸣，我只乐意阐述一下对我具有吸引力的回答。
在我看来，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最为相关的主要东西是：知识、艺术、天性的愉悦、人际友情和慈爱。当我提到知识时，我并非指所有的知识，人们仅仅按照实用性干巴巴地罗列了一大堆知识，依然远不能正确评价各种知识的价值。但是，从本质上来理解，有的人之所以不能全面认识知识的价值，是因为只把起源于科学的认识作为知识。我坚持认为，作为一种知识应当能够增进人们的利益，使生活更加美好和快乐。我想，一些历史人物和传记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过，详述这一点便会使我离开本文要讲的主题太远。当我提到艺术时，我把艺术看作是一种具有增进人们利益的价值物。我并不认为只有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艺术家精心制作的珍品才是艺术，也不认为只有束之高阁的稀世瑰宝才具有价值。我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俄国的农民和中国的苦力中发现优美的艺术。中国的劳苦人民有一种创作民歌的艺术冲动。在清教徒时代，我们西方人也曾有过这种冲动，而今天它只有在乡间村园中才有幸存。天性愉悦或生活快乐是普天下的民众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可惜，我们西方由于实行工业主义，大多数人生活在高压下而丧失了这种天性愉悦或生活快乐。中国仍然有这种天性愉悦，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考虑中国文明的优点。
在评价一个社会共同体时，我们不仅应该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本身有多少善或恶的东西，而且应当考虑它的善或恶对于助长其他社会共同体的善或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要考虑总是与恶相辅相存的善的事物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以此而论，可以说中国优于我们西方国家。我们西方的繁荣昌盛，以及我们西方人竭力为自己谋取的大多数东西，是用压迫和剥削其他孱弱民族的手段获得的。与此同时，中国人由于自己国力的衰弱而不可能去损害其他国家，并且只能靠发扬自己的长处和自力更生来获取自己乐于得到的一切东西。
这些普通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思考，是与探讨中国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我们西方国家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或多或少与我们某种连自己也不很清楚的价值观念有着因果关系。一个西方人来到中国，通过观察中国社会中西方价值观念遇到的挑战，会自然而然地对自己的价值观念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显然，中国人与西方人各自持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例如，除了那些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中国人外，进步和效率对一般的中国人毫无吸引力。我们西方人由于崇尚进步和效率，获取了权力和财富；中国人由于轻视进步和效率，直到我们西方给他们国家造成扰乱之前，一直过着宁静淡泊而又充满天伦之乐的生活。除非我们在自己思想中确立某些价值标准，否则，我们难于对这些截然不同的成果进行比较。除非这是一种理智的标准，否则，我们将会低估对我们西方人来说还是很生疏的中国文明的价值，因为我们所看不惯的罪恶，总是会比我们理所当然地应当学习效仿的东西给我们留下一种更为强烈的印象。
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处在一种急剧发生变化的过程之中，而这种急剧的变化无疑是中国的文化发展自身所需要的。迄今为止，中国文化业已发生的变化，最终可归因为西方列强的军事优势；但是，在将来，我们西方的经济优势很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强有力的因素。我相信，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假如这种情况能够实现，那么中国文明的发展就能避免走向两种极端的危害。一种危害是，中国人可能变得完全西化，根本抛弃中华民族的高尚美德，成为世界上那些动乱不安、聪明理智、工业发达、穷兵黩武的民族中的一个新成员，而这些民族现在正在给这个不幸的世界造成灾难。另一种危害是，中国人在抵抗国外列强入侵的斗争中，陷入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除了相信武力的作用，什么都不信。这种情形已经在日本发生了，而它也很容易在中国发生。中国未来的文化最终是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危机影响，必然导致中国文化的危机。
中国正面对着两股非常不同的国外势力，一方面是来自白人国家的势力，另一方面是来自日本的势力。考虑到白种人在远东的整个影响，可以把现代日本看作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因此，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责任，最终应归在它的老师身上。不过，日本毕竟与欧洲和美国很不相同，并且对中国抱有与欧美各国不同的野心。所以，我们必须区别三种可能性：（1）中国可能被一个或几个白人国家所征服；（2）中国可能被日本所征服；（3）中国可能重新恢复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存在着暂时的第四种可能性，即日本和白人国家可能合伙控制中国。但是，从长远的目光看，我并不相信日本人会与英国和美国同心协力。从长远的目光看，我相信日本必定会独霸远东或向西方屈服。假如日本人有一种不同的品德，那么这种情形将不会发生。但是，他们野心勃勃的本质驱使他们专横独占，以邻为壑。在专门论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我将对这个观点提出许多的论据。
为了理解中国的问题，首先，我们务必了解一些在白种人侵扰之前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其次务必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和它的内在趋向；再次，务必在总体上了解西方列强和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关系，自从1840年英国向中国发动战争，直至1900年中国兴起“义和拳”运动之后，中国与外国订立了各种条约。尽管在这一时期内爆发了“中日战争”，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假如日本人不那样干，白人各国列强也会采取日本人在那次战争中采取的行动。自从“中日战争”以来，日本无论如何已经在中国各种事情上支配着外国势力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日本人怎样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在西方打破他们闭关锁国状态以前，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受了西方的哪些影响？缺乏对日本的了解，使英国人民根本无法看清日本在中国的野心，也不可能理解日本人在中国一举一动的真正意义。
孤立地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将无论如何不能透彻地解释其他国家与中国关系中正在发生的种种事情，经济问题几乎是一个比政治更为重要的问题。中国至今仍然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更谈不上工业化。中国确实是这个世界遗留下来的一块最重要的不发达地区。中国丰富的资源是否能被中国、日本或白种人所开发，是一个利益攸关的重要问题，这不仅会影响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世界力量的平衡，人类和平的前途，俄国的命运，并且会影响到能否给各个发达国家建立一种更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提供一些发展的机会。
华盛顿会谈，显示出一部分想公开占有中国的国家与一部分想隐蔽地占有中国的国家之间的尔虞我诈，而所有这些国家却都声称要保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就远东问题取得一个有希望的答案现在比过去更为困难。特别重要的有关问题是：中国如不大力推行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能有丝毫的独立希望吗？我不会让自己去鼓吹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是，你很难知道应该对具有爱国主义热忱的中国人说些什么，对正在探寻救国道路的中国人说些什么。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忍耐性的民族，其他民族的人考虑几十年时间去完成的事情，中国人则考虑用几个世纪的时间去完成。中国人的这种忍耐性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能够经得起等待。世界上“现代化”的国家在今后的30年内，很可能通过搞封锁，投毒气，扔炸弹，出动潜艇，组织黑人雇佣军等手段互相毁灭，从而让那些尽管贫穷软弱但热爱和平的国家继续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生存下去。假如中国能够避免被别的国家策使而卷入战争，那么那些至今压迫中国的外国列强可能最终在互相争斗自己耗尽力量，使中国可以自由地追求人道而高尚的目标，而不是去追求所有的白人国家喜好的战争、劫掠和破坏。也许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然而对我们西方国家来说则不会有比失望更好的结果。但是，除非列强各国学会一些适度节制和宽恕容忍，我看不到有任何更好的可能性。我看有许多事情表明，压迫中国的列强的后果会比我所说的更糟。
我们的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但这些假设在一个心理学家看来是很不合理的。我们实行工业主义，推行军国主义，喜欢变化进步，鼓动传教热忱，提倡帝国主义，具有支配控制别人和组织调动别人的狂热等等，所有这些都来自一种对无休止行动的极度渴望。自从外国列强企图征服中国的战争发生以来，西方国家不顾自己的行为产生什么后果，只是为重效率而讲效率的行动信条，使人们对西方国家的行为产生了某些怀疑和不信任。而中国与外国列强之间的战争只要西方国家不主动挑起，本来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但是，这种只讲行动效率，不顾行动后果的信条在美国仍然被大多数的人普遍接受；在日本也是如此。并且，这种信条还被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所接受，他们的基本目标是在俄国实现美国式的现代化。像中国一样，俄国也可以被看成一个艺术家的国度。但是，俄国自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它不像中国那样实行统治，俄国的统治者希望引进西方所有的优点和罪恶。从前，我可能认为他们这样做无可厚非。某些（尽管不多）从西方留学回国的中国学生像他们一样，深信西方人的勇于进取和努力奋斗是世上最值得学到手的东西。但我现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从全人类自由的观点看，由于中国的闭关锁国而产生的罪恶与由于欧洲和美国的专横跋扈、骄横自恃而对全世界造成的种种罪恶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前者造成的灾难要比后者小得多。世界大战暴露出我们西方文明中的某些东西是错误的，俄国和中国的经验使我确信，那些向我们吹嘘能够帮助贫弱国家发展强大的所作所为是荒唐的。中国人已经发现，他们实践了许多世纪的那种生活方式如果能够被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所采纳，那么会使全世界的人都生活得幸福愉快。我们欧洲人没有中国人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们西方的生活方式要求竞争、开拓、不断变化、不满和破坏。直接造成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归于湮灭。假如西方的生活方式不能学习一些自己藐视的东方智慧，那会使我们的西方文明难以趋向完善。
1920年夏天，我在伏尔加河上旅游时，第一次认识到我们西方人在思想上得到了多么深刻的疾病，而日本和我们西方国家正在把这种思想疾病强加给中国。我们乘坐的船在伏尔加河上日复一日地向前航行，穿越了一片从未见过的神秘土地。我们一群游人非常活泼快乐，喜欢争论，充满各种敏锐而肤浅的见解。许多人油滑善辩地解释各种东西，企图说服别人相信他们无事不晓，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之外，人类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中有一个人生命危在旦夕，他与虚弱、恐怖和别人的冷漠无情开展了顽强不屈的战斗，有意弄出各种声音和发出笑声来对付白天和黑夜。我们的周围是一片寂静，它像死亡一样深沉，像上帝一样深不可测。似乎没有人乐意去倾听这静悄悄的世界，但这宁静却一直在这样召唤我变成一个聋子，免听那些鼓噪者的高谈阔论和健谈者讲不完的见闻。
一天晚上，夜色很深了，我们的船停泊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那儿没有一幢房子，只见一片茫茫的沙滩，一轮明月从沙滩边的一排白杨树后面冉冉升起。在静默的夜色中，我来到伏尔加河岸边，发现沙滩上有一群奇怪的人。这些人过着半游牧的生活，是从遥远的原始荒僻的地区流浪到这里的。每个家族聚成一团，外面用他们的财产围成一圈，有些人已经入睡，其余的人悄悄地在用细嫩的树枝生火。闪烁的火苗照亮了这些野蛮男子乖戾的、长满须毛的脸膛，映照着强壮、坚韧而粗犷的妇女，显露出像父母一样严肃而沉着的孩子。他们无疑也是人，不过他们于我来说远比狗、猫、马之类的畜生更为生疏。我知道他们可能会日复一日地在那儿呆下去，也许是几个星期。一直等待有一只船来能把他们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们已经听说——也许是误传——那个地方比起他们准备离开的国家来，人民更加宽容大方，物产更加富饶丰盛。在途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送命，并且所有的人要忍受饥饿、干渴和赤日的灼烤，但是这一切他们都甘愿默默无言地去忍受。在我看来，他们是典型的俄国精神的象征，由于绝望而显得表情麻木，死气沉沉，这些恰恰被一小部分编造各种进步或保守因素的主张西化的人忽视了。俄国的国土是如此广袤无比，连动物也难以在它的疆域中跑掉，正如人和地球不会在星际宇宙中跑掉一样。我想，理论家们为了试图迫使这些人背离他们的原始本性而生活，可能在他们身上添加许多神秘的色彩，但我不会相信一种工业主义的信条和强迫劳动将会给他们带来幸福和愉悦。
不过，第二天早晨，我又重新投入了没完没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一个真正的民众政府的优点的讨论。那些我与之讨论的人并没有看到熟睡的流浪者，既然他们的宣传谈话可以不顾事实，因而他们即使看到那些人也不会产生什么兴趣。但那天晚上悄然静默中的某种东西与我的思想产生了某种沟通，某种独然而难以言表的东西一直驻留在我的心中，并贯穿在我所有轻松自如的平常明智的谈话之中。而且，我最终开始感到所有的政治是受一个笑脸恶魔鼓舞的，这个笑脸恶魔教唆那些充满活力和敏快机智的人为了金钱、权力或理论的利益而去摆布和折磨谦恭顺从的民众。当我们继续旅游时，我们从农民那里直接谋取食物果腹，并受到一个农民出身的新兵的保护。我总想，我们应该用什么东西来报答他们。但是，我找不到答案。我一次次地倾听他们悲怆的歌声，被巴拉莱卡琴弹奏的乐曲勾魂摄魄。但是这声音与西伯利亚大平原的寂静交织在一起，在我心中引起一种难解的、深感西方文化希望变得苍白渺茫的痛苦。
我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前往中国，去探寻一种新的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