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威尔斯写过一本幻想小说《时间机器》。在这本小说中，机器的主人在时间上能作过去和未来的旅行，能让他看见自己过去和未来是怎样的。然而人们却常常想不到在今天通过周游世界也能获得威尔斯设想的许多好处。一个到过纽约和芝加哥的欧洲人等于看见了未来，因为如果欧洲度过了经济危机，它将要走向的未来大概就是现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样子。另一方面，当这个欧洲人来到亚洲，他看见的就是过去。我听说，在印度能看见中世纪的情形，在中国能看见18世纪的情形。如果乔治·华盛顿回到今天的地球上来，看见他所创建的国家，将会非常迷惑不解，对英国他感到的稀奇会较少些，对法国则更少些，除非他来到中国，否则不会真正有回到家园之感。在中国，他会在他的幽魂的漂荡中第一次看见仍旧信仰“生命、自由和快乐的追求”的人们，看见就像英国独立战争期间人们对待这些事情一样态度的人们。而他，我认为不用很长时间就会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西方文明包括南北美洲、除俄国之外的欧洲和英国的自治领土。在西方文明中，美国处于领先地位，一切使西方区别于东方的特点在美国最为明显而且更为进步。我们惯常把进步看作是人人所承认的：总要毫不犹豫地假定过去100年间发生的变化毫无意义地是趋向变好，而且今后的变化也会确定无疑地趋向更好。在欧洲大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所造成的后果给这种自信的信念以沉重打击，因此人们回过头去把1914年以前看作是黄金时代，而且认为大概在几个世纪内也不会回到那种时代。在英国，加在这种乐观主义之上的打击比较起来要小些，在美国那就更小。对于我们这些惯常把进步看作是人人所承认的人来说，特别有趣的是访问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仍停留在我们150年前的那种情况里，因此看了这个国家我们就会自问，把他们同我们现在的情况加以比较，我们是否发生了什么真正的改善？
正像大家知道的，中国的文明是根据耶稣以前500年就已盛行的孔子的学说。孔子像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一样，不相信人类社会在本性上是前进的，正相反，他相信在远古时，统治者是贤明的，人们的幸福所达到的程度，是衰败的今天既称赞又难以实现的。当然，这种看法是荒谬的。但实际所产生的结果是使孔子像古代其他大师一样，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维持一种最好的水平，而不是总去争取新的成功。在这方面，孔子比任何古今之人都要成功。时至今日，他的人品一直刻印在中国文明之页。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国的领土只占它现在的一小部分，而且分裂为许多相互战争的国家。经过300多年，他们建立了现在版图上的这样的国家，而且领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直到最近50年存在的任何国家都不能相比。中国尽管遭到过野蛮民族的侵入，蒙古族和满洲人建立过朝代，还有或长或短时期的混乱和内战，但孔子的传统思想以及同它一起的艺术、文学和教化的生活方式一直存在着。只是到了我们今天，由于同西方和西方化了的日本思想接触，这种传统思想才开始衰败下来。
一个具有如此卓绝能力和久存不灭的思想体系必定有它的伟大价值，而且一定值得我们尊重和加以研究的。它不是一种宗教，如同我们所了解的宗教这个词的含意那样，因为它不是同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信仰连在一起的。它纯属于一种伦理体系。但它的伦理学不像基督教的伦理学，它并不使得一般人感到太高，以致实行不了。在本质上，孔子的学说很像存在于欧洲18世纪的“绅士”们的陈旧理想。我只要引证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就能说明这一点：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正像每一个道德说教者所要做的，孔子讲了许多关于义务和德行等等问题，但他决不强迫人去做任何违反自然和自然感情的事。下述谈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在一切事情中都是取其中的，即使在德行上，也是如此的。他不认为我们应该以善报恶。有一次人家问他：“你觉得以善报恶的原则怎么样？”他回答道：“那么，你对于善如何报答呢？所以你还不如以不正直报不正直，以善报善。”以善报恶的原则这是由孔子同时代的中国道家提倡的，道家学说比孔子学说更类似于基督教的学说。道家创始人老子（他被认为比孔子年长一代）说：“对于行善的人我是善的；对于不善的人我也是善的，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善。对于诚实的人我以诚待之，对于不诚实的人我也以诚待之，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能变诚实。即使某个人是不好的，怎么能说抛弃他是对的呢？要以仁慈来回报别人对我的危害。”老子有些话同马太福音中耶稣登山训众中有些话惊人地相似。例如，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被看作国家圣人的不是老子而是孔子，这正是中国的特点。道教虽然保存下来了，但主要作为法术流传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它的学说，对于统治这个帝国的有经验的人来说似乎是虚无飘缈的，而孔子的学说明显地被看作可以避免社会阻力，巩固统治的工具。老子宣传一种无为的学说，他说：“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然而中国的统治者自然喜欢孔子的自制、仁爱和礼让这些格言，如果把它们同更为强调的善结合起来，这正是明智的统治者所做的。在中国决不会像现在所有白种人的国家那样，同时存在两种伦理体系，一种是理论上的，另一种是实践上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人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去生活，而是说他们都企图如此去做，而且也希望别人如此去做，但在信仰基督教伦理学的国家中，基督教伦理学中很大一部分被普遍地看作是对于这个罪恶的世界来说，太好了，以致不能达到。
事实上我们有两种并存的道德：一种是我们宣传但不实行的，一种是我们实行的但口头上很少宣传的。基督教像摩门教之外的一切宗教一样，起源于亚洲。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它也强调个人主义和具有亚洲神秘主义特点的来世。从这个观点来看，不抵抗的学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基督教成了强有力的欧洲君主的名义上宗教时，他们发现必须作出修改，有的原文不能按字面来解释，有的原文，如“把君主所有的东西归与君主”，受到大大的欢迎。今天，在竞争的工业制度影响之下，稍微谈到不抵抗学说也会受到藐视，所有的人都被期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我们有力的道德就是通过奋斗取得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除此之外，一切对我们来说似乎都是软弱和愚蠢的。
中国人既不采用我们理论上的伦理学，也不采用我们实践上的伦理学。在理论上，他们也承认在有些情况下采用斗争是正确的，但他们认为在实践上，这些情况是很少出现的；而我们认为正相反，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情况可以认为采用斗争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这些情况是十分常见的。中国人虽然有时有战争，但他们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并不称赞战争中或事业上的战胜者。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称赞的是学问，而不是别的；其次，与学问常常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称赞文雅和礼貌。在过去，中国把行政职位授予竞争考试中得胜的人。
由于在过去2000年中，在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孔子家族算是唯一例外，他的每代家长都封有爵位——所以有学问就享有在封建的欧洲所得到的显赫的贵族那种尊敬，而且这种尊敬就如同这个名称本身所引起的尊敬一样。然而，中国古代的所谓学问是很狭窄的，它只包括对中国古典及其公认的注释的绝对无批判的研究。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才开始懂得地理学、经济学、地质学、化学等等比起从前的道德说教更实用。年轻的中国人——这就是说，受过欧洲一套教育的学生——都承认现代文明的价值，而且也许很难再对老的传统抱有足够的尊敬。然而，大多数现代的人，除少数例外，仍保留着中庸、礼让和一种温和的气质。这些品质再经过几十年西方化和日本的影响是否还能保留下来，也许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中国和我们西方的主要差别，我会说大体看来，他们的目标是享乐，而我们是权力。我们喜欢的是支配别人的权力，和支配自然的权力。为了前者，我们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为了后者，我们创立了科学。中国人对这些事太懒也太好脾气了。但是，说他们懒，这只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他们不是像俄国那样的懒，这就是说，他们为了生活愿意努力工作。雇主会看出他们是非常勤劳的。但是他们不愿意像美国人和西欧人那样，仅仅因为不工作就会感到厌烦，也不是因为要满足自己好动而工作。当满足了生活所需，他们就依此为生，不再想通过艰苦工作来改善生活了。他们具有极大的作清闲娱乐的能力——看戏、清谈、鉴赏古代艺术品或在优美的环境中散步。按照我们的想法，这种消磨一生时光的方式，有点太轻松乏味了，我们更敬重那种整天跑办公室的人，即使他在办公室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害的。
也许居住在东方的白种人，会受到腐化的影响，但我必须自认，从我认识中国之后，我就把懒惰大体看作是人们所能得到的最好品质之一。我们虽然可以靠奋发的精神去做成某些事情，但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从各方面来考虑，我们做成的这些事情究竟是否有价值。在机器制造方面，我们已经表现出惊人的技艺，其中一部分用于制造轮船、汽车、电话以及其他在紧张工作中过着奢侈生活的种种工具，而另一部分用于制造枪炮、毒气及飞机，以便从事大规模的相互残杀。我们已有了最好的管理和税务制度，其部分是服务于教育、卫生和其他有用的事，而其余部分则是服务于战争。在今天的英国，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于过去和未来的战争，只有剩余的一点才用于有用的事情。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国家收入用项的比例情况比英国更糟。我们已有了从未有过的那么好的警察制度，它的部分职能用于侦破和防止犯罪，而部分职能却用于监禁所有抱有新的积极的政治理想的人。在中国直到最近为止决没有这些事情。他们的工业太无能力了，既不能生产汽车，也不能生产炸弹；他们的国家太无能力了，既不能教育自己的公民，也不能杀害别国的公民；他们的警察太无能力了，既不能捕捉盗贼，也不能捕捉布尔什维克。其结果是，同任何白种人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确存在全体的自由和普遍的幸福，而且若从除了很少数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很贫穷这点来看，这是令人惊奇的。
如果把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眼光同普通西方人的实际眼光相比，人们立即会发现两点明显不同：第一，中国人并不称赞活动性，除非这种活动是为了成就某种有用的目的；第二，他们并不认为道德就是要抑制自己的冲动和干涉别人的冲动。其第一点我们已经作了讨论，其第二点也许同样是很重要的。著名的外籍中国学者基尔士教授在吉福尔特讲演《孔子学说和它的敌对者》时说，在中国阻碍传播基督教教义取得成功的主要是原始罪恶的学说。正统的基督教的传统学说——直到现在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在远东仍然在宣传——是说，我们全都是生来就带着罪恶的，这种罪恶应该受到永久的惩罚。如果说这种罪恶只适用于白种人，中国人也许不难接受这种学说；但当他们听说自己的父母和祖宗正在地狱中受惩罚，他们就会大怒了。孔子教导说，人是生而性善的，如果他们后来变坏了，那是由于坏人和恶习的影响。这种和传统的西方正统教义的区别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看法。
在我们中间，那些被看作是道德的先知先觉者是那些抛弃了自己的日常愉快和用干涉别人的快乐来寻求补偿的人。在我们的德行概念中，有一种适合爱管闲事人的活动范围：除非某人把自己变成了大多数人所讨厌的人，否则我们就不认为他能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人。这种态度就来自原罪概念。它不仅引导人们去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且也使人变成伪君子，因为这种因循的标准大多数人实行起来也太困难了。在中国情况就不是这样。这里，道德训诫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作为一个人对父母要尊敬，对子女要慈爱，对穷亲戚要慷慨，对一切人要有礼貌。这些不是很难的义务，而是大多数人实际上所做的。总起来看，中国人的这些道德标准也许比起我们西方大多数人所不能做的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更好一些。
没有原罪概念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比起西方人来，人们更愿意把自己的不同意见诉诸证据和理由。而在我们西方人中间，不同意见很快会变成“原则”问题：每一边都认为对方是罪恶的，而且认为稍有让步就等于参加了对方的犯罪活动。这就使得我们中间发生的争论总是激烈的，而且实际上很容易使用武力。在中国，虽然也有爱动武的军人，但没有人认真听他们的，就连他们的士兵也这样。他们打仗也几乎是不流血的。因此他们造成的害处也比我们知道的西方发生的比较激烈的战争要小得多。中国大多数人，包括民政管理人员在内，尽力做他们的事情，就好像那些当官的和他们的军队不存在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争论常常靠某个第三者的调节来处理。互让被人们看作是原则，因为为了顾全双方的面子，这是必要的。关于顾全面子，虽然其中有些做法使外国人感到可笑，它却是中国人最宝贵的国民风俗，它使得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比西方更少残忍性。
在中国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严重缺点，那就是，它不能帮助中国对抗好战的国家。如果整个世界都像中国这样，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幸福；但是只要其他国家喜欢战争和尚武，那么已不再闭关自守的中国人，如果要保持他们的国家独立，将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中去模仿我们的恶行。不过，我们别以这种模仿将会成为一种进步的话来奉承我们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