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毛泽东、周恩来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抓住了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橄榄枝。
在一场奥妙无穷的奇特对话中，尼克松、基辛格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江青一伙在接待尼克松访华工作上搞极左。周恩来严厉批评：这完全是不顾中美关系的大局。毛泽东和尼克松关于右派和左派的对话意味深长。
基辛格懊悔不已地对尼克松说：“真荒唐，我们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地敲桌子大骂呢！”尼克松说：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1972年2月21日中午，北京首都机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那震撼世界的历史性握手，使历史在一瞬间骤然隆起一道高坎：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关系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年月，在相互敌对了20多年、彼此都视对方为“可怕的鬼”的思维定势下，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总理的手与一个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总统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确实令世界格外震惊。
完整地说，长期互相关闭的中美关系大门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这四双巨手的合力下缓缓开启的。然而，在这四双巨手中，周恩来那双手的关键性作用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的。
基辛格说：中美两国在70年代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基辛格的评价是很到位的。
就远见卓识来说，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还很浓厚的政治环境中，主张中美接近是要有些胆略和眼光的，而且对周恩来来说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乔冠华回忆，毛泽东曾当着周恩来和他的面说过这么一句话：“林彪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在联合国和美国的关系不会打开。”林彪是反对跟美国接近的。不光是林彪，当时中央领导层不赞成跟美国接近的还大有人在，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和担心，在底下嘀嘀咕咕。在国际上，朝鲜、越南、柬埔寨等与我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当时也很不赞成中美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面临的压力和政治风险之大就可想而知。虽然毛泽东也是坚决主张中美接近并是最终决策者，但是，一旦中美接近如果不成功，或者出现于我国不利的情况，中央文革一伙就会借机把“投降主义”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周恩来头上，置他于死地。如果没有卓越的胆略和高远的眼光，就不可能而且也不敢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抓住这样的机会。
就个人品格来说，周恩来的个人风度、品格、魅力以及他卓越的谈判艺术给了尼克松、基辛格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尼克松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一个伟人。基辛格说，要是周恩来拍着桌子要求美国停止对台湾的军援，断绝同蒋介石的关系，否则就不同意同美国谈判，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将是怎样还很难料定。
周恩来的一个动作拨动了尼克松的神经。美国大使在华沙紧追中国外交官。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在中国外交史上，1969年是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年代。
这一年，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曾经是兄弟加同志的大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而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互相敌对长达20年的对手却开始相互接近。
这年7月，中南海西花厅。一份公安部转来的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放到了周恩来那宽大的办公桌上。
急电说：7月16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抓到了漂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久久凝视着电文，陷入沉思。按常规，这类事情无非是作为帝国主义向我国挑衅的靶子在报纸电台上揭露一番。自1949年以来，中美对立近20年了。
但是，如今情况有所不同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
周恩来的感觉是敏锐而准确的。他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的确，自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确实有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和举动。1月，尼克松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有意识地针对中国说：“我们寻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们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2月，尼克松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美国政府还声称，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尼克松这样做有他的考虑。这除了他自己要在在位期间搞点名垂青史的想法外，还有主动同中国和好以抗衡苏联的目的。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实力受损，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处于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利用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时机急剧向全球扩张，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苏联武装挑起中苏边境的流血冲突更加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如果中国失去了对苏联的威慑，那么美国对付苏联就更困难了。
就中国方面来说，如果尼克松真的有诚意和中国接触，那么，中国也应作出相应的姿态。这不仅是出于中国一贯谋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当前的利益来考虑。3 月份中苏边境珍宝岛的枪声使本来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已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苏联至少有一部分实权人物在考虑对中国进行核攻击，或是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为了抗衡苏联，中国也需要改变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对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新动向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指挥外交的人，他不仅是个将军，而且同时还是个士兵，他必须亲自掌握复杂而广泛的材料，必须弄清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否则就很难作出正确的决断。革命不是绣花，但革命包含绣花，有些工作就是需要非常细致，一针也不能错。在某种意义上，外交工作就是这样。
周恩来决定亲自抓这件事。他吩咐秘书，上午立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他要公安部责成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两个美国人乘游艇闯入我国领海的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不要随随便便给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两个美国人的住宿、饮食要妥善安排好。
果然，美国方面也在密切注意中国对两个美国人闯入中国领海一事的反应。本来，美国准备在这一天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因为发生了这件事，美国推迟了宣布。他们要看看中国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但几天过去了，中国方面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7月23日，周恩来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报告。报告说，经调查，这两名美国人是来香港旅游的。因其所乘游艇倾覆而漂到中国领海。周恩来立即批准释放这两名误闯中国领海的美国人。
这就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的对话。双方都没有给对方表白，但彼此都明白对方的意思。双方都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
周恩来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非常漂亮的。后来美国政府的备忘录里多次以称赞的口吻提到中国政府对这件事的处理。
敏感时期，一件小事的得当处理往往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常说外交工作无小事，也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半月之后，周恩来的一个动作再次拨动了尼克松的神经，使尼克松决心采取主动，加快与中国接触的步伐。
9月11日，周恩来与到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机场就中苏关系中的紧迫问题，尤其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晤。
中苏两国首脑的突然会晤，使尼克松大为震惊。半年前中苏两国还是兵戎相见，怎么一下子就握手言和了？此事完全出乎尼克松的意料，美国方面事先未得到任何消息。尼克松是从《华盛顿邮报》上获悉这一消息的。尼克松担心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会导致中苏关系的缓和，这对美国来说非同小可。尼克松感到有一种坐失良机的感觉。他立即召见基辛格。
基辛格不愧是尼克松的得力外交助手。他从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后发表的新闻公告中看出了门道。他说：这是官样文章，他们这么长时期的矛盾决不会因为机场的一次谈话就化解了。你看他们的公告里连一个“同志般”的字眼都没有。
这正是周恩来外交的智慧。本来，在送审的新闻公告稿中，有“同志般的”、“友好的”字眼，周恩来审阅时把这些字眼都删去了，只留下了一个形容词“坦率的”。实际上，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还算是友好的。
尽管基辛格这样安慰，尼克松还是有点着急，他要基辛格急电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尽快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试探能否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但是，中美两国毕竟相互敌对了近20年，彼此都把对方看成是“可怕的鬼”。自从日内瓦会议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以来，中美两国外交人员在社交场合遇见一直是互相不打招呼、不点头的。因此，斯托塞尔要想与中国使馆人员接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1969年12月3日，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有一个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美国大使斯托塞尔找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人员，急切地表示：我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要我转告你们代办，美国政府准备恢复与中国的会谈，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在那种动不动就会被扣上“右倾”、“投降”帽子的年月，我使馆工作人员在没有接到国内指令之前哪敢擅自与美国大使接触，于是紧张而匆匆地躲避。斯托塞尔不顾斯文，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二楼追到三楼。这就是世界外交史上闻名的美国大使在华沙追赶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奇特一幕。后来，周恩来曾半开玩笑地对基辛格说，华沙那一幕差点没让我们的外交官得了心脏病。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外交部。
周恩来接到雷阳给外交部关于斯托塞尔追着要与他接触的电报后，忍不住笑了。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请示毛泽东后，周恩来要外交部电告雷阳，可以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做客。
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先后收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委托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传递过来的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信息，并且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在11月间为改善中美关系而采取的一个象征性行动—撤走了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一直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美国驱逐舰。
作为对美国发出善意信号的回应，12月6日，周恩来在上报毛泽东后，又亲自批准释放2月16日因乘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名美国人。这两名美国人比较复杂，审理的时间较长些。当时在他们的游艇上发现有收发报机。周恩来要有关方面认真负责地查清此事。经过认真全面的审查，认为间谍的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性很大。
周恩来还要外交部把释放两名美国人的事通知驻波兰使馆告知斯托塞尔，说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就是对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答复。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12月11日，斯托塞尔应邀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与雷阳会晤。斯托塞尔也就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驻外使馆的美国大使。
12月12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托叶海亚总统给尼克松带话：“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12月底，周恩来反复考虑后，报经毛泽东同意，批准恢复了中断近三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
1970年1月20日，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举行。2月，又举行了一次。
会谈前，周恩来逐字逐句地修改中方的发言稿，并且交代：在我方发言后，美方如果重提美国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作答；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关键性的问题，也是中美会谈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恰当处理台湾问题，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实质问题。周恩来觉得有必要向美方特别是尼克松本人表明中方这一立场。还在考虑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时，周恩来就对在中美接触中穿针引线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说：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总统把中国的这一立场说得很清楚。
会谈中，美国方面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中苏分歧，美国无意站在哪一方，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美国有协助保卫台湾的义务，但并不妨碍你们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的方式。随着亚洲和平稳定的增长，美国将削减在台湾的军事设施。美国愿意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并愿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还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意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
我国方面在会谈中表示：中美两国只有遵守五项原则，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人侵占，因此必须商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更绝对不能允许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果美国方面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商讨，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愿予接待”这一意思，是周恩来指示的。当初我驻波兰使馆准备的会谈发言稿中，是“愿予考虑”。周恩来审阅时，改“愿予考虑”为“愿予接待”，并说明：“因我方在135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已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修改。
在一场奥妙无穷的奇特对话中，周恩来、尼克松跳了一曲错综复杂的外交“小步舞”。尼克松、基辛格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正当中美双方通过传递信息逐步走向高层接触时，1970年3月发生了美国支持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也借机入侵柬埔寨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推迟中美关系的进程。
中国政府于5月4日发表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
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首都北京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进行拥护毛泽东的“五·二○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的大游行。
中国政府的这种举动是告诫美国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中国政府不会因为与美国接近而牺牲一贯坚持的反对霸权主义原则。这种敢于伸张正义、敢于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了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钦佩和赞誉。
刚刚升温的中美关系又降至冰点。
一条船在一条直线上沿着一个方向前行，掌舵人好掌握；一条船如果进入曲折的弯道，船舵就不好掌握。此时的中美关系进程正是陡然进入到了曲折的弯道，对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智慧都是一个考验。
尼克松一看中国这个架势，很是紧张。他担心中国会出兵抗美援柬，中美关系再度恶化。
对周恩来来说，美国的这一手也使他感到不小的压力。因为虽然从美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压力可以判断美国主动向中国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应该是出于真心诚意，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诈。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在斗争的分寸和火候的把握上，还是留有余地的。中国方面也就是口头上严厉谴责，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这一点，精明的基辛格看出来了。当尼克松懊恼地说“完了，完了”时，基辛格对他说：中国方面都是些骂人的话，真正的实质性的行动没有，也没有一句话暗示中国准备出兵。
中美接触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试探。
6月，尼克松政府决定把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
尼克松要美国驻法国大使去接触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员，传达美国方面的意图：华沙这个论坛太公开，也太拘谨，美方希望另外打开一条保密通讯的渠道。
此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感觉到华沙会谈容易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尼克松决定另辟渠道，同我国领导人对话。
7月，尼克松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的采访时向中国发出了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信号。他赞成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史密斯问：“在俄国同中国闹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从这种局势中获得情报方面和外交上的最大好处呢？”尼克松坦率地回答：“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
中国方面在美军撤出了柬埔寨和尼克松再次发出愿意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后，也作了一系列的动作，作了善意的回应。
7月，中国方面释放了1958年被捕的美国间谍詹姆士·华理柱。
10月1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了信号：这一天，周恩来请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遗憾的是，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号竟被尼克松和他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一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10月，尼克松又频频向中国发出更为明确具体的信号。
月初，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下旬，尼克松利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机会，托两位总统向周恩来转达他希望中美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他准备派出高级官员甚至是基辛格在第三国与中国高级官员对话，希望中国领导人了解美国是要同中国走向和好的。
尼克松还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是破天荒的，以前美国领导人都叫“共产党中国”。
周恩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密切注视着尼克松的一举一动。他注意到，尼克松尽管一再表示愿意同中方进行高级会晤，但对中方表明的解决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仍避而不谈。
11月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明确提出：“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
周恩来还指出：关于台湾问题，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变，应该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
几天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来中国访问，并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关于准备派他的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中国相应代表对话的“口信”。
11月1 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叶海亚，对尼克松捎来的口信作了答复。周恩来说：“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同中国和好。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这就是我们的口信。”
周恩来还特别点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批准的。
11月2 1日，周恩来在接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时，对勒受齐奥塞斯库委托转达的尼克松口信作了同样的答复。周恩来还补充说：“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
不久，巴基斯坦方面和罗马尼亚方面先后把周恩来的口信转给了尼克松。尼克松很高兴。
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语言风格轻松地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那个华沙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一个星期之后，《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又一次含蓄地向美方发出了信号。
正当尼克松在小心翼翼地试探通向中国的道路之时，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精心导演了一幕震动世界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在中美关系的沉重车轮上巧妙而有力地推了一把。
1971年3月末4月初，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
周恩来是积极主张中国派代表团去参加的。但是，当中国乒乓球队作好了各项参赛准备等着赴日参加比赛时，有关方面对于中国是否派代表团去参加比赛存在意见分歧。
而且，不赞成派代表团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得知国外有几股敌对势力想破坏中国队的参赛，去了危险性很大。
3月14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坚决主张我国代表团应当去。他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在耐心说服不同意去的一方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此次出国比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在政治上占了上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
3月28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在比赛过程中，中国运动员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要求。
答应不答应美国队的访华要求，这又是对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考验。按外交惯例，在两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且还没有消除敌对状态的情况下，是不会接受这样的请求的，更何况当时中国还有极左思潮。
4月3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的事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暂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恩来开始表示同意，并把报告送毛泽东。毛泽东最初也同意了。但是，到最后的一刻，毛泽东、周恩来最终还是作出了邀请美国队来华的决定。
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回忆说：“总理开始第一个思想是‘拟同意’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暂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提议，后来想想又不大对头，还是可以同意他们来，下了决心以后，又去请示主席。主席点了头。结果电报来往来不赢了，马上打电话过去。”“那次总理批评我们，说我们外交部是按规矩办事，老一套，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体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就没有掌握这个大局。”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媒体都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这一消息和评论。
周恩来兴奋地告诉毛泽东：“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31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消息传到美国，尼克松又惊又喜。他后来回忆说：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就在尼克松宣布解除对中国的贸易禁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代表团团长斯廷霍说：“过去有很多美国朋友来过中国，以后还会有不少朋友来。”“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
周恩来的话弦外有音，既是讲给美国人民听的，也是讲给美国政府听的。
科恩问：“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总理对目前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看法？我很想了解这些。”
周恩来说：“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粗浅的、表面的观察。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周恩来的回答，科恩非常满意。整个接见过程中，周恩来那潇洒的外交风度和谈话艺术，使在场包括有“嬉皮士”气的科恩在内的每一个美国队员无不感到由衷的敬佩，并且对周恩来这样的中国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在他们的心里，中国这个曾经被西方认为是“神秘国土”的国度已不再是“神秘”和“可怕”了。
消息传到白宫，尼克松、基辛格都惊呆了。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绘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周恩来也懂得怎样做才不会遭到拒绝。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充分展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尼克松、基辛格同时感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尼克松称周恩来的口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第一次神秘的北京之行后，基辛格懊悔不已地对尼克松说：“真荒唐，我们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地敲桌子大骂呢！”
一幕“乒乓外交”一下子把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从幕后推到了台前。
周恩来抓住时机，再次向尼克松打出了一个漂亮而明确的“政治抽球”。
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重要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周恩来的这个口信是继“乒乓外交”之后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骤。它的新意在于：中国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美国总统发出了邀请。
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很是高兴。他和基辛格都意识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有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尼克松作出了这样的决断。
为此，尼克松于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连续向中国发出了3次口信，答复说：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尼克松、基辛格在焦急地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他们担心双方前一时期的努力会不会因为中国内部有人反对中美接触而前功尽弃。
尼克松、基辛格的担心并非多余。当时的中国国内，的确存在着反对中美接触的势力。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林彪就暗中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党内高层也还有其他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疑虑，如中美会谈会不会影响中国人民的斗志？会不会影响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不是有诈？他们是不是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我备战士气？等等。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全面讨论了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
周恩来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什么地方有事它都要过问，而现在却不同了。越战不得人心，迫使它不得不把军队往回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考虑，是继续在各面出击呢，还是收缩一下？综观全局，它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就不能不同中国接触，就要同中国打开关系，而我国利用这一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
会后，周恩来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毛泽东批准。《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历程，对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充分估计，并拟出了各种相应的对策。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提出关于中美会谈的基本方针，即：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报告》还对党内部分同志对中美会谈抱有的种种疑虑和担心作了认真的分析和冷静的回答。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报告》。
同一天，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给尼克松发出口信。口信说：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
6月2日，当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把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基辛格后，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拿着用打字机打印了的口信兴冲冲地一路小跑去找尼克松。
尼克松也眉开眼笑。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说着，尼克松打破晚饭后不喝酒的惯例，斟了两杯白兰地，和基辛格兴冲冲地干杯以示庆贺。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紧张准备基辛格的“波罗行动”时，周恩来亲自掌握的一个工作小组住进了钓鱼台4号楼。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
为了准备即将来临的中美会谈，周恩来多次主持会议，反复讨论会谈方案，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家庭生活，乃至爱好习惯都作了研究。周恩来还特地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7月9日，北京时间中午12点25分，一架巴航波音707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郊区的南苑机场。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基辛格及他的随行人员洛德等，躲过了记者们的视线，终于神秘地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韩叙和翻译冀朝铸到机场迎候基辛格一行。
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也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式的。跟随基辛格左右的美国特工更是如临大敌。
基辛格忧虑重重，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上肌肉紧张得没有一丝笑容。想到即将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基辛格更是觉得心里空洞洞没有底。尽管事前对中国人作了诸多研究，但还是感到那是纸上的材料，对他还是不知深浅，让他感到莫测高深。周恩来是个怎样的人？他会不会因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他握手而报复？也许开始就是一顿拍桌子的痛骂！
基辛格感到肩负重任，又觉得吉凶难卜。他机械地钻进了大红旗轿车。
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在一旁悄悄地提醒说：“头儿，你太紧张了。”
大红旗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钓鱼台国宾馆。一路无阻。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5号楼。
下午4点半，周恩来来到了基辛格下榻处。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一般情况下，政府首脑是不会登门拜访来客的，尤其是一位不是政府首脑的客人。基辛格连忙招呼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候。
基辛格等人在屏风前排成一行，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在即将见到中国领袖人物之前显得紧张和拘束。
轿车悄然驶到了5号楼门口，周恩来走下车来。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他第一眼看到的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描绘：“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制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
基辛格还未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把手伸了出去，动作有点夸张。
周恩来会意地微笑了。他伸出右手和基辛格友好地握手，眼睛注视着基辛格，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年多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笑了笑：“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晃了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还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起了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啊？”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感染。
鉴于基辛格只能在北京呆48个小时，双方都想到要抓紧时间，见面后，立即进入会议室开始会谈。
隔着一张铺着深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和基辛格相对而坐。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
洛德将一本花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了基辛格的面前。
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基辛格用余光扫一眼，只见纸上只写着几行字，猜想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为了减缓自己的紧张情绪，基辛格首先对中国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说：“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是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周恩来回答得自然大方，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他接着又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基辛格打开面前那本厚厚的材料汇编，十分谨慎而机械地念了起来。周恩来等静静地耐心听着。
在哈佛大学磨炼过口才的基辛格自己也感觉到这样照本宣科太枯燥。他硬着头皮把开场白念完，然后，索性丢开讲稿，要在周恩来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口才。他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这个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摆了摆手，“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基辛格谈了七个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从撤军问题谈起，着重强调：（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支问题时，基辛格说，保证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发言告一段落后，已到了晚餐的时间。周恩来提议先吃饭。
“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周恩来站起身来，善意地朝基辛格笑了笑。
“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腼腆地说。
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轻松地交换了一下眼光。他们一直为台湾问题担心，担心会吵架敲桌子而谈崩。正如后来基辛格对黄华所说的：“总统跟我不止一次地设想我们会谈的情景，以为你们会大声拍桌子叫喊着打倒美帝，勒令我们立即滚出台湾、滚出东南亚，不然就不能坐下来谈判。”
晚餐是丰盛而精美的。基辛格还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他和他的助手们经不住诱惑，抛开斯文，吃了个酣畅淋漓。
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用简短的时间，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然后话锋一转，谈到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演说。
周恩来说：“我是大致赞成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的。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他只知道尼克松过去多次与他商量过中、美、苏三极即“大三角”的说法。他并不知道，7月6日，当他在印度新德里时，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了一番关于“五极世界”的重要讲话。而且，基辛格怎么也没想到，在7月7日、8日两天还给他打来过电讯的尼克松竟忘了把这样一番重要讲话告知他。故此，基辛格对尼克松7月6日演说一事及其内容，一无所知。倒是周恩来先提了出来，这下子使基辛格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基辛格的助手们也面面相觑。他们都在暗暗为基辛格着急。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堪萨斯城演说一无所知。他巧妙地替基辛格掩饰说；“你们可能在路上没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只得尴尬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热情地为基辛格介绍尼克松的演说观点。他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境地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及他的助手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餐时，周恩来以他特有的风度，派人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连同早餐一起送到了基辛格的面前。英文稿上还留有周恩来的亲笔注明：“阅后送还，仅此一份。”
基辛格非常感动。他对他的助手们说：“我看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这一些细节中开始形成。在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侧重于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言谈，使会谈不像一场严肃的政治会谈，而更像两位朋友在进行一场关于政治、哲学的坦诚对话。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面前才会经历得到。”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
7月10日下午4点，在基辛格一行游览了故宫后，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继续进行。这次会谈的地点轮换至人民大会堂。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摆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在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
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说：“我们如不先去吃饭，烤鸭就要凉了。”
宴席上，周恩来把话题转到了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叙当时的情景的：“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化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种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50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不大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革命无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今天也不便去猜测周恩来为什么在这种场合下对基辛格谈论“文化大革命”。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周恩来对基辛格谈“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无目的的。也许，周恩来是在向基辛格暗示，对中国外交上有时表现的一些极左言论要给予理解。不要去斤斤计较一些字面上的“骂”，要去抓住行动上的实质。
接着，周恩来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1972年夏天来访。
基辛格说，1972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
周恩来充分体谅尼克松的难处，建议改在1972年春天。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不过他说总统访问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包括会谈议程、新闻和电视报道以及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表示这些可以讨论。双方确定晚间10点以后再会晤，讨论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
在讨论公告时，双方对公告稿有争议，主要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原稿中对第一点说是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果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建议改成“获悉”尼克松要来访，我们邀请，这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关于来访的时间，改为5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看了很满意，认为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非常接近。他马上表示同意，并在“接受邀请”前加上了“愉快地”一词。
周恩来说：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之后，周恩来又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中美双方联系的地点。双方都赞成定在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周恩来还说：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古语，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再次被周恩来的这种真诚人格所打动。
基辛格在北京只呆了48个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
7月11日午饭后，基辛格一行乘巴航离开北京再绕道巴基斯坦回美国。在伊斯兰堡机场，前来迎接基辛格的巴基斯坦外长舒尔坦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像两个人。”
的确是这样。基辛格对他这次密访中国非常满意。他自己说，这次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这次中国秘密之行，给基辛格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当属周恩来了。回到白宫，基辛格在尼克松住的那幢西班牙别墅最高层的小书房里大谈周恩来。
基辛格说：周恩来的谈判本领会令你感到吃惊。在我打过交道的最令人钦佩的外国政治家中，周恩来同戴高乐完全不相上下。
基辛格还懊悔不已地对尼克松说：“我们真荒唐，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敲桌子大骂呢？”
事后，尼克松写道：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了17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用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基辛格却很少在背后这样夸赞过别人。我同周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谈判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基辛格对周的评价是如此异乎寻常的赞美有加。
基辛格自己在回忆录中对周恩来也作了长篇评述。的确，周恩来给基辛格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光是政治家的大度、机敏与难得的真诚，而且还有普通人的细腻的情怀。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又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的目的的。”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进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1971年7月15日，一个世界瞩目的日子，它将以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而载入世界外交史。
几乎在同一时刻，中美各自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稍有不同的是，在美国，是由尼克松亲自在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国听众宣读公告，并作了阐释。而在中国，是通过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一公告，但没任何阐述。
这个不足两百字的公告一播发，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犹如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全世界都震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基辛格虚惊一场，周恩来给基辛格讲述什么是“放空炮”。基辛格豁然开朗，明白了周恩来方案的奥妙。基辛格说：和周恩来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
就在尼克松访华的公告发表后不久，为进一步推动和驾驭中美关系的进程，周恩来接见了有影响的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并与他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周恩来亲自审定了谈话记录，并同意在《纽约时报》发表。
周恩来详尽阐明了中国对于中美最高级会晤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要求，从而公开向美国政府和尼克松本人“将了一军”。
谈到尼克松要访问中国时，周恩来说：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封锁了20多年了，觉得要求看一看，也很好嘛。愿意谈嘛，我们也愿谈。当然毫无疑问，好多问题我们双方的立场不一致，观点有很大距离。如果要和缓，总得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吧，总要研究一些问题嘛，这些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嘛。当然，我们也不指望问题一次就统统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是不实际的。但是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从什么地方开始解决问题。
周恩来赞扬尼克松敢于冲破偏见、承担风险、首先访问中国的勇气。他说：尼克松这回决定要到中国来这一件事，别的党派也说别人是不敢的。从这一点上看，他还是有一点勇气的。
周恩来的这篇谈话，起到了向美国总统施加某种压力，促其三思而行的作用。
当时，正当尼克松派基辛格为准备总统访华作第二次中国之行时，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国务卿罗杰斯坚决反对这项计划。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看了周恩来的长篇谈话后评论说，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只能“提前实现，而不能推迟”。
尼克松、基辛格权衡再三，没有改变初衷。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9月13日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阴谋加害毛泽东败露，仓皇北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9月中下旬，周恩来充分地估计到了林彪事件可能会给处于关键时刻的中美关系带来某种消极作用。
凭美国的情报网，尼克松一定知道中国国内发生了大的政治变故，但又不可能知道得很具体。尼克松会不会因为这个而放慢甚至后退迈向中国的脚步？这很难说。把林彪事件告诉尼克松，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让尼克松知道，中国在中美关系的态度上一如既往。
细心的周恩来几天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他记起了上次和基辛格共同商定的负责中美联系的巴黎秘密渠道。
9月27日，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开完会特意把将要去巴黎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留了下来，郑重地对他说：“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顿了一下，又说：“还有，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
周恩来还叮嘱说：“只告诉黄镇一个人。”
周恩来此举，意在向黄镇大使交个底。黄镇知道林彪叛逃，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这样，当美国驻法国使馆武官沃尔特斯与他联系时，他心中就有底了。
事情完全如周恩来所料。9月中旬以来，汇集到尼克松和基辛格面前的各种情报表明，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后，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公开露面，所有的机场都关闭了，军队也似乎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在担心会不会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震荡而影响中美关系，他们早就怀疑中共高层领导在对美政策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直至接到沃尔特斯报告，说他和黄镇大使接触，黄镇的态度照样爽快，中国对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尼克松和基辛格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
10月16日，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基辛格受尼克松的委派，坐上了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基本的安排”。
基辛格自定这次访华行动的代号为“波罗二号”，但这次行动已不再像上次那样是秘密的，而是公开的、大摇大摆的，随行人员相当于尼克松访华的全部人马。基辛格按照需要了解情况的范围把人员分在四个等级，他和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了解政策和总统之行的某些技术方面细节；总统的特别助理和先遣队负责人德怀特·查平了解一切技术问题；安全保卫和通讯技术人员只了解与他们工作有关的问题；而对国务院的代表艾尔弗雷德·詹金斯，只是让他“有一种参与的感觉”，不让他参与关键性的政治讨论，尤其是起草公报的工作。
虽说基辛格与周恩来已有过17个小时的会谈经历，中国对他也不再“神秘”了，而且，基辛格也向往再一次与充满魅力的周恩来会晤，但是，当“空军一号”即将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基辛格内心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预感。
10月20日上午，基辛格一行飞抵上海。在机场迎接的只有章文晋等四人和上海外办的两位代表。当天中午飞抵北京机场时，迎接他的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只增加了姬鹏飞代理外长。基辛格等人感到有些受到了冷遇。这次访问已公开宣布，但欢迎场面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热烈。
基辛格坐上大红旗轿车，直驶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
透过车窗，基辛格发现，沿途断绝了交通，布满了警卫，还有几处写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语。
尤其让基辛格不安的是，当他们进入国宾馆5号楼的住房时，每个房间里都放有一份英文的电讯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基辛格感到非常不快和担心。他甚至怀疑起沃尔特斯从巴黎渠道传过来的消息是否准确。但基辛格毕竟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他当即令人把所有房间的英文电讯稿收集起来，送交给中国方面的一位礼宾官员，说“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未作更多的反应。
其实，基辛格等人这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直到见到周恩来才算结束。
周恩来听到摆放英文电讯稿一事后，非常生气。他当即查问礼宾司的负责人：“为什么摆放这样的东西？”
礼宾司负责人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
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
这样，周恩来后来就给基辛格谈起了“放空炮”的比喻。基辛格开初还不太懂“放空炮”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有些宣传口号是“放空炮”，而没有实际行动。应该注意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辞。当然，也不是什么事都放空炮，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基辛格对中国的这种奥妙的宣传辩证法还是似懂非懂。
一场虚惊过后，周恩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及其随员。他和蔼地同客人一一握手和照相后，请客人就座。接着，周恩来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就像老朋友似的说出基辛格的随员各自的学历和经历，并谈笑风生地赞扬他们的来访增进了两国友谊。轮到国务院那位詹金斯时，周恩来对他说：“你22年前就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很了解，是中国的老朋友了。”詹金斯听后非常感动。
随后双方顺利地就会谈议程和方式作了满意的商定。会后，周恩来设宴招待全体来宾，并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
周恩来说：中美两国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页。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
接着，周恩来很自然风趣地引出了基辛格上次说中国是“神秘的国土”这句话，并赞扬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的“神秘的国土”，是件了不起的事。周恩来笑着说：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听到这里，基辛格不好意思地笑了。同时也为周恩来的演说艺术叹服。
周恩来还说：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取得积极的成果。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
周恩来这番祝酒词不是一个正式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比正式的有稿子的发言更加贴近周恩来的风格。这些话非常诚恳、贴切，富有人情味，完全没有政治空谈和空洞的外交辞令。基辛格一行很为钦佩，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宴会快要结束时，周恩来潇洒地端着酒杯，特地绕宴会厅一周，同每位客人，包括秘书、警卫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碰杯。这又一次显示了周恩来那特有的品格和魅力。
至此，基辛格等人刚下飞机时受到的冷遇感早已烟消云散。这也就奠定了这次整个访问期间热诚友好、礼貌周到的基调。这种基调对促进双方顺利达成协议以及双方信任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怪乎有人说周恩来是一个高超的乐师，他总是善于在复杂的协奏中定下适当的基调。
在此次基辛格为期7天的访华期间，周恩来同基辛格举行了10次会谈，共23小时40分。双方除了讨论了尼克松访华日期、会谈方式、通讯联络等问题之外，还着重就台湾、印度、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总的来说，会谈的气氛是轻松缓和的，进展也较顺利。
会谈一开始，为活跃气氛，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来华初次会谈时念稿子的窘态，风趣地说：“按照惯例，我还是请你先说。我准备听你讲写出来的这么一大堆材料。”
基辛格自谦地说：“当时我自己感到很惭愧，很别扭……”
未等基辛格说完，周恩来就摇了摇手制止说：“不，不，你头一次来嘛，必须要有一个准备好的看法嘛！”
基辛格钦佩地说；“总理没笔记讲话，比我有笔记讲话更流畅。”
周恩来客气地笑了笑：“不见得，不要夸奖喽。”
接着，基辛格提出尼克松访华日期在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均可。周恩来选定了2月21日。
在以后的几天中，双方就台湾、印度支那、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周恩来在谈到每一问题时，都是从历史谈到现在，全面阐明了中方的态度和立场，头头是道，明明白白。对此，基辛格十分佩服。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感叹道：“我很欣赏周恩来杰出的品格。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
会谈中，最富戏剧性的要算讨论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了。
基辛格来华之前，早已准备了一份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这个草案包括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四个部分，是按国际惯例的老一套起草的，长约3000字。其中，强调了一些含糊其辞的共同点，而用一些陈词滥调掩盖着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公报草案是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搞出来的，他们自己非常得意自己的“杰作”。10月22日下午会谈时他们提出了这一草案。
周恩来看了美方起草的草案后，很不满意，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他指示章文晋另外起草草案，并提议：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
毛泽东也说，各说各的好。
这样，我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十分新奇。在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10月24日晚，又一轮会谈开始了。周恩来让姬鹏飞代外长念了我方起草的公报草案。基辛格听后大吃一惊。他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种谈判方式。
基辛格说：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时，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这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指出：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意义？”
周恩来说：“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会谈遇到了难题。周恩来提议休息一下，并意味深长地对基辛格等人说：“你们不妨对我们的草案再仔细考虑一下。”
周恩来很有信心。基辛格作为一个外交家和谈判老手，他如果有诚意，就一定会理解和明白中方草案的妙处。
果然，基辛格领着他的助手们经过一番紧急的磋商后，终于豁然开朗。
“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方草案的奇妙之处。”基辛格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复会后，基辛格立即告诉周恩来，美方同意中方草案的写法。但基辛格又提出，中方草案中的“某些提法的表达方式过于僵硬”，有些文字火药味太浓，特别是其中两句“好像是在审判我们或者凌辱美国总统”，这样会令美国极为难堪。为此，基辛格建议删掉那两句话，美国在阐明自己立场的那部分中也对等地删去两句话。
周恩来表示：我们不是在做交易，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须改得叫我同意。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
周恩来这种从大处着眼而不斤斤计较的外交风度使基辛格很受感动。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从来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我不久就发觉，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给他看。”
然而，在整个会谈快要结束时，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会谈再次出现了裂痕。
周恩来一开始就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必须在规定期限撤走。”
基辛格反复表示，美国不能背弃“老朋友”，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
周恩来严肃地说：“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及两党的问题。尼克松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基辛格有点着急了。
周恩来的口气缓了缓：“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历史传统，不能一下子隔断，但是要打破一些框框。既然中美关系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须要改变一些关系嘛！中国有句俗话，会掌舵的人善于引导航船迎着浪潮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变世界状况。如果对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怎能迎接新时代呢？”
会谈一度陷入僵局。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而前功尽弃，岂不留下世界遗憾！
基辛格绞尽脑汁，最后想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表述，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
周恩来对基辛格的这一“发明”表示赞同。但是，美方坚持要强调中国人民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观点，且不明确表示从台湾撤走美国军事力量的时间。对此，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但可以留待尼克松访华时再讨论。
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周恩来一共与他举行了10次会谈，历时23小时40分。最后一次会谈是在10月26日清晨5时30分进行的。因为这天中午基辛格就要回国。
然而，就在基辛格启程要回国之时，一件不仅出乎包括他在内的美国人意料，而且连毛泽东、周恩来都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1971年10月25日晚上，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表决一结束，纽约联合国会议大厅一片欢腾。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那些支持中国的代表们手舞足蹈，用不同的语言欢呼：“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将这一喜讯电告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
对毛泽东、周恩来来说，这当然是一个从天而降、令他们感到十分欣慰的大喜讯。
于是，历史的选择又在周恩来和基辛格之间开了一个大玩笑。
10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基辛格前往机场。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席位么？”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博士，我看不见得吧？”
其实，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瞅空告诉了乔冠华中国已进入了联合国的消息。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吃惊得怔了好一会儿，接着是一丝苦笑：“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江青一伙在接待尼克松工作方面搞极左。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严厉批评：这完全是不顾中美关系的大局。毛泽东指示送给美方先遣组每人10斤水果糖。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同周恩来商定尼克松访华的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公告，对外公布了这一举世瞩目的消息。
从此时起，周恩来花了很大精力直接领导和部署接待尼克松，包括礼宾礼仪、安全保密、宣传教育、新闻报道等在内的各项准备工作。毕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接待一位来自世界超级大国的总统，举世瞩目，以前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接待工作中的稍微疏忽，就可能造成对我不利的国际影响。
为此，周恩来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接待总方针：“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12月2日，他对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强调：我们是主权国家，凡事不能触犯我国主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领一个18人组成的先遣小组来到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进行技术安排。说白一点，黑格的先遣小组是来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与中方协商安排礼宾接待、安全警卫、新闻报道等方面的工作。
中国方面也组成了一个相应的小组来接待他们，并分口子与他们商谈。
先遣小组负责新闻报道的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提出：尼克松访华期间，有大批记者随行。这些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像、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
齐格勒还说：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很多人想看到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这个也很重视。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熊向晖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讨论落实这件事。
不料，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抢先发言说：“我们绝对不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
于会泳故意在“首长”二字上加了重音。与会者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于是，大家都不好说什么了。
熊向晖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大怒：“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作宣传还是为新中国作宣传？”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讯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
当熊向晖告知齐格勒时，齐格勒说：“我没有经手租用过通讯卫星，但我想租金肯定很贵。尼克松总统访问8天，8天的租金可能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我们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国方面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我国承担。”
熊向晖一听，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既然美国作了这方面的准备，我们何苦去花100万美金呢？100万美金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因此，熊向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只是说：“在中国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负担，美国方面只要在技术上提供协助就可以了。”
周恩来听了熊向晖的汇报后，提出严厉批评：“这哪能行呢？让你商谈租用，你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
周恩来这么一点，熊向晖恍然大悟，羞愧难当，后悔当初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主权的问题。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你去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13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费用；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熊向晖把周恩来的三点意见对齐格勒说了。齐格勒服了。他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相互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
齐格勒还对熊向晖说：“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在涉及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周恩来是绝不让步的。
在同黑格的会谈中，黑格提出了一个“生存能力”（Ability to live）的问题。
黑格的意思是：中国很弱，当苏联进攻中国时，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所以我们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
黑格的言外之意是，中国需要美国来保护。
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辱中国的尊严。中美谈判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绝不是中国需要美国来保护。
对此，周恩来毫不客气地批驳了黑格的这种态度。他说：“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黑格起初还狡辩，说他没有这个意思。周恩来亲自查了许多外文资料，找了一些英文翻译，搞准了“Ability to live”的准确涵义，有理有据地驳斥了黑格的狡辩。最后，黑格不得不表示：他收回“Ability to live”的说法。
黑格对周恩来的批评还是心服口服的。他回到下榻饭店后对中方陪同人员说：“你们的总理真了不起。我对他早已久闻大名，今天一番话真是佩服之至。”
周恩来一方面对黑格的大国沙文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另一方面，还是注意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注意维护中美之间刚刚开始的新关系。
1月7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杭州等地。因为黑格是打前站的，尼克松访华要去的城市，他都要事先去实地看一遍。
江青、张春桥一伙在上海的爪牙搞极左，猛整黑格，把黑格整得晕头转向。
在黑格到的第一天晚上，上海方面设宴招待黑格。徐景贤讲话祝酒时，黑格没有站起来致答词。这使得徐景贤等人大为恼火，认为黑格看不起上海领导人。加上第二天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对我不太友好的讲话，徐景贤他们越发认为黑格的态度是有来头的。因此，他们找黑格辩论，向他提出抗议，把他训了一阵。黑格吓得大气不敢出，因为他的使命是来打前站的，如果当地领导人不配合，他完不成任务，他回去交不了差。
上海方面还打电话到杭州，说黑格完全是帝国主义的态度，很坏，要求杭州方面接待要“降温”。结果，黑格一行到杭州后，受到冷遇。在安排黑格游西湖时，本来游船上摆好了吃的糖果和点心，后来都临时撤走了。陪同的领导也都一个个板着面孔冷冰冰的，不搭理黑格。
黑格一行莫名其妙，惶恐不安。他们心想是不是因为在北京同周恩来会谈时说错了“生存能力”的问题得罪了周恩来？
外交部陪同黑格的干部看到上海、杭州的做法后，心里也很不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让黑格产生误会。如果让黑格产生中国改变了态度的误会，对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不利。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把这个情况向北京作了汇报。
周恩来得知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亲自打电话，严厉批评上海的做法完全是不顾大局。他说：主席授权我批评你们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大局的做法。黑格回到上海后，接待要“加温”。主席指示，美国人爱吃糖，给黑格他们每人送10斤糖。
上海方面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再也不敢怠慢黑格了。在黑格离开上海时，上海方面的负责人赶到机场，为黑格举行了热情得有点过分的欢送宴会，排着队给黑格敬酒，并按周恩来指示送给黑格一行每个人10斤水果糖。
由于周恩来的及时补救，黑格对中国之行总体上还是满意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关于右派和左派的对话意味深长。短短的7天中，周恩来施了什么“法术”，令高傲的美国总统甘愿为其脱衣拂尘？尼克松说：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1972年2月21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尼克松总统乘坐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对华访问。
上午11点3 0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总统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
为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握手，尼克松刻意作了一番安排。
1971年基辛格来华访问时，周恩来对基辛格谈起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谁也不准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一事。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尼克松。尼克松想在他访华时用他的手抹掉这件中美关系史上不愉快的事情。因此，当他抵达北京机场时，他作了特意安排：在他与周恩来握手时，随行人员一律留在机舱内，不准随他一起下机。为保险起见，他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在机舱口。
尼克松要向全美国、全世界突出他与周恩来的握手，旁边不许有任何人。
当年拍摄的实况录像确实显示：身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夫人帕特里夏两人走出机舱门后，身后没有任何人跟随。长长的舷梯上只有尼克松和他夫人两人走下。当走到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微笑着伸出了他的手，急步朝站在舷梯外两三步远迎接的周恩来走来。周恩来站在原地也把手伸出来了。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摄下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在一片掌声中，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在尼克松同周恩来的握手结束后，随尼克松访华的罗杰斯、基辛格等人才获准走出机舱。
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一历史时刻作了这样的记述：
周恩来站在舷梯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掩盖不住他的瘦弱。
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完三军仪仗队后，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高级红旗轿车，直驶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会见中，毛泽东谈笑风生，诙谐幽默中不乏寓意。
一番寒暄之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一个难题，要我们吹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谈。”
基辛格急忙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克松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中国，改变了世界。”
“我没能力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赤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尼克松问：“蒋介石称主席为‘赤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笑了笑。周恩来在一旁替毛泽东回答了尼克松：“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纸上我们叫他‘匪’，他反来过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说：“其实我们跟他（蒋介石）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要长。”
尼克松说：“是的。”
毛泽东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
尼克松笑了笑：“主席投我一票，那是两恶相权取其轻。”
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英国）希思首相也是右倾。”
尼克松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毛泽东和尼克松关于右派和左派的对话，意味深长。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派是一个打击。
毛泽东又转向基辛格：“你跑中国跑出了名了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随即，毛泽东又转过身来指着基辛格对尼克松幽默地说：“他不像个特务。”
尼克松明白毛泽东是指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保密工作做得好。他笑着说：“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几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两三个漂亮的姑娘除外。”
基辛格红了脸解释说：“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
毛泽东笑问：“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啊？”
尼克松赶忙指着基辛格申辩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利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周恩来风趣地补上一句，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尼克松想与毛泽东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泽东打断尼克松的话说：“那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用手指了指周恩来，“那是他的事。”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
毛泽东吸了吸烟，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中，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举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会谈。
谈到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辞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欺骗人民，而且也欺骗自己。”
尼克松说：“当国与国的会议不影响世界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显然，尼克松同意了周恩来去年十月间同基辛格会谈时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
周恩来和尼克松又谈起了当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话题。周恩来这是要试探一下尼克松的态度和决心，看看他现在是否还坚持过去所持的观点。
周恩来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恩来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站了起来，隔着长条桌子和周恩来又握了一次手。
周恩来很有趣地谈道：“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我的手臂。”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形象地打着手势，在场的人都被逗得大笑起来。
周恩来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接着对尼克松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尼克松坦率地说：“我想老实告诉总理，因为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我当时的观点同杜勒斯先生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后来世界变了，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必须改变。正如总理对基辛格博士说的那样，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而盛大的宴会，欢迎尼克松及其夫人一行。
宴会开始时，周恩来站立致祝酒词：“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尼克松也站起来答谢周恩来的祝酒词。饶有趣味的是，尼克松在致词结尾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他说：“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周恩来和尼克松愉快地碰杯。他们的杯子里装的是馥郁的茅台酒。
这时，军乐队奏起了《美丽的阿美利加》。
这是尼克松最爱听的一首赞美美国自然风光的歌曲。尼克松访华前夕，周恩来特意指示乐团在人民大会堂练习演奏这首曲子。这又是周恩来过人的细密之处。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影响。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尼克松听到《美丽的阿美利加》，非常激动。他对周恩来说：“这是我1969年为我的（总统）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
周恩来举杯示意：“为你的下一次就职干杯。”
尼克松更加兴奋地笑了。
随后，周恩来走下主人席，到每一桌宴席上向尼克松的随行人员逐一敬酒。在场的美国人和太平洋彼岸的电视观众，都对此深为感动。
回到主人席，周恩来指了指摆放在桌子上的画着可爱的熊猫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尼克松的夫人帕特说；“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哦，太好了！”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特，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传给了美国早晨的新闻节目。这下，周恩来送熊猫就成了这一天美国大多数人和新闻报刊的热门话题。《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周恩来和尼克松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国际事务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他们是重大问题的主要对话者。当然，在中国方面，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者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始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尼克松向周恩来表示：1971年7月他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代表了他深思熟虑的看法，即一个以美、苏、中、日、西欧五个力量中心为基础的新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形成。美国对亚洲没有领土野心，他深信中国对美国也没有领土野心。因此，两国之间存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但是，尼克松又认为：有些地区，如果美国退出，就会出现“真空”，就会被苏联钻空子。
针对尼克松的“真空”论，周恩来指出：世界上不存在“真空”。早年美国人曾说杜鲁门的政策丢了中国的六亿人口，历史证明，中国并没有成为“真空”。美国势力、苏联势力和蒋介石都走了，中国人民自己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同200年前美国人民在英国退走后自己填补了“真空”是一样的。
印度支那问题也是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的一个主要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解决印支问题的迫切性，要美国采取果断行动，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留尾巴，应早日从印支撤军。
周恩来不客气地指出：印支人民在流血，而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没有打仗，因此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中国对印支承担了义务，只要美国不停止战争，中国将坚持支援印支人民打到底，甚至不惜作出民族牺牲。
周恩来耐心对尼克松说明：要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从越南和印支撤军。美国撤出得越早越好。如果越晚就越被动，而且也不会使战争得到尼克松所期望的“光荣结束”。周恩来还几次以戴高乐将军退出阿尔及利亚为例，说戴高乐不但把80万法国军队撤回，最后甚至把200万侨民都撤走了，是“有魄力的、很有眼光”的政治家。
周恩来针对美国想要中国对印度支那各国抗美救国斗争施加压力的想法，重申：中国一贯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预他们的内外政策。“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预他们的权利。”
在苏、美两国军备竞赛问题上，周恩来对尼克松也直言相劝：你们两家搞军备竞赛，水涨船高。你们的军费是公布的，苏联的不公布，但它占的比例不会少。所以他们国内人民生活很困苦，农业生产上不去，不能仅仅说是气候的原因。苏联同加拿大的气候差不多，加拿大的农业并不坏嘛，就是因为军费太多。这样浪费，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我们希望你们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美苏搞好关系，我们赞成。
周恩来得心应手地纵论天下大事，寓论辩于说理之中，不由得使尼克松感到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有道理的，周恩来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感叹说：基辛格提醒我，说周的谈判本领会令我感到惊奇，他可真说对了。
会谈中，台湾问题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也是双方在签署联合公报中颇费周折的一个问题。尼克松表示了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五项原则：（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二）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三）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四）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五）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决定4年内逐步从台湾撤出军事人员和设施。
对尼克松的上述承诺，周恩来比较满意。但是，尼克松又强调政治方面仍有“困难”，美国还不能马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还不能丢弃台湾，希望在他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
对此，周恩来毫不客气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蒋介石的时候不多了。
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中美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到25日下午还没有定下来。美国方面有点急了，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的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回到美国就很难交代。
在尼克松作出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的承诺后，考虑到照顾美国方面国内的政治困难，周恩来从大处着眼，在请示毛泽东后，代表中国政府也作了一定的让步。他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不现实的。
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辞表达。
基辛格非常感动，立即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出来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
经过几天的反复磋商，到2月26日凌晨，中美双方对《联合公报》的内容基本谈定，27日最后定稿。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
《联合公报》是周恩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一个结晶。
《联合公报》里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是这样写的：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这段100来字的措辞，确实来之不易。周恩来后来在讲解《联合公报》时也谈到：
这是中美会谈中争论最多的一段，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3时半才达成协议。这段第一句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成“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来的。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使他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他们提出种种方案，要我们承担和平解放台湾的义务，我们说不行，你这样希望可以。我们要他承担从台湾全部撤军为最终目标。有人问：“美蒋条约”为什么不写上？你写上废除“美蒋条约”，他就要写上保持“美蒋条约”义务，这就不利了。军事设施都撤走了还有什么“条约”？所以抓问题要抓关键性的。有些关键性措辞要巧妙，使他们陷于被动，我们处于主动。尼克松上台前17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个奇特的公报，双方的原则和立场截然不同。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点。但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文件是过去没有过的，所有外交公报都没有把双方尖锐对立的立场写出来。我们把分歧写出来，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
《联合公报》的最后达成，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松了一口气。
在《联合公报》达成一致的当天，陪同尼克松夫妇访问杭州并游览了风景秀丽的西湖的周恩来，又陪尼克松夫妇从杭州飞上海。
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随之释然。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他说：“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尼克松还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的话也不全是大话。他的访华和《联合公报》的发表，确实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深远影响。
2月28日上午，周恩来把将离开中国回国的尼克松一行送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在临上飞机前，尼克松握住周恩来的手，说：“这确实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我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来上海。”
的确，尼克松有充足的理由对他的这次中国之行感到满意和愉快。这除了因为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外，还有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给他留下的难以忘怀的回味。
在这短暂而紧张的7天中，中国给尼克松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是什么？
尼克松自己回忆说：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在我会晤过的世界领袖中，这种精巧机灵的品性，无人可望其项背。”
如果说，仅讲品格还略嫌抽象的话，那么尼克松对周恩来的系列追忆和评说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尼克松为何下此断语。尼克松说：
“我同周面对面的正式会谈超过15个小时，此外一起吃午饭，赴宴会，又一同度过许多时间。有四件事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持久精力，他的充分准备，他的谈判技巧，他在压力下的冷静自若。”
“他的精力真是惊人。我注意到，在我们举行有些时间较长的会议，几个钟头下来，加上翻译的沉闷嗡嗡之声，双方参加者中年岁较轻的人不免昏昏欲睡。而这位73岁高龄的周恩来自始至终还是一样的敏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机警。他从不东拉西扯，从不故意拖延时间，也从不要求休息一下。要是下午的会议解决不了公报某处有争论的措辞，他不把难题交给他的助手，而亲自同基辛格夜以继日地商量研究，理顺有争议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他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像刚从乡间度过悠闲的周末回来似的……”
“在所有会谈中，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自若的态度。同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的戏剧性行为大不相同。周从不提高嗓子喊叫，从不拍桌子，发脾气，从不恫吓要中断谈判来压制对方让步。1976年，我对周恩来夫人说，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她丈夫从来是坚定不移的，但却又彬彬有礼。而当他‘手上拿了好牌’时，说起话来是温文尔雅。这归功于他的涵养和经历，但这是成熟和自信的反映。”
尼克松还断言道：“谈判桌上机动灵活的本领，对国际政治基本原则了如指掌，以及由热忱思想信仰而产生的道义上的正确感，再加上对世界各国有深刻了解，对历史有长远的洞察能力以及个人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合并起来，使周恩来成为我们当代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尼克松的夫人帕特对尼克松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尼克松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尼克松的话是发自内心的。
当年，当周恩来到钓鱼台拜会尼克松时，站在楼厅门口迎候的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为右臂不很灵活的周恩来伸手脱掉了呢子大衣。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安排在电视转播中连续好几次播放。美国观众十分惊奇这位东方大国的总理施了什么“法术”，不然，高傲的美国总统怎会甘愿为其脱衣拂尘？！
其实，周恩来不懂“法术”，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人格与品性的魅力。
中美关系的突破，使得中国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的外交局面。正如周恩来所说的，中美关系的突破，使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两个星期，中国和英国签订两国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两国关系由1954年建立起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关系。接着，中国同日本、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1972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同世界上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西方国家。这样巨大的突破，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动乱的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