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跌入一个寒冷的“冬季”。周恩来修复对外关系。
极左分子指责周恩来访问朝鲜是“为金日成抬轿子”。周恩来托人给金日成捎口信：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
“都是极左啊！”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向奈温道歉。
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柯西金急于找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知深浅的接线员竟然拒绝接通毛泽东的电话。
康生指责新中国17年的外交是“三降一灭”。中国外交跌入一个寒冷的“冬季”。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同许多外国驻华使节亲切地打招呼。周恩来大批外事领域的极左思潮，修复对外关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中国外交一度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
在这个严寒的“冬季”里，康生、江青一伙凭借权力，控制舆论，插手外交工作，把极左思潮煽惑得像一头怪兽，上蹿下跳，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创的新中国外交工作的良好局面迅猛地滑向悬崖。
1967年6月，康生给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外交工作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大帽子。
他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的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
这顶大帽子给外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
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回忆说：
那一年月，我印象很深，是罗马尼亚的毛雷尔来访问，还有原来的国防部长。我们这边是总理、先念、康生和我接待，在钓鱼台与他们会谈。会谈完了，总理还没走，先念把我拉到一旁，说：老乔，这个“三降一灭”压得我们没有办法了！他说，现在康生也在这，你能不能跟总理讲一讲，请康生把这句话说清楚一点，指的是什么？因为先念那时管外经委，也有一个外贸问题。
当时，总理正在一个房间的卫生间洗脸，我就过去了，说：总理，刚才先念同志提到一个问题，我也有这个想法，康生提出“三降一灭”。这样一提，我们整个外交工作就都被否定了，我们怎么检查？没法子检查。
总理以很沉重的表情听我讲。我讲了以后，总理想了半天，他只一句评论：“‘三降一灭’，不通！”就不再讲了。这个事情我后来告诉了先念同志。但总理也没办法，我看总理处境非常困难。
周恩来一直是主管外交的。对康生的这一诬蔑，他曾当着康生的面表示过不满。他说：“外交部总的政策不仅是我兼外长的时候，就是陈毅做外长，也要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讲的，主席讲了，我们才办具体事项。”
面对周恩来的质问，康生支吾着推说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
否定了新中国17年的外交，康生他们主张的那一套是什么呢？
康生等人说：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斗字当头，不怕断交。
于是，各种各样的胡闹盛行开来。
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
有的驻外人员故意疏远当权派，亲近反对派。
请外宾吃饭，把下面的普通的外国人请到贵宾席上，真正的贵宾让人家站着，冷落贵宾。还说这就是“革命”，是“人民当家作主”。
……
这种种无奇不有的极左做法引起了驻在国的深深疑虑与强烈不满。
几乎所有的驻外使馆也都搞起了“文化大革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外交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作为政府总理、举世公认的外交家周恩来，三年之内竟没能安排过一次正式出访。来中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也大大减少。
与此同时，在国内，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的造反派也制造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胡闹。
有的人在群众大会上公然高喊打倒外国政府的口号，有的甚至高喊要武力收回香港。
外交部部长陈毅受到造反派的“穷追猛打”，不能正常工作；造反派把外交部所有部长、司长家里的电话都撤掉，还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外交部的大权一度失控。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1967年的七八月间，在首都北京发生了最严重的三起外交事件，当时叫“三砸一烧”。
“三砸”，就是砸了缅甸驻中国大使馆，砸了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砸了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造反派冲进这三个使馆，把人家的国旗撕烂，把人家的国徽砸烂。
“一烧”，造反派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在极左思潮的肆虐下，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这其中不乏过去一直同我们保持友好睦邻关系的周边国家。
在外国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著称的新中国，突然变得是那样的蛮横和不可理喻。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毛泽东对外宾说：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烧大使馆就是在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自己向国外发电报，都是极左啊。
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潮这头怪兽的缰绳，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前，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冬眠”之后的新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
中国外交毕竟是由毛泽东领导、周恩来亲自主管的，经历了一年多的无序和混乱后，从1969年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开始批判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有步骤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不正常状态。
1968年12月5日，周恩来就对外交工作中的“左”的做法提出批评。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上谈到外交问题时说：不能看到和平共处四个字就认为是毒草，外交斗争是极其复杂的。外交工作不能停，外交工作最怕干扰，右的不好，“左”的也不好。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一些外国驻华使节被邀请上天安门观礼，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他们，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拉杰西·米斯拉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样吵下去的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
毛泽东握住缅甸驻华代办的手说：“中缅两国人民是‘胞波’，请代我问候你们的奈温将军。”
……
毛泽东这样做，是向外界传达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
周恩来趁机进行外交政策的纠“左”。
中国的驻外使节，自1967年初召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以后，一直没有再派出。1969年6月开始，周恩来开始陆续重新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6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飊等几位即将赴任的大使时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主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要教育外交人员谦虚、谨慎、朴素、不卑不亢。
同时，周恩来指示把驻外使馆的极左分子调回国内。1970年3月1日，周恩来在批阅中国一个驻外使馆给外交部的电报时指出：我使馆中如有极左分子，应迅速调回。
同年9月中下旬，周恩来两次找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及有关地区司负责人谈话，指出：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才行，就我们一家，眼里没有别人，光中国就把世界革命包办了，怎么能包办得了呢？在外事部门，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对驻外使馆内部还热衷搞极左的人，要调回国内学习。今后，可以派一些在“五七”干校劳动过、精神面貌好的干部在外任职。我们使馆有些人，就是喜欢听人家说好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我们的事就报喜不报忧，对人家的事就报忧不报喜。这些都是主观主义。我们应该学习人家的长处，不要只注意人家的短处。
1970年12月26日，周恩来在同外事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外事部门应主动开展外交工作。他说：我们的外交工作大大落后于形势，自己主动开展的工作太少。要么就是极左，搞强加于人，大国沙文主义；要么就是闭门不出，等着人家来送东西。强加于人是左倾机会主义，闭门不出就属于右倾了。
当时，对外宣传中也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比如，在出口商品的包装上印上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刷上一些政治标语和口号；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给驻在国的工人、学生放映“文革”的电影，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有的还强行要求外国人佩戴毛主席像章，否则就是反华。这些极左做法引起一些国家对我国的怀疑与不满，有的国家将收到的毛主席著作、语录和“文革”宣传材料或强行收回销毁，或丢弃在车站、广场等一些公共场所，对外宣传起了相反的效果。
对于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周恩来也多次提出严厉批评。
1970年10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外贸会议的代表时批评说：如果将带有语录的包装商品出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各省的同志可以去广州商品交易会，看一下商标、包装图案，都可以查出一些问题。另外在汽车上搞语录也是不严肃的，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
12月23日，周恩来在同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时，批评外事工作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做法。他说：不调查研究，不请教人家，主观主义，骄傲自满，背包袱，好像只有我们是革命的，人家都是不革命的，其思想根源是大国沙文主义。对于外国人，要看他是否懂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我们不能代替，更不能强加于人。有时需要我们提出意见，也只能看对方的认识如何。对兄弟党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能要求人家什么都要听我们的。新华社，连驻外使馆在内，从对兄弟党的关系到对外关系，存在的问题很多。外交部的极左思潮没有批透。
1971年1月，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专程到中国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同后藤钾二会谈时，中方人员坚持要将台湾问题写入纪要、把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文字放在第一条。后藤钾二认为，他提出的会谈草案中已明确写有应当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这时中日关系还没有实现正常化，日本国内情况比较复杂，希望中方能体谅他的难处。但中方人员坚持不让。1月29日，周恩来找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谈话，对会谈中中方人员的极左做法提出批评。他说：后藤的会谈纪要草案已经很好了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不要那么“左”嘛！会谈要看具体对象，台湾问题对后藤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他出难题。“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出的放在第二条。
4月7日，周恩来在接见援外工作会议代表时就对外政策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时，他说：由于当时忙于对内，对外事注意不够，出了一些乱子。有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利用极左思潮，搞了极左行动，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外交部夺权等。此后即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
当时的对外宣传中的一些极左行为，有时真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时间大约是在林彪事件前后，周恩来到北京饭店参加一个涉外大型宴会。宴会厅红柱彩顶，光照璀璨，场面十分隆重庄严。但在宴会大厅的正中央，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标语红底白字，十分醒目。周恩来看到后对有关负责人指出：在这样隆重的外交场合，挂出这样的标语是不合适的，今天出席宴会的许多客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外国朋友，他们看到这条标语会有什么想法？不能把国内的一些做法搬到外事活动中。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和北京市联合组成一个小组，检查一下北京的涉外饭店是否有类似违背外交政策或极左的对外宣传的做法。发现问题，要及时提出改正意见。
外交部和北京市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成一个联合检查小组，对当时北京的涉外饭店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
当时所有的涉外饭店除了都挂着毛主席的相和“文革”宣传画外，还摆放了一些“文革”色彩很浓的工艺品，如红卫兵的雕塑等。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新侨饭店。
当检查组来到新侨饭店时，该饭店军代表介绍说：我们注意突出政治，大力向外宾宣传毛泽东思想，撤掉一切“四旧”的陈列品，收到很好的政治效果。
这位军代表还得意地举例说：每间客房都挂着毛主席的半身标准像，住饭店的日本商人为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自己又买了许多毛主席的相片，贴在房间的墙上。
为了突出“成绩”，这位军代表还要领着检查组去当场验证。
然而，当检查组随着军代表进入日本商人所住的房间时，大家都惊呆了。
只见墙上并排贴着许多毛主席的相片和半裸体的美女照片。
看到这不伦不类的做法，检查组人员当时就气愤地下令取下毛泽东的照片。
检查组把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向周恩来汇报，并建议涉外饭店应摆放一些传统的工艺品，挂点反映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国画等装饰品。
于是，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组织一批画家，专门为涉外饭店装饰作画。此事后来被江青一伙诬为“黑画”。
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更是加大了对极左思潮批判的力度。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贯穿报告的一条主线就是“要批透极左思潮”。周恩来说：
“极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
“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
“如果在驻外使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周恩来还批判了林彪一伙放纵极左思潮的做法。他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们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们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毛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毛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
迫于“政治挂帅”的压力，许多人担心抓业务工作被扣上“以业务压政治”的帽子。周恩来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
周恩来还强调了干部解放问题。他指出：“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部门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周恩来的这篇讲话对极左思潮批判得痛快淋漓，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产生巨大反响。许多在下面听报告的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觉得既解疑又解气，他们认真地聆听，认真地记录，出来后又把自己记下的给没有参加会议的人传看。
于是，周恩来的这篇讲话私下里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广泛地转抄和流传。它不仅对外事领域，而且对其他工作领域反对极左思潮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批判外交领域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积极采取一些行动，修复我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
周恩来托人给金日成捎口信：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我们对朝鲜的政策没有变。极左分子指责周恩来访问朝鲜是“为金日成抬轿子”。周恩来责问：“你那个使馆极左的人到底有多少啊？”
中国和朝鲜山水相连，两国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
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边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克服了共和国刚刚成立、经济千疮百孔的困难，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与朝鲜军民一同浴血奋战，抗击美国侵略者。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因此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两国人民和两国领导人也因此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结成了非同一般的情谊。
周恩来说：“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足以见出中朝两国的亲密关系。
1961年，有朝鲜人要去鸭绿江中的一个小岛挖沙子。我们的边防部队忠于职守，不准朝鲜人去挖。朝鲜人心里很不愉快。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了我们的边防部队。他说：“别说是砂子，就是金子也得让拉。”
的确，在周恩来心中，中朝两国人民有着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那就是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肆虐下，中朝之间同志加兄弟般的关系也被搅得不是那么愉快。
在极左思潮的驱使下，一些红卫兵在街上公然贴出了攻击金日成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一些从朝鲜回来的华侨还到朝鲜驻华使馆搞游行，散发批判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传单，并要朝鲜驻华大使和参赞出来辩论。
对此，周恩来曾提出过尖锐批评，并指示有关部门加以劝说和阻止。
吉林省长春市有一所中学是金日成青年时代曾经学习过的地方，那里有金日成的塑像和纪念馆。周恩来担心红卫兵冲击，曾亲自指示：不要把院内金日成塑像和室内金日成纪念馆搬走或毁坏。
但是，极左思潮使得红卫兵和造反派像着了魔似的。他们置周恩来的指示于不顾，把金日成的塑像给砸了。
在鸭绿江边，还发生了几名中学生红卫兵偷越边境，把用朝鲜文写的大字报贴到了朝鲜境内，说什么“朝鲜必须顺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朝鲜必须跟着中国闹革命”。
我国当时驻朝鲜大使馆也搞了许多极左的宣传，在使馆前橱窗内宣传“文化大革命”。
这一切，引起朝鲜政府的不满和防范。朝鲜政府派警察和便衣看着中国使馆的橱窗，还派人在橱窗前挖了一条两米宽的地沟切断人行道。中国进入朝鲜的东西要被检查，发现宣传品就没收。
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这些极左做法，周恩来提出过多次批评，还下令把驻朝使馆中的个别极左分子调回国内。
周恩来还通过有关渠道带信给金日成，说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请金日成谅解。
1967年10月20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几次会谈。24日，达达赫离开中国前往朝鲜等国访问，周恩来在送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帮忙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捎转他的口信。
周恩来说：自从我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时出现一点误会。华侨在一些亚非国家有不少，他们向往祖国，我们不能阻止他们。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使馆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这些偏差，随时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刚果（布）总理谈话时，就说刚果（布）总统做得对，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国主义诬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
中国驻刚果（布）使馆工作出现的偏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67年国庆前夕，我驻刚果（布）使馆决定在10月1日举行国庆招待会，并由代办发表讲话。使馆根据国内报纸所载的一些文章和讲话起草了讲话稿。讲话稿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批判了苏修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9月29日，我使馆将邀请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等领导人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和讲话稿一并送到了刚果（布）外交部。
10月1日下午，刚果（布）外交部部长约见我使馆代办，转达了刚总统对代办讲话稿提出的三点意见：一是在庄严的节日，讲话应大概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使刚果人民更了解中国；二是讲话稿有针对另一国家（指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作者注）的内容，刚果（布）是中立国，不允许中国攻击苏联或苏联攻击中国，中苏分歧不应在此地相互攻击；三是讲话稿中没有提总统的名字，却提了总理努马扎莱，这种情况会给刚果（布）国内人民产生分裂的感觉。刚果（布）外长还说，问题不在提总理的名字，如果你提了总统一、二、三次后，再提总理，这是正常的，否则，会使刚果（布）人民产生倾向性。
我使馆代办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作为中国大使馆，有责任正确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揭露修正主义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至于讲话稿提了总理努马扎莱，是因为努马扎莱正在中国访问，没有提总统访华，我们可以研究。
刚果（布）外长表示：你们的立场是不考虑总统的不攻击现代修正主义的意见，我回去向总统汇报。
同日下午5时，刚果（布）外长再次约见我使馆代办。
刚果（布）外长说：我向总统汇报后，总统召集了政治局会议。总统认为泛指修正主义可以不要修改，直接攻击苏联的话要取消，政治局也要求取消。
我使馆坚持认为，这是政治原则问题，不能修改。
约谈没有取得一致结果。晚7时30分，我使馆如期举行国庆招待会。但刚果（布）总统和政府官员等都没有出席。
周恩来得知后，对驻刚使馆提出严厉批评：“不参考我在接待努马扎莱宴会上讲话（只提出现代修正主义，未具体点名）而采用我在接待谢胡宴会上的讲话，真是不看对象的极左倾向。”
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在接见来华的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都表示道歉。
毛泽东坦诚地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大使馆犯了错误，你们总统处理得好，我很赞成。有的中国人有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驻在人家国家里，人家接受不了的，硬要那么搞，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要进行教育。”
周恩来也对努马扎莱说：“毛主席接见你们时，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问题告诉了你们，对我国大使馆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作了尖锐的批评。既然是我们使馆的缺点，我们就作自我批评。”
那个时候，极左思潮使得我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陷入紧张。所以，周恩来请达达赫总统帮忙捎口信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以争取对方的谅解。
10月27日上午，达达赫总统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前往柬埔寨，中途路过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特意来到首都机场迎送达达赫。
达达赫对周恩来说：金日成首相让我捎来四点口信给总理先生，作为对总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第二，我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斗争中建立的友谊。
第三，双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这些分歧并不严重。如果分歧变得更大的话，双方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还是通情达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来的艰难处境。
1969年国庆20周年，阿尔巴尼亚、越南、柬埔寨等都应邀派代表团来华参加观礼，唯独没有朝鲜代表团。一问才知，没有邀请朝鲜。周恩来说：中朝两国关系如此密切，怎么能够不邀请呢？还是要主动邀请。此时已经是9月30日了。周恩来把自己的想法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金日成。金日成此时还在外地，他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当即决定派委员长崔庸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来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
这说明朝鲜还是愿意与中国搞好关系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提出邀请朝鲜代表团来参加国庆20周年观礼是非常英明的。金日成后来说：中朝两国的一段不正常关系从崔庸健率朝鲜代表团来华时起就消除了。
9月30日晚上，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崔庸健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并宴请他们。10月2日，周恩来又在京西宾馆与崔庸健进行会谈。
崔庸健代表金日成邀请周恩来在方便的时候访问朝鲜。周恩来愉快地答应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周恩来很难脱开身出国访问。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还没有出访过任何国家。但是，为了修复中朝两国的关系，为了中朝两国的友谊，周恩来还是接受了邀请。
冬去春来，转眼间就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1970年4月5日，周恩来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朝鲜访问。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周恩来的第一次出访。朝鲜也就成了周恩来出访中断了近三年之久后的第一个国家。
在朝鲜平壤机场，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率数十万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周恩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拜会金日成。
周恩来对访问没及时表示歉意：“本来应该早点来，但分不出身，晚了半年。去年10月2日就同崔委员长说了要来，当时崔委员长说首相同志欢迎我访问朝鲜。”
“11月，12月，1月，2月，3月，半年了。”周恩来边说边扳着指头算。
金日成风趣地说：“不要紧的，虽然晚了一点，可是时候很好。来早了天气冷，欢迎群众还要受冻。”
对于周恩来的来访，金日成十分高兴。前两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也就随之化解了。
金日成说：“我们两国之间一段时间的不自然关系，从那时起（指崔庸健1969年9月30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来华）就消除了。我们的人民也感到高兴。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我们两国人民是用鲜血凝成的战友嘛！我们是唇齿相依的。听说周恩来同志要来，我们就等，等待总理来访。我们清楚总理同志很忙，这次能来，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很感谢总理同志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周恩来说：“双方领导人直接接触，问题都谈清楚，就好解决了。因为大家都看大局，看大方向。”
“对。我们也认为，我们两国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金日成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
当晚，金日成为周恩来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周恩来发表讲话，赞扬朝鲜劳动党在以金日成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主权所作的努力，重申了中朝两国的深厚友谊。他说：“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中朝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体现了我们两国人民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共同的利害和安危，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周恩来在朝鲜访问期间，与金日成进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就国际形势、亚洲地区局势和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还代表毛泽东邀请金日成访问中国。
然而，极左思潮使一些人猖狂得忘形，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了。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极左分子竟然攻击周恩来访问朝鲜是“为金日成抬轿子”，说什么宁可坐冷板凳也不抬轿子。
当年的极左思潮是何等的猖狂！而且发生在毛泽东、周恩来一再对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提出严厉批评之后，简直不可思议。
1970年9月24日，周恩来同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有关司局长、驻外大使谈话，严厉批评中国驻朝鲜使馆的极左分子。
周恩来问中国驻朝鲜大使：“你那个使馆极左的人到底有多少啊？今天主席见范文同谈到了驻朝使馆。我们驻越南、驻朝鲜使馆写回来的一些报告，主席看了很不高兴。××我看来就很‘左’，还有人说他右。我们使馆有些人，就喜欢听人家说好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我们的事就报喜不报忧，对人家的事就报忧不报喜，这都是主观主义。我们应该学习人家的长处嘛！”
周恩来又问：“听说驻朝鲜使馆有一个×××，比××还‘左’，调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调回。”大使回答说。
“为什么还不调回国内？调他回来学习。他还说××右，说什么我去朝鲜是为金日成抬轿子，他宁愿坐冷板凳。荒唐！人家反对美帝和日本，团结他错在哪里？你说人家是修正主义，你自己才是修正主义。你说宁愿坐冷板凳，你坐冷板凳活该。”
大使说：“他极左是有名的。”
周恩来问姬鹏飞：“这个人你知道吗？”
姬鹏飞摇摇头：“不知道。”
周恩来说：“把这样的人派出去怎么行呢？为什么不派一些新手去？在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多、精神面貌好一点的有没有一些人呢？可以派一些这样的人出去嘛！要下决心，选一些青年、中年，文化革命中表现比较好、有朝气、有进取心、学习比较好的人出去。”
最后，周恩来要求一定要把驻朝使馆搞好。他指示：要派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小组去。这个小组既能提出意见，各方面的情况都可调查，向大使提出建议，但不能直接发号施令，回来报告核心小组。
9月30日，周恩来会见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他对朝鲜客人说：如果你们发现我们的干部有大国沙文主义，就请告诉我们，我们把他调回国内。这对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好处，对我们的干部也是个教育。
周恩来访问朝鲜6个月之后，1970年10月8日，金日成回访中国。
因为中苏两党关系紧张，而朝鲜与苏联还保持较好的关系，金日成访问中国是公开来访还是作内部访问？朝鲜方面感到有点不好向中国开口。中国方面充分理解朝鲜的难处。周恩来对我国驻朝鲜大使说：如果金首相公开来，我们欢迎。但中国充分尊重金首相的意见，是作内部访问还是作公开访问，由金首相定。
中国的灵活态度令朝鲜很感动。
10月8日，金日成来北京作内部访问。周恩来到机场迎接。中朝两国的关系得到全面恢复。
“都是极左啊！”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向缅甸总理奈温表示歉意。奈温说：不管他们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想这不是你们领导人的观点。毛泽东要韩念龙给奈温表演“喷气式”。
缅甸，是中国的友好睦邻。两国边民自古以来就结成了亲如手足的“胞波”关系。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6月8日，缅甸就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中缅两国领导人在友好交往中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0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赴缅甸庆祝缅甸独立节。缅甸总统吴努授予周恩来“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护者”最高勋章。
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陈毅诗兴大发，赋诗一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然而，周恩来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中缅两国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谊，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浓厚的极左思潮所窒息，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6月27日、28日，在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应当说，事情发展到这等地步，我在缅人员对外宣传的极左做法要负相当的责任。
对于中缅双方政府来说，理智的做法是双方同时采取克制的态度，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
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
中央文革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
6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对方情绪的粗黑标题《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刊登了我外交部给缅甸驻华使馆的照会。
6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以更醒目的粗黑标题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最严重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提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示威的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
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政府使馆。
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
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
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虽然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阴影。
1971年8月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偕夫人来我国进行友好非正式访问。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会见了奈温，对当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释，并真诚地表示了歉意。
8月7日，周恩来会见奈温。在回顾了1967年中缅关系那段不愉快的经历后，周恩来说：“我所以要说这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发现以后，坏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当奈温谈到中文报纸的一些观点和对他的个人攻击时，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当时都被攻击了，我也被攻击了，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例外。”
陪同接见的李先念插话说：“贴我们总理的大字报街上都有。”
奈温说：“对我个人的攻击，我倒无所谓。外国报纸上登的东西我不十分理解。”
奈温的话是真诚的。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很多中国人，对那个年月报纸宣传的东西也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
“外国朋友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完全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周恩来继续解释说，“但我要解释的是，我们的政策是始终一致的，问题是当时我们顾不了海外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大使都回来了，那些低级官员和一般外交人员中有一部分发生了极左思潮。我们外交部有一个多月被夺权了，他们就向国外乱发电报。就是刚才提到的1967年7月我们驻缅使馆给你们外交部的照会不仅我不知道，我们外交部也不知道。”
奈温点点头：“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
周恩来还说：“1967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自从开国以来，特别是万隆会议以后，我们对有华侨的国家都宣布，侨民应服从所在国的法令，不应该违犯所在国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国的习惯工作，因为在人家的国家嘛！”
周恩来这里说的是指缅甸华侨学校的学生因强行佩戴毛主席像章而引发冲突的事。
对于周恩来表示的歉意，奈温表示非常谅解。他说：“关于1967年在你们这里发生的事，我表示我的谅解。我得到了有关这里发生的情况的报告，但消息很少。我记得你们外交部受到两次冲击，所以我感到当时你们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
周恩来说：基本上能够控制，主要依靠解放军和绝大部分好的群众。
谈话进行得非常真诚和坦率。
奈温说：不管他们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想这不是你们领导人的观点。有一段时间，甚至我也受到了压力，要我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我拒绝了。
周恩来说：我们这里的坏人也是这样主张的。
奈温说：关于这个问题，据外国报纸报道说，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人问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
周恩来说：对。
奈温说：我记得1959年到1962年之间有一个时候，印度使馆要撤退，总理请他们留下。这个记忆对于我处理这件事有影响。
周恩来本人的外交风采，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另一个国家首脑对外政策的制定，这恐怕连周恩来自己也没有料到。
周恩来同奈温的谈话是从下午4点钟开始的。会见完后，已经是6点了。按计划，毛泽东在晚上六点半会见奈温。
于是，没来得及休息，周恩来又陪奈温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陪同毛泽东会见。李先念、韩念龙也陪同会见。
毛泽东对奈温说：“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你们大使馆还算好的，没有烧掉，英国代办处烧了。”
奈温插话说：“是的。”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缓缓地吐出，继续说：“你有什么办法？现在我们给他们修。你烧了人家的大使馆，成什么话呢？你要好好赔啊！所以我们给他们造了一个，而且向他们赔不是，认错。”
奈温插话说：“是的，就像中国驻仰光的大使馆的事也是这样。”
1967年6月27日、28日，在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曾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
毛泽东继续沿着他的思路：“那时候也是无政府主义。不过我们烧（英国）代办处是在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自己向外国发电报。都是极左啊。所以，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人。”
奈温说：“应该说，只有个别人要负责。”
毛泽东说：“他们有一个集团，一个阴谋集团，搞破坏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你们没有请外交部代部长跟他们见面谈话吗？”
“准备会见他们。他这几天有别的事。”说着，周恩来指了指在一旁陪见的韩念龙：“这几件事都是他参加的，他是外交部副部长，午门大会被冲击的一个。”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抓住他搞什么东西？喷气式？”
“喷气式”是当年红卫兵批斗老干部时用的一种体罚。
韩念龙回答说：“那天没有搞，没有要我们表态。那天同去的，还有耿飊。”
周恩来问奈温：“你懂得我们的喷气式吗？”
“不懂。”奈温摇了摇头。
毛泽东对韩念龙说：“你做一个给他看看。”
在大家一阵轻松的笑声中，韩念龙站起来表演“喷气式”。
“你那个样子不行。你做过喷气式没有？”毛泽东觉得韩念龙做的“喷气式”不太到位。
“没有。那天没有做。”
毛泽东风趣地说：“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是种很好的体操。”
谈话在一片轻松的笑声中结束。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面会见并作解释，使奈温非常满意。此后，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恢复。
“外交毕竟是外交，不同写文章，不能把文章里的话搬到外交文件中来。”即使在中苏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周恩来还是非常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制止了在对苏关系上的一些极左做法，为缓和中苏两国关系留下了回旋的余地。不知深浅的接线员竟然拒绝接通毛泽东的电话。
在修复周边国家关系的同时，周恩来还亲自抓了中苏关系的缓和。中苏两党两国曾经有过兄弟般的情谊。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执掌苏联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以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一心想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特别是1960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在中国的1000多名援华苏联专家，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重大损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严重恶化。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骂也日益公开化了。
虽然这样，但在国家关系上，周恩来还是为中苏两国关系的缓和有意识地留下了回旋余地。
1964年，周恩来最后一次出访苏联时对苏联方面说：我们的门是开着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几次要冲击苏联驻华大使馆，周恩来都及时制止了。
196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之际，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表示祝贺。毛泽东批准照办。
但是，到了1969年，珍宝岛的枪声使中苏两国的关系恶化到了战争的边缘。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我边防部队奉命对入侵者进行还击。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联军队再次向我驻守珍宝岛的部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被我国军民击退。
珍宝岛事件是对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一次考量。
关键的是要判断苏军这次入侵是否就意味着苏联要大举进攻中国。
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称霸世界的企图与其力量不足的矛盾日益暴露，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苏联利用美国的陷入越南战争之机，加紧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走上霸权主义的道路。1968年8月，苏联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11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公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珍宝岛事件和苏联在中苏边境又大量增兵，这一切都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层强烈的感觉：苏联有发动侵华战争的企图。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要准备打仗。”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要准备打仗。”“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在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并为此积极准备的时候，也并没有把战争的危险绝对化。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有同样的判断：苏联还不具备进攻中国的条件。1969年3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美国进步劳工党代表团时，外宾问到：最近中苏边境冲突是否有走向更大规模性的可能？周恩来回答说：苏联要进攻中国有困难。3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时也说：我看他们是壮胆，晚上走路怕鬼吹口哨。小时候在乡下走路，怕鬼，怕老虎，就吹口哨。
因此，在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非常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密切注视苏联方面的举动，相机缓和紧张的战争气氛，以便为中苏关系留下和缓余地。
这就是以两手对两手。毛泽东、周恩来的对策是“坚决反击，准备谈判”。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多次指示中国边防部队，要严格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原则行事。
1969年3月4日，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举行游行示威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军队入侵我国珍宝岛。周恩来在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时，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画一条线。
3月6日，周恩来将宣传部门送审的原稿中“苏修边防军”、“苏修武装部队”中的“苏修”一律改为“苏联”。
3月2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老帅谈话时说：明天下午巴基斯坦宴会，是否一定要骂苏修？我看，外交缓和一点好。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周恩来作出的判断和所采取的对策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不想和苏联打仗，苏联也不敢轻易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1969年的中国，真可谓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国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之中，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林彪、江青集团急于抢班夺权，国内政治很不安定。对外关系方面，极左思潮使得中国与许多国家发生外交纠纷，更紧要的是当时中国同时面临南北两个方面、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南边在抗美援越，要对付美国的战争威胁；北面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如果能把同苏联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可以改变我们同时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被动局面，有利于维护我国自身的安全。
因此，不论是从国内政治安定需要考虑，还是从维护国家安全考虑以及外交战略考虑，都要求我们在对苏关系上和为贵。
但是，中苏关系的多年交恶，加上“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当时有关方面在处理中苏关系的问题上，明显存在一些极左的做法。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第三天，莫斯科方面把电话打到了苏联驻华大使馆，问他们有没有中国领导同志的专线电话号码？有没有周恩来的电话号码？苏联驻华使馆回答说没有。
于是，莫斯科方面又把电话打到设在通讯兵部的北京国际电话站，询问有没有周恩来的电话号码和外交部部长陈毅的电话号码。
结果，北京电话站的接线员拒绝了莫斯科的要求。
莫斯科方面找周恩来的电话号码，无疑是想与中国领导人沟通情况。毕竟是两个大国的武装冲突，非同小可。莫斯科方面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3月21日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载波保密电话亲自要通了北京国际电话站，要求接通毛泽东的电话，结果被接线员大骂了一通。
从当时的电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极左思潮的肆虐让一个普通的电话接线员也变得如此的胆大包天，竟然视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为儿戏。
莫斯科：北京，我是莫斯科，我把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的电话接给你。
北京接线员：是要苏联大使馆吗？什么？我不懂。
柯西金：你用俄语讲话吧，好不好？
北京接线员：你用汉语讲话吧！
柯西金：我是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给我接毛泽东的电话。
北京接线员：你找谁？找谁？我不明白。
柯西金：我现在把话筒给翻译。
苏联翻译：这就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他请你转接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你是苏联电话站的翻译吗？
苏联翻译：是，我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你转接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你想要干什么呢？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柯西金主席，他有事同毛泽东谈话。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他是个大叛徒。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苏联翻译：他有事情同毛泽东谈。
北京接线员：你跟我讲吧，叫他跟我讲。
翻译：喂，柯西金主席请你转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喂，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个大叛徒，是个大坏蛋，是个赫鲁晓夫分子。
苏联翻译：你是谁啊？
北京接线员：我是北京电话站。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个大坏蛋。
苏联翻译：他要你把电话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他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可以向他讲。
苏联翻译：请你找你的上司来接电话，好不好？你的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啊。
苏联翻译：是吗？你是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
苏联翻译：请你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北京接线员：你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还有事情想同他谈谈。
北京接线员：不行啊，你是苏联情报部吗？你想在这里搞什么玩意儿啊？
苏联翻译：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是个大坏蛋。
电话通了将近十分钟，柯西金还是一无所获。最后，非常恼火的柯西金要求把电话转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
柯西金在电话中告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叶立扎维金：我想同毛泽东通电话，但电话站不予转接，接电话的是一个蛮横无理的人。你能不能通过中国外交部找到周恩来或陈毅的电话，告诉他们，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委托，要同毛泽东通话。
叶立扎维金说：我们要接通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的电话很困难，他们不给接。但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外交部，说我们很想同毛泽东同志通电话。
柯西金说：好吧。
叶立扎维金问：除了毛泽东之外，同周恩来通话也可以吧？
柯西金说：最好是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能讲的话，也可以同周恩来讲话，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放下电话后，叶立扎维金立即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有紧急问题要约见外交部副部长。
外交部答复说：外交部副部长有事，没有时间接见，苏欧司副司长可以见。
3月22日零时，外交部苏欧司一个副司长与叶立扎维金见面。没有寒暄，没有问候，双方的对话一开始就都充满了火药味。
副司长：首先我要向你严正指出一个问题：我在3月13日约见你，乔冠华副部长在3月15日约见你，你都拒绝来见。你作为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完全有义务应约来见。我不知道你们采取这种做法究竟是为什么？
叶立扎维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政治局的委托，在今天几个小时前，用高频电话想同毛泽东同志联系，因为中国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柯西金同志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受柯西金的委托，紧急拜会外交部，并转告他的建议。我想知道，柯西金同志想用电话同毛泽东同志进行联系，是不是可能？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同毛泽东同志谈话，柯西金同志能否同周恩来同志谈话。柯西金同志要我报告这次会见的结果，我怎样报告莫斯科？
副司长：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列主义政党，毛泽东主席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党同你们的党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党已经堕落成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党。柯西金想用政治局的名义，同我们中国共产党联系，那是对我们党的莫大侮辱。对你这种无礼要求，我坚决拒绝，并提出坚决的谴责。至于柯西金要同周总理联系，我可以报告。
叶立扎维金：就这些吗？
副司长：就这些。
叶立扎维金：我坚决抗议你在讲话中对苏共的诬蔑，这是第一。第二，我也表示抗议，你们在报纸上歪曲事实，说我们拒绝约见。我不需要听你们的教训。
说罢，叶立扎维金站起来就走。
约见不欢而散。我外交部把柯西金要求通电话的事报告了周恩来。
苏联搞热线电话联系的方式在当时或许不太现实，但是，如果他们是真诚希望两国领导人进行对话接触，这还是应当肯定的，因为这对缓和两国箭在弦上的紧张关系是有利的。当然，在当时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历史环境下，苏联领导人急于与中国领导人接触是他们真诚的愿望还是故意放出的烟幕，一时还难以下结论。
不管怎么样，毕竟不能把门关死。
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接到报告后，连夜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商定以备忘录的形式回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柯西金想同毛泽东通电话和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约见我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的情况，并把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的备忘录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
3月22日下午，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老帅谈话，对北京电话站接线员的态度和我们有关部门的“左”的做法提出批评。
毛泽东说：柯西金打电话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接电话的人很厉害，把他骂了一阵，说他是叛徒。把人家的总理（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都骂了一顿，人家说是不尊重我。我看应该给他转一下。
周恩来插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毛泽东继续说：两国交兵，使者其间。法国大使叫人家帝国主义的大使，苏联大使叫人家是修正主义的大使。我们在有些场合揭露是必要的，但有时不要这样骂人。我们同蒋介石谈判也不骂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毛泽东又问：我们不同柯西金通电话是不是不礼貌？
周恩来说：我们已经给他们一个照会，说通电话不方便，有事请通过外交途径，不搞热线活动。
毛泽东说：热线活动不能搞，他们喜欢搞这一套。你们去一下，要不要通电话。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几位老同志说：你们这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做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没有经验。
毛泽东的话，对周恩来纠正外交工作中的极左做法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3月26日，周恩来就外电报道说苏联驻华使馆受到中国公民的骚扰和威胁并导致苏联使馆人员受伤一事批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和公安部长谢富治：请查明有无此事，并请谢（富治）告卫戍区司令部和公安局，对聚集在通过苏联使馆路上的人群，劝其走开，如其要采取行动，要加以劝阻和干涉。
对冲击苏联驻华使馆的极左行为，周恩来一贯是坚决反对的。此前，红卫兵几次要冲击苏联驻华使馆，周恩来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径。
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回忆说：
一次，造反派煽动10多万群众要冲苏联驻华大使馆。总理把卫戍部队调来，亲自守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一个电影院里控制局势，守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总理担心，大使馆有枪，有机枪，你要冲，他就可以开枪，这样会打死很多人。总理亲自做工作，在那个电影院里找造反派一块谈，说在大使馆外面游行可以，不能冲进大使馆，不能逼他逼得太急了，逼急了不行。总理真是苦口婆心。坐到半夜，我说总理你回去吧，有情况我向你报告。总理不放心，不回去。到天亮了，罗贵波副部长来了。我对总理说，我们两个负责，你回去休息吧。总理回去后，过5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过5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询问情况怎么样。我说，总理啊，你就休息吧。总理说：我回来睡不着，出了问题我怎样向主席交代呀！直到知道游行结束后，总理才睡觉。
由于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中苏武装冲突没有进一步扩大。1969年3月28日和5月24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武装冲突。
然而，到1969年8月，在珍宝岛之战中没占到便宜的苏联边防军企图报复我边防部队，又在我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挑起武装流血冲突。这无疑给还处于紧张状态的中苏关系雪上加霜，导致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张，也让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要求接触和谈判的诚意发生怀疑。
不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因病在河内逝世。
中共中央决定派与胡志明私交很深的周恩来前去河内吊唁。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的陪同下飞抵河内吊唁胡志明。与胡志明遗体告别后，周恩来当天就飞回了北京。
苏共中央派柯西金前往越南吊唁，并希望同周恩来接触。但当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了。
周恩来此举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美联社华盛顿9月5日的电讯说：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这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然而，就在世界各方对周恩来河内之行作各种推测和议论时，9月10日，我国驻河内使馆发回急电说：柯西金想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提出要跟周恩来总理会晤。还说要等回话。
中共中央在接到电报后，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同意周恩来与柯西金会面。
作出这个决策是很理智的，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极左思潮还很盛行。
关键时刻，外交决策大权还是掌握在毛泽东、周恩来手中。
在周恩来看来，柯西金在苏共内部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冷静和现实的。据有关消息，苏联国防部部长安德列·格列奇科极力主张使用几百万吨级的原子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而比较现实的柯西金等人不赞成这样的计划，认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不仅仅杀死中国人，也会杀死远东的苏联公民和与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苏联军方又有人提出用少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力量施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但柯西金等人也认为不妥，弄不好会使苏联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其后果也许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更糟。
周恩来还觉得，只要苏联方面愿意坐下来谈判，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中苏冲突及边界争端问题是可取的，符合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和平外交立场。但是，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不抱幻想。
1969年9月11日10时50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同柯西金举行了3个半小时的会晤。两国总理就中苏关系的紧迫性问题交换了意见。
周恩来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当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社会也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嘛！五年前我送你到北京机场途中也说过嘛！”
柯西金点头称是。1965年2月，周恩来与访问越南途经北京的柯西金举行了接触性会谈。
谈到边界冲突问题时，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你们认为的“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周恩来讲的肺腑之言。当时，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就足以使中国忙不过来。
“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
说到这里，周恩来显得有些激动，不由得提高了声调：“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最后，周恩来诚恳地提出：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之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周恩来这一合情合理的建议有助于缓解中苏边境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柯西金明确表示同意，并同周恩来达成了谅解。
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与柯西金还就恢复互派大使、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等缓和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交换了意见。
会晤快结束时，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总理互致信件的形式作为双方政府间的换文，对这次会晤达成的谅解予以确认，即把会晤的成果肯定下来。
对此，柯西金表示同意。
对这次会晤的结果，周恩来和柯西金都感到满意。会晤后，周恩来设便宴招待柯西金等人。
柯西金在祝酒时对周恩来的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我这次来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坦率的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这对彼此是有益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中苏之间的合作是打击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任何其他武器，如原子武器等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9月18日，按照事先商定好的办法，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归纳和概括了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及9月11日机场会晤时双方达成的谅解。主要内容是：在边界问题解决前，双方严格维持边界现状；双方各自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核武装力量不向对方进攻和射击；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等。
周恩来还在信中说：各项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
然而，苏联领导层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些人仍企图对我国实行军事政治高压政策，反对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达成的谅解。
不久，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回信中回避了9月11日会晤时达成的谅解，只是说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四点指示，以缓和边界局势。希望中国方面也作出类似安排。柯西金还表示，两国政府不必再换文了。
尽管这样，周恩来与柯西金三个半小时会晤的重要意义不可低估。这次会晤后，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恢复。
这一年的10月，中苏双方将要举行边界谈判时，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谈判文件上批示：“在双方会晤中，如苏方态度好，我方亦应作相应对待。不要每次见面，都要挑起争执，更不要在争吵后，必喊打倒苏修，打倒社会帝国主义。谈判总要做得认真严肃，以理服人，而不是每谈必吵，每吵必骂，才算作针锋相对。”
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为两国会谈能相对和缓地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70年代初，我国向苏联购买一批运输机。我们的专家组到苏联验收时，发现苏方提供的备件不全，会谈时便向苏方提出。苏方说，原来签订的协定没有规定要提供。我方代表当即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苏方谈判人员听了后立即离开谈判会场，把我方代表冷在那里。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当即指出我方人员这样说不妥。他说：“我们在谈判中应少说刺激的话，否则对方可以借口我们侮辱了他们一走了之。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讲道理。我们在报纸上写文章那是可以吵架的。但是，办外交与写文章不同，不能把文章里的话搬到外交文件中来。即使对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不宜多说伤感情的话。外交终究是外交。外交场合还是要称先生、阁下，这是国际惯例。这点我们要注意。”
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又有许多驻华使节和外宾被邀请上了天安门观礼。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也在被邀请之列。毛泽东还特意与他聊了几句。
毛泽东问候托尔斯季科夫：“你好。”
托尔斯季科夫回答说：“你好。”
毛泽东好奇地问：“俄国话‘你好’怎么说？”
托尔斯季科夫连说了两遍。
“很难讲。”毛泽东笑了笑，“你好”的英文脱口而出：“Very good。”
托尔斯季科夫也笑着说：“Very good。”
周恩来又特意把当时在北京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回国去了）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握住这位副团长的手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从1969年到1971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同相邻的绝大多数国家恢复了友好关系和正常往来。新中国的周边环境比起1967年极左思潮泛滥时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局面的形成，为进一步打开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中国同苏联关系的缓和，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神经触动了，从而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大解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