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艺复兴后，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技术至上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日益盛行。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培根曾指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知识就是力量”，人类获取知识的直接目的是“征服和控制大自然”。从笛卡尔“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的呐喊，到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豪言壮语，标志着近代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开始在西方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18世纪60年代，随着英国第一台蒸汽机的运转，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起，人类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作用于自然界，为自己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然而，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并不都表现为正确认识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在自然能够承载的范围内适度地增加人类的物质财富；相反，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人性异化、物欲膨胀，干扰自然进程、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美和生态平衡、透支甚至耗尽自然资源。因此，科技的发展需要新时代的人文精神——生态人文精神的引领，否则，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将不堪设想。美国生态文学作家雷切尔·卡森指出：“我们总是狂妄地大谈特谈征服自然。我们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我们只是巨大的宇宙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就是因为现代人已经具有能够彻底改变和完全'毁自然的、决定着整个星球之命运的能力。”人类能力的急剧膨胀，“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可能是我们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智慧的约束，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历史学家唐纳德·武斯特（Don-ald，Worster）在其《自然财富》（The Wealth of N ature）中写道：“今天，我们正面临生态危机，不是生态系统作用的结果，而是我们的伦理系统作用的结果。渡过危机，要求我们尽可能准确地认识我们对自然的影响；而且要求我们认识那些伦理系统并运用这种认识去变革伦理系统。当然，历史学家和文学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不能进行这一变革，但是他们可以帮助人们树立这种意识。”因此，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人性的危机，是人类生活方式选择上的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解决人的异化问题，解决人的精神危机。
伴随着对“现代性”及其带来问题的反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批评在美国文学界初步形成，进而又在世界许多国家得以发展。“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集中在对表达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考察中，提倡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它不仅要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和生活方式，还要建构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的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20世纪上半叶的生态伦理思想成为生态批评最直接的精神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史怀泽提出，人类的同情如果“不仅仅涉及人，而且也包括一切生命，那就是具有真正的深度和广度”的伦理。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则以生命共同体的完善、稳定和美丽为最高道德目标，这种观念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到来。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两大主潮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到了20世纪末，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都意识到了各自的盲点，二者试图走向融合。以关注人类生存前景为出发点的生态批评为两者的融合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结合点，以人类现代环境自然观重审经典文学作品使文学研究走向更加广阔的生态学视野，突破了以往历史范式或文本内部范式的研究，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丰富了文学批评理论。
我国学者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提出了“生态学的人文转向”这一具有开拓意义的论点；曾永成在其《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自然向人生成”说体现出基本的生态哲学思想；2003年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一书对生态批评的核心思想及人类应持怎样的生态观念、生态责任作了详尽的阐述，等等。张艳梅等的《生态批评》对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式的生态批评作了更加全面的阐释，具体观点如下：生态批评立足于文学发展的时代脉搏，以特定的角度研究文学创作和文学文本，探索并反思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况的一种批判。生态批评置身于“现代之后”众声喧嚣的文学话语之中，强调以关注自然生态的价值立场，来“指导”或“反驳”文学创作。生态批评具有这样的逻辑前提：经济（GDP）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文明进步，文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生态代价和生活环境的全面“革新”。在这样的前提视野下，文学欣赏应该放弃工业化初期的“好大狂”癖好，追求人的生命活动与生态环境自然演化的重新“合一”。人类生存状态的变化导致了伦理要求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学者们倾向于把伦理的变迁划分为自然伦理、社会伦理、环境伦理三个阶段。在最深层的意义上，伦理所表达的是人类的生存意识，而人类的生存意识总是对生存状态作出反映。生存状态发生变化后，生存意识也必然发生变化，伦理的要求也随之出现相应的改变。20世纪中叶以后，“回归自然”成为当代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和伦理要求。这种“回归”实际上表达的是人类生存状况或生存意识的一种转折，生态批评蕴涵的伦理价值正在于此。这一思想方法首次把批判的矛头鲜明地指向了现代人类生存的本质。随着地球环境不断恶化而产生的各种危机，人类终于承认现代文明的可持续性成了问题，文明发展不能与维持生命的整个生态系统分离。因此，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新视野——生态批评虽然不可能逆转对自然生态造成极大破坏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潮流，但却可以和生态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携手消解和批判与自然对立、分离的世界观，颠覆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肆意挥霍滥用自然资源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通过构建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与自然生态建立和谐的张力关系，努力唤醒人类在功利主义驱动下日渐麻木的心灵状态和过度膨胀的权利意志；力图重新寻找工业文明遗落的“天人合一”的田园思想。21世纪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地球环境的承受力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或是一系列问题的责任，将越来越被视作一切人文科学的责任；生态批评的意义还在于它虽然立足于文学但绝不拘泥于文学，而是把批评的触角伸向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全面反思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把生态问题纳入文学研究，是人类面对自然生态危机、人性危机，寻求和谐、健康、持续发展之路的伟大举措。生态世界是人类视野里的万物生存世界，同时它又是一个独立于人类之外的世界。它不依赖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而存在，每一种生态集群都是自然伦理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和谐有序地生活在一起。相比之下，人类的社会缺少的正是这种自然生态伦理，人本是宇宙生态的一部分，却日益成为反生态的动物。人类正在把自己的道德伦理法则和科学技术强加于自然的生态世界。人类只有在全面的反思中，按照自然生态的伦理法则去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生活，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在的文学艺术和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宗教，才能真正获得可持续的发展。生态主义思想和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态文学与批评中普遍追求的理想，是人回归到自然生态历史中去的一次艰难的选择。生态文学的伦理价值建构意味着人必须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的物质形态，改变原有的以人为中心的精神文化形态。
面临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承担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扩展道德功能的领域，把传统道德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扩展到调整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道德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的功能。浪漫主义诗人不仅较早地认识到了自然的价值，同时更是以诗人的智慧体察到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重要，由此希冀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达到人性复归、和谐生存的理想境界。生态批评关于现代生态环境伦理观的建构，标志着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是新时代人类处理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新视角、新思想，是人类道德的新境界。生态环境伦理以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以未来人类继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人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融，突出强调在改造自然中要保持自然的生态平衡，要尊重和保护环境，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的暂时发展。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吻合了当代生态伦理的思想内涵，两者的契合点便是对“自然”的理解、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长远思考，亦即生态整体观。浪漫主义诗人虽然不曾提出系统的、关于自然的生态伦理思想，但是，他们创作诗歌的哲学观念是：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是这个整体的平等成员，人应尊重自然、回归自然，通过自然启迪人性的复归来抗议科学主义和现代文明带来的恶果。王诺在其《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对生态文学或生态批评的实质作了四点总结：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生态责任是其突出特点；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可见，生态批评首先坚持浪漫主义的有机整体的自然观，批判人类中心、人定胜天之类的妄想，宣扬万物齐一、物类平等的哲学理念，斥责万物皆备于我、任我宰割征服的傲慢凶残。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曾经历了神话自然观、有机论自然观、神学自然观、机械论自然观、辩证唯心自然观以及辩证唯物自然观，这样一个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对立”再到“天人对立统一”的漫长演变过程。20世纪的现代化文明进程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和物质文明劫难，促使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探索，对浪漫主义文学进行重新认识和学习就是这一反思与探索的结果。浪漫主义文学在“返回自然”的追求中虽然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但并未割断与自由、平等的理想和理性主义的联系，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的深层包含着对人的处境及前途与命运的理性思考。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重读浪漫主义文学经典，不仅要从审美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多维视角，更应当从哲学和世界观的高度去理解浪漫主义自然观的有机整体性，去探讨浪漫主义诗人及其自然诗歌的无限丰富性，把浪漫主义诗人寄寓自然的理想和追求同现代环境自然观的精神实质联系在一起，感悟浪漫主义自然观的现代价值，进而为今天工业文明重压下人类价值标准的确立树立典范，这也许是浪漫主义文学成为生态批评首要研究对象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