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黯评传
*本文作者张大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汲黯，字长儒，西汉濮阳人。汉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汲黯生活在西汉景帝、武帝两朝，一生事业都是在辅佐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陪伴汉武帝长达三十七年之久。由于汲黯体弱多病，经常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时时告长假，所以汲黯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论职位，也只是一个列卿，二千石，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汲黯主要的贡献是直言极谏，给人主拾遗补过。做地方大员，不能身体力行，巡察地方，主要是靠他的声望，卧而治之，却一方清静。汲黯取名“黯”而不黯，是一个燿燿生辉的历史人物。汲黯信奉黄老，不事张扬，却名声很大，一身正气，从皇帝到满朝文武，乃至地方诸侯王都十分敬畏他。司马迁把汲黯与郑当时两人合传，他们都是汉武帝一朝黄老思想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西汉前期的循吏而名垂青史。汲黯更是被誉为社稷之臣。
一、贵胄世家特行立传
汲黯的祖先是战国时卫国的贵族，世为卿大夫。卫国的始祖卫康叔，名封，即姬封，是周武王、周公旦的同母弟。周公辅成王平叛，封姬封于卫，居于黄河、淇水之间殷故墟，管理殷遗民。《史记》立有世家，为《卫康叔世家》。西周封国公、侯、伯、子、男五等。卫为公国，是第一等的大诸侯国，但到战国时卫国衰微，沦落为魏国的附庸小国。汲氏祖先，是卫公室成员，本姓姬，因采邑在汲，于是以为氏。汲，战国时为魏邑，故城在今河南汲县西南。战国后期，卫国被贬号为君，只拥有濮阳一隅之地，汲氏迁居于濮阳。因政区变迁，汲氏故里今属山东鄄城县。所以汲黯墓在山东堙城县宋楼乡观寺王庄北一里。1987年鄄城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汲黯祖上第七世高祖为卫卿，按每一代大体三十年计，汲黯七世祖，当在公元前300年前后，是苏秦、张仪活动的合纵连横时代。此时，卫国已被贬为君，居于濮阳。汲氏虽世代为卿，由于国家衰微，汲氏实质也是一个破落的贵族。汲黯尊奉黄老，大概和这一身世背景有关。卫君附庸小国随魏而灭于秦，卫君直到秦二世才被废除。卫君与汲氏世卿，作为附庸小国的君臣，存世如此长久，恐怕也是得宜于黄老哲学吧。
秦汉之际，汉高祖刘邦起兵反秦，在河南今开封一带活动过，这里离汲氏故里濮阳不远，汲氏有可能追随汉高祖入关，建功立业，为汉朝高官，但又无显绩，故史籍缺载。汲黯在汉景帝时以父任为太子洗马，汉代要二千石的高官才能荫庇子弟做官，大多是任子为郎。靠近皇帝身边的近臣，中级官吏也可以任子为郎。汉太史令司马谈，秩六百石，任子司马迁为郎中。郎中三百石。汲黯为太子洗马，比六百石，已经是显职，这样看来，汲黯之父必是二千石的高官，或者是一千石的近臣高官，才可能享有这等殊荣。
汲黯在孝景时以父任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是说汲黯为官庄严有风角，使人敬畏，受人敬重。如果没有相当长的仕宦经历是不可能的。据此可推断汲黯的生年。汉武帝在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年，年七岁立为太子，十六岁即帝位，在太子任上九年。汲黯为太子洗马亦当与太子任期相一致，也有九年。按正常情况，男子二十加冠出仕，汲黯在景帝中元元年二十岁任太子洗马，上推二十年，当生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于公元前168年。汲黯卒于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享年57岁。当然，汲黯生年，只是一个推断，一个设假。汉武帝七岁为太子，与之相适应的随从，应当是一批成年的青年。太子洗马，又名太子先马，定员十六人，是太子出行时的先导仪仗官。因此，假定汲黯年二十为太子洗马是合于情理的。
汲黯一生历官太子洗马、谒者、荥阳令、中大夫、东海太守、主爵都尉、右内史、淮阳太守，共任职三十五年，居家两年，合计三十七年。汉景帝中元元年到后元三年，前149年到前141年，汲黯任太子洗马九年。武帝建元元年到建元三年，公元前140年到138年，汲谒任谒者三年。谒者掌宾讚受事，秩六百石。建元四年、五年，汲黯历官荥阳令、中大夫、东海太守三职。荥阳令，秩千石，汲黯耻为县令，没有去上任，汉武帝改任汲黯为中大夫，秩千石。中大夫掌议论，汲黯因多次直谏，不到一年，被外放为东海太守。郡太守，地方大员，秩二千石。建元六年到元朔三年，前135年前126年，汲黯任主爵都尉十年，职掌列侯，秩二千石。元朔四年到元狩二年，前125到前121年，汲黯任右内史五年。元狩三年、四年，汲黯被免官家居两年。元狩五年到元鼎五年，前120到前112年，汲黯任淮阳太守七年，卒于任上。左内史，秩二千石。淮阳太守，秩二千石，汲黯在淮阳太守任上升职为诸侯相，秩中二千石。
汉朝官制秩禄等级，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万石，当今总理级；九卿三级：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当今正副部级；以下有千石、比千石，当今正副司局级；六百石、比六百石，当今正副处级；还有八百石、比八百石，介于司局级与正处级之间。比六百石以下有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一百石、斗食等低级官吏。汲黯出仕，起点比六百石，副处级，比小县的县长，秩五百石到三百石还要高，又是太子洗马，任职权力中心，官运不错。性格决定成败，汲黯戆直，做事太较真，只任职到副部级就再没有升迁。最后任职淮阳太守，副部级，皇上恩典，给了一个正部级待遇，领诸侯相的俸禄。实际上淮阳太守，远离京都，地位比右内史、主爵都尉还要低。
这里不厌其烦来讨论汲黯的品级地位，正是汲黯其人的特殊所在。西汉的不少九卿、三公丞相，司马迁都没有立传，何以要给汲黯立传呢？景帝、武帝时丞相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等人，司马迁说，这些人都是“以列侯继嗣”，但“娖娖廉谨”，只是一些备员的丞相，“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史记·张丞相列传》。，所以不立传。司马迁在评论留侯张良时说：“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迁明确指出，给历史人物立传，不按地位高低，而是看他对国家的贡献，对人民的态度。即便是开国元勋张良，他出的策谋，不关军国大事，也不做记载。那么给汲黯立传，记载汲黯的言行，因关系国计民生，司马迁认为有重大的意义，于是立了传。所以汲黯传是一篇特行传记。
二、矫诏赈灾卧理东海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与东瓯交战，东瓯告急，请求中央王朝干预。汉武帝交大臣讨论，问太尉田蚡意见。田蚡说：“越人互相攻击，经常发生。又，越人反覆无常，秦朝就丢弃了越人地方，中国犯不着慝麻烦。”中大夫庄助反驳说：“秦朝连咸阳都丢了，何只越人呢？不是秦朝不管越人的事，而是力量不够。如今小国有急来请求救援，天子不理会，他们到哪里去找生路呢？天子又怎么能够领导天下人民呢？”汉武帝说：“太尉的意见值不得听。但朕刚即位不久，不愿意以朝廷的名义出征，不出虎符发兵。”事见《史记·东越列传》。本文引语，均做语译，以便行文流畅，特此说明。汉武帝派庄助持节到会稽郡发兵征讨。会稽太守没见虎符不肯发兵，庄助杀了一个司马官，说明汉武帝的意图，会稽郡才发了兵，闽越退兵，东越内迁，越人相攻事件得以平息。汲黯奉旨调查，他只到了吴郡，即今苏州就打道回京了。汲黯本是奉旨协助庄助出兵的。汉武帝批评了田蚡，认为田蚡丢弃越人的意见不对。秦始皇进军岭南，开辟了越人之地，置郡县。秦末大乱，才无力顾及。田蚡说秦朝丢弃了越人，只不过是委婉的说法，实质是要汉朝丢弃。汲黯支持田蚡的意见，所以半道而还。汲黯说：“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这与田蚡的意见，完全一致，不合汉武帝心意。汲黯为何这样做？正是他信奉黄老无为而治精神的体现。汉文帝不征匈奴，不讨南越，当时窦太后还健在，窦太后遵黄老，继续贯彻休养生息政策，所以汉武帝才不愿以朝廷名义出征。适逢庄助得胜归来，汉武帝才没有追究汲黯的这一次抗旨。
接着河内失火，比屋连烧了一千多家，汉武帝派汲黯去察看。汲黯回京报告说：“百姓不慎失火，烧了相连的房屋一千多家，不必担忧。臣路过河南郡，那里发生大水灾和大旱灾，有一万多家没饭吃，甚至出现了人吃人。臣来不及报告，凭着所持使者符节开仓赈灾。现在臣交还使者符节，请陛下治臣矫诏之罪。”汉武帝认为汲黯做得对，口头嘉奖，但心里还是不高兴，明升暗降，让汲黯出京去做荥阳县令。县令秩禄八百石到一千石，比谒者六百石要高。但谒者是天子近臣，出京做县令，实际是贬，汲黯深以为耻，又因身体多病，就借机辞归乡里，没有去赴任。汉武帝还是舍不得汲黯，只好把他召回，升为中大夫。汲黯率直，多次切谏，汉武帝很不高兴，就调他去任东海太守。
汲黯到任，用黄老术治理地方。汲黯着重整顿吏治，选用可靠的正直的人治事，只抓大事，小事情一概不问。平时汲黯就在官衙内养病。一年多以后，东海郡社会安定，口碑流传，汉武帝听到了也很高兴，就把汲黯召回京，授职主爵都尉。主爵都尉掌管列侯。列侯主要是汉家皇亲贵戚，难于管理。汲黯耿正，正是适合的人选。汉武帝知人善任，不失为是一个明君。
三、指斥公孙痛责张汤
公孙，指公孙弘，字季，西汉菑川国薛县（今山东藤县）人。他年轻时曾任薛县狱吏，因犯罪被免。由于家贫，他不得不“牧豕海上”以维持生计。直到40岁后，他才开始学习儒学《春秋》，后来成为《春秋》学大师。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公孙弘举贤良为博士，因出使匈奴不得要领，受到冷落而辞职回家。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公孙弘第二次举贤良，汉武帝阅卷亲自把公孙弘提升为举首，即第一名。大臣评议，公孙弘为最后一名。这说明公孙弘经过第一次挫折长了见识，他揣摩武帝的心思说话，所以得到尝识，拜博士，两年后升为左内史。这时公孙弘已经七十多岁，阅历也十分丰富。他察颜观色，看到汲黯德高望重，是汉武帝的近臣，但直言极谏，冲撞汉武帝使主上不高兴。于是公孙弘与汲黯交好，套近乎，他要利用汲黯来接近汉武帝，又利用汲黯的戆直来衬托自己。于是公孙弘一遇重大事情，总是先与汲黯商量，由汲黯先行启奏，公孙弘随后见风使舵，使得汉武帝龙颜大悦，认为公孙弘说的有条理，乐意采纳。有一次，公孙弘与汲黯，还有多位公卿一起商量好向汉武帝奏事，到了武帝跟前，公孙弘见武帝听奏报没有兴趣，就马上变了卦，彻底背叛了原来的约定，顺着汉武帝的旨意说话。汲黯急了，非常气愤，脱口而出指责公孙弘奸诈。汲黯说：“山东人真的狡诈而少诚意。开始我们是怎样商量的，现在你全背叛，不忠。”汉武帝问公孙弘是怎么回事，公孙弘不做辩解，只是陪罪说：“了解臣的人认为臣忠，不了解臣的人认为不忠。”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意思是说：“我公孙弘一心只给皇上服务。”汉武帝深以为是，更加信任公孙弘。公孙弘很快显贵起来，五年间，坐直升飞机连升了三个台阶，元光五年对策为博士，两年后升为左内史与汲黯平级，元朔三年，前126年，公孙弘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公孙弘表面宽厚，内怀忌刻，汲黯很是看不惯。有一天，汲黯在朝议时当面揭发公孙弘说：“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汉武帝质问公孙弘。公孙弘说：“汲黯说得对。在九卿当中，汲黯最了解我公孙弘，所以今天汲黯批评我，确实是我的短处。我位为三公，还穿布衣，的确是有点欺诈，好像是沽名钓誉。不过臣听说春秋时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家私富可敌国，生活奢侈可与国君相比，齐国大治。而齐景公时的晏婴，非常节俭，齐国也大治。今天我公孙弘位为御史大夫，仍使用布被，与九卿、小吏都没差别。汲黯敢当众指责大臣，真是一个忠臣。”②公孙弘的这番自我批评，以贬为褒，颇带冷潮语气，显得大度而谦虚，汉武帝十分欣赏，当场表扬了公孙弘。两年后，公孙弘又晋升为丞相，封平津侯。
张汤，杜陵（在今西安市东南）人。出身小官吏家庭。张汤从小天资聪颖，喜欢审案。有一天，张汤在家看门，等到父亲回来，发现家里的肉少了，父亲认为是张汤偷吃了，就鞭打张汤，张汤受屈，非常愤怒，他想了想，就去挖老鼠洞，捉到了老鼠，还找到了老鼠偷吃的剩肉，张汤接着审讯老鼠、拷打，列举老鼠罪状，写了审讯记录，还写了判决书，然后把老鼠当堂分尸处死。张汤父亲看到了整个审讯过程，发现张汤的审讯记录和判决书，文辞像一个老狱吏，认为张汤有办案天才，于是就让张汤抄写办案文书。张汤成人后，做了长安的地安官。张汤很会巴结权贵，能干的名声传到丞相田蚡耳里。田蚡召张汤作卒史，负责起草文书的工作。张汤办事果然效率高，能力强。田蚡向汉武帝推荐，做了侍御史，负责宫廷及行政监察事务。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宫中传出陈皇后巫蛊案。陈皇后阿娇是汉武帝的元配夫人，又是武帝姑姑长公主刘嫖的女儿，汉武帝立为太子，长公主出了力，汉武帝许诺要“金屋藏娇”。可是陈皇后不生育。她听说卫子夫受宠，就用巫蛊术诅咒卫子夫。事情败露，株连很广，张汤穷治，诛杀三百多人。汉武帝认为张汤能干，升任为太中大夫，与中尉赵禹一起重新制定法律条文，专务深文，作见知 之法。什么叫见知法呢？就是官吏见知人犯法不举告，叫做故纵，官吏与犯者同罪。用惩治官吏的办法来加大办案力度。从此以后，用法日益严酷。公孙弘十分赞尝张汤。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力荐张汤，张汤任廷尉。张汤完全迎合汉武帝心意办案，只要皇上想要打击的人，张汤千方百计罗织罪状，一定要致人于祸。只要皇上想宽赦的人，张汤就钻法律空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汲黯看在眼里，怒在心头，多次当着汉武帝的面痛斥张汤，说：“你张汤身为正卿大臣，对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德，对下不能抑制天下人的邪念，使国家息讼空狱，社会安定，人民富足，对上对下，一条也没有做到，你陷人于罪，使人受苦来成就办案业绩，任意解释法律条文来办成案件，竟然把高皇帝的法令乱改一气，你这样做会断子绝孙。”张汤与汲黯辩论，还咬文嚼字，引用儒家经典来辩解，迎合汉武帝独尊儒术。汲黯辩不过，又气愤到极点，就破口骂人。汲黯说：“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能为公卿大臣’，果然是这样。一定按张汤说的办事，将使天下人缩起脚来站立，不敢用正眼看人了。”参见《史记·汲黯列传》与《酷吏·张汤传》。本文下引《汲黯列传》不再注。
汲黯性格刚强正直，说话不会拐弯，直来直去，缺少寒喧礼仪，时常当面顶撞人，眼里进不了沙子，不能容人之过，因此人缘不好。公孙弘、张汤是汉武帝最得力的大臣，是推行新政的骨干。汲黯是黄老学说的信奉者，还要坚持无为而治。汉武即位的头几年，宫中有窦太皇太后把持，继续推行无为政治，汉武帝奈何不了她，加之年幼，初即位，根基不牢，尚有汲黯一派大臣的容身之地。建元六年（前135）窦太皇太后死，汉武帝大刀阔斧推行更化新政，公孙弘、张汤等大臣是汉武帝培养起来的新贵。汲黯集中火力，专门打击公孙弘、张汤两人，表示对汉武帝新政的不满，彰显了他的大勇。这时尊奉黄老的人，全都偃旗息鼓，只有汲黯一个人还在战斗。
公孙弘、张汤两人受到汲黯的批评与指责，虽然汉武帝不怪罪，但自己作为朝廷重臣的权威受到挑战，很是丢面子，两人对汲黯恨之如骨，汉武帝也不喜欢汲黯。公孙弘老奸巨猾，他推荐汲黯去做右内史。右内史就是首都市长，主管京畿地区，界内皇亲贵戚很多，没人敢惹。公孙弘想借刀杀人，让皇亲贵戚们的利益受损，起来告汲黯的状，找个借口诛杀汲黯。这一招十分阴险。没想到汲黯上任右内史，他的一身正气压倒了邪气。那些皇亲贵戚们慑于汲黯的名声，收敛了行为，右内史的政事没有荒废。汲黯躲过了危难。
四、犯颜直谏罢职闲居
汲黯做官，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所以不弯腰低眉事权贵。皇太后弟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炙手可热，朝中九卿大臣，正部级中二千石见了田蚡都要下拜。一个副部级的汲黯，根本看不起田蚡的为人，从不去拜访田蚡，即使因公事见了面，也不下拜，只是拱手行揖礼，以平等身份待之。卫皇后弟大将卫青，汲黯也只是行揖礼。汲黯的好友劝说他：“皇上希望群臣尊礼大将军，你怎么就不下拜呢？”汲黯说：“作为大将军已经尊贵无比，如果他有平等相待的朋友，难道不尊贵吗？”大将军卫青听了这话，认为汲黯说得很有道理，很有人格尊严，是一个忠臣。于是放下身份与汲黯交朋友，军国大事都找汲黯商量，把汲黯待为上宾。
汲黯对待皇上汉武帝，也只有一片忠心，直言快语，毫不隐晦。汉武帝提倡儒学，一次皇上在朝廷上发表效法尧舜，要行仁义之政的空论。汲黯听了不以为然，给汉武帝辟头一盆冷水，说：“陛下你内心有着太多的欲望 ，口头上却要说施行仁义，表里不一，怎么能效法尧舜呢！”使得汉武帝十分尴尬，哑口无言，默不做声。脸上却怒形于色，宣布退朝。公卿们都替汲黯捏了一把汗。汉武帝回宫，对身边的人说：“太难堪了，汲黯这个傻冒。”公卿们纷纷指责汲黯。汲黯说：“皇上把我们放在公卿辅弼大臣的职位上，难道只是要我们说奉承话吗？那样做只会让皇上陷于不义。我既然在其位，只想到要保全性命，也不能让国家受损啊！”
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领四万之众的匈奴降汉。汉武帝命令征发两万辆车去迎降。由于地方官长安令没有钱租用百姓的马匹，许多老百姓把马藏起来不愿借用，两万辆车的马匹不够。汉武帝下令杀长安令的头。汲黯时为右内史，挺身而出说：“长安令无罪，杀了我汲黯，老百姓就会献出马匹。匈奴人是来投降的，只要沿途地方一站一站转送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搅得天下不宁呢？”汉武帝无话可说。匈奴人到了长安，在市场上买了很多东西，有些违禁物品，如铁制刀具之类，不能卖给匈奴。边关贸易有禁令，长安京城原来没有对外贸易，商人不知，有五百多人犯禁应当斩首。汲黯得知消息，立即进宫在高门殿见到了汉武帝。汲黯上奏说：“中国与匈奴自从断绝和亲之后，商路交通也就中断了。中国派大军征讨，死伤不计其数，耗费资财几百亿。臣原以为陛下会把俘虏投降的匈奴人赏赐给从军战死的家属，用以补偿百姓的苦难和损失。今天，陛下即使不这样做，反而对来降的匈奴人大加赏赐，把国家府库都掏空了，还要中国良民去侍奉匈奴降人，对待他们就像骄子。再说商人在长安城卖东西给匈奴，他们怎么会知道在长安卖东西与走私到国外会犯同等的罪呢？现在那些死抠法律条文的法官要杀死几百个商人，这好比是要保护树叶而折断了树枝一样可笑。臣今天来为五百个商人请命，我想陛下是不会处死他们的吧！”汉武帝一听是汲黯在攻击他的对匈奴政策，一下就火了，不肯赦免五百个商人的死罪，还斥责汲黯说：“朕好久没听你汲黯说话了，原来是只会胡说八道。”
汲黯说，要把匈奴降人分配给中国战死者的家属做奴婢，这是不对的。不过汲黯只是说的过激话，他不会委婉劝谏，说话刺耳，反而激怒了汉武帝，没能保下五百个商人的命。不过汉武帝的做法，也是过分，诛杀那么多违禁商人，可以说是暴虐无道了。
汲黯这次与汉武帝的谈话，双方很不愉快，没多久，汉武帝找了一点错，罢了汲黯的官。汲黯也不留恋京城，于是归隐田园。
五、治理淮阳一方清静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改革币制，发行五铢钱。民间很多人违法偷铸，汉武帝诛杀了几十万人也制止不了，尤其是南方楚地更为严重。武帝认为淮阳（今属河南）在楚地的交通要道上，是商贾汇集之所，对查禁私钱十分重要。这时，汉武帝又想起了汲黯，把他征召回京。汲黯已在家闲赋两年，身体又不好，年又半百，没有想到汉武帝还要起用他。汲黯满怀信心，要到皇上身边来拾遗补缺。汲黯深知朝中大臣都不敢讲话，自己做行政工作没有优势，身体又不争气，不愿意主管一个部门的工作，更不愿意到地方上去做官，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没想到汉武帝委任他去做淮阳太守，汲黯抗旨不接受官印。汉武帝很有耐心，多次强行授印，最后汲黯接受了任命，却痛哭着叩谢汉武帝。汲黯说：“老臣自认为死葬荒沟野岭，再也见不到皇上了，想不到皇上还惦记老臣，老臣也时时刻刻不忘报效国家。但老臣多病，不能胜任郡守之职，还是让我在朝廷任个郎中，守卫门户，补过拾遗吧！”汉武帝说：“爱卿是看不起淮阳郡守之职吗？朕召请爱卿，是因为忧心淮阳百姓没有一个好郡守。朕是借重爱卿的威望，爱卿有病，就躺卧在床上治理吧！”汉武帝把话说到这份上，汲黯就再没推辞。
汲黯最恨的大臣是御史大夫张汤，他离开京师，委实放心不下。汲黯去向好友大行李息告辞，郑重地告诫李息说：“我被皇上抛弃，外放淮阳任职，不能够参与朝廷议政。现任御史大夫张汤十分奸诈狡猾，他的聪明足可以拒谏，他的奸巧足可以掩饰罪过，专事阿谀奉承，不肯让国家的政治走上正道。张汤还爱播弄是非，舞文乱法，内怀阴险之心蒙蔽皇上，在外勾结邪恶官吏壮大势力。你是位列九卿的大臣，如果不早早的上奏皇上，你将会与张汤一起受到惩罚。”李息害怕张汤，没敢把汲黯的忠告上奏汉武帝。过了四年，元鼎二年，前115年，张汤欺诈之罪败露，被汉武帝赐死。武帝听说汲黯临赴任淮阳时与李息的一番谈话，用见知法治了李息的罪，十分感慨汲黯身在外，仍心忧朝廷。汉武帝下令赠秩汲黯为诸侯相，秩中二千石，给予正部级待遇。
汲黯在淮阳任上，仍施行无为之治，慎选官员，责其大事，不管小事，让各级官员发挥主动性，在任七年，淮阳大治，一方清静。
元鼎五年，前112年，汲黯病死任上。汉武帝十分怀念汲黯，恩及汲黯之弟汲仁，官至九卿。汲黯之子汲偃，官至诸侯相。汲黯亲戚堂兄弟都沾了光，汲氏家族官至二千石的有十人之多。
六、汲直守正社稷之臣
汉武帝雄才大略，乾刚独断，慢待大臣，说杀就杀，毫不手软。丞相公孙弘进宫奏事，汉武帝，穿便服接见，有时帽子也不戴。大将军卫青有急事面奏皇帝，汉武帝在厕所坐在马桶上接见。但是汲黯进宫奏事，汉武帝一定穿戴整齐，不戴帽子不敢见汲黯。汉武帝有一次坐在陈设武帐的殿中，远远望见汲黯有事来奏，汉武帝当时没有戴帽子，不敢见汲黯，连忙回避到后室床帐中，派人出去代皇上同意汲黯的奏请。汉时天子办事的正殿，陈设五种兵器，以示庄重，汉武帝不戴帽子办公是不严肃的。汲黯见了肯定要数落一番，所以汉武帝要躲进后室床帐中回避。汲黯不苟言笑，说话做事极为严肃，青年时做太子洗马，就以庄重使人敬畏。汉武帝做了皇帝，依然敬重，在满朝文武中只有汲黯一人享有这等殊荣。
汲黯不能宽容别人的过失，敢在朝堂上顶撞大臣，又逆犯龙颜，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汲直”。班固在《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中评价说：“质直则汲黯、卜式。”《汉书·贾捐之传》，贾捐之评价汲黯说：“置之争臣，则汲直。”颜师古注引张宴曰：“汲黯方直，则世谓之汲直”。汲黯成为了方正廉直代名词了。汉武帝一朝的诤臣，汲黯是第一人。
汉代制度，大臣告假、生病，不能超过一百天。超过一百天就算自动离职。因此，大臣告假，最多三个月。汲黯多病，有一次告假三个月，仍没有好转。汉武帝特别下诏，让汲黯重新告假，一连几次，汲黯仍不能办事。中大夫庄助主动替汲黯告假。汉武帝问庄助，汲黯是怎样的一个人。庄助说：“让汲黯主持一个部门，行政才能超不过别人。但是如果辅助年少的皇上，却能沉着坚定地恪尽职守，招诱他不会来，赶驱他不会走，即使有像古代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撼动不了他。”汉武帝赞同说：“你说得对。古代有社稷之臣，汲黯差不多是这样的人。”
什么叫社稷之臣？就是国家的栋樑之臣，不是君主的私臣，要举国敬重，典出《礼记·檀弓下》。春秋时卫国有一个大夫叫柳庄，生病卧在床上。卫献公对柳庄说：“你病沉重时，即使我在举行祭祀，你也一定告诉我。”不久，柳庄病情转重，他在弥留之际时，果真赶上卫献公在祭祀祖宗。柳庄通报了卫献公。卫献公立即停止了祭祀，向装拌祖宗的尸拜了两拜说：“有臣柳庄病重快死了。柳庄不是寡人的臣，是社稷之臣，寡人一定要去送终。”卫献公来不及换衣服就赶去看柳庄。卫献公到时，柳庄已死，卫献公就穿着祭服吊唁柳庄。
西汉文帝时，也有一位社稷之臣，他就是周勃。周勃诛诸吕，迎立文帝，有再造西汉之功，汉文帝十分敬重他。周勃飘飘然有些傲慢。袁盎要杀一下周勃的气势，让汉文帝显示天子的威严。袁盎问汉文帝，周勃是什么样的人，文帝说，周勃是“社稷之臣”。袁盎说：“周勃是功臣，不是社稷之臣。”袁盎解释说：“社稷之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意思是说，社稷之臣，与国家共存亡。可是吕太后当政时，擅权王诸吕，危害刘氏政权，周勃身为太尉，手握兵权，却不敢守正而屈从吕太后。吕太后死后周勃才与大臣一起诛除诸吕，只算是立了功，不算是栋梁之臣。《史记·袁盎列传》。汉文帝听了袁盎的话，端起了皇帝的架子，周勃感到恐慌，遵守臣礼，于是君臣和谐。
从卫献公与汉文帝对待社稷之臣的态度，可以看出，社稷之臣是国家的顶梁柱，国君都必须要敬礼。淮南王刘安想谋反，他最担心的就是汲黯在朝。所以汉武帝视汲黯为社稷之臣，因此，对他十分敬礼。
汉武帝傲视群臣，容不得臣下怠慢和不忠。武帝一朝前后十二个丞相，因罪被杀和自杀的就有六位。张汤是汉武帝施政的左右手，欺慢的事一被揭出，汉武帝立即赐死张汤。汲黯犯颜直谏，甚至让汉武帝难堪，汉武帝也容忍，没有诛杀汲黯。汉武帝还容忍汲黯发牢骚。汲黯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公孙弘、张汤还都是低级小官。等到公孙弘做了丞相、张汤做御史大夫，汲黯的同僚，甚至下属都做到九卿，正部级，而汲黯始终是一个副部级，任主爵都尉，十年不升。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发牢骚说：“陛下用臣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意思显然是指责汉武帝用人不公平公正。汉武帝沉默不回答。过了一阵，等到汲黯退出去了，汉武帝才解嘲似的说：“一个人不可以不学儒学礼义，看看汲黯说的话，越来越粗野。”
汲黯守正直言，多次犯龙颜而不被汉武帝诛杀，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却又在情理之中。汲黯善终，有多种原因。其一，汉武帝视汲黯为社稷之臣，所以不诛。汉武帝气极了，就把汲黯调开，到地方任职，而不诛杀。其二，汉武帝惜才爱才。汲黯敢言，是难得的人才。汉武帝外放汲黯，带有保护的成分。其三，汉武帝极重感情，与汲黯有特殊的关系。汉武帝七岁时，汲黯就侍从在汉武帝身边，这是别人所没有的。其四，汲黯戆直，为世公认。于是举国敬重，有极高的威信，是民之表率，汉武帝不忍诛。
最后，我们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对汲黯的评价，作为本文的收束。司马迁说：“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作《汲黯列传》。”
汲黯探微
*本文作者陈曦，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授，文学博士。
据统计，汉武帝建元至太初年间，历任三公九卿者有百余人之多，而《史记》立专传或类传的仅有十多位易平：《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他舍弃汉武帝时期位居丞相高位的许昌、薛泽等，认为这些人“无所能发明有著于当世者”（《史记·张丞相列传》）；却将仕途多舛的汲黯列入《史记》传主名单，并在他的传记中寄予无限敬仰的情感。之所以如此，必定是由于这一人物具有诸多的“倜傥非常”之处。笔者试图从太史公粘贴在汲黯身上的两个鲜明标签——“黄老”、“游侠”入手，探究汲黯人格与思想的特异，并进而揭示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态度。
一
在司马迁看来，汲黯是西汉政坛黄老思想的实践者，这在《史记·汲黯列传》中得到了如下明确的揭示：
（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净，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閤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汲黯的这种做法，与汉初的曹参几乎别无二致。作为汉初黄老路线的代表人物，“（曹）参为汉相国，清净，极言合道”（《史记·曹相国世家》），将“无为”政治演绎得恰到好处，赢得了上至统治阶层、下至黎明百姓的认可与称赞，所谓“天下俱称其美”。如果说，曹参推行黄老政治，是顺应了西汉前期全社会亟待休养生息的时代要求的话，那么汲黯对黄老的尊奉，则显然已属不合时宜了。
汉武帝即位不久，便拉开了“独尊儒术”的帷幕，随后大儒董仲舒以其《天人三策》得到年轻天子的高度评价，公孙弘则“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儒林列传》）。儒学取代黄老，不仅成为刘汉政权的政治指导思想，还一跃而为官学；太学中的博士弟子有机会进入政府的权力机构，以致“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同上）。与最高权力结盟的儒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这种独尊不仅意味着思想领域黄老哲学的式微，还意味着政治领域黄老人物的落寞与失势。学术为权力服务，学术斗争配合权力争夺，构成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复杂景观。侯外庐对当时思想界儒、道（黄老）互黜的内蕴，作了如下明确的揭示：
“在这一互绌的意识形态背后，更有统治阶级的政权的争夺。不少外戚、郡国王是以道绌儒，代表者为窦氏与淮南王，而皇室则是以儒绌道，集其成者为武帝。窦太后罢主儒术者，儒术之士又上绌黄老之议，其间政权的争夺显然是以儒道互绌来标榜，这在《史记》《汉书》都有详记。”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窦氏”是指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她是黄老思想的坚定维护者。淮南王刘安则精心钻研道家思想，组织宾客撰有《淮南子》。窦太后凭借其凌驾于天子之上的政治权力，曾极力反对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但随着她的去世，以她为中心的政治势力霎时崩溃。而淮南王学术集团的消亡，则是汉武帝动用国家暴力机器直接摧毁的结果。《史记·平准书》曰：“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淮南王一案乃当朝皇帝汉武帝所钦定判罪，司马迁不敢在《史记》当中为刘安翻案，但“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数语，还是多少透露了汉武帝操纵酷吏草菅人命、大搞文化专制的真相。徐复观先生说得好：“由‘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八字，可知当时的朝廷官员，顺着专制者阴刻之私，竟不惜成为一个谋杀几万人的大阴谋集团，而其根源则来自淮南宾客的学术活动。几万人的大屠杀，不仅摧毁了此一学术中心，并且也阻吓消灭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在生活上一切带有一点选择自由的可能。”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第10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儒术独尊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专制的过程。思想专制的目的是政治专制，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为达此目的，必然要拿鲜血与生命开道。儒、道（黄老）互绌的背后，是汉武帝对其潜在政敌的绞杀，是政治斗争的血腥残酷。
汲黯是在元鼎五年（前122）去世的《汉书·汲黯传》曰：“今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阴，七岁而卒。”《集解》引徐广注曰：“元鼎五年。”又，《汉书》作：“居淮阳十年而卒。”据此，汲黯卒于元封二年（前109年）。待考。，他亲眼目睹了窦氏势力的消解与刘安集团的灰飞烟灭。他虽然并未卷入汉武帝先后与窦氏与刘安的斗争，但对儒学新贵如公孙弘、张汤等的得势，他是相当不满的。他曾公开向汉武帝发牢骚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董份批评汲黯道：
“黯以质直责大体，持朝廷议则可；以己官职而望君上，毁人之进，则粗矣，故史著其‘褊心’，而汉武亦得讥其‘不学’也。”（凌稚隆《史记评林》引）
董份以为汲黯的怨言是源于“己官职”的个人得失，但从他曾经决定“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之后毅然“请归节”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对功名利禄的态度。他不是出于对自己官职高低的计较，而是出于对当时得势儒者的反感以及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反对，才以不吐不快的心情口出怨言的。这从汉武帝以“无学”批评汲黯也能看出一二。周寿昌说：“（《史记》）上文云‘帝方向儒术，尊公孙弘’，黯常毁儒而触弘等，故帝以‘无学’讥黯也。”（《汉书补注》引）可知汲黯在固守黄老思想的同时，还对日渐发达的儒术采取“无学”的抵制姿态。他以率直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他还抨击凭借儒学发迹的公孙弘“多诈而无情实”（《平津侯主父列传》）。根据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的描述，汲黯除了反对汉武帝所大力推行的“独尊儒术”，抨击公孙弘等青云之上的儒学人物，他还对汉武帝所热衷的“征伐四夷”、“弄法兴利”等，给予了态度明确、毫无遮掩的大力抨击。
分析至此，便不能回避以下疑问：在汉武帝不惜动用残酷嗜血的手段，以儒术取代黄老的背景之下，他何以能容忍全面反对其治国理念的汲黯存在？
二
这一疑问至少可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解答，一是汲黯没有介入刘安集团，因而未被列入汉武帝必欲排斥乃至诛杀的黑名单。二是汲黯的为臣之道，使汉武帝得以察知汲黯对朝廷的忠心。以上两点，前者无须申论，而后者则需联系汉初以来熔铸百家的时代风尚，联系以帛书《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思想，给予必要的说明和论证。
汉代初期的思想界较之于先秦时期，最大的变化便是诸子百家的走向融合。这一时期的学者往往不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立足于某家，兼容其他各派，形成了熔铸百家的态势。如贾谊固然是一儒者，其著名文章《过秦论》将秦朝的短命，归因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班固也将他的论著《新书》归为儒家类。但与此同时，贾谊又分明“颇通诸家之书”，既被司马迁视为“明申商”者，又在《道德说》、《道术》、《六术》等文章中“引用和发挥着黄老思想”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增补第三版），第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再如晁错倾向于法家思想，但他又“受《尚书》伏生所”，曾向当时的儒学大师伏生系统学过儒家的经典。活跃于汉初的思想家，一般均以构筑政治学说为己任，致力于将思想观念落实于刘汉王朝的现实统治。可以说，在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方面，汉初以来的儒、法、黄老（道）等，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
于是乎，人们可以在《史记·儒林列传》中看到崇奉黄老的黄生声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竭力维护“上下之分”的贵贱等级制度，为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提供思想依据；可以在《论六家要旨》中看到同样崇尚黄老的司马谈，倾心认可儒家思想所强调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认为儒家思想的这一理念“虽百家弗能易也。”对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的坚定维护，黄生与司马谈的这种理念，在被公认为黄老学派代表著作的《黄帝四经》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主惠臣忠者，其国安。主主臣臣，上不下者，其国强。”（《黄帝四经·经法》）
“臣肃敬，不敢敝（蔽）其主。下比顺，不敢敝（蔽）其上。万民和辑而乐为其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适（敌）。”（同上）
“臣不亲其主，下不亲其上，百族不亲其事，则内理逆矣。”（同上）
在君臣关系上，《黄帝四经》认为臣子必须合乎“忠”、“肃敬”等行为规范，不能“蔽其主”、不能“不亲其主”，从而多方强调了君权的至高无上。臣子只有小心翼翼地匍匐于君权之下，鞠躬尽瘁地为君权效力，国家才能“人众兵强，天下无敌”，否则则是“内理逆矣”，社会混乱，走向败亡。《黄帝四经》的这种表述，不仅与儒家理论，还与法家学说，形成了暗河相通的关系，而汉武帝统治方针的实质是“外儒内法”，因而他对黄老学说对君权的维护，是不会不认可的。搞中央集权，强调皇帝的至高无上，是他各项政策的中心指向，他所重用的酷吏们对此是心领神会的，杜周曾宣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者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酷吏列传》）正是出于对汉武帝统治心理的精细揣摩，他才能将皇权至上的题旨表达得如此显豁、赤裸。
相对于汉武帝时期的尊儒、弄法、兴利之臣，崇尚黄老的汲黯固然不可能得到真正重用，有时甚至陷入极其危殆的政治处境，公孙弘、张汤等“深心疾黯”，汉武帝也一度“欲诛之以为事”，但汲黯最终不但安然善终于淮阳任上，还惠及家族，“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若探究汉武帝何以不杀汲黯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恪守黄老思想为臣之道的汲黯，对刘氏政权是一腔赤诚，忠心耿耿的。即使在他远贬淮阳、即将赴任的前夕，他因自己从此“不得与朝廷议也”而谆谆叮嘱李息，希望他向汉武帝揭露张汤“不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的本质，从而使国家避免酷吏当道所造成的损失。当有人批评他向皇上进谏言语过于直率尖刻时，他慨然回答：“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他是站在尽忠于天子的立场，完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向汉武帝慷慨建言的。淮南王刘安以“守节死义”评价汲黯，汉武帝则赞许其以“社稷之臣”，他们均看出汲黯身上具备为国家社稷而不惜赴义死节的品质。从维护大汉王朝长治久安出发，汉武帝认为像汲黯这样的人存在，是有利于国家的最高利益的。所以他不但未杀汲黯，还对他表现出相当的敬意。最典型的就是“上不冠不见（黯）”的细节，对比“大将军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汉武帝对汲黯的敬意甚至可以视为君臣关系的一则佳话。
三
须知，汉武帝在意识形态领域除了“独尊儒术”的一面，还有“悉延百端之学”（《龟策列传》）的另一面参读杨生民：《汉武帝传》第二章第四节“悉延百端之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躬行黄老思想的名臣，在汉武帝时期除了汲黯之外，还有司马谈、郑当时、石庆《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载：“（石庆）出为齐相，齐国慕其家行，不治而齐国大治。”颜师古注曰：“不治，言无所治罚。”阎步克据此认为：“尽管石氏未见治黄老学，……我们却不妨将之列入黄老政治的‘躬行’者之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人。这些人都表现出对汉武帝以及刘汉政权的忠顺。司马谈为临终前未能参加象征大汉盛世的封禅大典而遗憾不已，并叮嘱儿子司马迁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太史公自序》）；郑当时“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积极为朝廷引荐贤才（《汲郑列传》）；石庆则延续了石氏家族“恭谨无与比”的家风，曾有如下举动：“御出，上问车中几马，石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万石张叔列传》）。将“恭谨”二字诠释得无以复加。上述三人当中，郑当时与石庆还曾分别身居“大司农”与“丞相”的显职，显示了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汉武帝还能包容“百端之学”的气度。当然这种包容是有一个基本前提的，那就是持“百端之学”的臣子，必须拥护国策，不能非议时政。郑当时“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石庆则在丞相任上，“醇谨而已”，“无能有所匡言。”相比之下，汲黯对朝廷各项大政方针勇于全面抨击，显示出与一般黄老人物迥然不同的人生姿态。
黄老哲学虽然对《老子》的“贵柔守雌”思想作了改造，克服了《老子》哲学中消极保守、不图进取的倾向，但是在论证雌与雄、柔与刚的关系时，它的立足点毕竟仍是“雌”与“柔”，所谓：
“以刚为柔者栝（活），以柔为刚者伐。重柔者吉，重刚者灭。”（《黄帝四经·经法》）
“凡人好用雄节，是胃（谓）方（仿）生。大人则毁，小人则亡。……是胃（谓）凶节，是胃（谓）散德。凡人好用［雌节］，是胃（谓）承禄。富者则昌，贫者则穀。以守则宁，以作事则成。以求则得，以单（战）则克。厥身则（寿，子孙则殖，是谓吉）节，是胃（谓）绔德。故德积者昌，［殃］积者亡，观其所积，乃知［祸福］之乡（向）。”（《黄帝四经·十大经》）
在这里，“柔”的“刚”的概念，实际上均可分别纳入“雌节”与“雄节”的范畴。陈鼓应说：“雌节、雄节是两个大的范畴，雌节这个大的范畴下所统摄的是柔、后、静、退、谦、弱、不争等等；雄节这个大的范畴下所统摄的是刚、先、动、进、骄、强、作争等等。”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276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雌节”预示着吉祥和幸福，而“雄节”则正好相反，预示着凶险与祸殃。《黄帝四经》虽然也指出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竞争的必要性，即“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十六经》），但它毕竟是把列入“雄节”的“争”视为“凶”象，认为最值得采用的还是“雌节”所包含的那些概念。
显然，郑当时与石庆，是深谙黄老哲学“雌节”范畴的。他们要么“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要么“醇谨而已”，“无能有所匡言”，显示的正是柔、后、静、退、谦、弱、不争等概念所揭示的人生姿态。而汲黯则恰恰与之相反，他的“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他的“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呈现出的则是刚、先、动、进、骄、强、争等“雄节”特征。不过，在治国理念方面，他恪守的还是黄老思想，“治官理民，好清净”，“治务在无为而已”，这说明他实际上是把政治与人生区别对待的：在政治上他是遵循黄老之术的，但在为人方面，他则摒弃了黄老哲学的贵柔守雌，并剔除了范蠡、张良、陈平等黄老人物身上所普遍存在的玩弄权术、明哲保身、冷酷无情等人格缺陷对范蠡与张良人格缺憾的剖析，可参读韩兆琦与陈曦合撰的《黄老思想与〈史记〉中的范蠡、张良》，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3期。，展现出一个坦坦荡荡、正气凛然的精神世界。
汲黯人格力量的思想源泉既然不是黄老，那么又是什么呢？司马迁说汲黯：“好（学）游侠，任气节。”可知游侠品格，才是汲黯不顾险恶反对汉武政治的力量支撑。所谓游侠，据章培恒先生考证，“是广结宾客，不顾个人利害地拯其困厄，并由此获得广泛社会影响与强大力量的人。”章培恒：《从游侠到武侠》，载《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可见游侠的侠义精神，诸如“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列传》）等，一般只体现于受其庇护的宾客；而游侠的社会号召力则来自于众多宾客的倾心拥戴。但与一般游侠不同的是，汲黯体味过宦海浮沉中“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的世态炎凉，对此有着感同身受的司马迁，故而几乎没有笔墨涉及他对宾客的行侠仗义，而是更多着眼于他对天下百姓所表现出的侠义美德。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的笔下，汲黯以“不爱其躯”、奋不顾身的侠义精神，试图解决的已不再仅仅是宾客的厄困，而是整个社会与民众的厄困。比如：当他得知“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为了将灾民从死亡线上拯救下来，他毅然“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又如：五百余名长安商人因与来降匈奴做买卖，居然被朝廷判为有罪当斩。他在汉武帝面前为这些人求情，并勇敢地谴责汉武帝的“微文”苛法、以及“庇其叶而伤其枝”的举措失当。金庸曾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汲黯不正是“侠之大者”的一个人格标本吗？
四
司马迁在编排《史记》列传的次序时，将《汲郑列传》列于《循吏列传》之后，实乃有其深意在焉。叶梦得说：“《循吏传》后即次以汲黯，其以黯列于《循吏传》乎？何太史公深得《春秋》之旨，……黯尚无为之化，而以郑当时附之，盖当时尚黄老言，亦无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十四引）。泷川资言也说：“《循吏列传》后叙汲黯、郑当时者，以两人亦循吏也”（《史记会注考证》卷六十一）。循吏即“奉法循理之吏”（《太史公自序》），是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施政方针的官吏。《循吏列传》没有涉及汉代人物，故而在叶梦得与泷川看来，太史公如此编排两篇列传的次序，意味着他将汲黯视为汉代循吏的代表。
《循吏列传》一开篇曰：“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若进而联系孙叔敖、公仪休、汲黯等循吏的作为，则可以看出司马迁通过对古今循吏事迹的记述，不仅表现了对黄老政治的肯定，对汉初文景之治的向往，更表现了他对汉武帝的“多欲”本质与酷吏政治的批判。司马迁是在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渐趋破产的背景下撰写《史记》的。汲黯对汉武政治的全面否定，其实也代表着司马迁的态度。同汲黯一样，司马迁也是以黄老思想为武器批判汉武政治种种弊端的。
对于黄老思想，司马迁赞赏其清净无为的政治理念，而鄙薄其人生哲学中的某些不良倾向，汲黯恰恰是一个扬黄老之长、避黄老之短的理想人物。司马迁在汲黯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满腔敬意，这不正好折射出了司马迁对黄老哲学的继承与扬弃吗？
汲黯的人格魅力
本文作者杨燕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直谏原则
在《史记》中，汲黯以“切谏”、“直谏”而着称。分析起来，汲黯直谏有四方面的特色。
第一、强调朝廷的利益与天子的多欲具有义与不义的严格区别，亦揭示出大臣的爱身与辱朝廷之间关系密切。汲黯担任主爵都尉参与朝廷议事时，第一次就以特别戆直的风格揭出了汉武帝的思想底细，引起了朝廷的一番骚动。在汉武帝正热中于招文学儒者来宣扬自己的思想如何如何时，汲黯当面对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５９年９月第１版，下同。第１０册，第３１０５－３１１１页。以下凡未注明者均见此篇。这样一句大胆无情而又破局的谏言，一下子搞得汉武帝下不了台。于是，“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惹怒了武帝这还了得，引起公卿们的恐惧心理发作，都替汲黯捏了一把汗。“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武帝斥责汲黯做得太过分，当着众多大臣的面毫不给自己一点面子。于是群臣中有人借此指责汲黯，汲黯却很平静地对待，说：“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汲黯既不害怕，也不认为是自己的错，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从朝廷的利益来考虑的，以为只是顺着汉武的意愿去想去做，就会把天子陷入不义的境地，而使朝廷蒙受损害，作为一位辅弼之臣，总是想着保护自身，会对国家、朝廷非常不利，由此，他不能因为自身会受到惩处而从谀承意，不站出来谏言以至使天子陷入不义。在这里，汲黯并没有把朝廷与天子完全等同看待。他认为当天子的言论施政符合朝廷的利益时，他们之间是一致的，否则他们就有不一致的地方。他本持的看法是：朝廷的利益与天子的多欲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是有义与不义的区别，而在应该如何对待这一区别的态度上，大臣们就有一个爱自身与辱朝廷二者关系的处理问题。而汲黯的原则是把保护朝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因会冒犯天子威严而可能遭受的惩处放在次要地位。汲黯愚戆的原则坚定性非常明确，也非常天真可爱。
第二，具备“守成深坚”的高贵品质。汲黯“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的事情，都是关涉汉武而由汉武处理的。虽说如此，汉武感到汲黯这个人还是有他特殊的气质，特殊在什么地方，汉武也没有琢磨透。赶上庄助最后一次来为汲黯请病假，汉武就问庄助汲黯是个什么样的人，庄助回答说，让汲黯担任一个普通官职去处理政事，他做不出超人的业绩，“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汉武这时顿然明白，说，是这样，“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高度评价汲黯近似于古代的社稷之臣。什么是社稷之臣，《史记》中有过一次议论。周勃因为平定诸吕有功，文帝即位后让周勃出任丞相，周勃因此在朝廷上对文帝表现出骄傲的神采。中郎袁盎认为这是“臣主失礼”袁盎的言论及相关解释见《袁盎晁错列传》。《史记》第８册，第２７３７－２７３８页。的表现，建议文帝纠正这种局面，显示出天子的威严来。袁盎进说，问文帝认为丞相周勃是个什么样的人，文帝说，周勃是社稷臣。袁盎说，周勃只是功臣，不是社稷臣。袁盎随即解释说社稷臣应该是“主在与在，主亡与亡”，说周勃在诸吕擅权时“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两方面衡量，周勃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文帝接受了袁盎的建议，改变了对周勃过于“谦让”的态度，使君臣关系达到了和协。什么是“主在与在，主亡与亡”？《史记集解》引如淳的说法是“人主在时，与共治在时之事”，人主不在了，“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这就是说，不论形势如何变化，大臣能始终排除干扰，坚持执行前主所实施过的正确的策略措施。这一解释，应该说与“守城深坚”在精神上是一致的，而袁盎也正是汲黯所羡慕的一位直谏之臣。所以汲黯的可贵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能秉持正义、原则，不为一切外界的引诱所动摇，以此来维护国家朝廷的利益。汲黯常常表现出“伉厉守高不能屈”的气势风貌，在别人看来，他是“以庄见惮”，故此天子害怕他，权贵害怕他，叛臣更加害怕他。正是因为他“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淮南王谋反时不害怕丞相公孙弘，却很害怕他，认为在朝大臣中要想能撼动汲黯简直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第三，视“高皇帝约束”是朝廷利益的根本标准。汲黯多次在汉武面前质疑与责备张汤的作为，说张汤作为廷尉，在“褒先帝之功业”，与“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圉空虚”两方面都没有好的成就，却着力于“非苦就行，放析就功”地“更定律令”，汲黯指责张汤“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败坏到“无种”的地步，当然是最严重的罪恶了，原因就在于张汤频繁地变更了汉高祖刘邦建国时确定的大政方略。汉代人有句叫得很响的话，叫做“天下者，高祖天下”语见《魏其武安侯列传》。《史记》第９册，第２８３９页。，话虽由汲黯同朝人窦婴在景帝时说出，却表达了文武大臣的共识。刘邦起微细，定海内，才有了汉家天下。为了开创新局面，“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太史公自序》。《史记》第１０册，第３３１９页。，从而奠定了汉室规范的基础。遵循高祖所确立的汉家制度，就是汲黯等人“守城深坚”的目标，是保证实现国家朝廷利益的有效手段，所以对于张汤的频繁更定律令，汲黯是无法容忍的，这正是他要严厉责骂张汤的基本原因。
第四，本持的目标是“为天下言”。汲黯政治生命的最后旅程，是汉武帝要借重他的老成持重，把已经“隐于田园”的他加以启用，让他去做非常盛行盗铸五铢钱的楚地要冲的淮阳太守。汲黯不愿意接受，说愿意做个中郎，出入禁闼，给朝廷“补过拾遗”，汉武没有同意，不得已汲黯必须去赴任。汲黯辞别京城，仍不忘批评张汤，对大行李息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评论张汤的话：“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但是李息因为害怕张汤，在朝中始终没有把汲黯的一番忠言转述出来，后来张汤果然因失败而自杀，事情败露，李息也由此受牵连而抵罪。这说明汲黯对张汤的批评是看得很准的。评论语中显示汲黯考虑问题时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即大臣们行事，出主意佐君王，要看他的主观意愿是不是真正在为“天下”说话。提出“天下”，表明汲黯具有广阔的胸怀和长远的眼光，着意于以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作为处事的出发点。如果是天子的辅佐大臣，不着眼于天下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只迎合君主的意愿办事，就是很不正常的政治现象，会生出很多弊端。汲黯在这里仍然认为君主的意愿与“天下”的利益并非永远都是一致的，如果二者发生冲突时，是“专阿主意”，还是“为天下言”，对朝廷大臣是个考验。汲黯执意认为在这个时候“肯正为天下言”，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他是不主张去专门迎合君主的。他思想的最高境界在这里，他仕宦中“不得久留内”的原因也在这里。
以上四个方面在汲黯思想中的结合完全是一致的。正确的朝廷决策与施政，就是“为天下言”的最佳表现，而这正是“高祖约束”所追求的目标，作为一个朝廷大臣其主要使命就是要能“守城深坚”，维护高祖天下的利益，补过拾遗，辅佐君主使国家得到长远的发展。汲黯的这一思想的联系与阐发，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朝廷大臣行为规律的价值，以及作为社稷之臣栋梁作用的内在的根本要求，因而在古代社会其思想的深刻性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直谏原则明确，是汲黯人格魅力之一。
二、忠谀辩争
汲黯一是要为天下言，二是认为天子的意愿与朝廷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三是视天子的多欲属不义的范畴，所以他反对一味迎合天子的意愿。他对丧失原则，不为国家利益着想，而只顾对天子阿谀奉承的大臣的言行，要进行论争和批评。而这种论争和批评是集中到一个“忠”字上进行的，汲黯对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张汤的看法，突出地表现出这样的性质。
公孙弘是七十岁的时候，元光五年（前130年）才拜为博士然后进入官宦圈的。他从自己并不太复杂的曲折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合上意”公孙弘的言行见《平津侯主父列传》。《史记》第９册，第２９４９－２９５２页。的重要，他也正是沿着“顺上旨”的道路走下去，受到汉武的赏识、厚待才当上了丞相。汲黯与公孙弘同朝为官，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品格。公孙弘根本没有汲黯那种当面论说汉武言行的素质和勇气，而奉行的是“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行的是顺水推舟，见风使舵，出卖同僚，看天子眼色说话以显示忠诚的那一套。于是汲黯在朝廷上当面诘责公孙弘说：“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一个忠的问题摆上了桌面，而且“不忠”里还含着“诈”，汉武问公孙弘是不是这样，公孙弘回答的非常有计巧、有学问，竟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这是发出信息，要把自己的身心全盘交托给汉武帝，于是汉武心领神会，肯定了公孙弘的回答。公孙弘不讲对天下、社稷、朝廷的忠诚，而是讲对天子个人的忠诚，为此，他可以背叛原则，背叛朝廷的利益，背叛公卿间的约定，甚至将判断自己是否忠诚的权力都交给了汉武帝。而且还强烈地暗示武帝：我如此倾力忠诚于你，他们却说我是不忠，他们跟你的看法不一致是安的什么心。反倒挑动了汉武对汲黯的忌恨，实属阴毒。故此，以后幸臣们越责难公孙弘，汉武就越厚待公孙弘，二人达成了忠佞的默契。对忠诚理解的如此混淆是非，丧失原则，这是汲黯绝对接受不了的，他因此必须予以揭露。
达成忠佞默契是一回事，但真正做到心灵相通还要有个过程，公孙弘还需要接受磨合。元朔三年（前１２６年），公孙弘做了御史大夫。这时候汉武帝同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公孙弘也多次进谏，认为这样做是“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汉武就派朱买臣等人摆出了近十条设置朔方郡好处的理由，来对公孙弘进行辩难。在人们看来，以公孙弘的才华，驳倒这十条理由毫不困难，但是公孙弘选择了伪装，表现出一条理由都无能辩驳，因为他知道不可以通过辩驳来违背汉武的意志，于是他抛弃了理智，完全变了一副嘴脸，赶忙谢罪说：“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迎合了汉武帝。就这样，公孙弘又向“合上意”，“顺上旨”，“不庭辩”，不敢逆上的方向迈出了更为谄谀的一步，君臣间的结合也就更加紧密了。对此，汲黯也非常了解。
公孙弘善于伪装。汲黯揭发他：“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汉武又问公孙弘是怎么回事。公孙弘回答说，在九卿中和我关系最友善的没有人超过汲黯，今天在朝廷上他当面诘责我，确实是说到了我的要害。做了三公的人，家里还用麻布做被，实在是在以粉饰的手段进行欺诈想沽名钓誉。不过，管仲奢侈辅佐了齐桓公称霸，晏婴节俭也帮助齐景公治好了国家。像我这样还用布被，使得“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汲黯言”。公孙弘这样回答，反倒更加显示出没有着力表现自己尊贵地位的谦让品德，而且强烈暗示是否节俭或奢华，都不妨害为天子效忠尽力，何必为此大作什么文章呢。接下来，公孙弘最后说了一句：“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又把一个“忠”字推到了汉武帝面前，是让汉武来比较一下，究竟是我公孙弘，还是汲黯，对您天子是真正的忠呢？“为人意忌，外宽内深”的公孙弘，真可谓居心叵测，话语间递给了汉武帝一件足以伤害汲黯的致命暗器。然而《平准书》就公孙弘的“布被”问题有过一个评议：“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及下所引《平准书》，见《史记》第４册，第１４２４、１４３４页。明显是支持了汲黯的看法，并揭示出汉武与公孙弘的唱和企图和良苦用心。这以后，汉武进一步更加厚待公孙弘，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年）提升他为丞相，并封之为平津侯。示忠，又一次给公孙弘带来了甜头，他从拜为博士到封侯，才刚满六年。
公孙弘阿谀得到了回报，汉武帝与公孙弘的结合也有了深入的发展。当公孙弘将淮南衡山王的谋反，和他当宰相不称职联系起来进行自责，而给汉武上书请求辞职时，汉武的报语却很有意思：“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几获承尊位，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恶恶，君若谨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间，君其省思虑，一精神，辅以医药。”武帝告诉公孙弘：一，我实行文治，你非常尽忠，你能做丞相，封侯，是你的“功”、“德”所致；二，咱们两人心灵相通，合作是很默契的。“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这句话最关键，说明汉武想要公孙弘做什么，公孙弘是非常明白的；三，我反感那些不听话的人，只要你谨言慎行，不干扰我的意志决心，你即使病了什么都不做，也要经常耽在我的身边，我不会赶你走的；四，你现在真是走了，别人会认为咱们之间有什么不协调，会说我的坏话；五，现在事少，你安心养病就是。这样，公孙弘吃了定心丸，过几个月病也就好了，照常“视事”。情况告诉人们，到了这时，汉武之需要公孙弘，比公孙弘之需要汉武更见重要。而所谓的“诈”，“忠”，自是当时形势特别加以培植的结果，而不只是属于公孙弘个人品质缺陷的问题了。因此，只要能“合上意”，“顺上旨”，不仅会保有高位，而且想走也是走不脱的，故公孙弘到他离世时的元狩二年（前１２１年），已是八十岁的高龄了仍在担任丞相，决不像汲黯好直谏经常惹事那样“不得久居位”，“不得久留内”。谄谀正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一种必然现象，也因此才产生了如汲黯这样能与之进行抗争的国家栋梁之臣。
张汤和公孙弘是汉武的左膀右臂，诈忠性质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张汤是《史记·酷吏列传》及下所引《酷吏列传》，见《史记》第１０册，第３１３９－３１４１页。中的记述主角。该传中，《史记》写他做了廷尉以后，“孤立行一意而已”。“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是他最大的本事也是迎合上意。“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着谳决法廷尉，絜令扬主之明”。“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处理案件根本不在于法律准则，完全是按汉武的个人意愿行事。张汤和公孙弘在汉武时期还是联手操作，互相鼓励与支持。“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由于为汉武办案得力，受到器重，汉武升张汤为御史大夫。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张汤“纷更”高皇帝的约束，及汲黯履任淮阳太守离开都城时对李息谈及有关张汤的看法，指出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所以，《酷吏列传》中特记博士狄山在汉武帝面前说出“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实是点出了张汤的政治要害。狄山的想法符合汲黯的看法，但狄山的最后结局比汲黯要惨许多，汉武帝认为狄山说张汤诈忠是反对自己的对匈奴之政策，就将狄山发配到北部边塞上一座险要哨所，活活让“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后，群臣震慑”。汉武用这样的手段来威服反对者，保护张汤。但汲黯还是敢于在朝廷与张汤论议，《汲郑列传》记，“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两人的风格特点明显不同，汲黯看不惯张汤的诈忠，责骂张汤说：“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毕竟汲黯是近似的社稷之臣，与狄山不同，汉武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
不畏强御，忠诚为国，是汲黯的人格魅力之二。
三、君臣歧异
汉武帝正在他希望大有作为并付诸行动时，恰恰碰上了汲黯这样一个不和协的因素，两人之间有时显得似乎紧张的君臣关系，间常会掀起一些波浪。在三个方面，汲黯给汉武帝增加了麻烦。
首先，是揭露了汉武的内心秘密和干扰了他行动的决心。“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仅这一句话就将汉武的内心世界全盘托出，将其内法外儒的施政本质总体地呈现在大臣面前，使汉武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这可以说是汉武时期对之进谏而最刺中其要害的一句话，汉武只得“怒色而罢朝”了。本来，汲黯自他担任谒者时起，就开始显示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接受差使中曾自做主张，自行其是，尽管最后证明他的想法是好的，也不能不使汉武暗中生气，铭记在心。伐匈奴是汉武举全国之力要办好的一件大事，为了显示武功和优待异国的归顺之士，汉武竟在匈奴浑邪王来降的处置上表现出非常大度的风范，要“发车二万乘”去边界迎接这些匈奴降卒。因为国家府库拿不出钱，就要从民众中赊账借马，老百姓把马藏起来，一时办不齐这么多马，汉武发怒，就想将备马的长安令给杀了。长安令在右内史的管辖内，汲黯正担任右内史。汲黯说长安令没有罪过，唯独把我斩了，民众肯把马拿出来。并且进谏说，让降卒所经过的各县挨着次序护送他们来京就是了，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地去迎接他们呢？指出汉武这样好大喜功，是“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实属本末倒置。对于汲黯如此不能理解自己的政治意图，汉武感到十分的无奈，“上默然”。
匈奴降卒到了京城，他们想把随身携带的物品出售换些钱花，政府就为他们开辟一个场所。长安商人知道后就来与匈奴降卒做生意，政府却又以贩卖走私货的罪名要将五百多名商人处死。汲黯请求接见，在未央宫中的高门殿见到了武帝，进谏说，国家花了“巨万百数”的钱财从事对匈作战，我认为陛下得到这些俘虏，都应当把他们当作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现在即使不能这样做，也不能把这些俘虏当骄子一样，“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而一般的老百姓又哪里知道，在长安市面上买了一点匈奴物品，而文吏却以禁运货走私出边关的罪名将其绳之以法呢？“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使汉武帝从道义上无话可说，“上默然”，却也认为是汲黯又一次妄发议论，未予采纳。汲黯干扰了汉武的行事决心。
其次，贬损了汉武得力的用事大臣。具体的说，汲黯专意于质责公孙弘、张汤，实际就是抨击汉武的政策作为。读《酷吏列传》所记即可知其奥秘：“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张汤之所以如此隆贵，就是要他想方设法保证搞到钱并推行政令，故能取代当时丞相李蔡、庄青翟等办一切事，来贯彻实现汉武内多欲的意图与作为。
而公孙弘又恰恰是在为汉武之外施仁义作儒术缘饰。“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平准书》有评论也是将公孙弘与张汤并列起来说的：“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汲黯看在眼里，却敢于进行批评。“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这就等于直接批评了汉武帝，以至引起武帝特不高兴，“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甚至三人合谋要将汲黯处置了，公孙弘于是建议汉武任命汲黯去掌管有众多贵戚滋事之地的右内史，想乘汲黯办不好事借题发挥淸除他。幸好汲黯在右内史任内治理得当，未曾遇害，但隔阂、争斗是很明显的。
再是，戳穿了汉武用人策略的玄机。汉武用人，唯亲色彩严重，很重要的一条是重用按照自己意图办事的人。在汲黯做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时，公孙弘、张汤才是小吏。等到公孙弘、张汤被汉武看中，逐渐让他们更加尊贵，和汲黯处于同等官列的时候，汲黯又非毁了公孙弘、张汤这些人。后来公孙弘做了丞相封了侯，张汤做了御史大夫，过去比汲黯官职低的丞史们有的人官阶也与汲黯同列，有的人甚至被尊用超过了汲黯。看到这样的情况，汲黯心里不能不产生怨恨。见到汉武帝，应该是很严肃郑重地说了一句：“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批评汉武抛弃论资排辈的传统，利用善于揣摩自己意图，听自己话的后来人以压制老臣，弃用老臣。汉武感到汲黯很难办，不好对他说什么，“上默然”。汲黯说汉武不重用老臣，汉武又认为汲黯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君臣之间的认识差距很大，是不可以磨合的。但汲黯的进说，还是表明“后来居上”是汉武行事用人的重要策略，算是观察的深刻，说得也是很准的。汉武的这种用人策略，加上他任凭张汤镇压大农颜异，推助了当时官场奉迎谄谀的风气。如《平准书》记，“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不能不说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敢于为天子补过拾遗，是汲黯人格魅力之三。
四、戆默缘由
汲黯与汉武帝，一个进谏戆直，一个受谏的当时不想说什么，使我们在《汲郑列传》四见“上默然”。对此戆直与沉默之间的分歧，应该如何看待呢？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他敢于作为，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统一帝国的第一个辉煌的时代。汉武治国，建立了很强的天子权威，他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财富、智慧与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更必须使朝廷的大小官员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否则对这些官员要么是弃而不用，要么是严加惩处。所以当时的社会政治气氛谄谀之风是在所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像汲黯这样敢于如此刚直进谏，实在是一面十分醒目的旗帜。汲黯倡导正义，支持原则，维护汉高祖以来的建国方针，考虑国家长远发展，针对汉武施政过程中的个人意愿以及所产生的不少弊端，站出来为整个天下的安全利益说话。汲黯抱持的进谏理念及精神是可取的，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他以刚直对谄谀，反对一味地顺承天子意志的思想，能不避强御，勇于直接向武帝进谏，实在是有可肯定的地方。所以汉武认为他是近似于古代社稷之臣的赞语，应该是对他一生作为的最高贵的评价，以至使他在历代中享有直谏名臣的重要地位。
在汲黯与汉武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坚守传统与选择变革之间的一定的矛盾。汲黯如辅少主可以守成深坚，他能守节死义，难惑以非，但他总体上是属于坚持传统的一代，比如他强调“高皇帝约束”不可“纷更”，亦以较为保守的观念看待欲望、仁义，思想视线放在仿效“唐虞之治”上，但是形势变化他就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他说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句话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评说都是没有错的。汉武行的就是内法外儒的一套，故不用董仲舒而用公孙弘。实际上当时儒家的理论思想是董仲舒发明的，公孙弘只是实践这种理论思想的人，但“为人正直”的董仲舒因公孙弘的“希世用事”就曾认定他是“从谀”《儒林列传》。《史记》第１０册，第３１２８页。。而汉武就是要用具有儒家理念的谀臣。汲黯理解“多欲”是一个祸害，其实多欲正是一种政治变革的推助力，是一种社会要发展，国家要强盛的内在的思想冲动，是对“高皇帝约束”的发扬，是“正为天下言”的最具本质的表现。应该说，这是汉武与汲黯对事物运动发展理解的差别。在汲黯对汉武说过“后来者居上”这话之后，等汲黯走开了，汉武说：“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说汲黯“无学”，从消极方面，从浅处说，要汲黯学识时务，学顺上旨，学阿谀，这方面汲黯的无学并没有错，反倒显得他高贵，有气节；从积极方面，从深处说，让汲黯多学学如何跟上时代变化，也没有什么不好，克服些保守观念也表明天子对他的一种期待。可惜无论从哪方面说，汲黯都是做不到的。
在学术面层面上，汉武实行以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的《春秋》公羊学的儒家学说，而汲黯所学属“黄老之言”。故汲黯为政，“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旨而已，不苛小”。汲黯虽然多病，但他可以“卧闺合内不出”，就能把一个东海郡治理得特别好，受到称赞。他被汉武提上来做了主爵都尉以后，也是“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后来汲黯治右内史数岁，照此行事，仍是“官事不废”，没有让公孙弘、张汤抓住什么把柄，摆脱了被诛杀的危机。最后他还按老办法治理淮阳郡，也使“淮阳政清”。可以说汲黯是不计个人恩怨，忍辱负重，本着为天下国家负责的精神，在贯彻“高皇帝约束”方面做出了表率，作出了一位老臣应该作出的贡献，是有功于社稷、朝廷的。但是汲黯在学术思想上与汉武有矛盾，他指称汉武“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认识上也属于学术思想上的分歧。道家学说是汉初的主要政治思想，在汉代建国初期对确立“高皇帝约束”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而经过七十多年之后，汉家国力强盛，形势变化使汉武要启用有作为的儒家学说。窦太后去世后，还如汲黯一样企图以道家学说来治国理政，已是强弩之末，没有更多的实际指导作用，公孙弘、张汤之被重用，汲黯被“后来者”压在下面也是自然会发生的事。学术理念不同，形势变化的结局使然。
汲黯是春秋时卫国贵族的后裔，他的性格特点非常鲜明。“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他周围能让他团结的人不是很多。故此，汉武也会认为他的戆直只是个人的行为，不会构成政治上大的危害，也没有刻意设法处置他。汲黯有好的品质，“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除了直接相关的政治事务以外，他也没有别的动作，进谏之余，也没有过多引起汉武的注意。当时的权贵如武安侯田蚡、大将军卫青，虽然汲黯常对他们“不为礼”，甚或是“亢礼”，但也没有指责过汲黯，卫青甚至褒扬他，这对汲黯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汲黯在朝廷上，由于他的政治见解与个人性格，既得罪了重臣公孙弘、张汤，忌恨他，“欲诛之以事”，也受到大将军卫青的器重，“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于平生”。加上他的政治业绩很好，在当时阿谀的朝廷气氛及酷烈的官场纷争中，他最终还是保全了自身，并获得了极高的社会赞誉。社稷之臣的汲黯是位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
内行修洁，外治政清，是汲黯人格魅力之四。
《汲黯列传》注
“说明”《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是汲黯与郑当时的合传，本文节自该传“汲黯传”，故标为《汲黯列传》。注者田志勇，云南红河学院远程学院院长、教授。
汲黯字长孺汲黯：字长孺，汉武帝时的著名直臣，官至主爵都尉。汲黯因好直谏，不得久居大位，迁为地方官。，濮阳人也濮阳：县名，在今河南滑县东北。。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父任：汉制，二千石高官可任子为郎。，孝景时为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官名。太子出行，为其前导。，以庄见惮以庄见惮：汲黯为官端正庄严，别人都畏惧他。。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谒者谒者：官名，掌傧赞受事，属郎中令。。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吴：县名，今苏州市。，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屋比：比连之屋，即邻居房屋。，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伤水旱：受水旱灾的伤害。，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持节：朝廷命官外出，持节以为凭信。。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矫制：假传皇帝的诏令。。”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迁：降职。。黯耻为令，病归田里。上闻，乃召拜为中大夫中大夫：郎中令属官，掌议论。。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东海：郡名，治郯县，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北。。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选择郡丞及卒史，将事务委托给他们。丞，郡丞，郡守之副。史，卒史，掌文书的掾吏。。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闺阁：内室。。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主爵都尉：官名，掌侯国事务。，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弘大体：识大体，抓大事。，不拘文法不拘文法：不墨守条文法规。。
黯为人性倨性倨：秉性高傲。，少礼，面折面折：当面驳回别人的主张。折，驳辩，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与自己看法一致而合得来的，就很好地对待他们，与自己观点不一致而合不来的，则连见一面也不能容忍。，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絜：同洁，自好。，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数犯主之颜色：多次冒犯汉武帝的面子直谏。，常慕傅柏傅柏：梁人，为梁孝王将，以刚直敢言著称。、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
当是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学儒者文学儒者：指董仲舒、庄助、公孙弘、司马相如等文学经术之士。，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内心充满着欲望，而外表作出好施仁义的样子。，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戆：鲠直。！”群臣或数黯数：责备。，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难道使我一味谄媚，迎合意旨，用邪恶来陷害皇上吗？陷主，使皇上堕落。不义，邪恶。？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即使个人贪生恋位，害怕犯罪，也不能辱没国家啊！！”
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赐告：皇帝恩遇休假。告，休假。汉制，病假满百日就要免职。汉武帝不让汲黯免职，一再延长他的假期。，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请告：庄助要求为汲黯赐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辅少主：辅佐年幼的天子。，守城深坚守城深坚：维护既定的事业，能表现出非常坚贞的气节。城，应从《汉书》作“成”，既定的方针、事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社稷之臣：能安定国家，可与国家共存亡的重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上踞厕而视之：汉武帝很随便地在卧室召见卫青。厕，床侧。。丞相弘燕见燕见：平常有事进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武帐：皇帝升殿举行隆重典礼时所用的帷帐，帐中置矛、戟、钺、楯、弓矢五种兵器以示威武而备非常称武帐。，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廷尉：九卿之一，掌刑狱。，黯数质责汤于上前质责：责难。，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褒：发扬，光大。，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抑：遏止，制止。，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囹圄空虚：谕政治清平，监狱内空无犯人。囹圄，监狱。，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非苦就行，放析就功：恣意干苛酷的事，任情毁坏行之有效的旧制，只想成就个人的事功。非苦，指苛酷。放析，散放，破坏。，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高皇帝约束：汉高祖制订的法度。纷更：纷乱变改。？公以此无种矣无种：绝种，即断子绝孙。。”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汤辩常在文深小苛：指张汤辩论时总是引据法律条文，曲加解释，苛求小节。，黯伉厉守高伉厉守高：直爽严肃，坚持原则。，不能屈不能屈：指汲黯辩不过张汤。，忿发骂曰忿发：发怒，俗称光火。：“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规规矩矩，立正站立，斜着眼睛偷看，不敢正视。极言恐怖，人民无所措手足。！”
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四夷：指两越、西南夷、朝鲜。。黯务少事，乘上间乘上间：找机会向汉武帝进言。，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吏民巧弄：官吏舞文弄法，百姓(豪强大贾)取巧逃避。。上分别文法分别文法：加强法治，严明法纪。，汤等数奏决谳以幸奏决谳：奏请皇帝裁决的案件。。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面触：面折。取容：讨好。，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深文巧诋：千方百计罗织罪状。，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陷人以罪，并使其永不得平反昭雪。真，事实真象。，以胜为功以胜为功：以达到陷人于罪的目的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疾：忌恨，痛恨。，唯天子亦不悦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上言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右内史：即京兆尹，京师行政长官。景帝时分内史为左、右，分别治理政务。界部：所管辖的地区。宗室：刘氏皇族。，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亢礼：行平等之礼，即长揖而不拜。亢，同“抗”。。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卫青屡次问汲黯，了解国家存在着的难以解决的大事。，遇黯过于平生。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难惑以非：难以用不正当的理由来诱惑他。。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发蒙振落：揭开器物之盖，摇落几片枯叶。这里用以比喻公孙弘等人立场之容易动摇。。”
天子既数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等。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封为侯：封公孙弘平津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丞相史：指丞相府长史。汲黯未做过丞相，故“丞相史”衍一“相”字，当为“丞史”。，或尊用过之。黯褊心褊心：心胸狭隘。，不能无少望少望：些微的怨望，即发牢骚。，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有间黯罢：过了一会，汲黯退了出去。，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日益甚：指汲黯的言论一天比一天退步。即武帝尊儒，汲黯越来越跟不上形势。。”
居无何，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浑邪王率众来降，事在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发车二万乘发车二万乘，此处是说征调车骑二万前往接运匈奴降众。。县官无钱县官：指国库。，从民贳马贳：借贷。。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独斩黯：汲黯当时任右内史，长安令是其下属，属官有罪，由上司承担责任，故云。，民乃肯出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徐以县次传之：慢慢地由所经各县一站一站传送。徐，慢慢地，有计划地。次，指一站一站地转送。，何至令天下骚动，疲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事：奉养。！”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贾人与市者：汉商人与匈奴降人做买卖。，坐当死者五百余人坐当：犯法判罪。。黯请间，见高门高门：指未央宫内的高门殿。，曰：“夫匈奴攻当路塞当路塞：挡在匈奴入侵要道上的边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巨万百数：数百亿。巨万，大万，即万万，一亿。。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虏获所虏获：指所缴获的购物。，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塞百姓之心：满足百姓的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虚：耗尽。，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奉：同“俸”，供奉、伺侯。。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绳：依法惩处。阑：没有凭证出入边关叫阑。阑出财物于边，今语谓之走私偷运。？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微文：严刑峻法。微，繁密。，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后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于是黯隐于田园隐于田园：罢官闲居在家。。
居数年，会更五铢钱更五铢钱：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因当时使用的铜钱太轻，即改铸五铢钱。铢，重量单位，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民多盗铸钱盗铸：指民间私铸钱。，楚地尤甚。上以为淮阳淮阳：诸侯国名，都陈县，即今河南省淮阳县。，楚地之郊郊：交通要道。，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黯伏谢不受印：汲黯拜伏辞谢不肯接受淮阳太守的官印。，诏数强予，然后奉诏。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填沟壑：死的自谦语。，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狗马病：有病的自谦语。，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中郎：皇帝的侍从郎官之一，属郎中令。，出入禁闼禁闼：宫廷门户。，补过拾遗补过拾遗：补救过失，提示遗漏。指大臣向皇帝进谏。，臣之愿也。”上曰：“君薄淮阳邪薄：鄙薄，看不起。？吾今召君矣。今召君矣：不久就召你回朝廷。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重：威名、威信。，卧而治之。”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大行：九卿之一，后改称大鸿胪，掌管少数民族事务。，曰：“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与(yù)：参预。。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拒谏：拒绝批评。，诈足以饰非饰非：掩盖错误。非，过错。，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专力于编一套对上巧妙地谄媚，对下狡辩的言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好兴事：喜欢多生事端。，舞文法舞文法：玩弄法律条文。，内怀诈以御主心御：迎合。，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僇：同戮，杀头。。”息畏汤，终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阳政清。后张汤果败，上闻黯与息言，抵息罪抵：判处。。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汲黯任淮阳太守享有诸侯王相的俸给。汉制，诸侯相中二千石，月俸钱二万；郡太守二千石，月俸钱一万六千。。七岁而卒。
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姑姊子：表姐之子。。安文深巧善宦文深巧善宦：耍弄权术，善于做官。，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盖侯信：即王信，武帝母王太后之兄。，信任宏任：保举。，宏亦再至九卿。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出其下出其下：自动甘居汲黯之下。。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下邽：县名，故城在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五十里。翟公，史失其名，故云公。《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元光五年有“廷尉翟公”，可知翟公为汉武帝时人。，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阗：充塞。；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罗：捕鸟之网。。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署：书写，布告。：“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汲黯列传》语译
*本文语译作者许敏，云南红河学院图书馆馆长、教授。
汲黯字长孺，濮阳县人。他的先辈曾受到古代卫国国君的宠爱。到汲黯已经是第七代，世世为卿大夫。汲黯因为父亲的职任，在孝景时恩荫为太子洗马，为人严肃而使人敬畏。景帝崩逝，太子即位，任用汲黯为谒者。东越人互相攻打，皇上派汲黯去视察。汲黯未到东越，走到吴县就返了回来，向皇上报告说：“越人互相攻击，本来是他们的习俗，值不得劳烦天子的使者。”河内郡发生了火灾，大火蔓延烧了一千多家。皇上派汲黯去调查。返回报告说：“一户人家失火，由于房屋相连，造成大火蔓延燃烧，不必忧虑。臣经过河南，河南郡贫苦人家遭到水涝干旱，饿饭的有一万多家，有的父子相食，臣谨慎地借使者身分进行处置，凭手中的符节，发放河南郡的粮食赈救贫民。臣现在请求缴还符节，甘愿接受假传圣旨的惩处。”皇上认为汲黯做得对，赦免了他，外放他去做荣阳县令。汲黯认为县令太小，上任是耻辱，托病回到乡下。皇上知道了，就令他回朝任用为中大夫。由于汲黯多次直谏，不能长久地留在朝廷，改任为东诲太守。汲黯学习黄老思想，治理官吏和人民，喜欢清静无为，选择郡丞和书史，把事情委托给他们去办。他处理政事，只抓大原则，不苛求具体事务。汲黯多病，经常躺在卧室不出来。一年以后，东海郡大治。人们称赞他。皇上知道了，召回朝廷任用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他办事专注无为精神，抓大纲大事，不拘泥于法令条文。
汲黯为人，性情傲慢，不大讲究礼仪，当面辩驳人家，不能容忍别人的过失。与自己相投的人，就很好地对待，与自己不相投的人，远远地看见了就避开，士人也因此不依附他。汲黯喜欢学习，行侠仗义，注意气节，品格修养很好，喜欢直言进谏，多次冒犯皇上的面子，平素仰慕傅柏、袁盎的为人。他和灌夫、郑当时以及宗正刘弃友好。汲黯又因为多次直言进谏，不能长久地任职官位。
就在汲黯做主爵都尉的时候，王皇后的弟弟田蚡做了丞相，中二石的官员来晋见，都行跪拜礼，田蚡却不答拜。可是汲黯晋见田蚡，从不跪拜，经常只是作揖。天子这时正热中于招选文学之士和儒生。皇上说，我打算如何如何振兴国家。汲黯回答说：“陛下内心有许多欲望，外表施行仁义，像这样怎么能效法唐尧、虞舜的治绩呢！”皇上沉默不语，动了怒气，脸上改变了颜色而退朝。公卿大臣都替汲黯捏了一把汗。皇上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真厉害，汲黯太愚直。”群臣有的责备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这些辅佐大臣，难道就是专门阿谀奉承而陷君于不义的吗？况且我已经在这个职位上，虽然爱惜自身，怎么能损害朝廷呢！”
汲黯多病，生病快要满三个月，皇上就多次给他休假，始终也没痊愈。最后病情转重，庄助替他请假。皇上说：“汲黯是什么样的人呢？”庄助说：“让汲黯任官办事，超不过别人。但是让他辅助年少君主，能坚持自己的职分，招诱他不会来，驱赶他不会去，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勇力的人，也休想夺去他的志节。”皇上说：“对啊！古代有安邦定国的大臣，至于汲黯，接近这个标准了。”
大将军卫青入宫见驾，皇上很随便地在卧室内召见。丞相公孙弘平日进宫见皇上，皇上有时就不戴帽子。说到汲黯，皇上没戴好帽子就不接见。有一次皇上坐在武帐中办事，汲黯前去奏事，皇上没有戴帽子，远远地看到汲黯，连忙回避到内帐，派人代皇上准奏。皇上尊重汲黯到了这个地步。
(以上为第一段，写汲黯秉正敢言，深为汉廷君臣所敬惮。)
张汤因为改定刑律正被委任为廷尉，汲黯多次在皇上面前质问指责张汤，说：“你身为正卿，对上不能褒扬先帝们的功业，对下不能抑制天下的邪恶念头，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裕，让监狱空虚，两者没有一样做到。恣意干苛酷的事，任情毁坏行之有效的旧制，只想成就个人的事功，又何苦将高皇帝制定的规章制度乱改一气呢？凭这一条你就要断子绝孙。”汲黯经常和张汤辩论，张汤辩论时经常引据法律条文曲加解释，苛求小节，汲黯则出言刚直严肃，志气高洁，总是辩不过张汤又不服气，往往动怒骂张汤，说：“天下人都说不能用刀笔吏做公卿，果然是这样。一定按张汤解释的法律办事，那么全天下的人恐怕都要双脚并拢站立，不敢正眼儿看一看了。”
这时，汉朝正征讨匈奴，招抚四方各少数民族。汲黯力求省事，找皇上有空闲的时候，常常进言主张与匈奴和亲，不要兴兵打仗。皇上正热中于儒术，尊重公孙弘。等到事情成堆，官吏舞文弄法，百姓巧取豪夺，皇上加强法治，条析法令，张汤等人趁机上奏判定的案件，用以搏取宠幸。汲黯经常批判儒学，当面指责公孙弘等人内怀奸诈而外逞智巧，阿谀皇上来赢得欢心，而刀笔吏们专门深究法律条文，千方百计罗织罪状，诬陷别人有罪，使事情无法恢复真象，以完成案件为功劳。皇上更加尊贵公孙弘和张汤，于是两个就更加忌恨汲黯，甚至天子也不喜欢汲黯，曾一度想找借口杀害他。公孙弘为丞相，就对皇上说：“右内史管辖的地方，有很多高官和皇族，难于管理，平时没有声望的大臣不能胜任，请调派汲黯为右内史。”皇上就改任汲黯为右内史，几年过去了，政事没有废弛荒疏。
大将军卫青地位日益尊贵，他的姐姐做了皇后，可是汲黯仍然以平等礼与卫青相见。有人劝汲黯说：“自从天子想让群臣百官在大将军面前屈尊，使大将军日益尊贵，你见了大将军不能不拜。”汲黯说：“作为大将军，他有行拱手礼的客人，难道不是更加尊贵吗？”大将军听到后，更加尊重汲黯，多次向他请教国家大政的疑难事，对待汲黯超过了一生所结交的所有其他客人。”
淮南王刘安谋反，十分害怕汲黯，说：“他喜欢直言进谏，坚守节操，敢为正义而死，很难用不正当的道理来迷惑他。至于汲黯劝说公孙弘，就像揭开蒙布和摇落树叶那样容易。”
天子已经多次征伐匈奴，并取得了成功，汲黯的话就更加不采用了。
当初汲黜位列九卿的时候，公孙弘、张汤才是小官吏。等到公孙弘、张汤渐渐尊贵，与汲黯平等时，汲黯又多次责难贬斥他们。不久，公孙弘做了丞相，封为平津侯，张汤做了御史大夫；从前汲黯手下的丞史都与汲黯同级了，有的地位显贵还超过了汲黯，汲黯心胸狭窄，不能不发一些牢骚，朝见皇上时，走上前去说：“陛下任用群臣就像堆柴垛，后来的堆在上面。”皇上沉默不回答。一会儿汲黯退了出去，皇上说：“一个人确实不可以没有学识，看一看汲黯说话，他的愚直越来越重了。”
过了不久，匈奴浑邪王率领部众降汉，汉廷征发两万辆车去接运。官府无钱，就向百姓借马。有的人把马藏起来，马的征集不能足数。皇上发怒，要杀长安县令。汲黯说：“长安县令没有罪，只要杀了我，百姓就肯献出马来。何况这些匈奴人是背叛单于来投降汉朝的，朝廷可以慢慢地由所经各县一站一站传送，何至于使全国骚扰不安，让我国人民疲于奔命去侍奉那些匈奴的降兵降将呢？”皇上沉默不言。当浑邪王率部到来时，商人因与匈奴人做买卖，由于犯禁被判死罪的有五百多人。汲黯请求皇上给他晋见的机会，在未央宫高门殿见到了皇上。汲黯说：“过去匈攻打我国的边关要塞，断绝和亲，中国兴兵讨伐匈奴，死的伤的人不知有多少，而花费的钱财以百亿计。按臣愚笨的想法，以为皇上抓获了匈奴人，会把他们作为奴婢赏赐给从军战死者的家属，并将获得的财物也送给战死者的家属，用以告谢天下付出了辛劳的人们，满足百姓的心愿。现在即使不能这样做，浑邪王率领数万部众来投降，也不该倾尽官家府库的钱财来赏赐他们，还征调老实本分的百姓去伺侯他们，像是宠爱骄子一样。老实巴交的百姓哪里知道让匈奴人买了长安城中的商品，就被耍笔杆子的法官以走私偷运罪判处死刑呢？陛下即使不能缴获匈奴人的钱财来慰劳天下的人，反而用苛酷的法律杀死五百多无辜的百姓，这就叫做‘保护了树叶而伤害了树枝’啊。臣私下认为陛下的做法不可取。”皇上沉默，不同意汲黯的意见，然后批评说：“我好久没听见汲黯说话了，今天又信口胡说起来。”过了几个月，汲黯犯了小法被判罪，恰巧碰上皇上发布大赦令，汲黯被罢官。于是汲黯闲居在乡下。
(以上为第二段，写汲黯反对公孙弘、张汤而被罢官家居。)
过了几年，遇上国家改铸五铢钱，百姓中有很多人私铸钱币，楚国故地一带尤其严重。皇上认为淮阳郡邻近楚地，就征召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拜伏辞谢圣旨，不肯接印。诏书多次强行赐印，汲黯才接受了诏命。皇上下诏召见汲黯，汲黯流着眼泪对皇上说：“臣自认为死后尸骨会弃置沟壑，再见不到陛下了，想不到陛下又重新收留任用臣。臣常有狗马病，精力胜任不了一个郡的职守。臣愿为中郎，出入宫禁之门，常在皇上身边补救失误，提示遗漏，这是臣的心愿。”皇上说：“你看不上淮阳郡太守这个职位吗？过些时候朕会召你回来的。只因淮阳郡官民关系融洽，朕要借你的威望，你就躺在床上治理吧。”汲黯向皇上告别后，又去探望大行令李息。汲黯说：“我被发配到外郡，不能参与朝廷的议政了。可是御史大夫张汤，他的智巧足以阻断别人的批评，他的奸诈足以文过饰非，他极善于对上甜言蜜语，对下巧辩挑剔，不肯堂堂正正替天下老百姓说话，专门一个心眼去迎合皇上的心思。皇上不喜欢的，他顺着诋毁；皇上喜欢的，他就跟着夸奖。他还喜欢多生事端，玩弄法律条文，在朝内他深怀奸诈以迎合皇上的心意，在朝外就挟制奸猾的恶吏来加强自己的威势。你位居九卿，若不及早向皇上进言，你和张汤都会被诛杀的。”李息害怕张汤，始终不敢向皇上进谏。汲黯治理郡务，照过去的一样，淮阳郡政治清明。后来，张汤果然倒台，皇上听说了汲黯对李息的进言，就判李息有罪。皇上特别诏令汲黯在淮阳太守任上享受诸侯国相位的待遇。过了七年，汲黯去世。
汲黯死后，因为汲黯的关系，皇上提升汲黯的弟弟汲仁官至九卿，儿子汲偃官至诸侯国相。汲黯表姐的儿子司马安年轻时与汲黯一起做太子洗马。司马安擅长玩弄法律条文，会做官，他四次做官到九卿，在河南郡太守任上去世。司马安的兄弟也因司马安的关系，同时做官至二千石的有十人，濮阳人段宏起初侍奉盖侯王信，王信保举段宏，段宏也两次做官到九卿。然而濮阳同乡做官的人都很敬畏汲黯，甘居其下。
(以上为第三段，写汲黯卧病治理地方的业绩，以张汤阿上残民的行为做对照，突出汲黯公忠体国的威重精神。)
太史公说：以汲黯、郑当时那样有贤德，尚且有权势时宾客十倍，无权势时没人登门，何况一般的人呢！下邽翟公讲过他的经历。他做了廷尉，宾客盈门；后来丢了官，门外可张网捕鸟。等到翟公复职，宾客们又想去登门，翟公就用大字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黯、郑当时也正象翟公一样，真是可叹！
(以上为作者论赞，借汲、郑二人的升沉遭遇，揭露当时趋炎附势的世情。)
《汲黯列传》读后
本文作者张莉，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生。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班固盛赞这一时期的人才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汲黯和郑当时作为当时的名人，被司马迁载入《史记》，合传为《汲郑列传》。
汲、郑二传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二人的家世背景、简单生平和晚年遭遇，并在传末对二人一生作出总结。二人主要生活在汉景帝至汉武帝执政期间，是西汉的治国指导思想正急剧转变的时代。汲黯，字长孺，汲黯祖上“有宠于古之卫君”《史记·汲郑列传》，以下同。，其历代先祖均为卿大夫。汲黯作为七世孙，在景帝时因父亲的缘故任太子洗马，在武帝时初为谒者，历任为荥阳令、东海太守、主爵都尉、右内史、汝南太守。因“坐小法，会赦免官”，后再次起用为淮阳太守，卒于任上。郑当时，字庄，其父亲郑君曾经跟随项籍，后虽降汉但不愿直称项籍之名而被逐。郑当时在汉景帝时任太子舍人，汉武帝时任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因“武安侯魏其时议”，被贬为詹事，迁为大农令。后又因宾客连累“陷罪，赎为庶人”，不久，任丞相长吏，后任汝阳太守，卒于任上。
一、汲、郑合传
《汲郑列传》在写作上，分别叙述二人事迹，篇末将二人联系到一起，交待合传之因，此正所谓“一路分叙，至篇末合拢”李景星：《四史评议》。。联系传记内容，司马迁将汲黯、郑当时二人合传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二人品行出众，皆“廉，内行修洁”。《太史公自序》交待二人合传之由，曰：“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好荐人，称长者，庄有溉，做《汲郑列传》第六十。”《史记·太史公自序》。此二人虽性情迥异，但“皆太史公所嘉予乐道者也，故列为同传”牛运震：《史记评注》曰：“汲、郑同学黄老之言，一则抗言直谏，秉正嫉恶；一则恢宏任侠，喜交游，奉宾客，皆太史公所嘉予乐道者也，故列为同传”。。
其二，皆好黄老。传记中对汲黯崇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描述更为丰富。汲传第一段就交待说“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汲黯的黄老思想体现在具体事件上：
一、对“东越相攻”和“河南失火，延烧千余家”两件事的处理上，分别以“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和“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为由，不予处理。表面看起来汲黯似乎不关心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实际上是不愿中央朝廷过分集权，干涉地方风俗和百姓生活，认为一些不足以动摇国计民生的事件交由地方处理即好。“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正是在此黄老思想指导下，“东海大治”。
二、斥责张汤纷更律令，“非苦就行，放析就功”。汉高祖攻入咸阳时，曾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天下既定，命萧何作九章，也比较简便适时。“曹参守之不失……历经高、惠、文、景四朝而始有胜残去杀之意。自汤一出而纷纷舞乱，嗣是而苍鹰、屠伯、鼓牙而兴，糜烂其民，又甚于秦之世，则皆汤作之俑也。”反对张汤任意更改律令，将律法变得纷繁复杂。不独对张汤，汲黯对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儒者深表反感，“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
三、对匈奴和亲的态度。当时汉朝正在征讨匈奴，武帝想开疆拓土，招怀四夷。汲黯“务少事，承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从长远角度看，汉武帝征匈奴的方针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汲黯劝和的态度也是从安民的角度出发的，这从后面他对投降的匈奴的态度可以证实。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朝廷大肆征马迎接，搞得民不聊生。对此汲黯进谏，“徐以县次传之”即可，没有必要“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
与汲黯相比，传记中对郑当时黄老思想的叙述比较简单，仅有“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之语。不过，从传记中郑当时为人处世的柔和态度看，郑当时绝对是比汲黯更加“务少事”，虽是洁身自好，明哲保身，却也正体现了他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
其三，官场遭遇相似，值得同情。《汲郑列传》曰：“始列为九卿”，“中废，家贫，宾客益落。”伴随着汲黯与张汤、公孙弘等儒者的相互攻击，以及汲黯对汉武帝处理匈奴问题的不满，汲黯在朝廷中逐渐受到冷落，终因“坐小法，会赦免官，于是黯隐于田园。”后来虽再次被起用，但也未受重用，无法留在皇帝身边“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而是被外放到淮阳郡，“不得与朝廷议也”。郑当时一生好交游，善待宾客，最后却也受宾客牵连“陷罪，赎为庶人。”后来也被重新起用，几年后在汝南太守任上去世。汲、郑二人虽再次被起用，却也是落日余辉，死后，“家无余资财”。值得些许欣慰的事，二人的家族成员因二人生前名气和功绩受惠。汲黯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庄卒后，“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二、人物特色
尽管二人性情、经历有相似之处，但又各有特殊性。不管从形式还是内容来看，虽为合传，但有明显主次、详略之分，汲传对人物的塑造更为丰满生动，而郑传相对简单，概括性强。
读汲传，对汲黯的印象除了“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外，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一个任性率直、铁骨铮铮的硬汉形象，有股盛气凌人之势。传中对汲黯的刚硬性情有段概括，“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这种不阿谀奉承、卑躬屈膝，有主见，敢于犯颜直谏的性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对武安侯、大将军不拜而揖。武安侯任丞相时，中二千石的官员都来拜谒，而汲黯见面时却“未尝拜，常揖之。”大将军卫青尊重益贵，而汲黯仍然与之“亢礼”。
其二，对张汤、公孙弘不惧而斥。汲黯在汉武帝面前质责张汤，“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反而去本逐末，“非苦就行，放析就功”，“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以此，汲黯毒骂张汤无后，“无种”之语固然激进，却也不是一般人有胆敢骂出口的。这既反映了汲黯反对刀笔吏网罗罪名欺压百姓，也体现了汲黯嫉恶如仇、敢爱敢恨的个性。
其三，对武帝不捧而谏。汲传中有几处正面描写汲黯与汉武帝的冲突。第一处是当众批评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使得武帝“怒，变色而罢朝”。汉武帝四十余年之间，开边榷货，封禅求仙，无数敝政，都根源于“多欲”。但突然被汲黯当众一言点破，“实乃惭悚不遑”姚苧田节评：《史记菁华录》。，面子实在挂不住。
第二处是抱怨汉武帝用人“如积薪”。最开始时，汲黯列为九卿，公孙弘、张汤都是小吏，后来二人却连跳几级，分别升至丞相和御史大夫，“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常人尚且心有不满，何况是嫉恶如仇的汲郑，所以当面抱怨汉武帝用臣“后来者居上”。
此两处直谏均是将矛头直接指向汉武帝，当众让武帝难堪，十足体现了汲黯“面折，不能容人之过”的个性，不懂得委婉劝谏，无视“伴君如伴虎”的风险。
第三处是指责汉武帝过于优待投降的匈奴。汲黯先是反对汉武帝大肆征马迎接投降的匈奴浑邪王部众，认为没有必要“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接着指责汉武帝对投降的匈奴“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认为这是本末倒置，“庇其叶而伤其枝”。
汉武帝对汲黯的态度转变是贯穿汲传的一条重要线索。概括而言，是由信任到冷落，所以才有“中废”之说。具体言之，先是对汲黯敬爱有加，虽受到当庭指责，颜面扫地，却也无可奈何，只能“但怒其戆而不能罪”姚苧田节评：《史记菁华录》。，经徘徊顾叹，最终还是不得不以“社稷臣”目之。在汲黯犯颜直谏惹怒武帝后，传记紧接着两段一段写武帝对汲黯的“爱”，一段写“敬”，可谓匠心独具。
汲黯与张汤、公孙弘的论辩加速了汉武帝对汲黯由爱生厌的进程。当时汉武帝越来越尊崇儒术，越信任张汤、公孙弘之流，就越疏远汲黯，“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汉武帝提拔张汤、公孙弘，受到汲黯“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的指责后，感慨“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同时，在对待匈奴问题上，汲黯与汉武帝之间的矛盾也不可协调。汲黯主张与匈奴和亲，但伴随着汉武帝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再到后来听到汲黯“庇叶伤枝”之言，发出“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的感慨。几个月后，汲黯因坐小法免官。至此，汉武帝和张汤、公孙弘等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终于被拔掉了。
本来至此，汲黯的官场生涯告一段落，结果几年后，因楚地“民多盗铸钱”之故，汲黯再次被召拜为淮阳太守。汉武帝虽再次起用汲黯，却不愿将它放在身边“补过拾遗”圆其“中郎”之愿。
汉武帝虽然也感慨汲黯是“社稷臣”，但始终没有重用他。对此后世学者感慨颇多。“是虽敬，而实未尝用也。”钱时：《两汉笔记》。对于汲黯不受重用之因，表面看来是黯之性情过于刚硬，为人处世不够圆滑世故。对上不会奉承，对权贵不会依附，对下也不会拉拢，“士以此不附焉”。也正因此，“忌之者不能伤，骄之者不能折，爱之者不能私，短之者不能损。”姚苧田节评：《史记菁华录》。而追究汉武帝终究不用汲黯的根本原因，则是汲黯的思想与汉武帝的治国思想相背离。汲黯主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乃“守城”之才；而汉武帝尊儒术，想开疆拓土成就大业，不安于“守城”“守城”二说，一说是“城”通“成”，指维护既定国策，保持前人已有的成就和业绩；另一说指在非常情况下守卫城池。二说均可。。这也正中汲黯所指责的汉武帝“多欲”，所以汲黯虽为人才而终不得用。“黯之为社稷臣，不独庄助知之，淮南谋逆者惮之，武帝实自发之，而终不能用，则多内欲之故也。”方苞：《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
在性格描述上，与汲黯的“刚硬”相比，郑当时就显得比较“柔和”，比较鲜明的特点是：善交游，奉宾客，郑当时告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同时，积极推荐贤能之士，“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郑当时的为人可谓是礼贤下士，不仅尊敬宾客、贤能，而且对部属也是小心谨慎，“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正因为郑当时善于结交宾客，汉武帝才会发出“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赍粮”之言。
在进谏方面，汲、郑态度大相径庭。郑当时虽也积极进谏，但多进善言，“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而真遇到问题时，郑当时未免缺乏主见，立场不坚定，常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
三、总体评价
《汲郑列传》中重点渲染的人物是汲黯，而以郑当时附于其后。对前者的描述详细、生动、丰富，对后者的介绍简略、概括。可以说，司马迁在汲、郑传记写作用意和手法上都颇有用心，主次分明，详略得当，分合有心。二人的传记“一路分叙，至篇末合拢”，令读者“喜其制局之紧”；“叙汲详，叙郑略；叙汲多用侧笔，叙郑多用括笔，又令读之者“喜其行文之变”。最后的赞语突引翟公之言，道出世态炎凉，而以“汲郑亦云，悲夫”一语收尾，“使一篇热闹之文，变成太息之声，真是神妙不测。”李景星：《四史评议》。
在写作手法上值得赏析的是，汲黯的传记侧重于从侧面烘托，有“绿叶扶花”的效果。对此，吴见思评价说：“汲长孺在汉廷是第一流任务，其戆直犯颜处，极好铺张，史公偏借武安侯、借庄助、借大将军、借张汤、借公孙弘、借淮南王、借司马安，反从他人身上形容出来。而汲长孺意思性情、气概节谊无不全现，反强于只写一汲黯，如画家写像，绝无神气也。此正所谓‘绿叶扶花’之法。”吴见思：《史记论文》。而对郑当时的描述多用括笔。
从内容上看，司马迁将个人的感情融入其中。熔铸鲜明的爱憎情感以感染读者，这是司马迁塑造历史人物的重要手法之一，《汲郑列传》亦不例外。首先，汲黯和郑当时二人“皆太史公所嘉予乐道者也”。汲黯又是司马迁最欣赏的人物之一，所以描写的笔墨酣畅，淋漓尽致，将这个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而对于当时势焰嚣张的武安侯，阿谀奉承、怀诈饰智的张汤、公孙弘之流，“皆太史公所深嫉恶而不忍见者。故于灌夫骂坐、汲黯面诋弘、汤之事，皆津津乐道之如不容口，此太史公胸中垒块借此一发者也。”牛运震：《史记评注》。
尽管汲、郑二人均为司马迁所欣赏的人物，但司马迁并没有一味称赞，为其矫饰，而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如在写到汉武帝重用原比自己地位低微很多的张汤、公孙弘时，从人之常性，描写出汲黯的抱怨，“黯褊心，不能无少望。”此外，在写汲黯对匈奴的态度上，也渗透出“贵中国而贱夷狄”的大汉人主义心态。为郑当时作传，司马迁既欣赏郑当时礼贤下士，却不免有些过于谦虚自惭、谨小慎微，如推荐贤者时常以为“贤于己”，与官属说话时，“若恐伤之”。尤其是对郑当时为官“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的做法，司马迁也是如实叙述，不加掩饰。
《汲郑列传》不仅反映了司马迁对人物的爱憎，也揭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抒发了他对时政的态度。汲、郑二人“中废”的遭遇，也折射了汉初奉行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治国之策逐渐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集权统一。这篇传记重点在于表彰汲黯对皇帝的敢于犯颜直谏和对执政大臣的敢于面折，而其实质则表现了汲黯对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征伐四夷、盐铁专卖、任用酷吏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反对。在这一点上，汲黯可以说是司马迁的代言人。所以，《汲郑列传》也是一篇反映司马迁政治态度的文章。
《汲黯列传》集评
*本文集评作者刘春梅，首都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教研室主任，教授。
司马迁曰：“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作《汲郑列传》第六十。”（《太史公自序》）
张大可曰：“本篇是汲黯和郑当时两人的合传。两人均信奉黄老，并列为九卿，礼贤下士，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有着共同的遭遇，故合传。”（《史记新注·题解》）
叶梦得曰：“《循吏传》后即次汲黯，其以黯列于循吏乎！而以郑当时附之，黯尚无为之化，当时尚黄老言，亦无为云。”
王维祯曰：“始末所具，尽是抗直，更不杂以他事。”（《史记评林》引）
崔诜曰：“汉武帝雄才大略，智臣藻士，或以优蓄，或以颐使，一犯禁戒，刑辟无少假借，独以严惮黯，不冠不敢见，叹其为社稷臣。淮南王视汉廷公卿，独惮长孺，藏邪谋而不敢发，斯亦近于己正物正者欤！”（《史记评林》引）
凌稚隆曰：“文子云‘虚无因循，学后而不先’。辟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汲长孺学黄老之言，故引而用之耳。”（《史记评林》）
董份曰：“黯以质直责大体，持朝廷议则可。至以己官职而望君上，毁人之进则粗矣。故史著其褊心，而汉武亦得讥其不学也。”（《史记评林》引）
余有丁曰：“上默然者屡矣，黯亦危矣。”（《史记评林》引）
李光缙曰：“按《吕刑》云上下比罪言，于法无条，则上比重罪，下比轻罪，上下相比，观其所犯当与谁同，然后定法。如今律无明文，则许用例也。然当上下比罪之时，吏多因缘为奸，差错妄比。如长安贾人，与浑邪王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此则以不可行之法，而强比附者也。不有汲长孺直言，民安措足哉。长孺之言曰‘愚民安所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此则不易之论。”（《史记评林》引）
邓以瓒曰：“篇中发挥黯为人处，旁引曲证，无不极意，笔势纵横，画出一强项之臣，有色有态，有味有韵。”（《史记评注》引）
杨慎曰："将言望见黯避帷中，故先从卫青、弘常日见时说来，如此则前所谓尊重，后所谓封侯，皆有不足道矣。"（《史记评林》引）
茅坤曰：“通篇以伉直摹写汲黯为精神，而不学无术亦稍稍见。”（《史记评林》引）
徐中行曰：“子长之作史记列传也，以贾生续屈平之后，而附三驺、田骈之属于孟轲，虽年代辽邈，人品不同，然有深意焉。苐以汲黯与郑庄同赞，则予所不觧，说者谓长孺任直不能容人之过，当时好客能推人之贤。夫乐善疾不善一途也，迁合而赞之似矣。予则以为黯之疾恶古遗直也，庄之推贤好名之人也，合而赞之，迁亦浅之乎知黯者也。”（《史记评林》引）
黄震曰：“汲黯论帝多欲，劝帝无起兵，谏帝迎浑邪王，切责张汤苛法，而拳拳愿出入禁廷，补过拾遗，切直忠尽，汉廷第一，帝稍听之，何乃下轮台之诏耶！郑庄委曲礼下，虽少鲠谅之风，然内行修洁，没无余财，与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传欤？”
又曰：“黯以纯刚至正之气卓出汉廷之右，自天子以下皆严惮之。黯言虽不用，汉鼎之增重亦多矣。子曰：‘枨也欲，焉得刚？’黯庶几无欲者欤？后世士大夫一为利禄所汨，虽饰以仁义累千万言，岂复有是痛快令人心开目明者哉？呜呼，黯所谓人中龙也！”（《黄氏日抄》卷四十七）
钟惺曰：“武帝得人最盛，至许‘社稷臣’，独黯一人而已。黯不死，霍光之事当使黯为之。其大节不异于光，文理固胜之耳。汉虽不能究黯之用，而庄助言其‘招之不来，麾之不去’，黯一知己也；武帝许黯‘社稷臣’，黯一知己也；大将军‘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黯一知己也；淮南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又黯一知己也。”（《史怀》）
方苞曰：“汲黯治东海，为九卿，徙内史，居淮阳，不填实一事，止虚言其性情气象，略举其语言及君臣上下之严惮，遂使千载下闻风而兴起，必如此乃与黯之为人相称。又此传伤武帝有社稷臣，先知灼见，而终不能用也。篇首称黯以数切谏不能久留内，则其人进言多矣；为右内史，守东海淮阳，列于九卿，事迹众矣，而见于传者止此，盖非关社稷之计则不著也。其直攻武帝之多欲，社稷臣之所以格君也；矫节发粟以振贫民，奉使东越不至而返，谏征匈奴、迎浑邪、罪民匿马及贾人与市者，社稷臣所以安民也；面诘弘、汤，责李息，社稷臣所以体国也；始仕为太子洗马，即以庄见惮，及列九卿，与丞相大将军抗礼，至天子敬礼，不冠不见，社稷臣所以持身也。史于萧相国，非万世之功不著；于留侯，非天下所以存亡不著；于黯，非关社稷之计者不著，所谓辞尚体要也。黯之为社稷臣，不独庄助知之，淮南谋逆者惮之，武帝实自发之，而终不能用，则内多欲之故也。黯之为人，不独卫人惮之，大将军贤之，即武安侯亦不闻含怒，而弘、汤独深心疾之，欲挤之死，则弘，汤为人又出武安下哉！”（《评点史记》）
李晚芳曰：“太史公作传，如化工赋物，各肖其形，汲黯天性朴卢，少文饰，故其传之也，于其爱君处，屡写其诚戆；于爱民，屡写其肫恳，于忤奸处，屡写其峭直，或叙事，或叙言，亦只朴朴写去，绝不假文饰，已活画出一灌灌老夫，不畏威，不惧祸，不知君之怒，不知人之忌，断断然独岳立于如狂如沸之朝而不少挠，令百世下读之，如亲见招不来、麾不去，守城深坚之性情品格，岩岩尺幅间，可以兴廉，可以立懦，真化工笔也。”（《读史管见》）
牛运震曰：“汲黯乃太史公最得意人，故特出色写之。当其时，势焰横赫如田蚡，阿欲固宠怀诈饰智如公孙弘、张汤等，皆太史公所深嫉痛恶而不忍见者，故于灌夫骂坐、汲黯面诋弘、汤之事，皆津津道之，如不容口，此太史公胸中垒块借此一发者也。如此文安得不工。”(《史记评注》)
吴见思曰：“汲长孺在汉廷，是第一流人物，其戆直犯颜处，极好铺张，史公偏借武安侯，借庄助、借大将军、借张汤、借公孙弘、借淮南王、借司马安，反从他人身上形容出来。而汲长孺意思情性，气概节谊，无不全现，反强于只写一汲黯。如画家写像，绝无神气也。此所谓绿叶扶花之法。”
又曰：“汲传，忽序事，忽行文，忽而简质，忽而铺排，逐段变换，又有山回谷转，云破月来之妙。郑庄传，实处虚写，虚处实写，龙跳凤骞，不可以羁靮网罗而致。又如秋空黛碧，白云苍狗，舒卷自如，自成一片神理。夫岂易及！”（《史记论文》）
李景星曰：“汲郑行径，本不相同，太史公以其皆学黄老，内行皆修絜，又皆喜宾客，故合而传之。一路分叙，至篇末合拢，乃曰：‘汲郑始列为九卿，廉，内行修絜。此两人中废，家贫，宾客益落’云云，以此数语点明合传之故，令读之者喜其制局之紧。叙汲详，叙郑略；叙汲多用侧笔，叙郑多用括笔，又令读之者喜其行文之变。赞语突引翟公之言，说尽交道炎凉之态，而以一句转到汲郑，使一篇热闹之文，变成太息之声，真是神妙不测。”（《史记评议》）
曾国藩曰：“《汲郑传》处处以公孙弘、张汤相提并论。此太史公平生好恶之所在。景、武间人才，以此传为线索。”(《求阙斋读书录》)
尚镕曰：“自汲黯弃居郡，汉廷无直臣，武帝益纵欲妄行矣。迁所以思而作传也。郑庄非其比，以与黯善，且推毂士夫，故合传也。此篇首尾完善，《汉书》略为删节，便如点金成铁矣。
篇中“诚有味其言之也”一语杂论断，非正体。《汉书》好改《史记》，何以不知改此语也。(《史记辨证》卷十《汲郑列传》)”
姚苎田曰：“汲长孺，武帝朝第一直臣而不相；李将军，武帝朝第一名将而不得侯。史公盖深惜之，故两传皆用零零碎碎写法，须眉毕著，性情皆活。然黯之为人几于至诚动物，忌之者不能伤，骄之者不能折，爱之者不能私，短之者不能损。危言危行，如蹈康庄，真西汉第一流人物也。”（《史记菁华录》）
韩兆琦曰：“本篇重点在于表彰汲黯对皇帝的敢于犯颜直谏，和对执政大臣的敢于面折。但这还只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表现了汲黯对武帝时期一系列方针政策（如尊崇儒术、征伐四夷、盐铁官营、任用酷吏），和所任用的一系列当权人物（如公孙弘、张汤）的反对。在这一点上，汲黯可以说是司马迁的代言人。汲黯这个形象也是《史记》中所塑造的理想人物之一。汲黯指斥汉武帝‘多欲’，指斥公孙弘张汤‘阿谀人主’，这些有对的一面，他揭示了统治阶级的‘圣君贤相’到底都是些什么货色；但是汲黯的思想又明显地有其片面性与落后性，他对武帝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缺乏应有的客观分析，因而连及对公孙弘张汤的评价也就不一定很平允。这是司马迁对武帝政治进行评价的一篇重要文字，应与《平準书》、《酷吏列传》、《儒林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同看。”(《史记选注集说》)
张大可曰：“司马迁被刑，交游莫救，故本赞极写翟公之言，发抒内心的愤慨。这里用死与生，贫与富，贵与贱对比，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羞愧那些趋炎附势之徒，读来令人齿冷。”（《史记论赞辑释》）
汲黯年谱
*本文作者邓瑞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汲黯在孝景时以父任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则当有相当的任期才可做到“以庄见惮”。汉武帝在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年，年七岁立为太子，十六岁即位，在太子任上九年。汲黯为太子洗马当与太子任期相一致，亦有九年，按正常情况推断，汲黯弱冠，年二十为太子洗马，当生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汲黯卒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享年57岁。当然，汲黯生年的推断，只是一个合理的假设。汉武帝即位之年，汲黯三十岁。武帝幼年，汲黯即陪伴相随，辅佐武帝长达三十七年，其中两年闲赋在家。
前168年，汉文帝前元十二年
汲黯生，一岁。濮阳（今属河南）人。
前149年，景帝中元元年
膠东王刘彻年七岁，立为太子。汲黯年二十岁，以父任为太子洗马。
太子洗马，又称为太子先马。“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前导威仪”。定员十六人，秩比六百石。
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汉武帝即位，年十六。汲黯年二十九岁为谒者。谒者掌宾讚受事，定员十人，秋六百石。
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
闽越与东越相攻。汲黯三十一岁，为使往视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河内失火，天子派汲黯往视。汲黯过河南，矫诏赈灾。天子以为贤，释矫诏之罪，迁黯为荥阳令。汲黯称病还乡。
前137年，汉武帝建元四年
汲黯三十二岁，汉武帝召拜为中大夫，掌议论，秩比二千石。
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
汲黯三十三岁。黯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郡太守，秩二千石。
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
田蚡为丞相。
汲黯三十四岁。汲黯任东海太守，岁余，东海大治，武帝闻，召为主爵都尉。主爵都尉掌列侯，秩二千石。丞相田蚡，皇太后弟，宠贵无比，汲黯见蚡不拜，常揖之。
前130年，汉武帝元光五年
张汤为中大夫，作见知之法。官吏见知人犯法而不举告，谓之故纵，与犯者同罪。自此，用法益严刻。
汲黯三十九岁。任主爵都尉。汲黯为人性倨，少礼，不能容人之过。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曾面折汉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
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
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为布被，食不重肉。张汤为廷尉，务在深文严刻。
汲黯四十三岁。任主爵都尉。汲黯揭发公孙弘奸诈，说：“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
大将军卫青为侍中，汉武帝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武帝或时不冠。至如黯见，武帝不冠不见。汉武帝曾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前123年，汉武帝元朔六年
汲黯四十六岁，任主爵都尉。张汤为廷尉，更定律令，专务深文，汲黯斥责张汤，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
公孙弘为丞相。卫青为大将军。
汲黯四十五岁。任主爵都尉。大将军卫青，秭为皇后，然黯与亢礼，揖而不拜。人或说黯，黯曰：“夫以大将军有辑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遇黯过于平生。
汲黯任主爵都尉十年不迁。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至是，公孙弘、张汤日益贵。汤为廷尉，公孙弘为丞相，封为侯。后三年（元狩三年）张汤为御史大夫。黯见上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
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淮南王刘安谋反被诛。
汲黯四十七岁。任右内史。淮南王刘安谋反，害怕汲黯。刘安说：“如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史记·汲黯列传》。汲黯常毁儒，面触公孙弘、张汤等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公孙弘、张汤深疾黯，汉武帝亦不悦黯，欲借故诛杀。右内史部界多贵人宗室，公孙弘清徙黯为右内史，以便借刀杀人。汲黯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又，庄助与汉武帝尝语论汲黯，称誉汲黯为社稷之臣。
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
骠骑将军霍去病开拓河西，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余众降汉。
汲黯四十八岁，任右内史。初，诏发车二万乘迎降，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天子欲诛长安令。浑邪王至长安，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汲黯抗旨护佑长安令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数落汉武帝“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匈奴降人，是“庇其叶而仿其枝，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汲黯为当死者五百余人请命，汉武帝不许，斥责汲黯说：“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
前120年，汉武帝元狩三年
张汤为御史大夫。
汲黯四十九岁。任右内史。汉武帝招延士大史，常以小过诛之。汲黯谏诛贤才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转引自《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张习礼、田珏主编，北京出版社1986年出版。黯以小过被免官，隐于田园。
前118年，汉武帝元狩五年。
汉铸五铢钱。
汲黯五十一岁。隐于田园。因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汉武帝忧淮阳为楚地之郊，征拜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受诏赴任，辞别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戮矣。”李息畏汤，终不敢言。后张汤果败，李息因株连抵罪。
前112年，汉武帝元鼎五年
汲黯五十七岁。以诸侯相秩任淮阳太守七年而卒，享年五十七岁。诸侯相秩，中二千石，正九卿级。此为汲黯最高之秩。
汲黯卒年，《汉书》本传作“居淮阳十年而卒”，据此，汲黯卒于元封二年。七与十，因形似而致误。当以《史记》为正。汲黯七世祖为卫卿，《汉书》也作十世。言《史》依《史》，言《汉》依《汉》，并存亦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