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宣称建设社会主义的邻邦反目成仇，相互敌视，中苏两党由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到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互相对骂、论战，终是两败俱伤……
裂痕中国革命曾经得到过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有力支持。但是，由于对中国具体情况的隔阂和大国、大党主义的影响，斯大林和苏共也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一些干扰和损失。对于这一点，中苏两党都心中有数。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也曾对自己的这些错误作过一些自我批评。
可以说，在中国党内，对于斯大林和苏共老子党、瞎指挥的作风，毛泽东的体会比谁都强烈。建国后，作为胜利了的中国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曾很想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作一深谈，倾诉内心的感受和积郁，但都未能如愿，1956年二十大以后，虽然苏共人事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毛泽东的这种愿望都更强烈了。
毛泽东想向苏共说什么呢？
1956年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八大结束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与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带着不满的口气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作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
毛泽东回顾了中国党三次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接着，他说：
这些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结果。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试想，怎么可以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就是绝对正确的，而去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下的党去听从，或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以一个党的利益替代另一个党的利益呢？客观实际、血的教训已证明这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在批评了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以后，毛泽东又批评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他说：
我们党的幼稚、缺乏经验，主要表现为一些人的无知、愚顽和刚愎自用，他们不相信自己而只一味听从别人的、远处的、外来的、奇异的、不切实际而耸人听闻的东西。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对我国革命有用与否，不分青红皂白，他们都一概当作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套、照用、照行、却不管其后果如何。但对这种盲从、盲目听信别人所造成的后果，却不能不说清楚，讲明白。不说清楚，不讲明白。怎么吸取经验和教训呢？盲目听信和服从别人，这确实是幼稚无知的表现。
毛泽东指出，现在人们已开始懂得认真总结历史上的这些宝贵经验了。他说：
当我们党一旦克服了这些弱点，走上正确的康庄大道。就可以显示出不可限量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我国革命胜利，稳步前进的可靠保障，也是在实践中付出高昂代价而后获得的宝贵经验。但更可贵的现在人们开始懂得了这点，重视了这点。这真是用血汗换来的，用无数的牺牲换来的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收获。固然，要革命就难免有牺牲。但是由于自己的愚蠢、无知和主观上的种种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即本来可以避免，而仅仅由于自己的疏忽、盲目轻信而使革命蒙受的重大牺牲，是最令人痛心的。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对牺牲在我们前头的人，心里感到特别沉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历史上的这些沉痛教训、曲折经历以及两党关系中这些不愉快的往事，使毛泽东心潮起伏。他再也难以压抑对苏联党和斯大林“老子党”、“瞎指挥”的愤懑之情：
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我是说，假如没有地方讲话，就写文章，假如憋不住了，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一吐积郁，显然是受了苏共二十大正式开始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国际共运内部思想解放兴起的影响。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进一步肃清大国大党主义在国际共运中的恶劣影响。然而，历史不久就证明，以批判斯大林起家的赫鲁晓夫很快便又重新走上了大国沙文主义和个人崇拜的老路，并因此与中共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这次经过深思熟虑的谈话，不仅是对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回顾，实际上也以勾勒出中苏两党、两国未来关系的轮廓。
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和整个国际共运内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实际上，对斯大林一些严重错误的批判，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在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从原则上讲，中国共产党对批判斯大林的一些严重错误是赞成的。1956年4月，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结果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又指出：“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同年9月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中也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又感到某种不安和忧虑。
1958年3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
苏共二十大之后两个月，毛泽东在他的那个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表达了自己成熟的意见。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毛泽东不能理解和容忍的是，作为曾经几次受到苏共和斯大林错误干扰和严重压力的中国共产党，都能够对斯大林做出“三七开”的客观评论，为什么苏联党内那些曾经把斯大林捧到天上去的人，现在竟这样对待斯大林！
在苏二十大之后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反共高潮，特别是在1956年下半年波匈事件发生之后。严峻的现实证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党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时，毛泽东对苏共的做法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
1956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表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11月30日，他在接见尤金时又表示：
“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
除了斯大林问题，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另一个突出的不满之处，是苏共提出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从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来看，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人民正义战争制止了美国在亚洲东方所进行和所支持的非正义战争，遏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头。与此同时，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由于苏联在欧洲主动作出的让步而趋于缓和。
这种缓和局势在1955年7月间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日内瓦会议期间达到了高潮。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之后，在国际缓和的声浪中，苏共二十大提出并通过了通过决会道路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缓和也罢，和乎过渡也罢，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在某些特定的国家，都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但如果把他们作为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则不免失之片面。特别是，如果某大国大党在把它们作为一种难一的选择以后又要别党别国都加以服从，则显然更是不妥的。不难想象，对于靠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于建国之初就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严重战争威胁，其神圣领土台湾还处于美帝主义武力侵略之下的中国人民来说，对于面对着帝国主义越来越明显的侵略扩张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广大人民来说，这一观点是很难被接受的。
由苏共二十大所引发的在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分歧，使毛泽东对苏共正在发生的变化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祥的预感。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在谈到苏共二十大时，毛泽东表达了一种更深的忧虑。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了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否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如果可以通过议会多数取得政权，那么，列宁当年对帝国主义的结论是不是过时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十月革命道路还有没有普遍意义……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比斯大林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一个要不要坚持列宁主义的问题。
尽管如此，苏共二十大在中苏两党间所造成的分歧，毕竟还处于一种初始阶段，带有一种局部的性质。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而且面临着国际（如波匈事件）和国内（如1957年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等许多重大难题，特别需要有崇高威望和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因而对中共意见、批评采取了尊重、虚心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帮助苏共领导渡过难关，对苏共的某些观点采取了不公开争论或互相妥协的态度。一方面在内部批评了他们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又对他们处理国际、国内一些问题的立场予以支持。
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风波暂时过去了。但这次风波在毛泽东内心深处造成的震荡却无法平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世后出现赫鲁晓夫，已经成为毛泽东内心中难以抹去的阴影。几年之后，这个问题甚至成为他考虑重大问题时的几个基本点之一。
1957年11月2日到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11月16日至19日，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这次国际共运史上空前的盛会，加强了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会议期间，虽然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的战略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出于维护团结的共同愿望，两党在各自作了一些妥协、让步之后，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通过。
毛泽东显然是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成就和国际共运的空前团结所鼓舞。会议期间，他曾热情而又自信地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其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他热切地希望，在这样一种大好的国际形势下，在国内也取得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伟大胜利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表应该也可能出戏一个新的高潮。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莫斯科修改审定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入社论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跟上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
但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兴奋情绪，不久就又被赫鲁晓夫的无理举措所激起的愤怒所取代。
莫斯科会议的举行不仅表明国际共运经受住了反共浪潮的冲击，也表明了苏共领导已经渡过了困难阶段。赫鲁晓夫在克服了内外危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踌躇满志，不可一世。那些曾经在期大林身上发生过作用的规律，又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了。他曾经严厉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却又开始欣赏甚至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批判过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但稍一站稳脚跟，便大国主义故态复萌。他不仅在国际共运内部压制不同意见，而且进一步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而当时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中国在外交军事上受制于苏联。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0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在中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运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具体提出建设这两座中心所需要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等等，在中国领土上合资共建军事通讯设施，资金、技术大部分来自苏联，这就很敏感地涉及到长波电台将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党和政府，对此不能不慎重考虑，严肃对待。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彭德怀于6月12日复信马利诺夫斯基，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上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后可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但是，苏方对中方要求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立场不予重视。苏方于7月11日向中方提出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还是要求把电台作为中苏两国所共有。中方不能接受苏方的协议草案。在中方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明确建议电台中方负责建设，主权是中国的，使技术协定的性质变为由中国建设和管理，苏联实际上只是提供某些援助的一项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
就在中苏在共建“长波电台”问题上发生争执的过程中，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1958年6月28日，根据苏方建议，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新的技术援助。尤金大使于7月21日求见毛泽东，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它不可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
苏方的这两个建议，使毛泽东感到突然和愤怒。赫鲁晓夫不能理解，对于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经过长期流血斗争才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对于一个把国家独立、民族尊严看得比生命生要重要的民族来说，对于一个有着长期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传统，并曾与大国沙文主义进行过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敏感并必然导致强烈反应的问题。
就在7月21日尤金大使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的建议后，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
毛泽东从苏方建议中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斯大林大国主义的影子，而这却是来自刚刚倚重中国党的支持渡过危机、靠大批斯大林起家的赫鲁晓夫那里。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第二天，7月22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继续同尤金谈话。谈话中，他明确地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苏联为中国建造新型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他气愤地说：
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界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
最后，毛泽东要求尤金把他的话如实地向赫鲁晓夫汇报，不要粉饰。
尤金的报告使赫鲁晓夫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这个粗鲁、轻率的政治家开始领悟到国家主权在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7月31日，赫鲁晓夫匆匆赶到北京，就上述两项建议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解释。他推托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这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自己提出的。至于建立共同潜艇艇队一事，赫鲁晓夫把它说成是因为尤金大使传达错了而造成的误会。
会议中，毛泽东很清楚地把问题的性质提到赫鲁晓夫面前：
我跟你们谈了3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不干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第三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第五个方案……
毛泽东的谈话，使赫鲁晓夫看到了中国领导人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他一改初衷，同意由中国自己搞，苏联可以贷款帮助建设，所有权是中国的。8月3日，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协定和有关订购设备及聘请专家的合同。后因苏联撤退专家，撕毀合同，由中国自己完成了长波电台的建设。
在这次中苏最高级会谈中。苏联领导人放弃了他们原先的建议，但却无法弥补这次争执在两党之间所造成的裂痕。毛泽东加深了他对赫鲁晓夫的不信任感。60年代初，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
事实上，同苏联们翻身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由“长波电台”、“共同舰队”引起的涉及国家主权的冲突刚刚过去，1959年，中苏关系又因苏联领导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而风波再起。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访问期间，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议公报。这个后来被赫鲁晓夫苏联舆论界吹捧为“历史的转折点”，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的“戴维营精神”，反映了苏联领导人热衷于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
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如何对待美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由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继续对中国采取封锁的亚洲冷战体制，反对美国的战争威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而苏联领导人为推行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不顾美国到处干涉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事实，也不顾其他国家对美关系的不同具体情况，硬要其他国家共产党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来处理对美关系，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扩大、加深了。
当时，对于苏联提出的一些有益于缓和国际局势的主张，中国是支持的，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毛泽东还写信祝他此行“在争取和缓国际局势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后，1960年初，毛泽东在批评访美为美帝国主义擦粉的同时，也曾指出，赫鲁晓夫访美，开高级会议是做了很好的事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不能同意的，是苏联领导人粉饰美帝国主义种种倒行逆施，以及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主张。
问题还在于，赫鲁晓夫访美前后，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力图使中国的外交服从于苏联的全球战略。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严惩蒋介石集团的挑衅行为，打破了美国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事先，中国曾把即将采取的行动向苏联作了通报。赫鲁晓夫虽然声明支持中国在海峡同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但又深恐此举会影响美苏合作的气氛，甚至可能导致美苏冲突。9月初，苏联外长葛罗何秘密访华。会谈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阳止美国搞“两个中国”；
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
在得到了这样的保证之后，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警告说，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而事实上，赫鲁晓夫一直对炮击金门、马祖妨碍了美苏合作的气氛而耿耿于怀。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当时苏联正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担心西方国家因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为由，提出中断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从而单方面地撕毁了1957年10月双方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境发生了印度挑起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赫鲁晓夫担心这一事件会给他的访美之行带来不利影响，因而不顾中方的多次解释和劝阻，迫不急待地就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和偏袒印度、公开暴露中苏分歧的塔斯社声明，是赫鲁晓夫追求实现美苏合作，为即将举行的美苏会谈向美国献上的两份见面礼，是他以突出中苏分歧来取信、取悦于美国的拙劣之举。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又赶到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9月30目的国庆宴会上，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吹棒“戴维营精神”，宣传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并用教师爷的口吻，教训中国不要希望“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10月2日，赫鲁晓夫等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会谈中，他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他不但埋怨中国1958年炮击金、马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提出，“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
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等等。在谈及中印边境冲突时，他继续采取偏袒印度的立场。
赫鲁晓夫显然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戴维营会谈给他带来的巨大兴奋和优越感之中，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美苏合作的意义，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党的内外方针指手划脚、评头品足，要求或者暗示中国牺牲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去实现苏联的外交利益，甚至发泄以往中国领导人对他们批评的不满。
毛泽东抽着烟，静静地听着。他望着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回想着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两党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在斯大林问题上分歧，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争论，赫鲁晓夫对我党“双百方针”的批评，对“大跃进”的嘲讽，在台湾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不公正立场，在长波电台、共同舰队上的无理要求，撕毁中苏新技术协定，以及在戴维营会谈后要求中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毛泽东感到，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正在迅速扩大。他已经预感到今后国际共运中将会出现更多的曲折和风浪。毛泽东讲话了。他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立场，断然拒绝了苏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建议，拒绝了苏方为取悦美国而希望中国立即释放5名美国特务的要求。他表示，将来可以放，现在不行。会谈在激烈的争论中不欢而散。
会后，赫鲁晓夫一方面是出于和解的愿望，一方面也是有感于苏方在一些问题上的鲁莽，曾提议将10月2日中苏会谈记录烧毁。这个鲁莽的政治家有时又幼稚得惊人：如果不放弃自己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立场，烧毁一纸记录又有什么用处？
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回顾这次争论时，曾说：去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该拿武装去试验资产阶级政权是否稳固，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他采取中立，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共产党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自己兄弟。他还给我戴上了两顶帽子，说我是冒险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也还了他一顶帽子一一迁就主义，半修正主义。他不骂修正主义，骂教条主义，所以跟他的指挥捧走很难。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也提出，赫鲁晓夫是善变的，对他要再看几年，对苏共要照顾，估计他会变的。总的来说，应当估计联共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他怕我们戴他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
自1960年起，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缓和的不多，冲突却一直在发展。较之50年代，双方分歧和争论的内容涉及到国际共运中一些更为广泛、深入的问题。1956年至1957年间，中苏两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反对个人崇拜和和平过渡两个问题上。1958年至1959年间，斗争主要涉及到维护中国主权和反对把中国内外政策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轨道。进入60年代后，双方的争论扩展到当代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上。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凭借其大国大党地位，把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先后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等文章。
这些文章针对赫鲁晓夫违背1957年《莫斯科宣言》、散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鼓吹两大国主宰世界的言行，引证列宁的论断和1957年莫斯科宣言，——
进行了批判。文章就帝国主义本性是否改变、马列主义学说是否过时、现在究竟是什么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重大问题，阐述了中国党的立场和观点，批评了国际共运中其他一些“不正确的思想”。由于历史局限，这些文章在批判苏共大国沙文主义和对美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的同时，也表露出我党当时一些“左”的思想倾向。
在毛泽东看来，在与苏共的分歧中，除了对个人崇拜、大国沙文主义等老问题外，当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和平过渡”这个根本问题上。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列宁主义还灵不灵？
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60年代初，毛泽东发展了八大前后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他认为，虽然还不能说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已经形成体系，但这一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因为：
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何处去了？只有“同一”，没有“对立”，“斗争”也不讲了。有些国家在一个时期内思想相当混乱，《莫斯科宣言》丢到脑后去了。人们反对教条主义，把列宁主义的对立斗争和对立统一说成是教条。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主义，在他们那个时代是灵的，现代是不灵了。现时代不灵了，阶级消灭了没有？世界上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还是资产阶级在一个晚上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了？因此就可以和平过渡了？因此战争的可能性可以连根铲除了？
在此之前，尽管存在着分歧，毛泽东和中国党仍然希望在两党内部，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这些分歧，而不主张把这些分歧公之于众，特别是暴露在帝国主义面前，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但是，在苏共在中印边境冲突时用发表声明的办法把两党分歧公诸于众之后，中国党开始在报刊上批评苏共的一些做法。
即便如此，中国党仍然主张，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内部的平等协商和同志式的讨论与争论，求得认识上的接近和一致。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耐心等待，让实践证明谁是谁非。
但是，中共的这些良好愿望并没有使赫鲁晓夫等稍有收敛。苏共在分裂、甚至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0年6月，在有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策三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策划了对中共代表的围攻，搞突然袭击。当中国共产党表示她“宁可被碾得粉碎也决不屈服”之后，苏联又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施加重大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国家关系的步骤。
1960年7月6日，即布加勒斯特会后第10天，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
7月16日，苏方宣布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并撕毁有关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是苏联颌导人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一个十分严重的步骤。
7月、8月间，苏方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边境纠纷，如此等等。
苏共领导的一系列背信弃义行为，给当时正处于严重困难中的中国人民又增加了巨大的压力，但它却不可能使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屈服。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赫鲁晓夫又一次低估了中国党，低估了毛泽东。面对着苏方的施压、挑衅和刁难，中国党和毛泽东处变不惊，从容坚定，又做了一篇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大文章。早在1960年初，毛泽东在谈及当时世界上出现的一股反华逆流时曾说：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1960年初，苏方撕毁经济技术协议后，他们不会想到，毛泽东对这一背信弃义行为的回答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几年后，当中国已经战胜经济困难，突破了一些尖端技术时，毛泽东又以幽默的口吻说及此事：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毛泽东的坚定、从容、自信，来自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信仰。和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自如。1961年底，他有一段话：
我常说天是垮不下来的。马克思领导过巴黎会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了质，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坦主义的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就没有垮过嘛！
令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90%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约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赋予毛泽东一种巨大、深沉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使毛泽东几乎是本能地藐视苏共领导趁人之危给我们造成的种种困难。
1960年11月，第二次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中苏双方在相互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也作了一些妥协。在此基础上，会议一致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会议使中苏两党自1959年10月起激化了的矛盾一度有所缓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成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他又指出苏共“病根未治”，估计到时还会有反复。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举行。会议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重要观点，并再一次掀起了大反斯大林的浪潮。会议攻击了当时与我党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号召推翻阿党领导人，在国际共运史上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党的先例。与此同时，会议还多处影射反华，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做法，重申了中国党希望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愿望。
苏共二十二大加深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会后不久，苏联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进一步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国党则发表了阿党反击苏联的材料，苏共对此进行指责，中苏关系再度恶化。
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给中国党戴上了“反对列宁主义”，“特殊立场”、“特殊路线”等帽子。1962年4月、5月间，苏联在中国塔城和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制造了伊宁事件，引诱、胁迫6万余名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
1962年8月，中印边境再次发生边境争端。苏联公然采取支持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立场，在外交上为尼赫鲁政府辩护，并从军事装备上给印度以支持。
随着赫鲁晓夫在大国主义、分裂、反华的道路越走越远，毛泽东对赫氏、对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根据这些思考，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60年代初，毛泽东曾作出苏联主要领导人是“半修正主义”的结论。他认为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代表着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这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中一批变质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考虑到赫鲁晓夫其人变化无常，他的一些主张也不算系统，毛泽东又表示，对他还要再看一看。
1961年9月，苏共二十二大前一个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赫鲁晓夫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而反对他的人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几个月后，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已经被修正主义篡夺了。根据对苏共领导不断加深的认识，毛泽东对国际共运的前途及长们党的对策也作了几种考虑。
60年代初，他曾提出，解决分歧有两个或三个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经过比较短的时间就获得解决。第二种可能是，时间面要相当长，但不是很长。第三种可能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他又指出，我们要准备最坏的情况，准备他们采取1948年对待南斯拉夫的那一套办法，因为现在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修正主义这种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它要泛滥一个时期。
在苏共领导的共运纲领中，毛泽东最不能同意的是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手中的暴力工具，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使它和平地转人人民手中，改变它的性质。
它不仅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实践。他认为，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不过渡。鼓吹和平过渡，就是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在武装到牙齿、在世界各国到处进行侵略、颠覆和干涉帝国主义面前放下武装，放弃暴力革命，这实际上是背叛革命，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中苏两党的斗争是世界人民革命的问题。
对于苏共等早已酝酿、而在二十二大终于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毛泽东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也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党是阶级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既然是“全民”的，还要它们干什么？这是一个连形式逻辑都不顺的悖论。在政治上，它对社会主义各国，对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危害极大。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
尽管毛泽东已经明确了苏共领导的性质，并对赫鲁晓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仍然认为，不管人家怎样，我们对苏联要采取团结的方针，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要团结。1963年9月，他还重申了中央对苏联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
面对着日益加深的中苏分歧和国际上一次又一次的反华浪潮，面对着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没有丝毫的沮丧与惊慌。他坚信他的理论和实践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坚信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反华不得人心，坚信世界上大多数人民总是要革命的。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满怀信心地说：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暂时拥护，将来终究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世界人口90%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他又说：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90%以上的人终究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O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他坚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的经验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习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他表示：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
最后，毛泽东从容、坚定地说：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与适当的回答。
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还孤立吗？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民还孤立吗？（笑声）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可能愤愤不平于自己当年在政治角逐中的毁灭，也可能是出于对当年论战中左支右拙窘境的耿耿于怀，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罗列一大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材料”后，对毛泽东发了一通充满怨恨刻毒的议论。但是，如果他看过毛泽东当年这些文字和言论，那么，不管他曾有多深的成见，也不论毛泽东当年在理论上曾有的一些错误，赫鲁晓夫都难以否认，不论是在哲学素养、政治智慧和信仰力量方面，还是在从容镇静、挥洒自如的气质、风度方面，他们都不处于同一层次上。毛泽东的冷静、坚定、深刻、机智、从容、乐观与赫鲁晓夫的鲁莽、游移、轻率、偏狭、粗俗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论战1962年底至1963年初，苏共及其影响、控制的一些欧洲共产党进一步对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党的攻击。我党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希望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但分歧已发展至此，这些努力已无济于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国共产党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7篇答辩文章。根据毛泽东确定的方针，这些文章留有余地，没有点苏共领导的名，对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也有一些限制。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对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总看法。
同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并于6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为反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的答复。复信就诸如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概括、当前时代及其基本矛盾、怎样对待社会主义阵营、怎样认识帝国主义、怎样认识和对待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反对个人崇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经过频繁磋商和尖锐的争论，中苏两党于1963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了高级会谈。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会议进行期间，苏共中央违背双方达成的协议，破坏会议气氛，于7月14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目的《建议》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和攻击。7月20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并声明”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后，苏联又掀起了一次反华高潮。中共中央则从1963年9月起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接连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些文章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革命与建设中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这场空前规模的公开大论战，导致国际共运和许多国家党的分裂。
在这场论战中，中国党对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的批评反映了当时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意愿，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捍卫了中国和中国党独立自主的地位。这一斗争产生了深远的积极意义，这在东欧巨变和苏联瓦解之后，看得更为清楚。对于议论的这一方面，邓小平后来曾总结说：“一个党和由他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但是，在涉及国际共运的理论和战略策略等问题时，两党都有不少错误。对于争论的这一方面，小平后来也指出，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碗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并不都是他们。
回顾这段历史，邓小平后来也有过一个总的看法：
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
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
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中苏分歧和论战不仅震动了世界，而且也多方面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
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就已浮现了“出赫鲁晓夫”的阴影。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在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时，就曾认为这股“右倾风”与国际上修正主义相呼应。
自60年代初起，在中苏两党的争论中，在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问题上，毛泽东在批评苏共的错误时，自己出现了一些片面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随着大论战的发展，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问题上的错误也不断发展。他用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观察苏联；
反过来，他又用对苏联的结论来观察国内。60年代后，他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他对国内提出的各项政治任务后面，都有对苏联等国的认识和思考这样一个背景。
196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论及当时农村整风整社的重要性时，就曾指出，不每年整风，将会出中国的赫鲁晓夫。1961年初，他在说到莫斯科81国党的会议“病根未除”后，接着指出：病根在我们国内也有，不仅党外有阶级，我们党内组织也不纯，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所以，我们也应纯洁党的组织，办法就是整风和整顿组织。
经过不断的思索，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它有其国内的社会基础，而这种基础在我们国内也存在。在他认定赫鲁晓夫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的高薪阶层后，对国内的高薪阶层、干部特权也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如果说以前南斯拉夫出了“修正主义”还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例外的话，那么，在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以后，就不能这么说了。他说，苏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更多。所以更应提高警惕。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泽东开始对“三股风”进行严厉批评时，曾尖锐地提出：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是走赫鲁晓夫道路，还是南斯拉夫道路？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
他还提到：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不难想象，1961年11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加深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正是用这种警惕的目光，反过来审视1962年上半年国内调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内形势的忧虑和不安。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实际上又开始了把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所以，1963年2月，在说到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时，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要结合我们自己国内的反修正主义，把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分子一齐扫一下。到1963年下半年。他的提法更明确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国内的反修打下基础，是反掉修正主义的基础。到1964年，他已经把“四清”中的那些“典型”如天津小站、甘肃白银厂直接等同于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了。
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那些已经变修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归根到底，是党和政府的蜕变，是党、政、国营企业及其他部门中产生出大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结果；
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特权阶层的代表。这些新形式的概念和思路，马上又被用来分析国内的问题和形势。所以，“四清”运动中很快形成了“官僚主义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等概念，得出了“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样的结论。
中苏大论战加深、加重了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存在着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者“相互呼应”的问题，更是因为他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分析框架与国内“修正主义”的分析框架之间的逐渐重合，以及由于“反修”、“防修”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有力的放大、催化作用。
在这种作用的推动下，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迅速发展，在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紧迫感的压力下，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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