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国民经济的调整面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重大变革时，毛泽东却从另外角度看见了阶级斗争。于是，你死我活的政治运动的阴云再次笼罩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的头上……
“重提阶级斗争”的背景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国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是按照大会的精神，继续深入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民主，不断纠“左”，使党的方针路线向符合实际的方向发展，如果如此，是有可能避免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邓子恢、陈毅等党政领导人也确实为此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另一种前途，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另一些党政领导人，这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他们实际上并不同意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他们继续以“左”的阶级斗争观点去观察和思考问题，并且力求把党和国家整个地纳入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建设一种纯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轨道。而这种模式的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
堵塞了前一种发展前途，而为后一种发展前途开了绿灯的，就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正是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重提阶级斗争”，并根据他讲话的内容归纳出所谓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次全会是建国后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从此，经济困难时期稍有减弱的“阶级斗争”，又重新以更高的声调大规模展开，全国各行各业都逐渐被卷入“阶级斗争”的浪潮，不仅中断了纠“左”的进程，而且不可扼制地向着“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深渊之路迅跑。
1958年“大跃进”的挫折和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到来，引起党内很多同志的认真思索和对经验教训的探寻，也不可避免地在一些问题上出现认识上的分歧。这在探索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应该说是一种并不奇怪的正常现象。
当时党内在哪些问题上认识有分歧呢？根据目前接触到的材料，我认为，主要在如下五个问题上：
第一。对1958年错误的性质和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有不同认识。一种看法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尽管有一些缺点错误，但主要是经验缺乏，调查研究不够，工作作风有毛病，属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而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和苏联破坏。因此，总的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另一种看法虽然也承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是正确的。但认为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大跃进”的工作中有严重的缺点错误。犯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有骄做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从全国范围看，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认识上的分歧，除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外，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对此，前边已有论述。
第二，对农村要不要坚持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有很大的分歧。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办起公共食堂之后，毛泽东一直是坚持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的。他认为，这是为农民谋福利，是解放妇女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芽。
因此，对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意见，他是极不赞成的。1959年，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在农村调查过程中。从经济困难的实际出发，同意一个县解散公共食堂，结果张凯帆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职查办。毛泽东还说：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1960年3月，中共贵州省委写了一个关于如何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写了很长的批语。他认为：贵州这一篇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中共中央在其批语中也认为：“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一直到1960年底，中共中央还转发了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认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认真搞好。
但是，不管调子多高，没有粮，没有柴，没有油和菜，供给制怎么能坚持下去，公共食堂怎么能办好？何况食堂有很大浪费，不利于广大农民渡过暂时困难。在客观实际面前，毛泽东改变了态度。要求大家深入农村再作调查。很多中央领导人深入基层，了解了农村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的真正要求，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刘少奇在1961年4.5月，回家乡湖南调查40多天。他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
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及时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自己调查的情况。周恩来这时去了河北省邯郸地区调查。他写报告给毛泽东，其中谈到食堂问题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朱德3月至5月到四川、河南、陕西等省调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关于食堂问题，他在信中说：陕西”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
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其他领导人如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也写了有关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毛泽东自己派下去的工作组也向他作了汇报。这些报告一致要求取消公共食堂和人民公社中关于供给制的决定。在196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这两项的规定。实行三七开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和粮食分配到食堂的尾巴都解决了。这是有分歧终于取得一致认识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改变自己原来坚持的看法，这种情况在1961年还有，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就是一例。他当时还说：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但到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就再也看不到了。
第三，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包产到户（或责任田、口粮田等）是农民群众为了克服暂时经济困难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好形式。当时只在安徽、河南等省少数地方试行。安徽省试行“责任田”较早。
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感到问题重大，曾多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第一、二次，毛泽东都同意试办，并说可以多搞一点。1961年底第三次汇报时，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后来安徽省委便决定停止“责任田”的试行，但因它符合农民要求，下边仍在继续实行，并收到较好效果。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下乡调查后，1962年5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当时陈云也向刘少奇提出过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建议，刘没有表态。6月，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邓小平表示支持“责任田”的做法。他说：
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7月，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把建立生产责任制作为搞好集体经济的一项重要工作。
他主张以生产队为主体向作业组实行包工，大活分片包到组，零星小活可包到人。个人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只限于田间管理和一些特殊的集体不易进行的技术活。并且强调要加强领导，防止滑向单干。
应该说，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很谨慎地提出的一种正确意见。可是，党内有些人不同意邓子恢的看法，告到毛泽东那里，以至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被认为是刮“单干风”，是“为天下中农谋福利”，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在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包产到户被认为就是单干，而单干就是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政治禁区。
第四，关于甄别平反问题。在经济上进行调整的同时，中共中央也为1958年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这项工作毛泽东有条件地予以了同意。他认为，在肯定159年庐山会议、肯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获得胜利的前提下，可以给一些搞错了的，敢讲话的人平反。1961年7月，中共中央在一个指示中提出：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得对的，当然必须肯定，凡是批判错了的，或者有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196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对“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误和基本错误的党员、下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结果在短短几个月里，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少数人以外，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的绝大多数人平了反。这种做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对。6月，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实事求是地讲了个人的历史和问题，申明他在党内没有组织“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请求中央专案审查。可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些都被认为是刮“翻案风”，不仅彭德怀再次受到批判，而且使甄别平反工作难以进行彻底。
第五，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本来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已作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属于工人阶级的正确评价，但是，1957年反右派以后这一论断又被否定了。这一期间，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同志为恢复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评价作出了努力。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再次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陈毅在广州的一个会议上说；要给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可是，毛泽东不同意这样的评价。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并且认为在知识分子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有右倾的错误。
对党内存在的这些矛盾和意见分歧，作了不符合实际的分析和估量，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要“重提阶级斗争”的主要原因。
与之紧密相联系的，是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的估量。这一时期、国际国内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第22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斯大林的棺木移出莫斯科红场的陵墓。并拒绝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等的劝告，一意孤行。会后，苏共领导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立场，进一步对我国施加压力，并从各方面进行破坏活动。
1962年4月，苏联通过其领事策动诱骗我新疆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6万多人越境逃往苏联。我政府再三交涉抗议，苏联拒不归还越境者。
5月，苏联又策划制造了伊犁事件。从1961年开始，美国在越南南方制造所为“特种战争”，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印度反动派利用我国暂时经济困难，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侵占我国西藏地区大片领土，制造边境事件。台湾蒋介石集团认为“反攻大陆”的良机已到，发出战争叫嚣，作出一系列军事部署，并派遣武装特务潜入大陆活动，妄图窜犯我东南沿海地区。社会上有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妄图“变天”，蠢蠢欲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也利用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进行犯罪活动。
这些情况表明，在暂时困难时期，围绕中国边境的国际形势趋于紧张，国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也确有一定程度的激化。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针对这种情况，提醒全党注意阶级斗争问题，无疑是必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时期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出现的某种程度上的激化，并不能据以作出阶级斗争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更不能据以在理论上作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的结论。
因此，重新把阶级斗争提到“为纲”的地位，并制定所谓“基本路线”，虽然可以说是事出有因、但却是对党内矛盾和国际国内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估量的结果，是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上的一次后果严重的重大失误。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党的中央全会正式举行是在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只有4天。从会议公报上看，全会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讨论了关于商业工作的问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决定加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增选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撤销了黄克诚和谭政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会议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这些事情全会确实都做了，但核心却是在讨论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这一大题目掩盖下的阶级斗争问题，或者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而为说清这一核心问题，就必须联系到8月初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北戴河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尖锐明确地提出阶级、形势和矛盾三个大问题，让大家讨论。毛泽东说：
1.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
2.形势问题，也要谈一下。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国内形势，究竟这二年如何？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小，确实很大。回到59年庐山会议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小，前途光明”。
3.矛盾问题。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很显然，这三个问题既关系到对当时中国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又涉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任务的基本认识，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重大问题。党的领导核心如果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认识发生错误，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已为以后的历史实践所证明。
毛泽东本人对这三个问题的态度非常鲜明。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他说：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我们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就要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他尖锐地批评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认为党内有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认为实行包产到户就要“两极分化”，一边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是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贫困。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长期存在的。毛泽东在两次会议的讲话中，还强调地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要反帝必须反修。他还提议。把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名为中国修正主义。
这样反修就不只是国际任务，而且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反修的必要。所以，毛泽东所说的“重提阶级斗争”，并不是针对他自己，因为他是一直在讲，从来没有中断过，而是指全党过去对阶级斗争问题忽视了，没有放在“纲”的位置上。所以，他强调要重新提出来，引起全党的重视。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虽然也有正确的部分，但是核心的思想却是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观点，可以说是给党内“左”倾思潮提供了一个理论性的纲领。
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已经形成的崇高威望，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不可能有人公开提出同他相反的意见；也由于党的高级干部当时对社会主义社会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本质的了解；加之当时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分歧已十分尖锐，修正主义已成为一顶可怕的政治帽子，躲之犹恐不及等种种因素，毛泽东的上述“左”倾错误观点，得到了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大多数人赞同。邓子恢等支持过“包产到户”主张的负责人，被迫作了报告。这样就为八届十中全会作好了理论准备。
这里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党内有极少数人利用毛泽东的“左”倾观点，别有用心地制造事端，以证明党内确实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例如，有一位女作家写了一本描写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小说，以当地革命斗争领袖刘志丹的名字作为书名。当时书稿还处于内部征求意见的阶段，并没有公开出版。而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贯“左”倾、专门整人的康生，却抓住这本小说大做文章。刘志丹是已经牺牲了的受到普遍尊重的革命领导人，他无隙可乘，却硬说这本书是为高岗翻案的。高岗曾是西北地区的领导人之一，曾在刘志丹领导下工作过，建国初期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因同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一起进行反党活动，而被开除出党，并自杀身亡。康生硬说《刘志丹》一书中的某人，描写的就是高岗。这就为毛泽东批判的“翻案风”找到了一个实证。他还写了一张纸条给毛泽东：“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讲话中念了这张纸条，于是这句话就被说成是“最高指示”、由此就株连到女作家访问过或阅读过征求意见稿的一大批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八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他也是原西北地区的领导人之一。因这件事他受到了停职审查的处分。在这样的气氛下，自然也很难进行实事求是的、畅所欲言的讨论了。
会议的结果是全部接受了毛泽东的“左”倾观点，并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全会公报，公之于众。公报说：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千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既需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
我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600字的一大段话全部抄录下来，是因为它非常重要。可以说，它是当时以毛泽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特点认识的最集中的理论表述，是“左”倾路线的集中理论表述，也是后来指导诸多政治运动的根本理论。中国以后发生的事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以它为指导的。而后来被概括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也就是这段话的内容。只不过作了一些文字的浓缩和整理。所以从历史发展来看。这段话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党内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发展和集中反映，较之过去的错误论述是一次很大的升级。同时，它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型。在研究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后的历史发展时，是应该对此给予充分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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