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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我的父亲,我的家

从我记事时起,家里就很穷。做饭住人都挤在一孔破窑洞里,长长的一条土炕上只铺着席子,唯有到晚上睡觉时,才将两条破棉毡顺长铺在上面。被子更是缺物,每天晚上入睡都要发生一场争被“冲突”,不是大哥与二哥大打出手,便是二姐与三姐嚎声大作。每逢这时,父亲总叼着烟,两眼眯成一条线望着我们微笑,仿佛看的不是打闹,而是一幕极快乐的“灯影戏”。直到母亲大吼一声:“咋都不死!”随后给他们各人打上一笤帚疙瘩,这场“冲突”才算平息。

家里长年是菜多粮少,难得吃一顿好饭———肉干饭、肉面、饺子。平日里吃饭,母亲总是用眼睛盯着我们,对任何一个最后盛半碗的,都会厉声喝道:“往死撑!”但偶尔吃一顿好饭,母亲却静静坐在一边和蔼地望着我们吃。在母亲那亲善笑意的鼓励下,每吃一顿好饭我们总有一两个吃病的。

家里唯一的读书人,才上三年级的大哥退学了。

俗话说:“添粮不如减口。”可是我们家非但不能添粮(尽管大哥退学挣了工分),五弟又降生了。五弟刚学会迈步,六弟又准时报到了,他来得很惨:寒冬腊月母亲在羊圈里迎接了他,同时也送走了他……

母亲的痛苦,六弟的不幸,对父亲疼爱孩子的那颗心挫伤极大。他失去了温暖的笑,也更加沉默寡言了,一种陌生的令人难受的面孔从此印在了我的心里。

母亲常常责骂,家里的穷都怪父亲当队长,可父亲一直是队长。但他却得到了全生产队人的敬重,尽管他的队长未能解决大家的温饱。按母亲的理,父亲是一队之长,我们应心安理得地跟着父亲吃香喝辣,捡既轻又有油水又能多挣工分的活儿干。自古都是这个理。可父亲关键就错在没顺这个理儿。不要说放羊、喂牲口、磨饲料之类有油水的活这个家里的人捞不上干,就是一年夏、秋收粮食,别人可以捡、可以偷,但绝不允许这个家里任何一个成员捡回一颗,包括家里那头小猪他也得用结实的绳子拴起来。每到这些季节,便是母亲吼骂声的高峰,同样也是父亲遭受冷眼和歧视的旺季。

“你们的手让猪咬了,空着回来?”

哥姐们收工回来,只要没带回粮食,母亲就这样吼。而且这一声威力极大,哥姐们一个个像被钉在了地上不敢挪动一步,父亲则一声不吭,脱了鞋,爬上炕。

“别人能拾,为啥单咱们不能拾?”

其中的缘由母亲是知道的,但她还是要问罪于哥姐。哥姐们却只能委屈地瞪着炕上的父亲。父亲仰靠在被子上,宛若没听见也没看见,认真地卷自己的烟。

“真是前三辈子亏人,嫁了这么个犟脖子驴!”

更厉害的是晚上收工。二哥二姐一进门,母亲就问:“今天几分?”

二哥和二姐对视着,没人敢说。

“哑巴了!”

“8分。”二哥用鼻子哼。

“何家老二呢?”

“8分半。”二哥继续用鼻子低哼。

啊,少半分!如果说不往回拾粮食,那是因为没出力,母亲还不计较,可现在出了力,说不定比别人出的力还大,却比别人少争半分,这还了得!十足地吃亏!母亲一听,抄着烧火棍跳到二哥二姐跟前厉声吼道:“给我省下力气长骠!狗日的!”吼着朝二哥尻子甩去一火棍。二哥一趔,剜一眼炕上的父亲,忙争辩着说,“大大评的。”母亲立即转身,窜到父亲面前,紧握火棍说:“你还顾不顾这个家?光阴还过不过?啥你不能干,非当队长,你们老坟里差个队长?”直到这时父亲才略斜着看一眼母亲,语气并不愤怒:“就知道自己。”

“你知道别人,咋不到别人家去吃!别人家吃香喝辣的,谁管你家吸风屙屁?”父亲见母亲越发泼口,便略瞪一眼:“只要大家能吃饱,你也饿不死。”这是父亲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对母亲一贯讲的大道理。

令人惊奇的是,父亲的这一大道理具有神一般的威慑力,母亲每听到这句话,就奇迹般败下来,坐在一边抹泪去了。父亲便显得更自信了,也极自然,似乎一切都未曾发生,掏出他的纸和烟,消闲地抽起来。

天地间万物的结合,真是神奇,叫你佩服。我们家有那样的母亲,却恰恰就有这样的父亲,否则我们恐怕都难以来到人世。父亲仍在为他的社员而放弃家庭和我们,母亲仍在为家庭和我们吼骂父亲与哥姐们,哥姐们则总是用一些冷眼或一些轻微的语言对父亲表示不满。这个家就这样顽强地顺着这条闹剧式的曲线,艰难地维持着。

在我上三年级那年夏季的一天,突然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雨,队里的几群羊被困在外面,好多羊被洪水冲走了。父亲整整一天一夜没回家。第二天下午,社员们抬着找回的羊,也抬着父亲。父亲闭着双目,神态十分和蔼安详,若不是嘴角挂着一丝鲜红的血,还真以为他睡着了呢。一家人围着父亲全哭倒了,闻讯赶来的社员也全哭了。送父亲的二狗,平日打尖溜须,常挨父亲的批评,这时哭得最凶。他一边哭一边对母亲说:

“队长叔是为队里,为大家吐了血,挣死的!”

母亲跪在父亲身边仿佛疯了一般,长一声短一声地哭喊着:“你真傻呀!你真愣!你不管自己,你就能忍心撂下我们哪!天哪……地哪……”

父亲没有撂下我们。他没睁眼睡了一天一夜。母亲一天一夜没合眼守护在身边,仿佛她一离去死神就会带走父亲。母亲这次是铁了心不让父亲再当队长了。“这次他要再干下去,我就和他离婚!”母亲十分坚决地对来看望父亲的社员说。父亲醒过来了,他一睁眼就翻身往外走,嘴里喊的仍是羊。母亲一把拉住了。父亲用惺忪的眼睛看着母亲,母亲用充满血丝和泪水的眼睛看着父亲,大家用惊疑的目光审视着他俩。

突然,母亲跪下抱住父亲的腿,仰起脸,用哽咽的语气哀求:“求求你了,不要当队长了,你这样干究竟是为了啥?”

大家没想到母亲会这样哀求父亲。

父亲深情地望着母亲,好大一会儿,才用低沉委婉的调子说:“为的是咱们小六子能活下来,为了更多的小六、小五、小四都能活下来!”

母亲哭了……

不几天,父亲接到通知去公社开会。回来后,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黑黝黝的脸膛红光闪闪,话也极多。他不但看着我们笑个没完,对母亲也笑得非常动人。

又过几天,正吃中午饭,父亲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广播里。真是奇迹!全家人停止了吃饭,站在小小的广播前静听着。兄弟姐妹高兴得欢呼雀跃,母亲回到了饭桌旁,望着父亲轻声问:“你进党了?”

父亲眯着眼睛环视了我们一下,抿着嘴朝母亲点了点头。这时,我看见母亲腮上挂着两串晶莹的泪珠。

整个下午,庄子沸腾了。无论是在学校、在家里、在队里,到处皆是赞语和笑声。我们一个个挺着肚皮,感到喜悦和光彩。

可是谁能想到乐极生悲,三个月后,名噪一时的父亲一夜之间竟成了贪污犯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谁又能想到夫与妻之间、父与子之间还要划清阶级界线?!然而,事实铁一般无情地亮在了我们的面前。父亲胸挂贪污犯的大牌子,脖子套着拴牲畜的草绳,那顶渗满着大半生辛勤汗水的青毛呢帽不知哪里去了,却顶着一顶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三尺高的纸帽子,被一些社员们拉着游斗。

大哥用父亲供养他上了三年学的“雄才”写了批判稿,与生身之父在大会上划清了界线;我在老师的“正确帮助和教育下”,用三年级的水平对父亲念了段语录;唯有平时挨父亲批评的二狗在大哥宣读批判稿时,冲上前扇了大哥一个响亮的耳光。但他随即被架上“土飞机”,伴在了父亲的身旁。

母亲病倒了。她白天躺着不起来,晚上却整夜地哭着不睡,昼夜在她来说已经颠倒,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了。

父亲被拉出去游斗,半月后二狗将他背了回来。二狗是一路哭着回来的:“队长叔被斗得吐了血,不行了。”

一家人看着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父亲,竟没有一人哭得出。

父亲彻底病倒了,家里的粮食被退赔一空。退赔那天,母亲像疯了一般,披头散发,哭叫着拉拉这个的胳膊,抱抱那个的腿子:“求求你们啦,看在这群娃娃身上,给留碗熬米汤的米吧!”然而那些过去爱戴父亲的社员,在公社干部的监督下,一个个横眉立眼,把家里的粮食财物几乎搬空了。

饭碗里开始出现野菜。母亲第一次没有因饭里面有野菜而责骂父亲。父亲吃不下,他躺在炕上,脸色灰黄,许久凝视着我们,泪水潸然满面。

父亲被开除出党,撤销队长职务,挨批挨斗,这些很快在记忆里淡漠下来,唯有填肚皮最现实。然而只要父亲不当队长,这就值得母亲和我们庆幸了。母亲没有因父亲病倒而情绪低落,她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干劲和指挥才能。她除了自己每天不失时机地从队里往回“抓”外,对早晚出工的哥姐们也叮咛:“出去都眼放活些,手脚勤快些,该拾的就拾,该捡的就捡,当然不能偷。”对二哥二姐更是强调:“一天不要老是呆头呆脑,评工分时要争取比何家龙二他们那些高。”就在全家人以母亲为核心,全力治家的时节,大哥突然毛遂自荐继承父职。这真是一声霹雳!母亲一急之下,对父亲又吼了起来:“今天你管不管?今天你管不管?”父亲仰躺在被子上,望着窑顶,一声不吭。

“你聋了、哑了,还是嘴叫驴踢了?”显然她忘了父亲还在病中。

父亲轻咳了两声,猛然坐起:“我看老大能当,他在队里青年中,是唯一念了书的人。这么大的队总得有人领着干!”

“老师说你是反革命,我和四弟连红领巾都不发给,大哥还能当队长?”我问。

大家被我突然冒出的话怔住了,都站在那儿愕然地望着父亲,谁也不说一句话。我自知话说得走了火,偷瞧父亲。他低垂着头,眼神霎时黯然了许多,好大一会儿才弱声弱气地说:“他与我划清了界线!”

母亲瞪了我一眼,爬上炕,将父亲扶靠在被上。“不管他,他既然翅膀硬了,就让他飞得远远算了。”母亲说着退下炕,到了院里,我也跟了出去,母亲竟一人站在院里流泪。母亲见我出去,二话没说,抄起院里的一把铁锹,疾步走出了院子。我感到疑惑,也悄悄尾随着出去。

母亲朝庄南队部方向走了有一里地,将铁锹往地上一放,就势坐在了上面。我好奇地蹲在后面瞭望。约一根烟工夫,大哥迎面走了过来。

“妈,你坐这儿干啥?”

“你还有这个妈?谁叫你当队长,啊!咱们家队长的苦还没吃够是咋的?今天有你队长,就没我老婆子;有我老婆子,就没你队长!”

“妈,你听我……”

“我不是你妈,也不想听你说,你走!你走不走?!”

我一看母亲抡起了铁锹,调转屁股就跑。“大大,不得了啦!二哥,快呀,妈劈大哥啦!”

二哥和三个姐姐扶拥着上气不接下气的父亲,出了院门。大哥已回身走了很远,他的步子迈得既坚定又快。母亲手里的铁锹横掉在自己的脚下,她佝偻着身子,木然地望着大哥远去的背影,泪如雨下。

大哥并没有因母亲的威胁而辞掉队长,他果真不回家来。父亲因母亲与大哥的冲突,病突然加重,吐了几次血,气也喘得十分厉害。大姐要找回大哥,被母亲骂住了。母亲带三姐亲自去大队,找了赤脚医生,刚不几天她就变得异常地憔悴,也衰老了许多。

一天晚上收工,二哥和三个姐姐笑着竞相跑进屋,好像拾了钱包或白面蒸馍一样。二哥前脚刚进门槛,就扯着嗓门对母亲喊:

“妈,从明儿起,我就顶替老张三放羊啦!”

母亲系着围裙先是一惊,她不敢相信二哥说的是真话,但又多少希望是真的,所以略迟疑了片刻,又急忙追问:“你顶老张三放羊?”

“我大哥安排的。”二哥挤眉弄眼,指天划星星地说着:“一个全劳,一年挣死,也不过3000分。这一下,我放羊棍一抱,往大树下一躺,一年却固定挣3600分。”

母亲被他得意的样子感染了,也笑着说:“春天跟羊群拾拾羊毛,有空还能挖挖麻黄、甘草什么的,啥不是钱!就是秋上挖了黄鼠,还能多吃二两肉。”

全家人为二哥捞到美差高兴着、陶醉着。唯独父亲的脸色一阵比—阵难看。

这时,母亲对我说:“小三,去找你大哥回来吃饭。”

大哥刚进门,母亲二话没说,笑着递给了他一碗荷包蛋。大哥微微一笑说:“妈,我年轻轻的吃这干啥,咱家鸡蛋不多,留给我大大吃。”说着向父亲端去。母亲一把拉住大哥说:“快吃,你大大吃过了!”

“放下!”大哥刚把碗端到嘴边,父亲突然大吼了一声。全家人都被这一声震呆了,因为父亲从未这样大声在家里喊过。大哥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母亲和我们更是像中了钉身术似的一个个钉在那儿一动不动。

父亲用哆嗦着的手指着大哥:“好你个贼种,就是这样当队长?队长是大家的,不是你们家的!才当了几天,就这么私心,以后还能干吗?”

大家全明白了,都松了一口气。母亲一步挡在大哥面前,对父亲说:“咋不能干!你大公无私为你的大家,到头来还不是被大家像拉牲口一样拉来拉去。难道还想叫娃娃们再走你那个路路子,这一回———没门!”

“就是嘛,张三能放,我为啥不能放?我们都是社员。谁像你那么……”

“老二!”二哥还想说,被大哥一声震住了。大哥怒视了母亲和二哥一眼,放下碗爬上炕,跪在父亲面前,深沉地说:“大大,你放心吧,我会为你争气的。”

父亲用陌生的、迷茫的目光看了大哥一会,双目一闭,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感到,父亲一心为大家的那把火彻底熄灭了,从他那深深的叹息声里流露出了他对这个大家庭希望的大破灭。

刚入冬,母亲就当上了饲养员,并且队上所有的牲口饲料也归我家的几个姐姐磨了。

如果说给家里人安排好差事是大哥办的第一件好事,那么,大哥当队长办的第二件好事,则是送我到大队上学。父亲、母亲本都不同意,但被大哥说服了:“我们现在穷,就是你们没叫我们念书,也不能像别人当干部、当工人为家里挣钱。当然,这不能怪你们。可现在我执掌家事,如果不叫几个小的念书,他们将来长大了觉得不如别人,就会恨我一辈子的。”

去大队上学那天,大哥送我。路上大哥很兴奋,他一次次鼓励我:“小三,你要好好念书,念成后到外面工作挣钱。咱们家太穷,靠生产队咱们家只有年年倒找。等你、小四、小五子都念成了书,工作挣了钱,咱们家一定会好的。只要你们念得好,就是再穷,哪怕要着吃,我去给你要!到那时就是要,也有个出头之日了。”

家里终究没有到讨要的地步,而且生活日渐好转。当我第一个暑假回到家里时,家里有了明显的变化。野菜再次与我们分别了,三个姐姐红红绿绿,穿戴一新,母亲穿上了人们眼红的条绒衣裳,家里不但添了被子,父亲也有生以来第一次铺上了褥子。

大哥当了队长后不但家里发生了变化,就是队里也有了变化,除了种地,还能组织青壮劳力去外头搞点副业。

父亲皱起的眉头舒展开了,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大哥到底是念了书,本事比我大,可就是私心重,要是能改掉这一点,一准是棵好苗苗。”

家里的生活境况,按照母亲的愿望,逐渐好转起来。但那只是不吃野菜而已,要想进一步得到改变似乎不可能了。其实,也无法再改变了。在我上初中那年,大姐经姑妈拉线,与姑妈女婿的弟弟定了婚。尽管当时“破四旧”、“树新风”,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极为轰轰烈烈,父亲还是以说一不二的态度为姐姐果断地做了主,并向男方要了480元的彩礼。这对当了多年队长的父亲来说,是不觉得守旧的,也是心安理得的。谁家娃娃不花费心血就能长大!对大姐来说,同样没有异样的情绪,只在订婚时低垂着头,流着泪。接了别人送来的线头巾、线袜子、条绒料子及五元钱之类东西。结婚对她来说,只不过是离开父母弟妹去与别人过活罢了。至于日后幸福什么的,那只有老天爷知道,命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谁又能以自个儿的愿望去主宰命运呢!

大姐很快就出嫁了,尽管她哭得像泪人似的,但家里还是吹吹打打、红红火火地送走了她。

大姐出嫁了,大哥该成亲了。这是父亲的苦衷,也是他的债务。按照乡邻们对父亲的说法:“老队长麻烦哪!五个‘秃头’,账大着哪!啥时还得完。”天无绝人之路,舅舅为大哥找了一个对象,是舅母的娘家侄女。山区农民的婚配,真是令人叹服!

大哥是五一订的婚。大哥订婚回来的当天晚上,一家人笑声朗朗,喜气洋洋。父亲又喜悦又感慨地对家里人说:“真是一家好人、本分人、忠实人。彩礼不多,500!其他随咱们使……”我看着父亲那副得意样,瞥了一眼勾头不语的我大哥,憋不住问:“不要光说钱啦,人咋样?”

“人?”父亲收起那副得意样,环视了母亲和我们一眼:“我看她妈就不错。”

“哈……”二哥与两个姐姐全笑了。二哥笑着说:“我们娶的是她丫头,不是她妈。大哥,嫂子咋样?乖不乖?”

大哥的头勾得更低了。

三姐过去摇着大哥的胳膊,依仗着大哥平时对她的宠爱,稚气地笑问:“给我看看嫂子送你的礼物,给我看看嘛。”

“去,去去!”大哥猛地一抡胳膊将三姐推出老远,不耐烦地说:“我咋能知道!”

“嗬,你去瞅对象,你不知道,莫非我知道?”二哥趣笑着说。

“人家不让我见,我莫非厚着脸皮拉人家?真是多嘴!”大哥发浑了。

“嘿嘿,亏你还是队长,还念过书,婚都订了,竟还不知自己的媳妇是光脸麻脸。”二哥仍不知轻重地嘲弄着大哥。

“住嘴!都滚出去!”大哥被彻底激怒了,他使出了长子的权威。

大家都入睡了,我却躺着久久不能入睡,大脑一片混乱。起先眼前总是显现着大哥沉郁、苦凄的影子,随后又停留在大姐那挂满哀伤、悔恨的泪脸上……蒙胧间传来母亲的声音:“唉!论说人家要得少,可500块钱,还有七零八碎,媳妇到门前还花个老牛钱。唉,可咱们……”父亲说:“愁有啥用,原想嫁一个丫头、娶一个媳妇差不了多少,谁知丫头过了门,也就……”

大姐是不幸的,草率的成婚,为她酿成了终身饮不完的苦酒。姐夫因小时得麻疹,后遗症使他成了严重痴呆的人。姑妈为了不使姐夫成为她女儿女婿的一生拖累,便昧着良心撺掇这门亲事,父亲却偏偏相信了他的姐姐———我的姑妈。大姐结婚三天,回门时就哭着不回去了。这对清贫了大半生而又始终恪守封建婚姻伦理道德的父亲,是绝对不允许的。开始他还能好言相劝,不久便训斥大姐,说没有他的许可再不准迈进家门一步。大姐对家里任何人都未抱怨什么,再说她能抱怨什么呢?她从此一去未回,也没回姐夫家———她过着痛苦不堪的乞讨生活。

大姐的遭际成了四乡人饭后消食的闲话,也成了父亲活没脸见亲友、死无颜见祖宗的败德事。母亲似乎也无所谓,从未见她为大姐的不幸而流过泪。只有大哥是悲伤的。他觉得对不起大姐,是他害了她。然而,他除了偶尔地接济和怜悯、怀念外,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为了尽快娶回大嫂,在那年暑假,父亲又把二姐许配给了堂姑妈家的表兄。这件事大哥再也无法接受了,他当着来定亲的姑父的面,跪在地上哭求父亲:“大大,我不娶婆姨。我情愿打一辈子光棍,求你不要把二妹许人,她才18岁呀!”

父亲万没想到大哥当着姑父和众亲邻的面会这样,霎时气得双眼发红,两腮打颤。他一下变得像头被激怒的公牛,狂吼着扑下炕:“老子今天非打死你这个狗日的!你们不要拉,让我打死这个孽种,先人亏人了!唉……唉……”

父亲还是被大家拉住了。大哥仍跪在地上,哽咽着对姑父说:“姑父,侄儿对不起你,请你先回去。我不是嫌表弟,只是二妹太小,等她长大了,懂事了,她要能和表弟脾性相投,我还是情愿的。我们家再不能出第……第二个……大姐啦!”

当天的亲事没订成,父亲的病却加重了,又大口大口地吐血,一家人乱了阵脚。大哥更慌了,他见医就求,是药便买。可是父亲竟用自己的生命与他抗争,不吃他买的药,不用他求的医。无奈何大哥只好让步,与姑父家达成协议:二妹与表兄暂时口头定亲,表兄家的东西丁点不要,两家在没有正式决定这门亲事之前,二姐决不许配他人。

大哥悲痛无奈的让步,被父亲误认为是他对大哥一次空前的精神上的征服。公正地说,儿子与女儿在父亲的心目中,无疑是同等重要的,但在父亲那守旧的家庭与婚姻观念里,儿媳妇又无疑重要于女儿。儿媳妇是自己家族中的一员,儿媳妇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家门的祸福和列祖列宗的光耀,而女儿的好坏则是人家祖宗的积德和家门的修行了。从这一思想出发,儿子在父亲的心目中就远远重要于女儿了。然而,父亲的这些苦衷,做儿女的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的。

在父亲认为征服了大哥的几天后,他以借的名义向姑父要了二姐的部分彩礼,催大哥办婚事。

“这些钱拿去,把你们结婚用的东西办一下,再找人择个日子。”

“这钱是哪来的?”大哥惊疑地问。

“问你姑父借的。”

“谁让你借他的钱!”大哥急了。

“我借钱还要先问你,你是我的老子?”

“大大!你……唉!”大哥无法与父亲争执。父亲有病,气不得!

父亲三天不追问大哥,五天准逼着问:“你去不去?”大哥却不是用“最近忙”搪塞,便是用“过几天再说”支吾。每逢这时,母亲便背过大哥对父亲劝说“娃娃大了,就由着他点儿”;背过父亲对大哥说“你大大有病,就由着他点儿”。但大哥听了母亲的话,却坚决而又愤怒地说:“我不能用那笔钱,我要还清那笔钱!”

尽管当时家境好了点儿,但一时想还掉几百元钱,还是非常困难的。想靠生产队的分配去还账,实属梦想。但是,父亲的执拗的性格完全遗传给了大哥。他不分昼夜地奔波,四处找钱。母亲对大哥的日不着家、夜不归宿和迅速消瘦下来的脸庞开始怀疑了,只要一见面就小心地问:“这些天都在干啥?”大哥却装着没事的样子含糊其辞地支吾:“忙……”“开会……”但从他那迷离、恍惚的眼神和颓然憔悴的形色里,看得出他有苦不堪言的隐人之事。

就在父亲逼迫大哥,大哥哄骗父亲母亲的日子里,凝结的空气终于爆裂了。那天,大哥又是一夜未归。半夜时分我被父亲的怒吼声惊醒:“咋早不给我说?”“我也只是胡猜。”母亲在黑暗中嘟哝。第二天父亲起得很早,可能是夜间没睡好,眼帘浮肿得厉害。母亲端上荷包蛋,他放在身边也不吃。一家人一个个屏声息气。

大哥回来了。他勒着鞋、蓬着头、红着眼、沉着脸,表情沮丧,精神萎靡。

“昨晚干啥去了?”父亲盯着进门的大哥厉声问。

“……”大哥没丝毫反应,犹如竖立在那儿的半截木桩。

“去赌钱?”父亲怒不可遏。

“哎呀!老天爷,你们这是咋了,爷父俩就像千年的仇人见了面。”母亲见势不妙,说着往外就推大哥。

大哥站着不动,他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父亲说:“赌钱也是你逼出来的。”

“好哇,你个贼种!”父亲一甩手,将身边的那碗没吃的荷包蛋连同碗向大哥砸去。

大哥没动。只听咣当一声,碗在大哥的额角上碰碎了,顿时鲜血混合着蛋汤顺着他那黧黑的额角流了下来。母亲惊呼了一声,急忙用手去捂大哥流着血的伤口,可被大哥挡住了。“打吧,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用卖二妹的钱去结婚!”

大哥敢与父亲相争,使人吃惊,但父亲对儿女陡然变得如此坚硬,更令人战栗、恐惧和不可置信。

大哥的血为家里换取了暂时的平静和安宁,大哥的血第一次使父亲因怄气没有犯病。可是家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僵局,也从此失去了一个家庭应有的和睦与欢乐。

下午,我陪大哥给牲口割草,大哥问我书念得咋样,我说平均得80分,大哥望着我深情又凄凉地笑了一下说:“还不行!门门考90分才算优等生。”他说着拉我坐在土坎上,抚摩着我的头,连连叹息地说:“小三,一定要争口气,离开这里吧!离开这块让人心酸的土地。”他双眼许久地凝视着面前的山洼,同时用脚后跟使劲捣着地,表情十分痛苦。我不知大哥为什么这样,可心里也酸酸的,想要哭。“咱们人老几辈子都在这儿刨着吃,到头来还是这样贫寒。现在更是怕人,人变成一群牲口挤在一个槽里吃,就说全是精饲料,又能肥几个。以前我希望你们念成书,给家里挣钱。现在我不这么要求你们了,只要你们能念成,只要能离开这儿,只要你们能过好,就是不给家里钱,就是把我饿死在家里,我也心甘情愿!”大哥说得很多,很多,可我并不完全理解,尽管我已是个初中生了。我只知道争取好的成绩,不负大哥的希望。

这年秋季里的一天,我正在学校,二哥突然来了。二哥是永不出门的人,两年来他一直伴随着那群羊,默默地为家里挣全日工分,四乡的山岭印满了他那由小变大的足迹。今天他咋来了?

“二哥,你咋来了”?见面我就迫不及待地问。

“我去当工人!”

“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疑地望着二哥。他那因长年放羊被阳光和山风赐予的黑黝黝的脸膛,闪闪放着红光,两片厚厚的嘴唇上下翘着,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原本的旧衣服,洗补一新,浑身洋溢着按捺不住的喜悦和欢愉。是不是在做梦?直到二哥又说了一遍他去当工人,我才仿佛如梦初醒,一把拉住二哥,惊喜若狂地问:“你咋当了工人?”

“真不容易!全仗大哥。咱们大队只给了一个名额,大哥没命地跑了几天,听说还进了礼,我这才……”

我一听花钱送礼,便想到了大哥要还的那笔账和不能娶回的大嫂,我急忙打断二哥的话问:

“咱们家又没钱,大哥拿什么送礼?”

“我也不知道。”二哥略停了停又说:“大哥把姑父的钱还了。”

我惊呆了,是被大哥的本事,还是其他什么,我说不清,只是心里觉得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忧虑。我呆呆地望着二哥。二哥像猛然想起了什么,凑到我近前,又四下看了看,低声对我说:“听队里人说,大哥用了队里的钱。”

“贪污!”一个可怕的词跃入我的脑际,使我禁不住打了个冷颤,我在心里为大哥祈求———但愿这是个谎言!

令人痛绝的事终于降临到了我们这个本就不幸的家里。在我上初二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班主任老师突然告诉我:你家里捎来话,不知谁病危了。年仅15岁的我,被这远道飞来的消息吓傻了,我惊叫了一声“大大”,就瘫在了地上。“是病危又不是病故,你赶紧准备一下,回去看看再说。”班主任老师再三劝解安慰。我到学校食堂买了一斤冷馍馍,当夜幕刚笼罩村落,我赶了90多里地,踉跄地回到了已经寂静下来的庄子。在距家门一里多远的地方,我模糊看见院门前人影闪动,并隐约传来阵阵悲咽的嚎哭声。我再也无法控制,腿子一软蹲在了地上,“大大!”我凄厉地嚎叫起来,我爬一步喊一声,喊一声爬一步。当闻讯跑来的亲邻将我扶到家中时,我又被家里的情景彻底搞糊涂了。父亲没死。他侧躺在炕上,母亲也躺在炕上,炕上炕下还有许多人。一年多没来的大姐也来了,眼睛红肿,还在唏嘘。当工人的二哥也回来了,眼睛也红肿。全家人都在,眼睛都红红肿肿的,唯独缺大哥。大家见我进门,唏嘘声戛然而止,一个个瞪着红肿的双眼呆看着我,屋内的空气顿时静得怕人,连一丝出气的声音也听不见。我刚放下的心,被这异常的气氛一激,倏然又悬到了嗓子眼,只觉着自己的头发往起竖,头皮紧缩……这时,哇的一声,全家都哭了……

大哥死了,是上吊的。我赶回太晚,未能再见他一面。二哥对我说,大哥花了队里的钱,1000多元,被公社查了出来,畏罪自杀了。还说大哥是为了二姐,为还清姑父的借账,解除二姐的婚约,他竟去赌钱。本想着去赢,可他屡赌屡输,所输的钱全是公款。后来他看着赢钱还账无望,干脆用公款还了姑父的借账,退了二姐的婚事。就在这时,有人将他告到了公社……

大哥的死,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遗憾和痛苦,唯一能使我们得以安慰的是二姐解除了婚约。看来只有二姐日后婚姻幸福才能使大哥闭目黄泉。可二姐能幸福吗?即使幸福了,那这用大哥性命换来的幸福,也代价太高了啊!

父亲为大哥的死,整日吐血。母亲和我们为大哥的死,整日泪水涟涟。这个家一时成了血泪之家。谁来拯救?我望着二哥,他除了对死者流下悲哀的泪水外,对活着的人没任何反应,俨然以路客自居了。顺次下来就是我,对于年仅15岁的我,路在何方?如何去走?我只能一次次哭倒在大哥的墓前……

二哥该归厂了,我也该返校了。在我俩要动身的头天晚上,父亲突然郑重地宣布了他的两项决定。

父亲躺在炕上,先叫过二哥。

“老二。”二哥过去,站在父亲的面前。

“老二,你大哥完了,我考虑几天,他的媳妇咱们已财到礼俱,现在叫人家退,明明咱们得吃亏,叫咱们甩,更是甩不起。再说那丫头也是苦命,另嫁人也不好嫁了。我和你妈你舅商量了,她和你同岁,你就娶了她吧。啊?”

这真是一个爆炸性决定,兄弟姐妹们早已麻木了的肌体,霎时又酥了。谁都不敢看父亲一眼,一道道幽蓝色的目光注视着二哥,连气都不敢喘一下,等待着他的反应。二哥站在那儿像走了魂一般,一动不动。

“咋,不愿意?”父亲的声音有些嘶哑。

“……”屋内的空气凝结了。

“唉!”父亲重重地叹了一声,向二哥挥了挥手。

这个手势我们都明白———是对不肖子孙的驱逐。二哥见状,慌忙跪倒。

“大大,我不敢!我听你的!”说完重重地叩了一个头,翻身像头受伤的牛吼叫着跑了。

“小三。”

我一听叫自己,身子骤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低头走了过去。

父亲伸出两只筋络明显如蚯蚓的手,抓住我的一只小手紧紧地捏着,扶摩着,很久,很久……阵阵难以抑制的酸痛向我心里袭来,一种怜父之情使我抬起了过于沉重的眼帘,眼前的情景顿时使我呆了———一缕浑浊的泪水爬过父亲高高的鼻梁,滚向枕头。

“小……三……”父亲有些哽咽。

“嗯。”

“你书念得不错!”

“……”

“大大对你不住!你有出息。大大高兴,可现在……你……回来算了……”

说是意外,又不是;说不是,我又未曾预料到。然而,就预料到了,又该怎么样?我又有什么可说呢?父亲的泪水,为我指出了别无选择的终生路途。

我退学了,带着老师的安慰、惋惜、怜悯,怀着满腹惆怅和迷惘回到了曾生活数代先祖的故土,用我那还未成熟的柔弱而又脆嫩的肩膀,担起已将进入绝望和毁灭的家庭的重负。

家里的一切,对于我这个小主人来说,感觉不到十分的沉重,大哥的不幸在我的心里也很快淡漠了。我每天只是按照父亲的指派,外出挣工分,回来干家务,或是遵循母亲的嘱咐为父亲四处求药。转眼间一年过去了。穷人家过年本来就寒酸,更何况今年家里没了大哥。为了减轻家里过年的悲凉,早点使大哥的对象与二哥成亲,在亲邻的主张下,父亲把他们的婚期定在了正月初四。

一封使父亲如愿以偿而去毁灭二哥爱情的信,由我违心地写成给二哥寄去了。为了将这桩婚事做定,父亲托五叔从公社为二哥领回了结婚证书,于是,又一封威胁二哥幸福的信相继寄了出去。

一直病势沉重的父亲,临近二哥的婚期时奇迹般地好了。他跳下炕的第一件事就是定鼓乐,他要双吹双打地办。他整日跑前跑后,忙上忙下地张罗,精力十分充沛。远近老少的表舅表叔、姑娘姐姐,也放弃了新年里全家欢聚的快乐,年前都带着礼物陆续赶来,为父母长精神。这使我们本来忧伤清冷的家,一时竟也沉浸在了欣喜的欢愉之中。

可是,大家的这种欢愉却蕴藏着一种不安,一种恐怖,因为二哥至今还没回来。但大家一想到已领到手的结婚证书,高悬着的心又放下了。父亲每天都要情不自禁地念叨好多回:“老二今天可能回来!”然而,初三转眼到了,二哥还未回来。按理娶亲的人今天该走了,大家一时对视着没了主意,父亲怀着对自己威严的自信,毅然对娶亲的说:“你们放心地去,老二今天一定会回来的!”娶亲的人怀着不安的心走了。家里人度过了望眼欲穿的初三,熬过了忧虑的初三之夜。二哥仍然没回来。

初四这一天来临了。任何人也未曾想到,盼望已久的日子,竟是这样一个辛酸而又凄凉的日子。五叔和舅舅是喜事的主管,他们平时爱说爱笑的嘴今天好似钉上了钉子,对每一个帮忙的人只是用眼色和手势表达。整个院子里人来人往,但却鸦雀无声,气氛令人压抑窒息。

父亲天还未放亮就站在了家对面的山峁上等待二哥。一夜间他老了许多。

太阳一竿子多高了,还不见人影。家里多数人都爬上了山峁,一个个阴沉着脸凝视着北庄的那条小路,一言不发。10点多钟,送亲车由南庄而来。两个一老一少的吹鼓手,高高举着唢呐,走着八字步,在前面吹,身后紧跟着新娘和长长的送亲队伍。可是,站在山峁上的我们,竟如同一群泥塑,没人叫,没人喊,没人动。

新娘、送亲的人拥在了院前,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派冷清与难堪,没放炮的,没迎亲的,就连管事的五叔和舅舅也不知钻到哪里去了。当他们弄明白内情后,一个个惊呆了,有的人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只有那一老一少的吹鼓手,还站在院里鼓足腮帮子吹。见到此种情景,他们是想用自己独特的乐器去改变那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凄凉,可是这也不可能。他们鼓起的腮帮子开始发抖了,而且越来越扁,本来高亢明快的乐曲,顿时变得不成调了。

这时,五叔和舅舅跑上了山峁,对呆若木鸡的父亲说:“快让小三去顶替一下吧,总比过去用公鸡顶替强,反正他们结婚证已经领了。”

他们虽然是耳语,可对我俨然是个惊雷,我被震昏了。一时我傻了似的,迷糊中被他们拖进了新房。当我略恢复了意识的时候,我已穿着二哥的袍子似的婚服,站在比我大六岁的嫂子的身旁举行典礼了。我使劲眨了眨干涩的双眼,向上看去,父亲和母亲并肩坐在我们的对面。他们面色蜡黄,目光迟滞,两人的嘴角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轻微的抽搐,犹如两具没有灵魂的僵尸。斜视嫂子,她的面色更是苍白得怕人,我简直不敢相信她是个活物。在她那高蹙的眉宇间、紧锁着的双唇间以至呆滞的瞳孔里,全是迷茫、伤感、怨恨,没有丁点新喜之情。突然,一个可怕的意念跳入了我的脑海———一个悲剧———是二哥?是嫂子?还是我?

父亲宛若一盏耗尽了油的灯,婚事刚办完就躺倒再没有站起来,整天躺在炕上呕血。我一日也不能参加劳动,没命地四处求医寻药。因父亲病重,母亲和嫂子也不能参加劳动。父亲一天天临近死亡。我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弄到钱,带父亲进大医院,哪怕就是县医院就可以救父亲的命。可钱,钱从何处来?!我没有二哥那样挣钱的本事,更没有大哥那样弄钱的胆量。写信求助于二哥,既不见他的钱,也不见他的人。很明显,他非但不要嫂子,也不要父亲了,更不要这个家!

一天我猛然想起,在退学回家时,班主任老师曾深情地对我说:“有啥困难写信告诉我。”我立即产生了外出搞副业挣钱给父亲治病的念头。对这一希望,我像是在黑暗的行程里,突然发现了一线亮光。于是,我在这丝亮光里,怀着一颗忧伤而又冰凉的心,给班主任老师寄去了一封满篇是泪的信。

我盼啊,盼啊,在绝望中终于盼来了老师的回信。信里说:学校决定叫我去给校食堂拉水,月薪36元。呵———老师———母校!一月36元,一年就是432元!我流着热泪双手将那封信紧紧地抱在胸前,仿佛抱的就是我那可亲可敬的老师,又仿佛抱的就是已痊愈出院的父亲。可当我欣喜若狂地举着那封信跑回家,对家里人一说,他们全哭了。

二姐哭着说:“我真恨自己是个丫头,让三弟这么大就出去受苦。”

三姐哭着说:“三弟,我去给你做伴吧!”

看着这一个个泪人儿,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早,我就动身了,为的是早去一天多挣一点钱。母亲出门送我,她为我背着行李卷。母子俩就这样默默地走着,谁也不说话,只有凛冽的寒风在我们的耳边使劲吹着。我几次劝母亲回去,她都不肯,也不吭声,只是用上齿使劲地咬着下唇,趔趄着送了一山又一山,翻了一沟又一沟。最后,我用不走拒绝了她的送行。

“妈,快回去吧,这么凉的天。”

母亲站在那里,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目光望着我。我从这陌生的目光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圣洁的母爱!我本想安慰母亲几句,让她放心,可我的双唇不停地哆嗦,咽喉里万般苦涩,无论如何却吐不出一个字来。

母亲一直用牙关紧咬着感情,此刻再也咬不住了,双眼一闭,泪水一下子流了下来。她颤抖着放下行李卷,上前将我的衣领整了又整,似乎这多年来的母子之情、母子之爱都凝结在那圈小小的领子上。我望着母亲那随风飘动着的白发,在心里安慰她:妈妈,放心吧,妈妈,我一定好好去干,为了父亲,为了您,也为了大哥的遗愿———使四弟、五弟离开咱们那块土地。我真想扑上去抱住母亲大哭一场,但我忍住了。我乘母亲不注意,猛然提起行李卷,头也不回地跑了。一缕缕泪丝,带着一个儿子的深情和挚爱,随风飘向了母亲……

天真、幼稚、可怜的我,哪里明白得了,父亲的病怎能拖到年底?在我去母校拉水的两个月零五天,家里捎来信,父亲病危。当我返回家时,父亲已不省人事,奄奄一息了。我只好听亲邻的意见,用我拉水两个月挣得的66元钱为父亲准备后事。

在我回家的第三天下午,父亲突然从昏迷中醒过来。他叫母亲扶他坐起,把我们一个个叫到身边,望着嫂子用含糊不清的语气说:

“老二……会回来……你们好……好……”

我听了父亲的话,瞥了一眼面色十分苍白的嫂子,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苦楚。我在学校拉水,已听二哥厂里回来的同事说,二哥在他们厂自找了一个,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二哥最终背叛了即将离开人生的父亲,走自己的路去了,但即将离开人世的父亲却深深地害了刚刚开始新生活的嫂子。

这时父亲用一只手搭在母亲扶他的一只手上,吃力地说:

“苦……苦……你……”

父亲说到这里,嘴里再也发不出音来,表情异常痛苦怕人。他颤抖着又指了指我们小兄弟三个,我拉着四弟、五弟急忙到了近前,他用冰凉的手一一摸着我们的脸颊,眼帘直眨巴,好大一会,他那深深凹下的双眼里滚出两颗饱含辛酸和千言万语的泪珠……

父亲去了。他没给我们留下一分钱、一句话,只留给我们难以忘却的两颗扁小的泪珠!

作者简介 施原钰,1958年生于宁夏盐池县荫城乡。1979年毕业于宁夏交通学校。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在宁夏人寿保险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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