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我一直羁留北京，公事也办，私事也办，忙得一塌糊涂。春天我就出去了一趟，沿着长江的漂游，改换了我的心境。回到西安，已经是夏天，各家各户都打开了窗子，阳光照在古都灰色的城墙上，让人又伤感又欣慰。我清扫了房间，铺上了竹席，准备度过漫长的酷热之季。因为有事，事不宜迟，我便匆匆到了北京，那擦得干干净净的竹席，我只睡了三个夜晚，一把新的扇子，还没有打开。可我人在北京，心却不在。这里的繁华和热闹，并不能勾引我，我当然是不会沉浸其中了。人生的众多的责任，虽然我没有明确承诺，但我却时刻准备担当，这只有我清楚。我长了一颗心，不过我常常感觉它像一朵梅花，天生就分成了几瓣，而且注定要落光才作罢。人实际上并不是为自己活着，爱使你充满牵挂。如果世间没有了你所爱的，那么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
长江一线的旅行结束之后，我和女儿呆了一天。我是到幼儿园接她的，我刚刚出现在教室门口，她便看见了我。她扔下玩具，奔跑过来。她红着脸腮，喊着爸爸。我正准备抱她，她发现我穿了新的皮鞋，就立即蹲下，用手抚摩着，惊异皮鞋怎么这样明亮。两个老师望着我们，似乎若有所思，于是我就向她们一笑，拉起女儿离开了教室。我带女儿到一片空旷的草坪来了，在这里，我取出给她买的玩具、衣服和食品。女儿显然很是高兴，她唱歌跳舞，流利地背诵童谣，并打乱笔画，照猫画虎地写字，仿佛执意要让我高兴似的。我十分感动，不过我只是握紧她的手在草坪走着，我要她听老师的话，长大做爱劳动有才能的人。她点着头，答应得很是认真。之后，我便将她送回了幼儿园。分手之际，她叮咛我下次接她。然而我没有做到下次接她，不到我接她的时候，我就来了北京，匆匆地来了。
我对女儿的歉意绵延如水，在北京的街道上，我只要看见孩子就想起女儿，甚至后悔没有带她来。女儿五岁了，是能跟我到北京来的。然而我还是没有带她来，她仍在西安的幼儿园。也许她在那里很好，不过我常常想像她在夜晚的情景。她的漆成绿色的床狭窄如带，那是一个极大的房间，其中有几十个孩子，她只占据了极小的位置。在那里，熄灯之后她想什么呢？她会问我为什么没有接她么？她那小小的灵魂，对世间产生了怎样的印象？在某些时候，什么东西会刺痛她稚嫩的心吗？对女儿，我有一种深沉的内疚。我以为，作为父亲，不管什么理由，总之是我没有给她创造一个完整的环境。实际上是孩子用娇小的肩膀承载了父母的痛苦，父母将自己的困难让孩子分担了。当我望着女儿穿着花衣的背影，我总是这样想，并感到辛酸。但她却爱我，我用车子带她的时候，她会开心地用脑勺撞我的胸。她吃食品吃水果，会悄悄拿出一些塞到我的手里，而且这样做，完全是自觉的，默默无言的。我和女儿有一个约定，就是再见要握手，时间一久，这已经成为习惯。不过有一次，我在教室握她的手，她竟缩了回去，她伏在我的耳边告诉我，老师和同学都在那里，羞得很，于是我就在以后避免当众握她的手。
另一个让我惦念的人，是我父亲。数年之前，他患血管之疾，生命垂危，多亏治疗及时，身体才恢复过来。不过他知道这种病无常，发作便势不可挡，遵医生之嘱，坚持锻炼，认真服药，当然也暗暗准备着。他为我的祖父祖母补立了墓碑，为了挑选好的石材，他几次往返县城。他撰写碑文之际，手指颤抖，泪水滴满了纸。立碑那天，帮忙的人很多，并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对已经亡故了二十年的祖父祖母，他磕头作揖，泣不成声。乡亲劝阻他，但他却仍要坚持跪在地上。对立碑之事，他甚为看重，并嘱我记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竟一直没有做。父亲也考虑过自己的后事，并把想法告诉给我的姑姑，要她将来监督执行。他希望葬礼尽量简单，不要麻烦。他没有直接告诉我，是要让我安心工作，防止影响我的情绪。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吩咐我，他走了，姑姑怎么安排便怎么进行。那天，我与父亲坐在寂静的屋子里，交换了很多思想。阳光灿烂，天空明朗，我偶一抬头，从窗口看见了遥远的田野，在黄绿交错的高坡上，有人和牛缓缓而动。
父亲在少年就参加了工作，为人勤奋，耿直，精明，一生东奔西跑，不过还是失去了很多机会。在相当一个时期，他一个月几十元人民币的工资，养活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八口人。他退休的那些日子显得很忧伤，他默默地扫地，铲土，以掩饰自己的情绪。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心境我能猜测出来，一是他没有什么积蓄，劳动的价值在生活过程都消失了，二是他感觉忽然就进入晚景，人生的终点似乎临近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他几乎同时接到几个企业的聘请，要他管理业务。这期间，他挣了一些钱，不过仍是省吃俭用。他计划在院子建起两层楼房，留给我和弟弟，不然，他心里空空荡荡的。1990年春天的日子，他的想法使他情绪高昂。他拿着尺子，在院子里量来量去，然后在纸上计算绘图。然而那些日子，我是不能给他多少协助的，岂止是不能，我反倒让他为我操心：我不得不将两岁的孩子送回老家，由我母亲看着，以便我应付那些日子的生存问题。那时候，他很是愤慨，竟嘱我不要管什么国家的事情了。他怒气冲冲地用一个指头指向天空，眼睛冒着火星。我只是静静地听着，很沉默很沉默。
谁的家庭都是有矛盾的，但我弟弟和我父亲的矛盾却让我伤透了心。他们各有各的道理，都是火暴性子，忽然就吵闹起来。母亲害怕他们这样，几次到城里来找我，流着眼泪，让我想想办法。解决困难，我的办法很有限，只能是让朋友帮忙。我不是处长，不是科长，什么权力也没有。指责他们吧，我于心不忍，我没有这个资格。责任是有的，那只能宽慰父亲，劝解弟弟，只是这没有什么效果，使我不得安然。如果有人从乡下找我，我看见他，那么我首先想的，总是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
父亲是一个刚强而喜欢体面的人，身体的变化，显然使他失去了用武之地，不过他常常要挣扎着做些什么，避免赋闲一隅。他拿笤帚扫地，拿木杈挑场，往往不能得心，其动作之艰难，看了让人同情。我对父亲从来没有过亲昵之举，我们相处，总是严肃的，这可能是原先他对我过于峻急甚至打我所致。“你如何开端你就得如何保持。”这是德国古典学者荷尔德林的名言。不过我父亲终于明显慈善了，很久之前，父亲提着鞭子追我抽我的样子已经荡然无存。我不知不觉增加了看望他的次数。我坐在他对面仍无甜言和蜜行，然而这也使他显得满足而高兴，他询问工作，询问孩子，叮咛我知足而常乐。他暗示我，他老了，已经受不住打击。他特意给我备茶杯一个，放在柜子顶端。他踮起脚尖，一点一点够着，够着了便取下让我喝水。他给我扑打衣上的尘埃，当知道我的一套西服花了几百元人民币的时候，他突然笑了，高兴得眼睛眯缝起来，并走到厨房笑着告诉我的母亲，似乎得意自己的儿子穿得这么贵重，岂不知它不过是西服的中档而已。如果我带着女儿看望他，那么他的情绪便有微妙的变化，走的时候，他要拉着我女儿，送到很远的地方。女儿幼稚，学着他一踮一踮地走路，竟使他乐得泪水盈盈，可我却暗暗辛酸。
在南方旅行之后，我见到了父亲，其时春夏之交，花好月圆，他的情绪愉快。他叮咛我安心工作，现在不要看望他了，只盼我在他生日那天回来就行了。他说，如果忙，那么你就向领导请假，我已经没有几个生日了。我答应回来，我想有的是时间，怎么都可以回来为父亲祝寿的。我到北京去出差，也并没有忘记父亲的生日，然而事情极不顺利，拖了一天又是一天，马上就是父亲的生日了，我仍不能离开北京。在北京，我没有一点玩耍的情绪，临近父亲生日的时候，我尤其烦躁和郁闷，并策划丢下劳什子事情返回西安。然而公事不办不行，私事不办也不行，而且私事是受朋友之托的，于是我就硬着心肠置孝敬于一边，继续滞留北京。情绪不好，遂做了这样一个梦：我的牙齿掉了一颗。乡俗，这预示着老人的凶讯。我当然想到父亲，很是惶恐，如果父亲真的走了，那么我将多么懊悔，多么遗憾。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了，东方既白，我仍在辗转。在父亲生日那天，我情绪极糟，十分沉默，朋友都以为我病了，三番五次地问我怎么了。我只轻轻告诉他们：今天是我父亲的生日，他要我回去，我曾经答应回去的，他的身体不好。
剩下的日子过得很涩，我只是跟着事情旋转，根本没有注意北京的风景和风情。事情完毕，我随便买了一张路经西安的票就上了火车。到西安的时候是中午，下了火车，我跟着流水似的旅客走到了街上。我静默地走着，思考着很多事情。蓦地有一种诧异的感觉，感觉我的胳膊怎么凉凉的，遂看看周围的人，他们竟穿着长袖上衣，而我则是短袖，仍是我离开西安时候所穿的上衣。我这才发现，夏天已经逝去，地上落满了虫蛀的黄色的槐叶，冷饮摊点也少得寥寥无几，那些漂亮的姑娘都换上了深色的裙子，她们的变色镜不见了，遮阳帽不见了，在天桥一带，竟有了农民担着石榴和柿子在卖。这时候，一行大雁恰恰飞过古都的天空，它们悠长地鸣叫着，其声透露着深刻的迁徙之苦。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是秋天了，秋天来了！岁月流逝得这么迅速而残酷，悄悄的，半年就过去了，然而我必须做的事情究竟才做了多少呢？
选自1997年3月陕西人民出版社《药叫黄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