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完了最后一趟料，天色黑下来了。畜牧队打夜班的老王头正在各个鸡舍里巡视，看有没有没关好的窗户，有没有没关好的小门洞，看火墙的炉火烧得旺不旺。我走出屋子，踩着冻实了的鸡粪和嵌着白色羽毛的硬梆梆的沙土地走到院子外面的路上，路边都是积雪。漫天灰濛濛的一片，只有太阳刚下去的那方还显着一抹微微带紫或暗红的颜色；但这也不会长久，很快就要溶入那整个的灰濛濛里去的。我走在这里只是为着望望这灰色的寥阔的天，望望路边几株掉完了叶子的枯枝。路上没有人，即使在大白天，这里也是少有人走的，这不是大路。二点风也没有，是不是随着天，随着地都冻住了呢？不，不可能的，风总是会移动的，天的那边还有人嘛！那边，那边不远不是有房子吗？那儿是农场场部，是我们农场办公的地方。而且，就在我住的院子后边，不是满满住得有一个院子的鸡吗？那几个养鸡姑娘不就是搬到那个院子里住的吗？原来她们和我住一个院，就住在我间壁，每天晚上她们都到我屋子里来玩一阵，是一群天真朴实的姑娘。后来农场领导为了要孤立我，要她们与我划清界限，就命令她们搬走了。每天晚上就只我孤凄一人独自在这条路上徘徊。一个人也好，我就一个人占领这偌大的天地。我可以一个人在这里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窥视我，直说就是没有人监视我，我可以安静一会儿，让思想自由飞翔吧。在西北边，越过辽阔的耕地，越过一些小村屯，有一个热闹的小城，煤城。因为有煤就一年年兴旺起来。听说已经是一个有四十万人的城市了。这个城叫鹤岗。在鹤岗北边，邻近黑龙江江边还有好些小城镇和许多农场。这样，鹤岗就显得更重要了，又逢大跃进的年代，从佳木斯到鹤岗的火车线路要建复线，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时刻，抢农活冬闲季节正好赶修这条线路的土方工程。陈明就跟着他所在的生产二队去到那里。这样我们刚到北大荒两个多月就又分开了。他是九月下旬去的，现在又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的日落黄昏，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越来越冷的路边，踽踽独步，把思想、把思念，把依依难舍的恋情每天托付这灰暗的浮云寄了过去。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他肩上压起的红肿块，消了吗？在窝棚里同同志们一块儿在烫脚吗？他会不会也走出窝棚看看天望望从东南方向游来的黑色的云烟呢？不，云烟是走不到那里的。云烟都早已在半路消失了。他会不会从飘去的微风中嗅到什么？感觉到什么？那里将含着薄薄的一缕馨香吧，一点点爱情的馨香吧。唉，太远了，什么都不能捎一点儿去。不，不要捎，不必捎，他已经带去了，带去了所有的温存，所有的知心。他就生活在这里边，他不会忘去的。而且一定会带回来的。到星期天、星期六的晚上他就会带回来的，把他的关心、把他息息相通的那些体贴就都带回来了。啊！星期六，实在令人想望的星期六呵！
星期六晚上，是修路工人回家来的时候。修路工人将满身带着雪花、冰屑和寒气走进屋子里来，不敲门就进来了。他会举起网兜，把铝饭盒拿出来，里面装着一些新鲜的菜肴，是从工地附近那热气蒸腾的小饭馆、小茅屋里买出来的；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病、没有伤，是神情爽利，是有力的眼睛和臂膀。他在修路时算是好劳力，有时还挑双筐和小伙子竞赛。有人说：“他是右派，好象不应该受表扬，不过我还是要表扬他。”于是屋子里亮堂堂的，热呼呼的。灯底下的语言是无所不包的，天下大事、工地趣事、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但都会小心旧有的那些“伤口”，谁也不去碰它，让那些恶言恶语，那些丧心病狂象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真的就是这样自足自乐。我象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公主，蜕去了一身又污秽又耻辱的青蛙外皮，而露出本相，恢复了美丽的原形。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是一个革命战士，是党的儿女，我享受着纯洁的爱情，我简直不懂得忧愁……星期六的晚上，是一个浪漫的梦，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段百读不厌的文章。可是，今天是星期几呢？一天，两天，三天……还早得很呢。
西边、再西边、遥远的异国，我还有一对儿女咧。多可爱的儿女呀！他们都是在延安长大的。他们都有过父亲，可是我从来不忍心同他们谈到他们的父亲。让他们把党当成父亲好了。他们真的是这样，都早早入了党，是正式党员。他们跟着党，过了多年的艰苦生活，在童年没有享受家庭的温暖，只有集体的欢欣；但他们有母亲。为了让他们健康成长，希望他们锻炼得坚强，母亲从没有对他们有一点娇生惯养。我的母亲曾怎样对待我的，现在我就怎样对待他们。我小时，从来没享受一点做为爱娇的闺女的幸福，没听到过一声心肝宝贝的亲呢的呼唤；我也拒绝了一个做为母亲的满饮母性的甜酒。但我欣赏我对自己母亲的了解。我们不是母女，而是朋友，是最贴心的朋友，是彼此生命的支柱。因此，我也希望我同我的儿女是朋友。是最知心的朋友。当他们很小，我怀抱着他们的时候我就盼着他们长大。我感到有许多话要向他们说，满心希望他们成为妈妈的知己，是能同妈妈谈心，能无所不谈的，是最谈得来的。现在，风暴之后，能谈什么呢？能谈心里话吗？我只能违心地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坏人。你们要相信党。去年，一九五七年，报上发表文艺界粉碎了反党集团的报导后，祖慧从莫斯科打来长途电话，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反复地说：“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我没有勇气接电话，不敢听她的哭声，我坐在电话机旁，眼泪象泉水一样在我脸上流淌，火辣辣地在我心里流过。我无法和她对话，我能说什么呢？陈明在电话里只能说：“你听党的话。不要管我们的事。你要坚强起来。要熬过去，自己好好学习、生活吧。”惨白的灯光把屋子照得象地狱似的阴惨惨的。陈明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我们互相望着，为天真无邪的受伤的孩子难过。祖林正好在国内，在北京，他也亲受了那沉重的打击。整天整天不说话，也不吃，只是躺在小屋里流眼泪。我宁愿自己受责备，挨罚，下地狱，上刀山，也不愿意看见他无言地在那里默默受罪。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能应承、也不能解释。一切辱骂、一切讽刺，一切在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匐伏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我的一切都被毁灭了。我还能在儿女面前要求得到什么呢？他们太幼小了、太天真了。他们如果还相信妈妈，他们就太惨了，他们也会挨打的。他们如果不再相信妈妈，他们将更苦。他们不只要承受失去妈妈的痛苦，还要承受从妈妈那里得来的耻辱。他们抬不起头，怕人家看见他们想起他们可耻的妈妈。他们脸上好象打有金印，是谁谁的儿子。他们不敢见妈妈的熟人，也不敢见自己的熟人，他们变成最敏感的人，最柔弱的人，怕人家的恶脸，也怕人家的好脸；怕刺激，也怕同情。什么都是不幸，反正是一对可怜的儿女。
在任何时候，不管是在沉重的劳动中，或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我都念念不忘他们，担心他们。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他们将怎样向组织交代，怎样向他们的朋友，他们未婚的爱人表明心迹……，他们都是极憨直单纯的人，面对这样尖锐复杂严重的事态，他们将怎样生活下去？而这一切都是被爱他们的人连累的，是一个母亲加害于自己的儿女的。母亲不好受，但她毕竟是从几十年艰难险阻中走过来的人，在这边远的北大荒，即使亲人离散，但她是一个老党员，她相信历史，她不失去希望，她一定能熬过去。可是孩子们象刚出土的嫩苗，怎能经受住这样苦涩的风霜！一朵刚放苞的鲜花，怎能放在烈火上炙烤？我可以想出一千条理由命令自己好好活下去，可是对这一对无辜的孩子我却一丝一毫也不能帮助他们。这种压在心底、充塞血管的苦汁不断地折磨我，一分一秒也难得平静。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能说得上是得到解脱呢？
天黑了，上下左右一片黑，天上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是不是天要变，明天又将下一场大雪？场部办公室里还有几点豆似的闪烁的灯光，我的双脚冻得站不住了，浑身也感到麻木了，我慢慢踱回院子，走进我的房间，打开电灯，走近火炉。炉火快灭了，我围着炉子打转，扔进一些木柴，加了一些煤块，火毕毕剥剥燃烧起来。屋里暖和多了，我感到身上又有了一股热气。我喝了一杯热开水，就走到小桌子边去读报。这是我每天生活秩序的一项，报纸每天傍晚来，有时我自己到场部收发室去取，有时打夜班的老王头顺便捎来。老王头是四川人，跟着当连长的儿子转业来农场的。现在儿子换了地方，他一个孤老头子就留在这畜牧队当工人，干不了多少活，就打夜班。自从我搬到这四周全是鸡舍的院子后，夜晚他偶尔主动来看看我，不敢多坐，喝一杯开水，抽半支烟，说一两句话：“白天职工开小组会，有人说你好。”或者是：“队长在部队是营级干部，谈到你时他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或者又说：“指导员面前你要小心。”他并不要听我的回答，说几句就走了。我明知道这老头不坏，却不敢接近他。我不喜欢听小话，更不愿意连累人；不过他总三四天来转一次，象到鸡舍看窗户关好没有一样；今天的报纸就是他捎来的。
我翻报纸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封信！到北大荒后我很少收到来信，我们是被遗弃了的人，哪里会有人给我们来信？即使还有挂念我们的人，我们相信有几个人会为我们惋惜，只是他们怎么敢给我们写信呢？我们也曾暗暗企求哪天会从天外飞来一只鸿雁，让我们知道一点人世的消息，听到一曲短短的美丽的音乐。可是我们又希望谁也不要给我们来信，我们最怕听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熟人因我们而落到象我们一样的境地。这是最可怕的！因此我们虽然十分想念世界上曾经与我们有过关系的亲人、朋友，但我们不敢，不愿和他们再有什么联系。现在竟然收到一封来信，立刻象有千万个电子射向我脑子并且四散传播，挤撞。这是谁的来信？有什么样的消息？是祸、是福……说不清有多少个人的形象在眼前转动，有多少个声音在耳边响动。信封上的字迹使我马上明白了，这不是儿子的来信吗？是从遥远的列宁格勒寄来的啊！我还是七月间刚到这里时给他去过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北大荒安了家，我说了许多使人愉快的话、让人放心的话，我也说过相信他们、放心他们，反复叮嘱他们要听党的话，我还违心地告诉他，我确有错误。我心里多么想得到一封回信，让我知道他的情况，但我又担心他因此得祸，不希望他给我来信。他没有给我回信，我又高兴。又失望。怎么今天竟回信了？出了什么事吗？这是一个深情的孩子，有理智的年轻党员，但他能顶得住吗？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太大了。
我急于要看来信，等不及撕开信封，急切地要知道落在我头上的到底是什么，我心跳，手颤，盼望这是我承受得了的。终于。我畏畏缩缩地展开信纸，一行行，一字字地读了下去。
呵！多好啊！开头写得多么平静。他一点不动感情。述说了他的生活照旧。告诉我他的毕业论文已经写完，老师同学都非常满意。他不久可以领到毕业文凭；但年底还不能回国，将去潜水舰艇实习几个月，计划明年夏天可以回来。他询问了我们的生活，希望我们在劳动改造中有收获，有进步……看到这里，心里滋生了许多说不清的滋味！后面的述说仍然是冷静的，他告诉我，近几个月来，受到一些同学的批评，也得到一些同学的同情。他经过仔细思考，决定在一个时期里不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和任何联系……这里没有更多地说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流露出一点感情。这种冷静使我怔住了。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会是最爱我的儿子此刻写给我的判决书吗？
我不能哭，我不敢哭。我小心谨慎地要保住我感情的堤坝，只要有一丝缝隙，水就会潜流进来。只要有一条细流，就会洪水奔涌、就会泛滥成灾，就能淹没一切，淹没我自己。我所有蓄积起来的，我们精心培育起来的，细心修补起来的，那道维持我活下来的，薄薄的堤坝是经不起再受冲击的。可是，我该怎样想，怎样办呢？我呆了。
我该死心了。我该支持他的理智的决定。我该鼓励他。但在支持他的里面，我自己将不能支持自己，我该为他的冷静处理感到高兴。他只能这样，他只是为了怕我动感情才克制住他的感情的。可是我将被他的冷静冻僵。儿子啊！你也许不会想到从此你妈妈将被送上绞架，送到天国、送到地狱，送到永远的黑暗中去。可是我反过来想，他可能从此得到解救、至少可以减刑，他还可能争取保持住自己学习的专业。这在他是至高无上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亲爱的儿子呵！你知道吗？妈妈已经软弱得不能再经受一丝风雨了，她的忍耐力和使自己坚持活下去的一点支柱是摇摇欲坠的。她现在更需要的是爱，是温暖，是了解，是信任，是剥掉强加在身上的那件耻辱的外衣，是挖去盖在罪犯脸上的金印，是要对未来重新确立信心，是要迎着暴风雨屹立在浪涛中的力量，是要坚定，是要坚强。可是，现在，我能忍心说这封来信是对我又一次的致命打击吗？这能怪你吗？不能，不能！你是对的，你早就应该这样做。你只是过了很久，为了不使我伤心才等待着、等到这时才下的决心。你也是被害者。你的冷静只是为了使我冷静。我很理解儿子的处境、心情和为此而经历着的痛苦与折磨。
我呆呆坐在小桌旁的椅子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老王头站在桌边，他茫然地望着我，又满屋搜索。半天，他才说：“出什么事了？我一直看见你屋里灯光不灭，唉！陈明不在家，要多照顾自己呵！”我仍然不能动，不能说，只是呆呆地。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又向炉子里加了木柴，加了煤块。最后他扶我到床上，他为我关了电灯，退了出去。我的表老早就坏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只听见屋外风吼，天果然变了。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好心的小组长来看过我，问我是不是病了，要我休息。晚上，夜深了，我仍在昏迷中，听到门“呀”地响了一声，走近来一看，真真吓了我一跳，啊！修路工人又回来了。他俯下身子看我。我从来不是教徒，可是我想，是快乐的圣诞节日来临了。
一股凉气侵袭到我脸上，但全身却暖过来了。严严实实压在心底的热泪，涌满眼眶，忍不住流了下来。陈明说：“队上有人一早赶来看我，说老王头告诉他你病了。我立刻就请假赶回来了。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已经承受了一切，还准备着承受一切，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你。”他拭去我脸上的泪痕。飘浮在海洋中将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躯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挣扎着，我不怕了，我又得救了。我能达到彼岸，踏上新大陆。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短信寄到列宁格勒，说：“完全支持你，同意你的决定，你是对的；放心妈妈好了。”
一九八五年一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