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初，我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驻在陕北定边县绍沟沿村。这时红军正准备同胡宗南打最后一仗，指战员都很忙，没有时间与我交谈，我抢在这个间隙随几个同志去定边县城。别的同志去都有工作，我呢，只是怀着急切的愿望想去看看慕名已久的董老（必武）和成仿吾同志，还有我在上海平民女校的同学钱希君。
这绍沟沿是个小村，离沙漠区很近，虽说叫村，实在地面上没有房屋，只有几十孔窑洞散在辽阔的黄土高原上的一条小沟里。沟里没有水，是一条干沟。人们用水都是在一些深窑里把头年冬天埋下的积雪汲出来用。积水中杂有枯树叶子，碎纸头，破布片，驴粪羊粪……除做饭、饮马外，每人每天限用一小盆。水成了最珍贵的东西，好象这时人们才懂得生活是不能没有水的。好在我是带着最丰富的幻想和热情投奔到这不毛之地的。尽管朔风习习，满目荒凉，我在全是陌生人中却处得愉愉快快，整天沉醉在这广大自由的天地里，感到四处都洋溢着勃勃生机。
这天，太阳刚从东边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时候，我在一群新集合起来的一伙人中间，策马东行。空气很冷，很新鲜。路很平，塬上极少树棵，偶然看见几棵长不大的杨树。满天红霞，不是灿烂如锦如火，倒似从冰霜中冷冻过的那样浮着一层既淡又薄的雾似的轻纱，笼罩大地，含着一种并不强烈的淡淡的温柔，却很能稳定我容易激动的心情。我极目环宇，悠然自得，脑子里浮现出古代的诗歌，那些印证着此情此景的诗句，是多么豪迈和使人舒坦！这里是冬日，又似霜晨；是征程，又似遨游；是战士，又似游子……蹄声得得，风沙扑面，我如在梦中，如在画中，只是从同志们那里传来的欢声笑语，才使我想到我是在那里，正向那里去。
忽然，从我后边跃过一匹枣红马，而且传来一声挑战的颤抖的声音：“丁玲！敢撒开缰绳跟着我们跑几步吗？”这是贾拓夫同志，一个温文尔雅的陕北干部。他曾经告诉我，一九三四年陕北红军为了取得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派他到上海，辗转到了江西，而后随中央红军长征，绕了一个大圈子，胜利完成了任务回到陕北。在这两年的艰难跋涉中，他从一个知识分子学生变成了一个老练的革命干部。他是一个平和的人，怎么今天也向我挑战了，欺负我是一个刚刚坐在马上的人吗？不行。我现在也骑着一匹马，也是一匹枣红马，是头一天任弼时同志批给我的，是一匹从草地来的马呢。我不答话，真的撒开马缰，站在马蹬上，夹紧马肚子放马驰骋。于是我前边的马，后边的马，都跑开了。我们正走在大沙漠的边沿上，我只看见细沙象水似的在沙地上流淌，风在耳边轻扫，象腾云驾雾一样。我渐渐松弛了第一次跑马的紧张。过不一会儿，我的手没有劲了，腿也软了下来，可是我不服输，浑身无力地坐在马上，心中晃悠着望着遥遥跑到前边去了的贾拓夫。他忽然把马停了下来，哈哈大笑：“好样的，丁玲！”马都停了下来，我的马也挤上前去。我安定了，赧然地傻笑起来，感谢那个聪明的贾拓夫同志。大家都兴致很好，缓缓地策马而行，不觉地到了定边城，时间才下午三点，太阳已经挂在西边的天际，这里日照真短啊！
晚上我住在钱希君的家里，又疲惫又舒畅的酣睡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她陪我去拜访董必武和成仿吾。董必武同志过去早有人向我介绍过，但讲得较简单。这次见面，觉得更加亲切。他嘱咐我：“丁玲！到了这里，你一定不要‘客气’，想什么，需要什么，都说出来，你讲客气就要吃亏了。”他送给我一件整狐狸皮，火红火红的，好看极了。后来一位女同志被派到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正用得着，我把狐皮转送给她了。董老给我的印象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对人亲切，很会体贴人。当我要去见成仿吾同志时，我的想象却很丰富。从创造社最初的老一辈作家，留给我的一些印象，我对成仿吾同志是有所想象的：在文学上，他主张浪漫主义，创造社最早就是这样主张的。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一定很洋气，很潇洒。因为我见过一些这样傲气十足的诗人，他们趾高气扬，高谈阔论，目中无人。他在国外学军械制造，或许是庄重严肃。又听说他在过黄埔军校，那一定又是一种军人气概。是的，他写过火气很重的文章，是不是又有一点张飞李逵式的气质呢？他是我们湘南人，是不是也有一点本乡本土的南方蛮子的倔强脾气呢？没有见到他之前，我确实对他作过各种揣测。但当我一见到他，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想象的全部错了，错得简直有点失望的样子，他怎么只是那样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呢？我后悔，为什么我单单忽略了他是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一个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呢？我们一谈话，我就感到舒服，他是一个使你可以在他面前自由谈话的人。他不会花言巧语，也不是谈笑风声，但他使任何见到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尊重别人，对什么人都平等对待的人。他是一个普通人却又不是一般普通人能够做到的那么热情、虚心。这便是我在定边第一次见到的成仿吾同志。
后来，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主持陕北公学的时候，我去看他，他还是这样。一九四六年在张家口，他主持华北联大的时候我们又相见了，他还是这样。一九四七年我随华北联大的同学参加土改工作后，回到正定联大，住在文学院，虽不是天天见到他，却感到了他同联大师生们的亲密关系。他的原则性很强，态度却平易近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对他总是这样认识，这样说的。当面是这样，背后也是这样。我以为这是极不容易得到的评论和鉴定。
成仿吾同志过去写过不少文章，有一部分是一九二八年他很年轻的时候写的。有一些是充满着革命的热情但也有极少的几篇是属于论争的文章，其中有的对鲁迅先生有所责备。其实，这一争论属于革命文学队伍内部的论争，而且很快就达到了同志间的一致。一九三一年仿吾同志担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和红安县委书记时，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政治思想水平得到提高，对鲁迅先生有了比较全面和正确的认识，就痛感自己少年时的高傲和偏激；三六年鲁迅逝世不久，他就为文热情颂扬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化界最前进的一个”，有着“划时代的功绩”，“应该高高地举起鲁迅的旗帜。”如果有人以为仿吾同志是一个狭隘偏激、成见很深的人，那就大错了。恰恰相反，成仿吾同志在这里正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品格高尚。一九二八年他在欧洲加入共产党，参加编辑党的刊物《赤光》，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著作，提高了他的理论水平，打开了他的眼界，他看得更远了，也更实际了。一九三一年回国后在革命群众中做实际工作，他洗涤了几十年来知识分子常有的思想上的片面性。他深入下层，勤勤恳恳，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过去年轻人容易有的那一点意气，偏激，他早就抛弃了。反之，旁人对他的一些评论、指责，即使有过甚之处，他也超然豁达，不斤斤计较，不存在芥蒂。一九三四年底，张国焘借口到苏区外围打击敌人，带着主力部队和仅有的四部电台，离开鄂豫皖，擅自远走四川，使留在鄂豫皖坚持工作的同志和党中央失去联系。仿吾同志受命去上海寻找党中央，恢复联系。他转辗跋涉，从秋到冬，好不容易才到达上海，但找不到规定的接头人，找不到党组织。在贫病交加的关头，他想起了鲁迅，他认为这是惟一可靠的战友。果然，他找着鲁迅，他们见面了，热情握手，一同在咖啡馆里亲切密谈。这便是伟大的见证。成仿吾同志全然不是一般人揣度的那种狭隘的讲究派性的人，过去的那点争执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了，现在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大同，他们是革命同志，是亲密的战友。鲁迅帮助仿吾同志找到了地下党的关系，仿吾同志平安到达中央苏区。党中央和鄂豫皖苏区恢复了联系，仿吾同志留在中央苏区工作。他从此专门从事党的教育事业的开辟和领导，在教育战线上建立了功勋。五十年来，桃李满天下，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坚定，作风扎实，具有真才实学的革命和建设人才。
我过去很早就认识仿吾同志，对他很尊敬，但因为工作关系，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多，同他接触很少。他平日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我也是一个不爱无事奔走，浪费别人时间的人，我们即使偶然相遇，也很少机缘深谈，但我常常感到他对我的关心和友好。一九八二年春节，一位住在党校的朋友来告诉我，成仿吾同志要同他的老伴张琳同志来看我。这使我惶恐不安，我觉得应该我去看他，我确是几次都想去看他，只因为怕妨碍他的工作，听说他每天都仍在翻译校订马列著作；我也不愿占去他很少有的休息时间，所以我一直迟疑没有去。结果还是由于他的坚持，他们两老夫妇光临我的住宅；我实在不敢当。事后传话的那位朋友告诉我：“成老一直对你很好，但他这人向来不愿表现自己，他不会对你说什么的。五八年他听说你去北大荒后，心里常为你不平，挂念你，为你难过落泪。他说过丁玲是不搞宗派的人。”这些话就象一盆火放在我心上，常在我心中燃烧。只有真正以党的事业为重的人，才会顾念到一个与自己无任何干系的平凡的在苦痛中生活的人。这意外的奖赏真使我承受不住。我只有勉励自己，为党多做点事才对得起他对我的信任，才能不辜负千万个象仿吾同志这样对我怀有希望的人。今年三月间，山东大学出版社约我为成仿吾同志的文集写序。出版他的文集，我是欢迎的，但为他作序，我不敢答应。我以为和仿吾同志在创造社一同战斗过的、也是我的前辈的还有人在；仿吾同志在教育界也有许多老同事；我自问不能担当这样的重任。我正拟婉辞，山东大学负责编辑的同志又来了，他们说这是仿吾同志自己的意思。这样我是不敢，也不应该再推辞了。我不顾自己有病，也不注意医生的劝告，我决心动笔。那几天正当六届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之际，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全身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好象又回到四十八年前那样，我骑着枣红马，撒开缰绳，驰骋在无涯的沙原，春水在我的坐骑下缓缓流淌，软风在我耳边轻扫，我心情荡漾，想念着仿吾同志漫长的一生，我要写出他美丽的一生，写出他纯洁的心灵。成仿吾同志是一座尊严的雕象，就在前边吸引着我。我以为在这种心情下我很可以为他精描细写，表达我对他的爱和尊敬。可惜啊！痛心啊！正当我执笔的时候，一声霹雳，一道闪电，乌云布满天际，环宇大雨滂沱：“成仿吾同志逝世了！”我惊愕了。一霎时，那天边的红霞，那马前的雕象都消失了，我从那里再去寻找那书写的热情！我才发现我这个人真蠢，我追寻着的东西，却常常失之交臂，只落得无穷的悔恨和无限的怅惘。仿吾同志，我应该在你生命活跃的时候去做的事，却没有去做。我应该在你生前写出的文章，却留到了现在，一切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我为了对许多忆念你的学生和怀念你的读者践约，我仍不敢写序，只能留下我的一点印象和敬意。
一九八四年九月四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