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两天后，也就是9月3号，英法两国对德宣战，就此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这时，布劳恩仍然沉浸在搞大型火箭为今后宇宙探索做准备的幻想中。开战后没几天，他们就把已经完善的新的制导系统装到了A-5上，随后进行了试射。试射非常成功，火箭上升的垂直高度达到了13000米，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940年初，佩内明德的指挥官向布劳恩表示，A-5的研究必须停止，“除非能造出军方需要的军事武器来，否则陆军当局就会拒绝拨给必要的研究和试制经费。”
“如果我们只是无休止地发射实验火箭，那就休想维持我们的事业，”多恩贝格尔当时这样说，“军械部需要一种射程大大超过远程大炮的野战武器。”
经过研究，一种构型类似A-5、可以通过铁路隧道运输的火箭，能携带2000千克重的弹头达到270多千米射程。这种火箭满足了军方的要求，因而就在这种非正式的情况下，V-2的原始设想产生了。
1940年夏，布劳恩带着佩内明德的全体技术人员全力以赴地投入到V-2研制的巨大工程中。工程难题几乎堆积如山，亟待解决，每一项大的改动又会牵出许多新的问题。
要使火箭发动机的性能调节到最完善的程度，就要进行几百次试车。用V-2的巨型发动机进行这样多次的试车，后勤工作量之大是惊人的。
V-2的制导和控制提出了许多问题。A-3和A-5所使用的制导和控制系统，是由工业公司供应的。这些公司和布劳恩本人共同商定规格以后，再进行设计和试验。尽管纳粹统治有极端国家主义倾向，但是德国的军需采办还是坚持这么一个原则：政府机构制定所需物资的规格，私人工业负责设计和制造。但是规格的要求越来越严，承包商开始提出一些非经详细研究无法给予满意答复的问题。
但这所有一切并没有难倒精力充沛、意志顽强的布劳恩，他的领导和组织才能也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布劳恩的谦虚好学、知人善任使他带领佩内明德的工程师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战争爆发后，因为军方不相信他们能及时生产出什么有军事价值的东西以供使用，所以一些最有经验的人员甚至被征招入伍，剩下的人员也受到很严格的预算控制。
但在研制V-2的关键时期，佩内明德得到了当时的陆军最高司令官瓦尔特·布劳希奇元帅的支持，他是相信火箭研制会取得成功的少数人之一。他分配给佩内明德3500名官兵，这些人名义上是接受训练，实际上是加速研制。
“除了增加劳动力以外，我们还邀请了36名工程学、物理学和化学教授到佩内明德来，举办‘献智日’，目的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谋求合作。”布劳恩回忆道。
因为各大学也遭受征兵之苦，教授们都心甘情愿地用公文包带着一个或更多的问题，回到自己的研究所或大学去，任务是教授们根据他们当时的设备情况自己挑选的。
这样领出去做的任务包括积分加速表、泵叶轮改进、多普勒无线电弹道跟踪、陀螺仪轴承、电离层研究和电离层中的无线电波传播、天线方向图、超音速风洞的新测定法、飞行力学计算机和许多其他问题。从涉及的内容看，火箭技术的确已经成了一门复杂的科学。
布劳恩同教授们的合作不但富有建设性，而且关系十分融洽，非常民主。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开了许多专题讨论会，大家彼此互访也不少。为了让大学的研究机构在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的灵活性，让它们的人员有充分的机会去彻底熟悉火箭试验的所有实际情况，最后订立科学合同时条件订得很宽。这种做法促使人们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
佩内明德和36位教授之间的这种安排，阻止了后来纳粹分子在德国“组织”整个战时研究的企图。那些声色俱厉的纳粹党人，拿着各种表格要各个大学填写。为布劳恩工作的人就委婉地谢绝合作，说他们为佩内明德的重点项目进行研究，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发射V-2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942年春进行的。发动机点火时，发出可怕的轰鸣声。导弹气势雄伟地上升了约一秒钟，随即因燃料供给发生故障，重又弹尾朝下落了下来。弹尾由于缺乏抵挡这种冲击的足够硬度，弯曲变形了。V-2翻倒下来，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炸得粉碎。
4个星期后，第二枚V-2似乎有可能满足布劳恩最乐观的期望。它通过了令人担心的音障而没有发生事故，这使全体工程人员松了一口气。因为许多空气动力学家曾经预言，“跨音速现象”会把导弹撕得粉碎。
过了40多秒时，第二枚V-2还可以看得见，情况和预期的一样好。突然间它开始摇晃起来，出现了一片白色蒸汽云，于是它就在半空中解体了。后来了解到，这是由于仪器舱区的外壳过于脆弱。1942年10月3日发射第三枚V-2时，加强了外壳。
这一次的V-2飞行十分成功。第三枚V-2达到的最高高度是85千米，射程为190千米。虽然没有达到275千米的设计射程，但是这让布劳恩和他的火箭专家们十分满意。
多恩贝格尔对布劳恩说：“这一次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我要警告你，使我们头痛的一些问题还根本没有解决，而只是刚刚开始。”
多恩贝格尔的警告是对的，这一点不久就证实了。迄今，纳粹官员中很少人像多恩贝格尔那样对火箭技术充满信心。希特勒走得更远，甚至预言火箭试验一定会失败，这是浮现在他心头的他那“永不会错”的臆测之一。于是，他的谄媚者都和他唱一个调子。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开始把火箭专家们看成是一些信奉左道邪说的人。
第三枚V-2的成功一下子改变了这种局面。希特勒毫不费力地把他的臆测忘得一干二净，成了一个火箭迷。那些拍希特勒马屁的人也学他的样子，闯进佩内明德大叫大嚷要立即生产V-2.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遭到失败以后，甚至连希特勒司令部里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也把注意力转向了火箭。
结果，建立了一个V-2特别委员会，直接由军械和军工生产部管辖，由格哈德·德根科尔布担任主席。该委员会马上开始发布高压指示，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生产机构。委员会的多数成员虽然精力充沛，但没有什么科学判断力。这个委员会成了刺进佩内明德的肉中刺。
尽管有这种种不利条件，尽管研究被迫匆忙进行，但是V-2的可靠性、射程和准确性还是逐步有所改进，并达到了随时可以进行大量生产的状态。在佩内明德南部建立了一座大工厂，生产某些重要零件，并进行装配。多恩贝格尔开始训练军官，并征募将来在战斗中发射V-2的士兵。同时，在维也纳附近、柏林近郊和腓特烈港有名的齐伯林飞船库又建起了3座装配工厂。
1943年6月28日，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驱车到佩内明德视察。他要看一看当时V-2计划的进展情况。这是盖世太保头子第二次来佩内明德。多恩贝格尔和布劳恩都担心希姆莱会给他们制造麻烦，甚至可能会插—手，把这项计划置于党卫队的管辖之下，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接待他。
多恩贝格尔和布劳恩把希姆莱带到军官食堂请他吃饭，彬彬有礼但不铺张。谈话只局限于表达他们希望火箭计划能很快列为希特勒最优先考虑的项目，这是高速度发展生产所必需的地位。这一群人拘谨地讨论着这个问题，直至第二天凌晨4时。
上午9时过后不久，希姆莱在前呼后拥之下来到看台上，观看第三十八枚V-2的发射。这枚约14米长的V-2笔直地竖立在7号试验台上。倒数计时进行完毕，火箭点火，顺利升离发射台。
当上升至9米多高时，导弹突然毫无规律地翻滚起来，以很低的高度掠过半岛，猛烈地喷射着火焰，起飞15秒钟后，火箭的内部结构在巨大的张力作用下瓦解，发动机完全关闭，这枚V-2便栽到西佩内明德的德国空军机场上。8000千克重的液氧和酒精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燃起大火，停放在机场上的3架飞机顿时被炸毁，地面上也炸出了一个直径达30米的弹坑。
希姆莱嘲弄地说：“现在我可以回到柏林去，心安理得地下令生产近战武器了。”多恩贝格尔知道，佩内明德已投入了数以亿计的德国马克，他听了希姆莱的风凉话，觉得很不是滋味。
不到一个小时，一些汗流浃背的佩内明德工程师，急忙把另一枚火箭从装配车间送到了发射位置上。
这一回，火箭完美无瑕地飞上天空，突然消失在高层云中。发动机雷鸣般的轰响声在波罗的海上空回荡了一分多钟，直至发出无线电讯号使它停车为止。不久以后，跟踪站报告，导弹落在230多千米外的波罗的海海滨。
希姆莱的脸上毫无表情。但是很显然，他也被发射的壮观场面和取得的辉煌胜利打动了。他答应有适当的机会要在元首面前为他们说句好话。
布劳恩对独创性工程的热情以及领导和管理第一流技术团队的能力，使V-2变成了现实。V-2问世的意义颇似赖特兄弟发明的基蒂霍克飞机。它们有两个共同点：飞机除了促进国际和平，发展国际民航和繁荣国际贸易以外，还可以用于战争；同样，大型火箭既能帮助人类探索宇宙和发展和平科学，当然此时是准备用于战争。
1913年，齐奥尔科夫斯基曾经说过：“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地球上，但是在研究世界和宇宙空间时，首先将小心翼翼地突破大气层的界限，然后再征服整个太阳系。”布劳恩从第一次成功发射V-2的时候起，就已经认识到这些话所包含的真理。
他回忆起1942年10月3日V-2首次发射成功时，同事们是何等激动啊！多恩贝格尔将军本人说：“你知道我们今天取得的是什么成就吗？今天，宇宙飞船出世了！”
但是，当V-2的大规模生产就要开始的时候，1943年8月17日，英国皇家空军的570多架四引擎轰炸机，在45架夜间战斗机的护卫下，把佩内明德夷为平地。几乎与此同时，英国皇家空军还夷平了3家被指定大量生产V-2的工厂。一家位于柏林北郊，一家在维也纳南面的维也纳新城，第三家是康斯坦茨湖畔的腓特烈港著名的齐伯林工厂。
这种同时进行的空袭表明，高度保密的V-2研制和未来生产计划已为同盟国所获知。希特勒作出的反应是命令整个火箭生产转入地下。他指派海因里希·希姆莱手下主管建设的头头、党卫队队长汉斯·卡姆勒去执行这项命令。
卡姆勒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条件是他手下管着几个集中营，从中可以抽出大量劳动力。他用残酷的手段逼迫那些俘虏进行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劳动，把哈茨山南面靠近诺德豪森市一座废弃不用的油库改建成德国最大的地下工厂，即所谓米特尔工厂。
从3家被炸毁的生产工厂找出来的部分机床和装配设备被运到了米特尔工厂地道里。俘虏在德国文职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监督下，开始进行V-2的装配工作。
由于分散在德国全国各地的零件工厂不断遭到轰炸，因此装配线常常因为缺少零件被迫停工。后来，越来越多的零件制造也转移到米特尔工厂进行。这通常安置在一连串较短的地道里，它们和两条主要的地道相连，就像梯级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米特尔工厂的劳动力逐渐变成为德国雇员和俘虏的混合队伍。
布劳恩是佩内明德研制中心的技术指导，而佩内明德距米特尔工厂有640千米之遥，他从来没有负责过V-2的大量生产或米特尔工厂的管理。生产定额是由柏林的军械部定的，米特尔工厂的管理部门也是由它任命和监督的。
截至1944年7月20日，一些德国陆军军官谋刺希特勒失败之时，卡姆勒和米特尔工厂党卫队的作用逐渐缩小，只管理地道外面关着俘虏的几个集中营，并对俘虏进行的经常性破坏活动严加监视。
米特尔工厂的俘虏绝大部分是从德国占领区抓来的法国、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的抵抗战士。在这些混杂的囚犯中，还有一些是因为反对纳粹统治而被捕入狱的德国共产党人，也有从德国监狱转到集中营来的少数普通罪犯。
米特尔工厂附近有一个集中营叫做“多拉”， 这个集中营臭名昭著，20世纪50年代在西德进行的“多拉战争罪行审判”中，这里的一些党卫队军官和卫兵，以及米特尔工厂的高级文职管理人员，被指控犯有杀害那些进行破坏活动的俘虏的罪行。
布劳恩从未被指控与这些杀害俘虏的罪行有牵连，但在审判时被传去当证人。在证词中，他证实他听说过这样的罪行。
由于V-2设计老是在变动，他到米特尔工厂去过8次或者10次，通常是每次一天。但在此期间，他从来没有到多拉集中营或地道综合体外面的其他集中营去过。
他说，地道里的工作条件给他的印象和地狱一样可怕，还说“即使在当时德国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正在垂死挣扎的情况下，犯下这种暴行也使他永远感到羞耻”。
战后很久，因为“探险者1号”和阿波罗计划的成功，布劳恩的名字成了头条新闻。有两三名新闻记者代表法国的一个“多拉集中营幸存者”联合会，指控布劳恩本人应对他们在米特尔工厂和多拉集中营所受的苦难负责。
布劳恩说，这些指控使他非常伤心。以前在多拉审判期间，他已经清楚表明，这些指控是不公正的，是没有实据的。但是他决定不去非难这些记者，因为他们被驱赶到其中的那个丑恶而又不人道的环境，是任何准则也无法为之辩护的。
至1944年春，米特尔工厂生产V-2的速度是每月300枚，后来又一度达到月产900枚的高峰。起初生产出来的V-2，大部分用于多恩贝格尔的训练计划，其余的分配给佩内明德，用于试验、改进控制设备和其他类似工作。
当时关于V-2最热烈的争论之一是有关火箭即将应用于实战的问题。包括布劳恩在内的佩内明德工程人员认为，除非有防炸弹的混凝土设施，旁边还有复杂的修理和试验设备，以及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否则就无法在战斗中进行成功的发射。
多恩贝格尔极力反对这一基本观点，理由是：尽管混凝土设施的顶部很厚，但是在投入使用之前就会被敌机炸得精光。多恩贝格尔认为，要建立起V-2的作战能力，更聪明的办法是用机动兵器群的形式，由受过良好训练的军事人员操纵。
多恩贝格尔不顾技术人员几乎一致的反对，坚持这种办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火箭用特别设计的炮底架运到发射地点，这种地点通常在密林里。然后把火箭竖立在轻便管状台上，用特别油槽车加注燃料，人在一辆装甲车上进行发射。装甲车用铁丝网围护成一座“流动碉堡”，停在距离导弹大约150米的地方。
多恩贝格尔的预言得到了完全证实：要在作战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必须使用这样的人，他们经过严格训练，但是对火箭技术的更深奥问题应该是比较不熟悉的。
他常说：“叫那些科学家们离开火箭吧，我们不会有任何问题。”被纳粹逮捕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关键期，V-2的军事重要性与日俱增，它的影响也被扩大到纳粹党政治中去。
“在1944年初之前，我一直成功地避免了卷入任何政治圈套。陆军用检查安全出入证的办法，机智而有效地防止了对佩内明德的政治干扰。出入证干脆不发给不必要的参观者。”布劳恩说。
这时，热衷于钻营的卡姆勒开始认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火箭专家，因为他曾用集中营的人挖成了米特尔地下工厂。卡姆勒开始对当时佩内明德的营地司令官莱奥·灿森进行攻击。灿森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守旧派的职业军官。
他一直十分有效地阻止了纳粹党企图控制佩内明德工作的一切努力。盖世太保向灿森的上司多恩贝格尔报告，说他们掌握了一份关于灿森的档案材料，清楚表明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同时还送来了一份调换灿森的命令。
多恩贝格尔机智地按照这份命令的字面意义执行，任命灿森当他的助手，在柏林负责V-2计划，多恩贝格尔自己则接管佩内明德的最高指挥权。这样一来，他本人就向他自己的副手报告工作！盖世太保不想跟柏林的陆军最高司令部较量，所以也就不去理灿森了。另一方面，卡姆勒则不敢诽谤多恩贝格尔，因为没有他的合作，卡姆勒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从1937年春起，布劳恩当上了佩内明德陆军研究机构的技术指导，同时也就成了卡姆勒蓄谋插手佩内明德的第二个靶子。
1944年2月，布劳恩接到—个电话，要他向东普鲁士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司令部汇报工作。他心惊胆战地走进希姆莱的办公室。据布劳恩说，希姆莱确实是一个大恶棍，杀人不眨眼，但是表面上却彬彬有礼，很像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他们的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我希望你能认识到：你的V-2火箭已经不再是一种玩具了，”希姆莱说道，“全体德国人民都迫切地等待着这种神秘武器……至于你，我可以想象得到，陆军烦琐拖拉的公事程序一直严重阻碍着你的工作。干吗不到我手下来工作呢？你一定知道，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容易地见到元首。我可以比那些墨守成规的将军们给你更为有效得多的支持……”
“总监先生，”布劳恩回答道，“我再也找不出比多恩贝格尔将军更好的领导人了。现在我们的工作仍然迟缓的原因是由于技术上的问题，而不是烦琐拖拉的公事程序。你知道，V-2就像一朵小花，要使它盛开，需要阳光、适量的肥料和一位细心的园丁。我担心，你现在的计划就等于灌注大量的粪水！你知道，这可能浇死我们的这朵小花。”
对这个比喻，希姆莱冷笑了一下，并且转换了话题。几分钟后，他很有礼貌地辞退了布劳恩，但布劳恩感觉到他的礼貌完全是虚伪的。布劳恩回到佩内明德继续工作。希姆莱以他自己独一无二的、也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方式对布劳恩发起了进攻。
1944年3月15日这个寒冷的冬夜，在奥得河边的施韦特，多恩贝格尔住处的床边电话凌晨就响了。通话者是步兵将军瓦尔特·布勒。布勒将军现任陆军参谋长，当时在贝希特斯加登元首司令部的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工作。他传话多恩贝格尔必须立即去和陆军元帅凯特尔晤谈，在贝希特斯加登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住处。
他和他的司机乘坐奥佩尔旗舰牌轿车，于上午8时离开施韦特，在约阿希姆塔尔驶上公路干线，途经柏林、霍夫和慕尼黑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由于暴风雪冰封道路，加上前一天晚上慕尼黑遭到猛烈空袭所造成的大混乱，他们在路上耽搁了，所以下午很晚才到达贝希特斯加登。他打电话给布勒。布勒表示要在自己的房间里和他谈话。
一刻钟之后，他告诉多恩贝格尔：“布劳恩教授和两名工程师，克劳斯·里德尔和赫尔穆特·格勒特鲁普，因破坏V-2计划，于今天早上8时被捕并遣送什切青。”
多恩贝格尔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可能是真的！布劳恩是他最好的人，他和布劳恩亲密共事达10多年。他相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布劳恩。布劳恩日夜操劳，孜孜不倦，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V-2，现在却说他破坏V-2计划而把他逮捕！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有克劳斯·里德尔，他以不屈不挠的热情和对军事需要的卓越理解力设计出整个地面机构，他是他们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还有格勒特鲁普，他是施泰因霍夫博士的副手！他们全都被捕了，这简直是神经错乱！
多恩贝格尔问道：“他们被控告犯了什么罪？”
“明天元帅会亲自告诉你。”
他实际上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早上9时去见凯特尔。这位陆军元帅很快就在办公室里接见了他。“你已经听说布劳恩、里德尔和你的另外一个人，昨天早上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吧？”
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被告的问题很严重，非逮捕不可。这几个人很可能要丧命。他们身居要职，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呢，我实在不能理解。”
多恩贝格尔马上回答道：“阁下，我不知道他们每个人被控犯了什么罪，但是我可以替布劳恩和里德尔担保。至于格勒特鲁普，我不很了解。他的案子，我需要听一听控告的具体内容。”
凯特尔显出十分惊讶的样子。“你要用你自己的性命为这些人担保吗？你竟然马上就下了这个决心！”
“阁下，我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最亲密的同事，这是毫无疑义的。”
凯特尔严肃地说：“你的‘最亲密的同事们’在青诺维茨一起声明，他们从来没有打算把火箭发展成战争武器；他们是在你的压力之下从事全部研制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去做他们的实验，证实他们的理论；他们的目的始终是宇宙旅行。这些你都知道吗？”
原来如此！“不过，我还是要为他们担保。在佩内明德介绍技术表演的时候我自己常说，我们的V-2研制工作，只是向一个新的技术时代——火箭时代，迈出的试探性第一步。我曾经多少次坚决地认为，现在实现人类历史上这一转折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已经为宇宙旅行指明了道路。我们已经为实现宇宙旅行的可能性提供了证明。如果我的人重复这些词句就算犯了破坏罪，那么我也应该被逮捕了。”
凯特尔解释道：“这些人灵魂深处所想的一直是宇宙旅行，结果没有把他们的全部精力和能力都用在战争武器的生产上。这一事实就说明他们犯有破坏罪。”
“这些人的被捕将会毁掉整个计划，尤其是当火箭就要投入使用，而我们又还没有找出最近发生故障的原因的时候。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可理解的误会或错误了。”
凯特尔再一次耸了耸肩膀。“对此我无能为力。这件事是希姆莱亲自处理的。”
“阁下，佩内明德的全体军人和文职人员都是受军法约束的。佩内明德是在军事管辖之下，应该立即从盖世太保手中把这几个人提过来，转为军事拘留。”
“现在正在调查之中，我不能干涉。但是我可以从反谍报机关里派一个观察员去出席审讯。他将直接向我报告。你认为这些人的被捕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吗？”
“阁下，我希望记录在案：如果这些逮捕继续有效，研制工作的完成就要成问题，火箭在战场上的应用就要无限期推迟。”
“你真的认为后果将会如此严重吗？”
“在这个阶段，布劳恩和里德尔是实现火箭计划最重要的人；格勒特鲁普也是电气方面不可缺少的人，他是电气部门领导人的常驻代表。为了这个计划，我有责任要求立即释放这些人。”
“放理智点！没有希姆莱的同意，我无法释放他们。我还必须避免他们怀疑我在这些事情上不如盖世太保和希姆莱热心。我在这里的处境你是知道的，我受到人家的监视，我的一切行动都受到注意，他们只不过是在等着我犯错误。如果我也必须离开的话，军官团将会失去它和元首之间的最后一个中间人，失去施加任何影响的最后机会。那时党卫队和希姆莱就会成为唯一的统治者了。”
“阁下，我可以去见希姆莱吗？我有责任向他表明我的观点，并且要求释放这几位先生。”
“我来给他打电话。”
凯特尔打电话给希姆莱的副官，问他多恩贝格尔能不能晋见希姆莱。讲明了打电话的原因，他们等了一会儿，答复来了。
希姆莱拒绝接见。他说多恩贝格尔必须向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提出请求，而且要去找党卫队的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将军。
第二天上午11时，多恩贝格尔在他的参谋长特姆中校陪同下，来到柏林市阿尔布雷希特亲王街的党卫队保安总局。这座楼梯已经被炸弹炸得破破烂烂。灰泥从屋顶和墙上剥落下来，窗户被炸得粉碎，门板已经掉下来。破坏更严重的地方则用木板堵住。到处都感到寒气逼人。
卡尔滕布龙纳不在，他们见到了党卫队分队长米勒。他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警官，容貌不会给人家留下什么印象。他背靠着窗户坐下来以后开始讲话：“你就是多恩贝格尔将军吗？我听说过许多有关你的事情，看过不少有关你的材料。我想你是来谈有关佩内明德的事情吧！”
“是的，我要求立即释放莫名其妙地被保安处逮捕的那几位先生。为了支持我的要求，我要作详细的说明……”
米勒打断了他的话。“对不起。首先，这些先生并没有被捕，只是因为什切青的警察长官要对他们进行讯问，所以对他们实行保护性拘留。其次，保安处与此事绝对无关。到了1944年，作为一名现役将军，你一定会知道，保安处和盖世太保之间的区别。”
“将军，我一生从来没有和他们密切接触过，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微妙区别。对我来说，盖世太保、保安处和警察都是一回事。逮捕也好，或者像你所说的保护性拘留也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这位党卫队将军开始威胁多恩贝格尔本人，说他们掌握了他的大量“档案材料”。接着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多恩贝格尔详细地告诉米勒，这些被捕的人已经做了些什么工作，还有些什么工作要做，以及为了不致让整个计划遭到破产为什么必须立即释放他们的道理。米勒静静地听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多恩贝格尔。
他拒绝在初步调查之前就承担任何义务，并声称他手头一点文字材料也没有。他答应简要地向卡尔滕布龙纳说一说，催他抓紧办理这件事。多恩贝格尔要求他对什切青方面紧急施加压力，他答应照办。接着，多恩贝格尔要求允许他到什切青去看一看被捕的人，米勒表示同意。
谈到这儿，多恩贝格尔就告辞了，他前往什切青。几天之后，他和在最高统帅部反情报部管事的克拉罗特少校密切配合，设法把布劳恩转移到施韦特，然后完全释放。在什切青的时候，多恩贝格尔在晚上还带上一大瓶白兰地去看望布劳恩。
过了不久，他又欢迎里德拉和格勒特鲁普回到他的办公室。后来发生了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不久V-2又投入使用，这个案件也就不了了之。
多恩贝格尔后来才知道，这些人的被捕是由于特务告密。希姆莱第一次视察佩内明德以后，他的特务机构在邻近的青诺维茨小镇居民中安插了特务。显然，特务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而不是监视当地的居民和陌生人。他们还断章取义，把布劳恩他们的话加以歪曲，使人家听起来像是犯有叛国罪。
据布劳恩回忆，在青诺维茨的一次鸡尾酒会上，他讲的话的确曾使一位女医生听得入迷。他那些话可能被解释为：似乎V-2并不是要作为一种战争武器的；研制V-2时他一心想的是宇宙旅行；他对V-2即将用于军事作战感到遗憾。
“那个女人，”布劳恩说，“显然是一个盖世太保密探。无论如何，我是坐了两个星期牢，还在监牢里过了我的32岁生日。老天爷知道我是多么感激多恩贝格尔把我救了出来。感谢上帝，我没有受到拷打，没有被枪毙——盖世太保从来就是这样干的。”
其实，党卫队对布劳恩所下的判断，远不止是犯了破坏罪。他们认为，布劳恩有一架飞机，随时准备带着重要火箭资料飞往英国。这一点很难反驳，因为他经常使用一架属政府所有的小型轻便飞机“梅塞施米特台风号”，他自己驾驶着这架飞机到德国各地办公事，他怎么能证明自己没有叛国意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