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来临仅仅四十年时间，知识量已经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积累，这是雅克·吕菲埃在《进化观的进化一文中目瞪口呆的感叹，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历来以“一代之文学”的视角来考察文学与阅读的历史，比如，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然而在文化工业化的今天，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阅读的内容和形式已不再是用“一代”来概括，而是用“一年”甚至是“一月”来呈现其迅速的变化。
最早是人们你追我赶地去读琼瑶、三毛的言情，后来就读金庸、梁羽生的武侠，然而文学毕竟是虚构的，人们已没有耐心再靠想象来维持阅读的刺激，于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纪实文学便杀出一条血路，将人们浮躁的阅读欲望牢牢地控制在杀人放火、强奸抢劫、诈骗盗窃等江洋大盗的故事中，不久卖淫嫖娼、贪污受贿、走私贩毒、黑帮火并成为出版业的座上客，人们在真实而龌龊的刺激中实现了暴力阅读的快感。然而这些阅读的消费特征就像一次性的筷子和一次性牙刷一样重复使用时就会自然贬值，人们便开始等待新的阅读刺激，于是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先从文学的《私人生活》发难，沿着八十年代的操作逻辑，到《绝对隐私》、《非常隐私》等相继出笼，很快就是铺天盖地的拍卖隐私阅读隐私热。不知道将来我们还能阅读什么？一个可怕的书刊市场预测表明，当隐私买卖将非道德的道德化、反价值的价值化后，紧接着将可能是在偷情乱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虐待狂和性变态等具有摧毁社会传统道德秩序和价值系统的阅读内容。
以上所谈的看起来是阅读内容的变化，实际上是阅读方式的变化和阅读心理的裂变。在这个浮躁的信仰幻灭的时代，深度模式的消解和无中心性的生存原则左右着人们对思想和文化的理解，控制着人们的消费性阅读，这种功利性消费性阅读在广泛而普遍地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后，无疑就成为具有民间倾向的阅读范式。这种民间阅读倾向以反崇高、反理性、反传统、反意义、反美学为己任，对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文人阅读、权威阅读、理性阅读公开挑衅并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
民间阅读倾向毫不掩饰世纪末礼崩乐坏时人们的焦虑和绝望的心情，寻找一种敢于把无意义这一最具毁灭性的生存原则合理化的途径，拒绝现实逃避未来，用反理性反权威的消费性阅读来宣誓“敢于绝望的勇气”（蒂利希《存在的勇气》）。我们很危机地看到，民间阅读倾向因其广泛性普遍性和对出版业的商业效益而获得了合理性和时代性的地位，对于色情、暴力、变态、隐私、反道德的阅读接受和容忍使文人阅读、权威阅读、理性阅读被破坏和取消。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除了许多经典不顾后果的通俗化、简单化、大众化，如名著改写缩编得面目全非，古典哲学与文化的草率翻译和今释，这是不能用雅俗共赏为其开脱的，这在一些本该学术性、专业性很强的著作出版过程中，尤其表现出功利主义立场和对民间阅读的迁就，如眼下很畅销的《交锋》、《现代化的陷阱》两本书就是典型个例，细心阅读就可看出，交锋写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思想革命，这本应该学术性思辩性很强的著作中，却穿插着大量的政治秘闻、历史掌故，理性严重匮乏可情节却复杂生动。《现代化的陷阱》应该是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可书中却出现了大量的纪实性案例和经济犯罪的情节，在很轻松地读完后，我们突然发现此书给我们带来骇世惊俗的观点，但却缺少必要的充分的理性论证和逻辑推理，这种尴尬同样表现在《交锋》一书中。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向民间阅读倾向妥协，不仅是理性阅读的失败，更使得科学、理论、概念、术语的规范性完整性被随意化、零散化，学术的尊严被钞票和肤浅的欲望洗劫一空。戏说乾隆是可以的，但戏说学术戏说理性却是万万不能的。正因为有了这些危险的先例，纯学术的研究和著作已经面临着研究方法和呈现成果的商业化功利化趋势，这是值得警惕的“文化失范”的先兆。
从这个意义上说，隐私买卖和随之而来的性变态出笼就不再是那么罪大恶极了，因为整个社会文化空间已经无序合理化了。民间阅读控制出版固然是悲哀的，而民间阅读控制着学术研究并使文人阅读、理性阅读、权威阅读丧失其应有尊严才是真正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