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本篇专门论述向敌军进行火攻的各种问题，诸如火攻的对象、作用、条件、方法，以及在火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等。
孙武认为，火攻有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五种，即焚烧敌军的营寨、积聚、辎重、府库和运输设施等，着眼在摧毁敌人的人力、物力和运输线。这五种火攻方法必须变化运用，同时，这种策略我军可以掌握，敌军也可以掌握，故应该注意防备。
另外，他还指出火攻必须具备的条件，除了引火的器材必须平时备有，即“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等实施火攻的物质条件之外，纵火时还要选择天时，要具有“发火有时，起火有日”的气象条件，即是要选在天气干燥和刮风的日子放火。
孙子虽然重视火，但只是把火攻作为辅助进攻的一种形式，强调实施火攻必须和士兵的进攻互相配合，他指出“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火攻、水攻虽然威力强大，但如不适时投入兵力，同样不能取胜，也就是说主辅之间必须密切配合，才能发挥作用，达到夺取胜利的目的。
一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
【原文】
行火必有因(1)，烟火必素具(2)，发火有时(3)，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4)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5)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6)。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7)。
【注释】
(1)因：依据、条件。
(2)烟火必素具：烟火，指火攻的器具燃料等物。素，平昔、经常的意思。具，准备妥当。
(3)发火有时：意谓发起火攻要选择有利的时机。
(4)燥：指气候干燥。
(5)箕、壁、翼、轸：中国古代星宿之名称，是二十八宿中的四个。
(6)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四宿，指箕、壁、翼、珍四个星宿。古人认为月亮行经这四个星宿位置时，便是起风的日子。
(7)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因，根据、利用。五火，即上述五种火攻的方法。应，策应、对策。句意为根据五种火攻所引起的敌情变化，适时地运用军队进行策应。
【译文】
实施火攻必须具备条件，火攻器材必须平时即有准备。放火要看准天时，起火要选好日子。所谓天时是指气候干燥，所谓日子是指在月亮行经“箕”、“壁”、“算”、“轸”四个星宿位置的时候。凡是月亮经过这四个星宿的时候，就是起风的日子。用火攻，必须根据五种火攻所引起的不同变化，灵活机动部署兵力进行配合策应。
【心得】
孙子在这里指出火攻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易燃的物质、干燥的天气和有利的风向，还有作内应的奸细等。古代利用火功取得胜利的战例很多。
唐朝大将哥舒翰向东追赶崔干佑军，追至一条险要的狭谷。崔军占据高处，以滚木垒石打击唐军，唐军伤亡甚众。哥舒翰令士卒用毡毯保护头部，用柴草盖着车马向前冲，眼看就要冲出狭谷，却在此时刮起强劲的东风。崔干佑见唐军逆风而来，并采用易燃物资遮护人马车辆，随即采用火攻，向谷中投入火种，一时浓烟滚滚，烈火熊熊，扑向唐军，唐兵不战自乱，自相践踏，死伤无数。
二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原文】
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1)。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2)，可从(3)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4)，以时发之(5)，火发上风，无攻下风(6)，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7)。
【注释】
(1)早应之于外：早用兵在外面策应，使内外齐攻，一举袭击敌人。
(2)极其火力：让火势烧至最旺之时。极，尽。
(3)从：跟从，这里指用兵进攻。
(4)无待于内：不必等待内应。
(5)以时发之：根据气候、月象的情况实施火攻。以，根据、依据。
(6)火发上风，无攻下风：上风，风向的上方；下风，风向的下方。
(7)以数守之：数，星宿运行度数，此指气象变化的时间，即前所述之“发火有时，起火有日”等条件。句意为等候火攻的条件。
【译文】
如果从敌人营内放火，就要及时用兵在外面策应。火已经烧起来，敌人仍然保持镇静的，就应略作等待，不要马上发动攻击。在火势很旺时，还应看情况，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以进攻就停止。火可以从外面放，这时就不必等待内应，按时放火就行了。从上风时，不要在下风进攻，白天风刮久了，晚上风就容易停止。军队必须懂得这五种火攻方法的变化运用，而等待时机到来时实施火攻。
【心得】
火攻应注意内外结合，在实施火攻的过程中，应视敌人的表现情况或攻或止，如果不辨敌情，势必损兵折将。
西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益州剌史罗尚，准备夜间火攻起义军李特兵营。李特事先得知了消息，便严加戒备，并设有伏兵。待官军到达后，义军按兵不动，官军纵火，义军仍然镇静。罗尚贸然发起进攻，于是义军伏兵齐出，内外夹攻，大败官军。
三不修其攻者，凶
【原文】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1)，命曰费留(2)。故曰：明主虑(3)之，良将修(4)之。
【注释】
(1)不修其攻者，凶：言如不能及时论功行赏，巩固胜利成果，则有祸患。
(2)命曰费留：指若不及时赏赐，将士不用命，致使战事迟延或失败，军费将如流水般逝去。
(3)虑：谋虑、思考。
(4)修：治，处理之意。
【译文】
凡打了胜仗，攻取了土地城邑，而不能及时论功行赏，巩固其胜利成果，就必定会有危险，这种情况叫做“费留”。所以说，明智的国君要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贤良的将帅也应当要认真地处理好这个问题。
【心得】
孙子在这里强调要及时巩固胜利果实。如果胜利得不到巩固，就会导致失败。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领大军进入北京，秋毫无犯，法令严明，使北京秩序很快恢复正常，不出一日，接管全国地方政权一半以上。大好形势让义军将帅冲昏了头，牛金星忙于应酬，刘宗敏忙于催饷，而李自成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激起天怒人怨。本已答应归降的吴三桂，立即叛变，占领山海关，引清军入关进入北京。李自成出战失败，刘宗敏迎战再次失败，这支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军入城仅42天，便又急忙地撤出北京。
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原文】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1)师，将不可以愠(2)而致战。
【注释】
(1)兴：发动，兴起，挑起。
(2)愠：生气，发怒。
【译文】
没有利益就不行动，不能取得胜利就不用兵，不是危及国家存亡就不可轻易开战。国君不可因一时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因一时的怨愤而出阵求战。符合国家利益才用兵，不符合国家利益即应停止作战。
【心得】
这是孙子的慎战原则：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稳操胜券，或对我方有利，或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否则，就会自食恶果。
隋朝末年，炀帝非危而战，三征高丽，生灵涂炭，天怒人怨，不久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李密、翟让、窦建德、李渊父子从四面八方杀出，中原大乱。炀帝逃向江都，仍然沈醉于酒色之中。一日，一群叛军持刀进入宫中，杀死守军，围住炀帝。炀帝说：“我有何罪？”叛军头目马文举厉声说道：“你穷奢极侈，轻为干戈，万民涂炭”。炀帝说：“朕负百姓，不负汝等。”司马德说：“普天同怨，何止我等。今借陛下之首以谢天下。”炀帝吓得魂飞魄散，苦苦哀求道：“天子怎能身首分离”，于是自解中带给狐行达，狐即将布套于炀帝脖子上，用力一抹，炀帝气绝身亡。
《孙子兵书》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开宗明义地指出战争关系国家存亡，应持慎重态度。国君不可以因一时的愤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可凭一时怨愤而与敌交战。孙武同时提出了“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思想。并且告诫说，“怒可以变喜。愠可以变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在历史上，有不少主以怒而兴师，将以愠而致战，危及社稷的例子。
《史记·晋世家第九》载，晋文公救宋，用先轸之策，“执曹伯，分曹卫地以与宋”。楚将子玉，使宛春告晋，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先轸复献策：“请文公私许曹卫以诱之，执宛春以怒楚。”晋文公从之，乃囚宛春于卫。且私许曹卫，曹卫遂告绝于楚。子玉怒，击晋师。晋师退，楚师欲去，子玉不肯，战于城濮，楚师大败，子玉收余兵遁去。
《资治通鉴·魏纪》记载：公元221年6月，刘备为报东吴杀害关羽之仇，要举兵进攻孙权。赵云劝刘备说：“篡夺国家的是曹操，而不是孙权，如能先出兵灭掉魏国，则孙权自会屈服投降。所以，不应把大敌魏国置于一边，反先去与吴国作战。战争一起，是不能很快结束的。伐吴不是一个上策！”向刘备劝谏的臣子很多，但刘备一概不听，于公元222年大举进攻吴国。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损失了大部分兵力，从此蜀军一蹶不振。
与此相反的例证，如司马懿忍诸葛亮胭粉之辱，不轻易出战，最后大败蜀军。
正反例证说明，君主、将帅都要以国家安危为系，“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作为统帅，制怒、控愠事关大局，不可不予以足够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