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状于1934年2月和6月分别被地区及州两级法院驳回后，是年年底，沙缪尔·列波维奇将摩根地区陪审团候选人名单附在上诉状的后面，一起递进了联邦最高法院。
1935年4月1日，正像沙缪尔·列波维奇所期盼的，最高法院下达了本案中第二个“美国司法史上划时代的”决定，指出将黑人排斥于陪审团之外严重侵犯了黑人被告之法律权利，有违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款。
最高法院的批文中说：
诚如州法院所引述的，证人们的证词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该地区没有任何黑人进入陪审团。”据那些终生生活于该地区的、年龄在56至70岁之间的证人们回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没有任何黑人应召参加过大陪审团或一般陪审团成员的选拔。这些证人们的证词相互吻合，且与官员们的证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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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证词明白无误地证明，被告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遭到了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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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庭认定，（陪审团候选人）名单上的黑人名字是伪造的。
首席公诉人托马斯·纳特在联邦最高法院关于上诉状的听证中引用了J·E·穆迪的这样一段话：“据我所知，在摩根地区，没有任何年龄在21岁以上，65岁以下的黑人符合陪审员的如下条件：诚实，智慧，正直，具有良好的判断能力，不酗酒，身体健康，能阅读和理解英文，无犯罪记录。”对此，最高法院在批文中指出：
根据被告方证人们的证词，本庭感到很难接受对摩根地区黑人民众的这种素质概括……大量事实表明，该地区的不少黑人完全具备作为陪审员的种种资格，其中不乏若干持大学文凭者。
顺便说一句，在联邦最高法院1935年2月15日举行听证时，托马斯·纳特已经不再是亚拉巴马州检察长。他在1934年11月的选举中如愿以偿，坐上了亚拉巴马州副州长的宝座。
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令不少亚拉巴马人感到愤怒，感到耻辱，感到他们在全国人民面前再次丢人现眼，也使他们突然感到了疲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次次的审判，一次次的上诉，到底在图个什么？而且，亚拉巴马本来就不是个富裕州，这四年来，有几多的税收水似的淌进了“司各勃洛9少年案”，值吗？是不是有点损人不利己？
亚拉巴马亦不乏有识之士。又是《蒙哥马利广告报》的格罗威·豪尔，那位曾经在他的报纸上对沙缪尔·列波维奇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主编，率先道出了他的疑虑，大声地发出了他的疾呼：“《广告报》明白，它的全体读者们也明白，那是一个卑鄙污秽、令人生厌的故事。因为那个故事，亚拉巴马遭到了整个文明社会的谴责和唾弃……我们在此建议州府，反思我们在‘司各勃洛案’中的所作所为，重新调整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立场，并敦促双方尽快达成一个公平合理，又不失脸面的调停协议……谁击出最后的一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赶紧将‘司各勃洛案’这具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从亚拉巴马的肩头上扔掉。”
然而，“议和”又谈何容易？首先在副州长托马斯·纳特和法官威廉·卡拉翰那儿就通不过。
1935年底，美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道义上的和财政上的——指示ILD与其他同情和帮助“司各勃洛9少年”的社会团体联合成立了“司各勃洛辩护委员会”（Scottsboro Defense Committee，缩写SDC）。SDC亦主张议和。他们作出的第一个姿态就是，接受格罗威·豪尔等亚拉巴马人士的提议，聘请一位“南方籍律师”担任被告方首席，让沙缪尔·列波维奇“退居二线”当助手。
对此，沙缪尔虽不说“求之不得”，也是“毫无异议”。这么些年来，这位“纽约名律师”在亚拉巴马的法庭上品尝够了失败的滋味。如今虽有议和之风徐徐吹动，但沙缪尔仍不敢心存侥幸，幻想会有奇迹发生。在为本案的下一轮庭审作准备时，SDC花了大力气撰写“关于‘异地审判’的动议”，认为首当其冲的要务应是撵走威廉·卡拉翰法官这只拦路之虎。但沙缪尔却不以为然。说到底，就算“异地”了又能怎么样？就算再碰到一个像詹姆士·霍顿法官一样的“清官”又能怎么样？只要这案子还在亚拉巴马的地盘上，就甭想挣脱亚拉巴马的“紧箍咒”。
不过，等到1936年1月20日，星期一，“司各勃洛9少年案”第四轮审判，也是对海武德·派特森的第四次审判开庭的第一天，记者们看到是由据说来自亨茨维尔的柯拉仁·华兹代表被告方向法庭提交“异地审判”的动议时，不免一阵哗然。一位纽约的报人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心中的诧异：“自从我听说了‘沙缪尔·列波维奇’这个名字，就从没见他做过‘二把手’。”
《司各勃洛——美国南方的悲剧》的作者丹·卡特说：“我简直不能想象，沙缪尔·列波维奇坐在一座法庭上，但却不是首席辩护律师的位子。我不能想象，对于如此赫赫大名的律师，还有什么会比这种事更困难。”
但毕竟，沙缪尔做到了，为了“顾全大局”。
不出沙缪尔所料，威廉·卡拉翰法官驳回了被告方的动议。
那天的100余名陪审团候选人中出现了12个黑人，这在亚拉巴马州的历史上实属首次。不过，法官不允许他们和其他候选人坐在一起，这12个黑人只能呆在法庭中拦出的“黑人区”里。12人中的7人以各自的种种理由请求免去此任，获卡拉翰法官批准。剩下的5人因公诉方的竭力反对而在筛选时被陆续淘汰，竟至最后仍无一黑人进入陪审团。詹姆斯·哈金在他的《司各勃洛少年》一书中说：“假如真有黑人坐在了陪审席上，恐怕其身家性命皆难保全。”
1月23日，陪审团向法庭送回了对海武德·派特森的第四个“有罪”裁决，但例外地没有判他死刑，而是“降级”为有期徒刑75年。
黑人强奸了白人而不被处死，这在亚拉巴马州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一次，轮到首次公诉人托马斯·纳特和法官威廉·卡拉翰惊讶了。
1月24日，法官再次宣布其余审判延期，因为公诉方主要证人R·R·布莱吉斯博士生病。
其后的一年多里，在中间人格罗威·豪尔等的撮合下，双方就议和调停进行过多次接触和协商。格罗威甚至劝动了副州长托马斯·纳特。
1936年底，托马斯与接替他的州检察长A·A·卡密克赴纽约与沙缪尔·列波维奇洽谈，提出的条件是，以海武德、克拉伦茨、安迪、查理和奥兹五人承认“有罪”，换取对其余四人的撤诉，被沙缪尔拒绝。沙缪尔告诉两位公诉人：“我无法说服我的委托人们。他们对我讲过不止一次，宁可死在电椅上也决不承认自己未犯之罪。”
1937年6月初，托马斯·纳特和A·A·卡密克与沙缪尔再次密谈，双方终于达成了如下协议：由克拉伦茨、安迪和查理承认“流浪罪”及“聚众滋事罪”，各判有期徒刑5年；奥兹只承认对狱警埃德加·布拉洛克“杀人未遂罪”；犹金、洛伊、欧仁和韦立四人无罪释放；已经判刑的海武德尽快假释。
孰料，这一方案在威廉·卡拉翰法官那里碰了一个扎扎实实的钉子，被痛斥为“无异于以50美元罚金了结一桩谋杀案”。
几天后，6月12日，托马斯·纳特副州长突然去世，议和之门骤然关闭。卡拉翰法官马上宣布，对本案其余各“案犯”的审判将于7月中旬举行。
7月15日，星期二，克拉伦茨·诺里斯被陪审团裁决“有罪”并判处死刑。当奥兹·鲍维尔行刺布拉洛克狱警时，克拉伦茨也在场。这一点虽未在庭审中论及，但显然被陪审员们提出来讨论过。
紧接着，安迪·莱特和查理·魏摩思也相继被裁决“有罪”，分别处以95年和75年监禁。
“司各勃洛9少年案”中被带上法庭的最后一名被告是奥兹·鲍维尔。这时候，奇迹真的出现了。公诉人托马斯·劳森站起来宣布，鉴于奥兹头部枪伤后健康每况愈下，公诉方恩准撤销对他的“强奸”起诉，只追究“杀人未遂”一项。
经与沙缪尔·列波维奇耳语商量，奥兹·鲍维尔当庭承认“有罪”，威廉·卡拉翰法官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
更令人称奇的还在后面。
待奥兹·鲍维尔递解出庭，托马斯·劳森招呼沙缪尔一起趋近法官席。三个人一番窃窃私语之后，但见沙缪尔转身快步离开法庭，走出大楼，穿过街道，到得对过的地区监狱。狱卒依言带出犹金、洛伊、欧仁和韦立。沙缪尔只说了一声“跟我走”，五个人便钻进候在路旁的两辆轿车。
沙缪尔·列波维奇亲自驾驶领头的那辆，一路奔北，直驰纽约。“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4位‘司各勃洛少年’就已经重获自由”。
那天是1937年7月24日，星期四。
一时间，南方和北方，所有的报纸，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和猜测着本案中的控辩双方以及威廉·卡拉翰法官到底做成了一笔什么样的交易。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人了解个中详情。沙缪尔对记者们是一迭连声儿的“无可奉告”。亚拉巴马州检察长办公室，据克拉伦茨·诺里斯在《最后一个司各勃洛少年》中的回忆，“下达了一份文件，说被判刑的5个人才是本案的真凶，放出去的四个则是被证人们认错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