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们一字不差地记下这些话，第二天就配上大标题，发表在亚拉巴马的报纸上。不难想象，全南方的人民都被这位“败在他们手下的纽约律师”激怒了。《蒙哥马利广告报》主编格罗威·豪尔马上撰文反击，称“沙缪尔·列波维奇跑来亚拉巴马，其趾高气扬，妄自尊大，引起了法庭中每一个人的反感，包括12名陪审员。可怜的海武德·派特森，他请来了一个多么蹩脚的律师！”
而且，沙缪尔·列波维奇还有8位委托人在等待着审判，他就敢说那些话，就敢那么不顾后果？通常在一场庭审中，律师想巴结陪审团还来不及呢。
事实上，不管沙缪尔·列波维奇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德卡特审判”将他彻底地改变了。或者说，经历了这次“灾难性”的审判后，沙缪尔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沙缪尔。因为在德卡特的法庭上受到审判的，不光是海武德·派特森这个“黑鬼”，也有他，沙缪尔·列波维奇这个“犹太佬”。
沙缪尔一改他以往的风范，一改律师所特有的审时度势，谨言慎行，开始频频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各种相关活动，在集会上和电视电台上发表演说，为9少年的命运四处奔走，大声疾呼：“我在此谨向你们，纽约的市民们保证，我将在上帝的帮助下，为9少年恢复自由、重新与他们的父母亲人团聚，而战斗到我的最后一滴血。”“这9个孩子，就算是我的了。无论本案将在法庭上成功或失败，我都会把他们拯救出来。”如有必要，“我将毫不犹豫地变卖我的房产家业”。
在4月16日，星期日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参加者包括当时的纽约市市长约翰·P·奥勃莱恩等政界领袖。
4月18日，詹姆士·霍顿法官宣布，鉴于全国各地群情激愤，亚拉巴马亦一触即发，对其余8名“司各勃洛少年”的审判延期，“等到当地民众的情绪比较稳定之后”再举行。
沙缪尔·列波维奇马上利用这段空隙，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出“德卡特审判”的上诉材料，请求霍顿法官否定对海武德·派特森的“有罪”裁决和死刑判决，批准新的复审——第三次审判。但是说实话，他和一年多前ILD律师们对“司各勃洛审判”的上诉一样，对地方法院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只权且将此当作最后上达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道必经手续。
本来，詹姆士·霍顿法官在宣布审判延期后即离开德卡特，退居他在乡间的种植园，准备安安静静地休一段长假。沙缪尔·列波维奇的上诉状触发了他对本案心存已久的诸般疑点，包括他和马文·林奇博士那次私下会晤中谈到的问题。霍顿法官遂调来“德卡特审判”的全部法庭记录，逐字审阅。
法官此举在他的私人圈子内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切和不安。一位专程到种植园造访的朋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如果你真的在做我们认为你正在做的事，请立即停止，否则，你将会毁掉自己的政治前程，具体地说，你将在明年的连任竞选中落选……因为南方应该是一个整体，不允许发出异己的声音。”事实上，由于詹姆士·霍顿法官在“德卡特审判”中所表现出的“公正形象”，蒙哥马利已经有人在考虑提名詹姆士·霍顿为州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
霍顿法官反问：“我的政治前程和连任竞选与这桩案子有什么关系？”
朋友不愧是朋友，说：“我在来这儿之前就告诉了他们，你一准儿会这么说。”
6月22日，星期四，预定双方律师就上诉状进行法庭辩论的日子。公诉方到庭的照例是州检察长托马斯·纳特带着他的副手们，被告方的首席沙缪尔·列波维奇因为“不愿意浪费时间走过场”，只派来了乔治·契里和另一位ILD律师奥斯蒙·福林克尔。
令双方律师吃惊的是，法官詹姆士·霍顿并没有打算按原计划听证。他往法官席一坐，连句开场白也没有，便照着手中的一厚沓稿子念道：
社会秩序建立于法律之上，而法律的尊严又是建立于它的公正和完整之上……‘执法不公’的受害者终究有死去的一天，那一天，他的痛苦便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但遗憾和教训却永久地留在了历史上。纵观世界司法史，执法不公者无一不受到惩处，而且这种惩处还将会延续到他们的子孙，甚至千秋万代。
不少关于“司各勃洛9少年案”的书都将霍顿法官的这段话放在了结尾处，以示其画龙点睛之功效。稿子写得很文言，用的都是19世纪初的法学词句。霍顿法官在文中列举了历史上著名的“被愤怒、偏见或激情左右的陪审团裁决”的例子，过了大约十分钟，才终于点到了正题：
我们是否有足够可信的证据支持本案的陪审团裁决？
詹姆士·霍顿法官指出的疑点包括：
——维多莉娅称，殴斗开始时，车厢里坐了7个白人小伙子。这7个小伙子中为何竟无一人出面佐证维多莉娅的指控？唯一出庭的莱斯特·卡德是为被告方作证。
——从案情分析，强奸者不可能脱掉衣裤，规规矩矩地性交，所以他们的衣裤上理应有精液的痕迹。依照维多莉娅的原话，轮奸直到“火车进入平特罗克站方才停止”，但10分钟内，逮捕9少年的警察和民团均未在他们身上发现潮湿之处。
——一般来讲，强奸应是一桩“秘密”罪行。或者说，强奸都是在暗处或私底下进行。但1931年3月25日那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且案发时间正值中午，可以说是“光天化日”。作为案发现场的无顶盖货车厢中，煤块一直堆到了离车厢最高处仅差18英寸（不足半米）的地方。按照维多莉娅的叙述，轮奸在列车离开史蒂汶生站不久发生，所以轮奸的过程中，列车应该依次经过了法克勒、好莱坞、司各勃洛、拉肯维尔、林罗克和乌德维尔等大小六座乡镇，居然就没有人发现？
—— “非常幸运地”，列车驶入平特罗克站，强奸犯们马上停止犯罪活动，穿好衣服。两名被害者也有充分的时间将自己收拾得看不出一点儿破绽，这可能吗？
——列车车速缓慢，可任由小伙子们攀上爬下。为什么众“案犯”犯下此等死罪后，竟无一人跳车逃跑？
——公诉方既然坚持否认莱斯特·卡德证词中维多莉娅和杰克·泰勒在3月23日晚上和3月24日早晨交媾之事，为何不传唤杰克·泰勒出庭？
——为什么公诉方没有传唤所谓的小客栈老板娘“卡莉·布罗契夫人”出庭？
——公诉方的整个案子仅只建立在维多莉娅的证词上，但该“明星证人”在交叉取证时拒绝回答被告方律师的若干关键性问题，为什么？
詹姆士·霍顿法官的结论：
她（指维多莉娅·普瑞斯——笔者注）的证词或与本案的其它证据不符，或根本无法以常识解释……本庭有理由相信，她在法庭上故意就本案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伪证。
霍顿法官那天的最后几句话是：
本庭宣布，批准被告方就“德卡特审判”提交的上诉书。同时宣布，陪审团关于本案的裁决及死刑判决无效，并在此下令给予被告人第三次审判。
这也是詹姆士·霍顿以法官的身份论及“司各勃洛9少年案”的最后几句话。
三审的日期定在1933年11月。这一次，首席公诉人托马斯·纳特的主要精力并没有花在准备案子上，他动用了他的全部权力，全部关系，不遗余力地只想在开庭前做成一件事——弹劾詹姆士·霍顿法官。
10月20日下午，ILD接到的消息说，有关当局已经调换了本案的法庭，“司各勃洛9少年案”的第三次审判将由威廉·卡拉翰法官主持。
然而，在当时的北方，以及后来的史书中，詹姆士·霍顿法官与沙缪尔·列波维奇齐名，被誉为本案的第二位“英雄似”人物。著名法学界人士克里思·杜斯评论说：“他具有惊人的勇气，敢于逆潮流而行，逆自己曾经是其中部分的体制而行，敢于挺身而出，对周围的大多数人说：‘不！’”
对于州检察长托马斯·纳特，能有卡拉翰法官坐镇法庭真乃天遂人意。
70多岁的威廉·卡拉翰年轻时不曾上过正经大学，基本是靠“自学成才”考取了律师资格。在此之前，卡拉翰法官曾告诉过他的朋友们，这宗“司各勃洛案”审得太拖沓，不应该让那么多的记者旁听，更没有必要派国民卫队“保护那帮黑鬼和他们的律师”。
果然，1933年11月20日，“司各勃洛9少年案”三审开庭时，人们发现，摄影记者被一概排斥在法庭的大门之外，而且维持秩序担任警戒者已统统换成了当地的民团。
第一周是关于被告方的两项动议，异地审判和让黑人加入陪审团，均被法官驳回。为了叙述上的方便，笔者将在本文稍后交代其中的第二项动议。
11月27日，星期一，审判照例从海武德·派特森开始。
开庭仅仅几个小时，就有不少记者注意到，威廉·卡拉翰法官“实际上扮演着另一名公诉人的角色”。他曾夸下海口，说他可以在三天内审完全部9名被告，具体的方法，就是“截短律师们的发言和取证”。不过，据海武德·派特森的观察，法官“允许公诉方的人爱讲多久就讲多久，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但轮到沙缪尔·列波维奇和ILD的律师们发言时，他几乎每一分钟都在打断他们。有时候，他甚至会代替公诉方提出抗议。”
比如，在对维多莉娅·普瑞斯交叉取证时：
沙缪尔·列波维奇：离开亨茨维尔的前一天晚上，你是否与任何人发生过性关系？
公诉人托马斯·纳特：我们抗议……
威廉·卡拉翰法官：你坐下，我会处理的。（转向证人）你不必回答这个问题。
沙缪尔·列波维奇：法官大人，请允许我解释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威廉·卡拉翰法官：不必，先生，我想我知道为什么。
沙缪尔·列波维奇：普瑞斯太太，谁跟你一起从查丹努加返回亨茨维尔？
威廉·卡拉翰法官：对不起，我不能将法庭的时间浪费在这种枝节问题上。请问下一个。
…………
沙缪尔·列波维奇：普瑞斯太太，是他们撕去了你的衣服，还是你自己脱掉的？
威廉·卡拉翰法官：请对这位女士放尊重点！
…………
威廉·卡拉翰法官：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
威廉·卡拉翰法官：不必再问这方面的问题，我已经听得够多了。
茹碧·贝茨没有出庭。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自从夏天的审判结束后回到纽约，我每天都会收到南方来信……他们骂我是‘黑鬼的情人’，说我也应该被一起吊死。”
卡拉翰法官虽然没能用三天审完整个案子，却是在三天之内就给了海武德·派特森第三个死刑判决。
消息传回北方，激起了新一轮的示威浪潮，而且这一次，有更多的白人加入到游行队伍中。
“‘司各勃洛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一场新的运动。”《司各勃洛故事》的作者简蒙斯·顾德曼如是说，“自废除黑奴制度以来第一次，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黑人和白人为着同一个目标，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从南北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美利坚大地上有过不止一次争取平等的运动，但那基本上都只是黑人的运动……‘司各勃洛案’将黑人和白人结为了一个整体。”
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提出新的口号：“黑人白人，团结战斗！”不到24小时，这两句在英文中很押韵的顺口溜（Black and white，united and fight！）就从东海岸传到了西海岸，出现在所有集会游行的标示牌上。海武德的母亲简妮·派特森，一位几乎足不出户的黑人妇女，被请到华盛顿特区，走在“白宫示威”的最前列。示威的浪潮冲出美国国门，冲过大西洋，一直蔓延到欧洲的苏联、德国和西班牙。
而美国的南方，却是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对来自全国的声讨，南方人在他们的报纸上“庄重地”宣告：“亚拉巴马是吓不倒的！”“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退却……压力愈大，我们斗志愈旺。”
不少文字直接指向沙缪尔·列波维奇：“谁需要一个外人来干涉我们的内务？！”
又过了三天，第二个陪审团作出了对克拉伦茨·诺里斯的死刑判决。
12月5日，星期二，查理·魏摩思审判开庭之前，沙缪尔·列波维奇请求将其余庭审延期，获法官批准。但是说实话，他已经对这个案子失去了信心。
9少年也对他们的案子失去了信心。在凯尔拜州立监狱的死囚牢里，尽管有世界各地通过美国共产党源源不断送进来的食品、衣物、药品、甚至娱乐品如吉他、游戏等等，这些在本案中遭受到了最多的痛苦和凌辱，又毫无“英雄行为”可言的主人公们开始自暴自弃。他们情绪低落，脾气火爆，或相互打骂，或与牢吏或其他犯人发生冲突。
海武德·派特森和克拉伦茨·诺里斯整日以赌博消遣，积怨甚重。某日，克拉伦茨拔下牢门上的铁杆戳伤了海武德。
奥兹·鲍维尔怀揣自制利器，伺机划破一欺负过他的狱警的脖子，被另一狱警一枪打中头部，造成严重脑震荡，从此半残。
当然，更多的折磨是来自监狱方面。查理·魏摩思因被发现阅读一份共产党刊物，被看守拖出去打了个半死。
最让少年们无法忍受的是，他们的死囚牢和电椅行刑室只隔着一道薄薄的门板。克拉伦茨·诺里斯后来在他的自传中说：“死刑都是在半夜12点执行……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能清清楚楚地听见犯人们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电闸被沉重地拉上，然后，牢房里灯光一暗……每一次，都仿佛是我自己坐在电椅上。我能切切实实地感觉到手脚被捆缚，天灵盖上的头发被剃光……随着合闸时的一声闷响，电流通过我的全身……就这样，我死过了几百回……
“没有明天，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甚至没有欲念……一句话，我们只剩下了一副活人的皮囊，里面早已经死亡，空洞。我们是9具真正意义上的‘行尸走肉’。”
纽约，沙缪尔·列波维奇和ILD的律师们继续着“海武德·派特森案”和“克拉伦茨·诺里斯案”的上诉。这一次，沙缪尔撇开了所有的枝节问题，包括威廉·卡拉翰法官在法庭上对他本人那些带污辱性的言辞，只在上诉状中着墨于本案迄今为止的所有陪审团皆无黑人这一事实，即第三轮审判开始时，被告方向德卡特法庭提交的第二项动议。
三审之前，沙缪尔·列波维奇作过十分细致的研究，包括宪法的相应条文，以及1932年初，ILD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书的有关章节。事实上，仅仅证明在某个案子、或几次庭审中，没有黑人进入陪审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陪审团人选是从当地注册居民里随机抽调，并且候选人中的绝大部分将被淘汰。倘若被告方真想赢得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就必须证明该地区若干年来“系统地”将黑人公民排斥于陪审团之外。
沙缪尔·列波维奇向德卡特所在的摩根地区“陪审团委员会”调来了该地区自1921年以来的全部陪审团候选人名单，共长达数百页，又在三审开庭的第一周传唤地区“陪审团委员会”主席J·E·穆迪到庭，请他当庭宣读十余年的候选人名单以及各人的种族。穆迪主席念了四个多小时，直念得法庭中人昏昏欲睡。突然，名单上“跳出一个黑人，众人皆为之一振，肃静的法庭中马上就听得记者们的笔尖在纸上划出的刷刷声”。
出乎双方律师们的意料，穆迪竟念出了不下十名黑人。那天休庭后，沙缪尔·列波维奇马上请来笔迹鉴定专家约翰·哈丁，才发现，黑人的名字都只出现在那几页名单的最后，有的连墨水都不一样，显然是后来加进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