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
一、作者
（一）屈原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汉王逸《楚辞章句》：“《九章》者，屈原之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
唐李周翰注《文选》：“原既然放逐，又作《九章》。”
宋朱熹《楚辞集注》卷四：“《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今考其词，大抵多直致无润色。”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四：“原既得罪，触事成吟。后人辑之，共得九章，合为一卷。”
（二）屈原与他人
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页393）：“《九章》即不尽为屈子之作，亦嫡庶众子之从其宗者，其去屈子必不远。”
宋李壁《王荆公诗注》：“（《惜往日》、《悲回风》）系后人哀原而吊之之作。”
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卷二：“子胥挟吴败楚，几墟其国。三闾同姓之乡，义笃君亲，决不称胥以自况也……《悲回风》章云：‘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吴之忧，楚之喜也。置先王之积怨深怨而忧仇敌之忧，原岂为此哉？又言：‘遂自忍而沉流。’‘遂’，已然之词，原安得先沉流而后为文？此足明后人哀原而吊之之作，无疑也。”
明许学夷《诗源辩体》：“《惜往日》‘不毕词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是岂屈子之语耶？盖必唐勒、景差之徒为原而作，一时失其名，遂附入屈原耳。”
清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九章》自《怀沙》以下，不似屈子之词。子云《畔牢愁》所仿，自《惜诵》至《怀沙》而止。盖《怀沙》乃投汨罗时绝笔，以后不得有作。”
闻一多《论〈九章〉》（《闻一多全集》卷五，页638—642）：“至扬雄时，《九章》中《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五篇，尚独自成一单元，不与以下相混。……（《惜往日》《悲回风》）预言自沉，既与事理不合，而论文章技巧，又一嫌太好，一嫌太坏。……三字名篇之风，至汉始盛。《九章》中《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三篇，疑至汉初始编入《楚辞》。”
刘永济《屈赋通笺·笺屈余义》（页169）：“雄好拟古，而所拟独此前五篇，则其所见屈原赋无《思美人》以下可知。……今姑定前五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乃真屈子之文，而为之笺，余四篇（《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且付阙如，古书篇第难明，聊以存吾疑焉尔。”
朱东润《离骚以外的“屈赋”》（《楚辞论文集》，页389）：“作者好像故意把《史记·屈原列传》的散文，改作《楚辞》的……不过，作者未必有意冒充屈原，他只是把这一个相传的故事，用楚辞的句调歌唱出来。”
胡念贻《楚辞考证》（《楚辞选注及考证》，页269）：“这四篇作品（《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除《悲回风》略带道家色彩外，其它各篇和屈原思想没有什么不合。……虽然有可疑之点，艺术性也稍差一些，但说它们是伪托，却缺乏根据。”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林庚楚辞研究两种》，页134）：“以上三篇（《悲回风》、《惜往日》、《惜诵》）所以绝非屈原的作品，十分明显。《思美人》是模仿《抽思》的……它又与《悲回风》、《惜往日》、《惜诵》同为无标题、无乱辞的篇章，所以也可以肯定是拟作，《九章》中因此只有五篇真正是屈原的作品。”
日本竹治贞夫《楚辞的二段式结构》（《楚辞资料海外编》，页123）：“《九章》中的《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等四篇，一般认为是屈原后辈拟屈原而作的。”
汤炳正《关于〈九章〉后四篇真伪的几个问题——《屈赋新探》之三》：“从总的倾向来看，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是不相上下的。但是，主张这四篇是伪作的论著当中有两条历史资料，却迄今还没有人能提出有力的否定意见。……如果根据《汉书·扬雄传》中的一句话，就认为今本《怀沙》以下四篇都是扬雄以后的伪作，那完全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澄清。”
张树国《〈悲回风〉为〈九章〉“大尾”说新证及作者问题》：“《悲回风》由两大部分组成，从开头至‘宁溘死以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共48句为屈原原作；自‘孤子吟而泪兮’至结尾为汉成帝时扬雄所作《畔牢愁》。刘歆在整理古文献时追录并附益在《九章》‘大尾’《悲回风》之下。”
殷光熹《〈惜往日〉“疑点”辨析》（《楚辞论丛》，页142）：“《惜往日》的作者仍属屈原，但其中个别地方有被后人窜改或妄加之嫌，需要注意识别。”
谨按：由上所引之关于《九章》真伪问题的对立之见解及各自根据可看出：自问题提出后，千载以来，双方的见解在不断充实和加深，迄今已经形成较为系统之观点，而这两种观点各有其理，难分轩轾，主张《九章》后四篇为伪作说虽提出很多证据，但对方都能一一作出解释。在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的情况下，要想否定一种于古有据的成说，是为不易。故而，在没有积极显证以确定其时代主人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妄断是非。
二、作期
（一）放于江南时作
汉班固《离骚赞序》：“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讽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
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屈原放于江南之野……复作《九章》。……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
宋朱熹《楚辞集注》卷四：“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作也。”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卷四：“迨顷襄狂惑，窜原于江南，绝其抒忠之路，且弃故都而迁寿春。身之终锢，国之必亡，无余忘矣，决意自沉，而言之无容再隐，故《九章》之词，直而激，明而无讳。章者，无言不著，以告天下后世，而白己之心也。”
冀凡《〈离骚〉与〈九章〉是否为同一个时期的作品——〈离骚〉研究系列之四》：“《离骚》与《九章》，原本是诗人屈原晚年被弃逐江南期间所创作的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伟大诗篇，它们同属一个时期而有先后之别。”
（二）非一时所作
明汪瑗《楚辞集解》：“（《橘颂》）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后之所作。”
清陈本礼《屈辞精义》卷四：“原之颂橘，似在郢都作也。……盖早年童冠时作也。”
清林云铭《楚辞灯》卷三：“兹以其文考之，如《惜诵》，乃怀王见疏之后又进言得罪，然亦未放。次则《思美人》《抽思》，乃进言得罪后怀王置之于外，其称造都为南行，称朝臣为南人，置在汉北无疑。若江南之野，则谓之东迁，而以思君为西思，有《哀郢》篇可证也。洪兴祖谓怀王十六年放原，十八年复召用，不言所放之处。而王逸注《哀郢》，以为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放逐东迁，又似怀王既放，顷襄又放，皆在江南之野，殊不知《哀郢》篇有‘九年不复’之词。如果怀王所放，则后此使于齐与谏释张仪、会武关者又是谁耶？或谓怀王止是疏原，并未尝放，即洪兴祖放而复召之说未有确征。余按《史记》本传‘虽放流’之句，《报任安书》又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之句，则《思美人》所谓‘路阻居蔽’，《抽思》所谓‘异域卓远’，其不在国中供职可知，但与江南之野无涉耳。大约先被谗，止是疏。本传所谓‘不复在位’，以不复在左徒之位，未尝不在朝也，故有使于齐及谏释张仪二事。及再谏被迁于外，方是放。然不数年而召回，故又有谏入武关一事。其后《哀郢》篇所云‘九年不复’者，痛其在迁所日久，以怀王召己比照，所以甚顷襄之暴耳。《涉江》以下六篇，方是顷襄放之江南所作：初放起行，水陆所历，步步生哀，则《涉江》也；既放江南，触目所见，借以自写，则《橘颂》也；当高秋摇落景况，寄慨时事，以彭咸为法，且明赴渊有待之故，则《悲回风》也；本欲赴渊，先言贞谗不分，有害于国，且易辩白，一察之后，死亦无怨，则《惜往日》也；《哀郢》则以国势日趋危亡，不能归骨于郢都为恨；《怀沙》则绝命之词，以不得于当身，而俟之来世为期。看来《九章》篇中，各有意义，虽所作之先后未尝开载，但玩本文，了如指掌，不待纷纷聚讼。”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四：“原既得罪，触事成吟。后人辑之，共得九章，合为一卷，非必一时一地之言也。”
游国恩《屈原作品介绍》（《游国恩学术论文集》，页221—222）：“其实《九章》不但不全是屈原放于江南时所作，而且不全是放逐时所作。在这九篇文章里，固然绝大部分作于再放之时，但也有作于初放时的，也有作于被谗见疏时的。”
郭沫若《屈原赋今译》（页201）：“大抵《惜诵》较早，可能是初受疏远时所作。《抽思》、《思美人》次之，《悲回风》、《涉江》又次之。《哀郢》，毫无疑问是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破灭于白起时所作。《怀沙》、《惜往日》，大抵就是蝉联而下的作品了。”
潘啸龙《楚辞注评》（页59、86）：“此诗（《惜诵》）当作于楚怀王三十年。屈原谏阻怀王出赴武关之会，触怒怀王，又遭王子子兰为首的贵族党人恶毒诋毁，终于遭受放流汉北的处罚。可能在离开郢都前夕，诗人带着莫大的冤屈和不平，作此诗以剖明心志。……前人多以此诗（《橘颂》）作于诗人早年，或放逐江南期间。唯清人姚鼐‘疑此篇尚在怀王朝初谗时所作’（《古文辞类纂》），我以为较为妥当。诗称橘‘年岁虽少，可师长兮’，可知诗人自己非必少年；又称‘闭心自慎’、‘苏世独立’，似与诗人遭谗被疏心境较为切近。”
曹大中《〈惜诵〉〈抽思〉〈思美人〉作于怀王时代考辨》：“我认为《惜诵》是屈原于怀王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的时期内在郢都所作，所抒发的痛苦是怀王十六年以后八九年间多次蒙受打击和众臣谗毁所引起的痛苦。……《抽思》是紧接《惜诵》之后，第二年秋天在汉北‘狂顾南行’时写的。……《思美人》是屈原到汉北后第二年秋天紧接《抽思》所作。”
陆天鹤、陆天华《探〈涉江〉〈哀郢〉之作时、作地与作因——兼论〈怀沙〉和〈悲回风〉》：“现在能确定作于顷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江南之后的有五篇，即《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
钱玉趾《〈哀郢〉的写作时间及内容新解》：“《哀郢》写于楚怀王二十九年，汉北的重丘等两座城市陷落之后，屈原从放流九年的汉北返回郢都，被怀王逐出郢都，东迁夏浦，南至洞庭湖一带。”
刘庆安《〈涉江〉创作时地考论》：“《涉江》是屈原在郢都所作，创作时间在顷襄初年。”
林明华《〈九章〉之写作年代及其内在联系》：“大凡诗人作诗的时间与其所写的事态情景的联系而言，主要有两种时间操作规程：一种是事态情景发生时或稍后诗人即创作，这叫即时创作。另一种是事态情景发生很久之后，诗人因突然感触回忆而进行创作，这叫过后创作。……《九章》中的《惜诵》、《抽思》、《思美人》虽然写的是屈原初被疏的事态情景，《哀郢》写的是郢都破时楚人逃难的情景，但是这四篇有可能属诗人的过后创作，并没有违犯可能的时间操作规程。而其他五篇：《橘颂》、《涉江》，特别是《怀沙》、《惜往日》、《悲回风》定作于流放江南时，尤其后三篇是绝命词，这从时间操作规程上来说属于诗人的即时创作。因此，王逸《九章》作于放逐江南说包括了诗人的两种时间操作规程，还是合乎道理的。……《惜诵》、《抽思》、《思美人》作于事态情景发生之时即屈原初被疏之时，从诗人时间操作规程上讲属即时创作。而《哀郢》作于秦兵破郑楚人逃难时，也属即时创作。《橘颂》、《涉江》、《怀沙》、《惜往日》、《悲回风》都写于屈原放逐江南时，也还是属即时创作。因此，朱熹认为《九章》‘非必出于一时之言’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合乎诗人创作的时间操作规程。”
苏联E.A.谢列勃里雅科夫《屈原与楚辞》（《楚辞资料海外编》，页30）：“这些诗（《九章》）的写作时间顺序应该怎样排列，研究者们各执一说，但它们是在诗人生活的不同时期写下的，这是没有疑问的。”
三、篇次顺序
汉王逸《楚辞章句》：《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宋朱熹《楚辞集注》：《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清胡文英《屈骚指掌》：《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清黄文焕《楚辞听直》：《惜诵》《思美人》《抽思》《涉江》《橘颂》《悲回风》《哀郢》《惜往日》《怀沙》；清林云铭《楚辞灯》：《惜诵》《思美人》《抽思》《涉江》《橘颂》《悲回风》《惜往日》《哀郢》《怀沙》；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橘颂》《悲回风》《惜往日》；游国恩《楚辞概论》：《惜诵》《抽思》《悲回风》《思美人》《哀郢》《涉江》《橘颂》《怀沙》《惜往日》；又《楚辞论文集》：《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悲回风》《涉江》《橘颂》《怀沙》《惜往日》；郭沫若《屈原赋今译》：《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蒋天枢《楚辞校释》：《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汤炳正等《楚辞今注》：《橘颂》《惜诵》《哀郢》《抽思》《思美人》《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张叶芦《论〈九章〉篇次》（《屈赋辨惑稿》，页120）：“经过我的研究，《九章》的篇次是：一、《橘颂》；二、《惜诵》；三、《抽思》；四、《思美人》；五、《哀郢》；六、《涉江》；七、《悲回风》；八、《惜往日》；九、《怀沙》。”
谨按：《九章》的作期，主要有放于江南时作、非一时所作等。其篇目次序，亦存在分歧。因材料匮乏，难定甲乙，今录之以备考。
《远游》
一、作者
（一）屈原
汉王逸《楚辞章句》：“《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
宋朱熹《楚辞集注》卷五：“《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叹之余，眇观宇宙，陋世俗之卑狭，悼年寿之不长，于是作为此篇。”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五：“此篇所赋，与《骚经》卒章之旨略同，而畅言之，原之非悻直忘身，亦于斯见矣。”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五：“幽忧之极，思欲飞举以舒其郁，故为此篇。”
姜亮夫《屈原赋今绎》（页192）：“《远游》是屈原将近晚年的作品。这是屈子思想转变的第二阶段。……屈原逃窜南荒，知楚国已无可救，适他国则大义所不能，求死亦情势之所不容……于是而有远游以求羽人、从王乔之想，这也不过是自作安顿的话。”
汤炳正等《楚辞今注》（页179—180）：“屈原本楚之宗族，官为左徒，博闻强记，两次出使齐国，正值稷下学风大盛之时，谈天雕龙、迂怪仉祥，尤其是黄老之术、精气之说对屈原有相当影响，故《管子·内业篇》之说多与《远游》相表里。在屈原的政治生涯中，初时为王信任，草创宪令，表现了‘来吾导夫先路’的强烈政治改革愿望。当政治失意之际，则又言‘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这种前后思想的变化，在历史人物中比比皆是。汉之张良、贾谊，都黄老、刑名备于一身，其积极用世与消极避世之思想，往往兼而有之。太史公著《史记》，和屈原、贾谊为一传，可谓明其渊源。”
姜昆武、徐汉澎撰《〈远游〉真伪辩——屈赋思想、语言与〈远游〉》：“我们除了就《远游》一文产生的社会根源及从文章思想内容的本身来论说它的真伪外，更重要的是将从文风、修辞、语法、韵律等几方面客观而科学地列出一些事实，以证明《远游》的作者只能是屈原而决非别人。……《远游》篇（鱼、之、阳、歌、幽）五韵的数量竟占全篇换韵总数百分之六十四之多，与屈赋篇主要篇目用韵比数非常接近。这种现象有力地说明这是屈原情感表现过程中流露出一种不自觉的统一性。”
张叶芦《〈远游〉为屈原作补辨》（《屈赋辨惑稿》，页69—71）：“总结我的看法，《远游》的作者是屈原……根据前面对《远游》内容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远游》确是承《离骚》的最后一节‘远逝’拓展而来。”
力之《〈远游〉考辨》（《〈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页88）：“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远游》确为‘屈原之所作’。”
（二）唐勒
赵逵夫《唐勒〈论义御〉与楚辞向汉赋的转变——兼论〈远游〉的作者问题》（《屈原与他的时代》，页534—545）：“《论义赋》同《远游》则分别表现了作者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特征。合而观之，也都一致。……由以上五点看，《远游》同《论义御》应出于一人之手，也就是说，皆应归于唐勒名下。”
孙元璋《〈楚辞·远游〉发微》：“《远游》也不会是屈原所作。如前所述，在人生矛盾面前，《远游》所采取的是逃避，最后则以虚无为其精神归宿，是地道的老庄哲学。屈原则绝然不同。”
（三）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