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降低了劳动生产率。由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物价的普遍上涨使得科研经费数量相对减少，从而最终影响了科技的开发与应用，不利于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据统计，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用于研究与发展工作的支出以不变美元计算减少了5%，而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减少10%以上。
2.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未来的预期利润，而利息是投资成本，因此利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投资决策。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逐步攀升，企业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再加上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从而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性被降低。据统计，在1947-1973年间，美国私人企业固定资本投资每年年均增长为3.9%，而1973-1978年间，每年年均增长却只有1.4%的低水平。
3.通货膨胀的攀升必将迫使商业银行取消利率优惠措施，提高借贷利率，进一步阻碍私人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热情。数据显示，美国商业银行优惠贷款利率从20世纪60年代平均5.3%的水平，上升到70年代的平均8.27%的水平。
4.降低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导致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美国对个人收入实行的为所得税累进制，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逐步上升，人们的名义工资收入有所增加，但却由于进入了新的纳税等级而不得不缴纳较多的个人所得税，从而加重了人们的纳税负担，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的实际收入和购买力。据统计，美国通货率每增长10%，税收将增加14.7%。
5.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通货膨胀带来国内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涨，最终降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直接削弱了商品的出口能力，影响了美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进而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
二战后美联储利率政策的指导思想自1979年开始转向以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理论，货币主义者一反过去凯恩斯主义者推行的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传统做法，在他们看来，影响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决定力量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动而不是利率的变动。
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刺激需求的货币“扩张”政策，短期内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而长期来看不仅不会对经济有促进作用，反而会引起“滞胀”的恶果。
凯恩斯提出的以调节利息率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虽然也能对货币供给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十分有限，利息率只会把人们引入歧途。
弗里德曼在他的研究报告中建议，美国可以根据其经济发展现状，把货币供应量按照每年4%到5%的固定增长率有计划地增长。报告认为，通过将货币政策转向货币供应量进行直接调节，不仅能够使政府从总体上通过有效地控制货币需求膨胀来达到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还能起到增加灵活性的作用，使美联储可以根据美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货币供应量的松、紧方法的交替使用，起到既可以抑制通货膨胀，还能确保经济的适度增长以免其走向全面衰退。这就使美联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要想遏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良性运行，首要任务是保持币值稳定，控制货币供应。
20世纪80年代美国推行的高利率政策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高利率政策有效地遏制住了通货膨胀。例如1981年、1982年和1983年11月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8.9%、3.9%、3.6%，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2.高利率降低了投资者信心，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而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导致经济危机周期缩短、程度加深。例如1980年2月，美国爆发了二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危机持续了6个月，工业生产下降了8.1%，失业率高达7.6%。一年后，即1981年8月，美国出现了第八次经济危机，此次经济危机持续了16个月，成为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工业生产下降了12.3%，失业率高达10.8%，失业人数高达1200万人。
3.高利率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资金纷纷涌入美国。从1979年初至1983年中，流入美国的外资净额高达1580亿美元，占美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1.2%。这种外资的大量涌入虽然有助于弥补部分美国财政赤字，但同时却促使美元对西方主要国家货币的汇价上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导致美国贸易出口增长速度大大减缓甚至下降。1981年出口额仅比1980年增长5.9%，1982年比1981年下降9.2%，1983年美国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复苏，但美国出口增长速度并不快，11月份出口额仅为168亿美元，比1月份的173.2亿美元下降了3%。由于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导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980年美国贸易逆差为363.5亿美元，1981年为396.8亿美元，1982年为426.9亿美元，1983年前11个月的逆差竟高达629.6亿美元，比1982年同期的389亿美元上升了61.9%。此外，再加上美元坚挺对美国出口工业的沉重打击，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抬头。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联储推行的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取代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政策，是货币主义达到巅峰状态的标志。然而实际经济情况却是变幻莫测的，尤其是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促使利率水平不断上升，迫使企业、个人以及商业银行都在争相寻找其他更有效益的资产使用方式，再加上金融当局管理观念的变革和信息革命的发展，大量金融创新工具不断涌现。
同时，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得各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国界的概念日益模糊。在“全新的金融环境下”，货币主义者所倡导的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被彻底打破。
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严重质疑，而利率所具备的可测性、可控性，尤其是其相关性却得到了相应提高，美联储终于放弃执行了十多年的货币主义原则，再次举起利率这一有效武器。
利率中的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是美联储公开市场业务中首要的关注目标，因此利率实际上成了美联储调控物价水平、消费和投资等宏观目标的重要手段。而且美联储在具体操作利率中介目标时，既通过微调主动控制调控的力度和分寸，也注意调控利率的结构，从而形成了自1994年以后实施的“放长抑短”的利率政策。这样的利率政策取得了既调控了总量，也调控了结构的良好效果。
同时，美联储将货币供应量变动范围、金融机构借入和非借入储备、消费物价指数、汇率、国际收支状况等变量纳入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增强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综合性。
由于现代经济生活中通货膨胀属于经常性现象，因而有必要对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作出明确区分。因为人们能够获得真实的利息收益和付出真实的利息成本的多少是由实际利率高低来决定的，因此能够真正对经济起作用的并非名义利率，而是实际利率。
人们在决定其经济行为时考虑的便是实际利率。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货币金融理论家艾尔文·费雪（IrvingFisher）最早提出了实际利率这一概念，他对利率与货币价值及物价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当代西方一些经济学者的大力推崇，被称之为“费雪效应”。
费雪首先提出，应该将利率区分为实际利率与货币利率两种，并认为在货币价值稳定时二者是一致的，而当货币贬值或增值时二者则是不一致的。他说：“假设本位货币相对于财货来讲是稳定的，那么利率以货币作为标准来计算与以财货作为标准来计算是一样的。然而当货币与财货之相对价值改变时，换言之，即以财货表示的货币增值或贬值时，那么以货币作为标准来计算的与以财货作为标准来计算的两种利率的大小，就将完全不同。”
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货币政策属于以“泰勒规则”为理论基础，实行以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中性化货币政策。
“泰勒规则”是由斯坦福大学泰勒教授于1985年提出的著名理论。
该理论认为：
在各种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中，唯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应该是真实利率，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应当为调整利率。处于潜在增长和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都对应着一个真实均衡利率。如果产出的增长率超过了潜在水平或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超过通货膨胀目标的水平，真实利率就会偏离真实均衡利率，就应该调整和变动真实利率使其恢复到均衡的水平。因此，在实行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货币政策中，如果通货膨胀率偏离了所确定的目标，就必须运用各种手段调整和变动名义利率，使真实利率保持在一个真实均衡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M2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破裂，直接导致美联储废除了20世纪70年代一直采取的以货币总量作为政策目标的做法，改而以短期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中间目标与操作目标。
具体来说，美联储接受泰勒规则，推行以实际利率作为主要货币手段是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的两次证词作为开端的。
1993年7月22日，格林斯潘在参议院作证时宣布，美联储决定放弃推行了十多年的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手段来调节经济运行的货币规则，改为以调节“实际利率”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
1994年2月22日，格林斯潘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时进一步指出，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以“中性化”的新货币政策来取代前几年的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货币政策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来对利率水平进行灵活调整，使得利率水平保持中性，既不起到刺激经济也不起到抑制经济的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能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实现持续稳定地增长。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劳动力的年增长率约为1.5%，生产率的年增长率约为1%左右。因此美联储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利率的灵活调整，来保证经济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5%左右，高于2.5%时就提高利率，低于2.5%时就降低利率。这样就可以同时起到稳定物价和保证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