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纪败坏，朝廷法度荡然无存，贵为皇弟亦朝不保夕，如履薄冰。朱由检敢怒不敢言。幸而熹宗甚为顾念亲情，用他仅余的判断力，对妻子和兄弟尽了最后一点保护之力。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检封信王，一直住在宫中，直到天启六年（1626年），才迁至信王府。天启七年（1627年），朱由检17岁，选城南兵马副指挥周奎之女为王妃，即后来的周皇后。是年，熹宗薨逝，无子，遗诏立五弟朱由检为帝。起先朱由检畏惧阉党加害，犹豫不敢奉诏，是熹宗遗孀张皇后步出帘后，力劝他以江山社稷为重，一肩担当，更嘱他在皇宫内事事小心，以防阉党加害。
亦是因为张皇后这一劝，朱由检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局势将他推到这一步，就算前途是绝壁深渊，九死一生，他亦无路可退。
不饮不食宫中之物，夙夜惊坐，不敢安枕，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继承了帝位，改年号为崇祯，是为思宗。
不管怎么说，即位之后的朱由检比他的糊涂哥哥看来让人欣喜。崇祯对阉祸深恶痛绝，继承皇位之初，即下令处置阉党。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魏忠贤自杀，客氏入浣衣局后挞死。
客、魏一死，阉党树倒猢狲散，魏忠贤侄魏良卿，客氏子国兴、弟客光先伏诛、弃市，家属无论少长皆斩。
朱由检拔剑出鞘，以霹雳手段处置了阉党的核心人物，下令彻查阉党，大快人心，天下称善。阉党260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与此同时，他下令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
拨开乌云见青天，至少表面看来，明朝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已经翻过。至于那新的一天，是不是崭新光明的一天，没有人敢断言。
崇祯的果断作为让许多人重燃希望，他自己也欲力挽狂澜，成为中兴之主。乱世年华如刻刀。他的青春早已在漫长的波折动荡中耗尽熬干，是直接从青年过渡到中年的人。
17岁即位，在位17年，他的帝王生涯，用“旰食宵衣”来形容并不过分。召对阁臣，咨问政之得失，论讨兴亡之道，明察施行之功过，事必躬亲。他的所作所为，不似历代的亡国之君常有的行径。
崇祯自言，“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勤商榷，期振惰窳……”这是不争的事实，不是自吹自擂。“屡召平台”，是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制度，自第六代皇帝正德起，已经消失，对大臣而言，恢复这种情景，基本等同于上古神话。失望多年，他们早已习惯不作期待。
意想不到的是，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而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的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他偶因身体不豫而临时罢朝，被大臣指责，事后崇祯忙自责道歉。
当我走过文华殿，想起这些过往，不禁深深叹息，内心百感交集，为崇祯而悲哀。当年朱由校也是在这里被大臣迎立，结果就是这位得来不易的仁兄，把大明朝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轮到朱由检，看似山河如旧，实则早已换了人间。
人世间的沧海桑田，有时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九重三殿谁为友？举世皆浊谁独清？我站在这里，仿佛还能看见崇祯操劳的身影，忧虑的神色。臆想中这男人神色刚毅，气质阴郁深沉，经年的忧患，战争的失利，亡国的阴影盘桓不去，本该意气风发的他华发早生。
公正地说一句，朱由检的操劳、勤勉、自律，与明朝中后期皇帝的怠政，真是天渊之别。
“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后人多是这样评断朱由检。叹只叹祖宗失德，全报应在他身上。
时天下饥馑，民不聊生，崇祯的本心不是不体恤民生的，即位以来，减膳撤乐，内无声色犬马之好，外无骄奢淫逸之行，说他不近女色有些夸张，但与他的祖宗前人比，确实是不好女色的。
崇祯在位期间，六下罪己诏，极力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为时势所迫，战乱所驱，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他又不得不加重赋税盘剥，杀鸡取卵，导致军队哗变，民怨沸腾，流寇四起。
冥冥中一切早有定数。亡国之势又岂是一腔热血可以挽回？江山传至他手中，痼疾深重，忧患已如癌细胞扩散，回天乏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江山社稷，除非推倒再建，别无他法。
论起朝政的混乱，崇祯朝五十一相，更迭之频繁世所罕见。在我的记忆中，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恐怕也只有北宋的钦宗赵恒了。赵恒治国能力实在有限，性情又优柔寡断，朝令夕改是常事，用人又顾虑重重，即位一年多时间里，走马灯似地换了26名宰执大臣。
崇祯亦生性多疑，更兼刚愎自用，常谓自己所任非人，驭下太严，责臣太骤。他求治心切，一旦不奏效就施以重典，以致人心惶惶，言路断绝，终成孤家寡人，后期又重蹈父兄覆辙，任用宦官。崇祯待袁崇焕的态度，最能说明他内心的矛盾复杂，前期甚为倚重，言听计从，后期中反间计误杀袁崇焕，倾国之力打造的宁锦防线失守，灭顶之灾已不可免。终有那一日，修罗浴火，倒提长锋，数百年社稷毁于一旦。人生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不是死亡，而是自信满满的你，终于看清自己是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如此不被需要。他默然阖目，郁然长叹！17年来，他日夜忧惧，如堕无间地狱。未尝不曾料想过有这一日，烽烟四起，血染都城，剩他独坐孤城。人生很多时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当结局如约而至，只能慨然领受，国破家亡是他逃不开的宿命。是罪罚么？江山覆灭，战火让山河龟裂，凄艳壮烈的图景，虽然痛心遗憾，亦有难以言传的如释重负。他不过是一次漫长无度的需索后，最后一位离席的埋单者。朱由校死前，将皇子送走，以图来日复国，命妻女殉国。周皇后、袁贵妃自缢（袁妃侥幸未死），崇祯帝在弘德殿手刃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又斩长平公主，长平公主断一臂后，重伤委地，侥幸未死，后落入清军手中，成为清朝优待明室的标本。
生之哀，死之痛，难说谁更剧烈。他不是没有试图自救，逃出这座城，奈何深陷重围，生路断绝。天下之大却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眼见无路可走，朱由检登煤山（景山），自缢于槐树上，死前自去冠冕，以发覆面，自觉无颜见列祖列宗，对天下臣民。他在袍服上留下血书：“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朱由检死时，身边仅余太监王承恩一人相随。事到临头，不是不伤心憾恨的，就算是哀悼自己必将失去的权位，他也会抱憾终身，刻骨铭心。
在景山回望故宫，但见关河冷落，断鸿声远，故国的光芒在眼中熄灭。人世的悲喜在沧桑巨变面前总是轻如鸿毛。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但从来君王惧死，口中大义凛然不可侵犯，真到了兵临城下之际，并不见几人真的殉国。朱由检以身殉国，兑现了最后的承诺，不失为君者气节，故又被尊为明烈宗，这个烈字，他是当得起的。
功过得失，是非曲直后人自有公论。可他还有一句遗言，来生莫生于帝王家。令人闻之大恸，思而下泪。
一生过尽，检点从头，生如断简残章。责任如山，怨仇如海，欢乐却寡然。他所得到的情谊、恩爱、幸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煌煌紫禁城，埋葬的何止是女人的青春？当然还有男人的雄心。
长夜终会褪去，太阳照常升起。
【叁】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陷北京，明亡。一番掠劫之后，李自成在武英殿即皇帝位。
新王朝名为“大顺”，永昌为年号。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草头王屁股没坐热，就撤离北京。李自成像一颗流星迅疾划过京城上空，带来的却是令人错目的浩劫。同年五月，清军入关，顺治帝从沈阳迁都至北京。此后历时14年，方才将中路建筑基本修复。
事有凑巧。当年明成祖肇建紫禁城，也花了14年时间。紫禁城筹建于永乐四年（1406年）六月，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初四。花了十年筹划前期工程，然后倾全国之力，在短短四年间完成。
此后的紫禁城历经岁月变迁，饱经天灾人祸，屡毁屡建，屡建屡毁，每一次修缮都劳民伤财。为肇建一家一姓之居所，为迎合帝王皇图霸业江山永固的美梦，黎民百姓付出的代价何其深重！
满族人经过长期透彻的了解和观察，确认明朝已经腐朽，同时他们注重学习汉族文化，强大自己。不可否认，这个政权新生的活力，吸引了当时不少愿为之效力的可用之才。
在自我摧毁的道路上，李自成的无知自大莽撞发挥了外敌所难以企及的力量，他成功激怒吴三桂降清，开山海关。满族铁骑长驱直入，再无威胁性的阻碍。
1644年，清军入关，爱新觉罗氏取代朱氏成为紫禁城的新一任主人。就事论事地说，虽被当时的汉人认知为异族、鞑虏、蛮夷，入主中原的满族人却没有像过去众多的新政权一样，莽撞地将象征皇统的旧朝宫苑焚毁或拆掉，而是选择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修葺加建，故而，紫禁城基本保留了今日所见的建制规模。
一方面是碍于当时现状，兵祸连连之后必须予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未尝不是一种气量吧！我是夺了你的江山，且看我登临帝位，执掌江山的能耐，并不比你差。我要这万民称颂，心甘情愿臣服，渐渐地忘却前朝。
中国古老的政治制度，从周朝的分封制开始，自汉迄唐就有了过于集权的趋势，这本无可厚非，一个统一的国家，都该有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但宋、明、清三朝的中央集权，造成了地方政治的没落。
到了清朝，它的政治制度大体承袭明朝，在中央集权方面却又暗中学习元朝。只是满洲人比蒙古人更聪明，暗藏了很多机巧，表面看来，没有那么血腥野蛮，比元朝的统治合理，宽仁了许多。虽然提及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我们惯常的用词和论调是封建君主专制，但实事求是地研讨历代的政治制度就会发现，自古以来的政治体制，并不缺乏公心，亦不全由帝王的私心作祟，为所欲为。
在皇室和政府的职能划分，君权和相权的制衡配合上都有其独到的智慧和用心。至于后来社会发展变动，制度不能与现实契合，形成种种弊端，亦不能将此制度一笔抹杀。
中国的政治传统，自汉代起，就不能简单称之为皇权，因并不由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亦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以降，没有传承不变的贵族，唐朝时门第衰落，就更没有了；且不能说它是军人政权，因自汉以下，不见哪个政府是由军人掌控的。公平地说，是一种士人政权，一种平铺的社会形态。
与西方在中产阶级形成之后所采取的民主公开不同，古老中国的政权实质是向社会公开的，通过科举制，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跻身仕途，掌握权力。
但除此之外，国家一贯采取节制资本的传统，并不鼓励聪明人投身工商业，创造私人财富。以至于读书人壅塞仕途，这则是另一种日久沉积的弊端，非经由历史发展不能显露其危害。
除却士人政权，另有一种特殊的政权形态——部族政权。元、清两代，因是异族入主中原，为防异端，存了私心，乃化制度为法术，因袭明制，设六部尚书废除宰相，清朝皇帝又普遍勤政，君主专制由此达到顶峰。
因清政府难以做到真正一视同仁，满汉之间量才取用大不公平，种族之间的矛盾，其后种种弊端，直至清中后期，社会矛盾大量爆发才得以追根溯源。
故宫暮色，落日余晖，似一幅缓缓展开又合拢的画卷，又像一首欲言又止的诗篇，蕴藏着无数苍茫浩荡过往，犹如暗沉天空，一道道惊雷闪过。
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接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和格局，打破千年以来天朝上国，四方臣服的幻梦，令国人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
一次次的尊严扫地，直至荡然无存。地位由强转弱，列强蜂拥而至。甲午战争之后，这屈辱痛感格外持久鲜明。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这帝国正被肆无忌惮地瓜分、肢解、蚕食。
世界广大，强敌环饲，对于这帝国中心，这宫禁里惯常唯我独尊的人而言，这是多么尴尬急迫的认知。
站在金水桥上，回望故宫，心神动荡，我仿佛看见往昔一个帝国的崩溃和坍塌，犹如立足在历史的分界线上，忽然能领会当年光绪帝矢志改革，发动百日维新的心态。
——当年的他才是真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退一步，回到自欺欺人的世界，又能苟且偷生多久？进一步，是接受改变，与崭新的现实照面。无数的考验迎面而来，结局难料。
【肆】
甲午战争的战败对光绪和当时全中国的精英分子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又是强烈的刺激。今变亦死，不变亦死。纵然自知准备不足，但事已至此，唯有义无反顾放手一搏。
太多人记住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记住了维新派的不成熟，却习惯性地忽略了光绪帝的见识、责任、勇气和决断。
如若他真是一个性格糊涂、优柔寡断，对现实患难缺乏见识和担当的年轻人，他大可固守尊位，龟缩在他的宫殿里，不必押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事实上，他为当时的国家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和尊严，即使这失败足以葬送他的余生，令他形容惨淡，生不如死；即使失败之后十年的幽禁生活，亦不曾彻底击垮他的意志。
作为那个年代最有激情和见识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毕生都对光绪帝尊崇备至，这固然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所致，又何尝不是因他被光绪帝的性格和才干所折服？他们曾一起并肩作战，试图改变现状，他了解光绪帝的激情和壮志，深知他担荷的重担和面临的艰险。即使后来，在维新变法遭到全面的瓦解和摧毁之际，光绪帝依然竭尽所能地保护他的同仁们，并不曾抱怨、背弃他的臣下。
昔日的大清门已不复见，今日从天安门步入紫禁城，遥想起百年前“金凤颁诏”的情形，依然思绪翩跹。
“金凤颁诏”是明清两代时逢皇帝登基、退位，册立皇后，颁布重大诏令时在天安门举行的颁诏仪式。“凡国家大庆、覃恩，由太和殿奉诏书出，宣于门楼上，由垛口正中，承以朵云，设金凤衔而下焉。”皇帝发布的重大命令（诏书），要进行一套庄严隆重繁琐的仪式，从天安门上降下，才能向全国各地颁发。
1898年，那从城楼上缓缓降下、颁行各地的诏书，昭示着变法的开始，那蜜月般短暂的103天，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契机，我们不可因其仓促失败而一概否定它的积极意义。
在康有为的晚年，他承认自己当年的某些改革措施是错误的，他对社会体制的设想有其内在的不合理性，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且与当时固有的传统之间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当年，他的大部分目标和为之而起的论战都不是全无依据的荒谬想法。光绪帝也深知这一点，他甚至比康有为更切实地了解身边保守势力的强大。他们一旦聚合起来集体反扑，那威力足以令维新派全军覆没。是以他宁愿兵行险招，迅速采取行动，试图在反对势力形成气候之前将改革措施颁行下去，寄望能获得成效，得到更多实际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