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艾滋病日”[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这天旨在提高公众对HIV病毒引起的艾滋病在全球传播的意识。订为12月1日是因为第一个艾滋病病例是在1981年此日诊断出来的。世界艾滋病日的标志是红绸带。
]演讲
2006年12月1日
（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在“与时间赛跑”——艾滋病与教堂2006年度全球峰会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演讲，我认为与艾滋病和艾滋病毒作斗争是一种道义上的需要:
“因为有了艾滋病，我们都不再健康。此次危机考验着我们所有的人。”
几个月前，我去了一趟非洲……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在那里，我参观了南非的艾滋病治疗医院，看到那里人满为患。许多人都步行数小时甚至好几天来到那里，只为寻求帮助。我见到了许多坚强的病人，为了自己和家人们绝不放弃生命。我还遇到了许多抗击艾滋病的活动者，虽然他们都面对着来自政府的阻力，但依然坚持与艾滋病斗争到底。
但在我听到过的所有关于艾滋病的故事当中，最让人心碎的还是最近劳瑞·戈林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劳瑞是来自《芝加哥论坛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通讯社的记者，她对我们的非洲之行进行了报道。
三年前，劳瑞雇用了一个保姆，叫何兰格威·里奥卡迪亚·姆可努，大家都称她为里奥。里奥在南非一个小村庄中长大，有八个兄弟姐妹。她一直都在努力工作，抚养两个孩子，存下挣来的每一分钱。当里奥成为劳瑞的保姆时，她几乎已经还清了房贷，她甚至开始打算将这份新工作挣来的钱用于开办一家孤儿院，专门收容当地的艾滋病孤儿们。
但是有一天，里奥接到家里的一个电话，说她的长兄病了。起初，他告诉大家自己得的是糖尿病，但后来到了医院才向家人承认，他得了艾滋病。几天后他就死去了，他的妻子也因为同样的病症死去。所以里奥开始抚养她兄长的三个孩子。
半年后，里奥又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她的弟弟也感染了艾滋病毒。她像照顾自己的长兄那样照顾、看护弟弟，但不久后他也死了。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接下来的一个是里奥已经怀孕的妹妹，然后是另外一个弟弟，接着又是一个弟弟。
她出钱为他们买了棺材，举行了葬礼。她收养了他们的孩子，为他们付学费。她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然后就开始四处举债。后来借来的钱也花光了，只能再接着去借。
然而，电话依旧不间断地打来。在家乡那个小村子里，里奥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兄弟姐妹、表亲、侄子、侄女们做HIV检测后结果呈阳性。她眼睁睁地看着乡亲邻里失去了家人，看到了一位孤苦的老奶奶，膝下有十六个成为孤儿的孙子、孙女、外孙和外孙女。她看到一些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因为根本没有人照料他们。
我们知道，人们会经常谈论艾滋病这个话题。至今世界上已有四千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毒，仅今年就有四百五十万。非洲共有一千二百万名艾滋病孤儿，每天因为感染艾滋病死去的有八千人，检测出艾滋病毒的有六千人。在一些地方，大概有90%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毒。而我们刚刚了解到，过不了几年，艾滋病就会成为全球第三大致命疾病。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但是反复听到这些数字，人们也会变得麻木，因为它掩盖了发生在和里奥一样的人们身上的故事、悲剧和他们尚存的希望。由于这种疾病，他们每天都过着悲剧般的生活。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这些故事都是全世界需要聆听的故事。这些故事触动着我们的灵魂，号召我们行动起来。
我无法想象如果我的家庭也发生了里奥家那样的事情，如果我也要接到那样的电话，如果我也要参加那些葬礼，我该如何是好。我只知道，无论我的家人得病的原因是什么，我定会像里奥那样细心照料他们，安慰他们，尽自己所能地寻求有效的治疗办法。我还知道，如果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
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信仰告诉我，里奥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因为有了艾滋病，我们都不再健康。此次危机考验着我们所有的人，它不仅考验我们是否愿意作出反应，而且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不受人为分歧和议论的影响——这种能力往往决定着我们会作何反应。如果你到了非洲，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你就会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如何治疗或者如何预防、使用哪种预防手段的问题，而是包括所有的这些方面。这也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或者价值观问题，而是两者兼具。的确，我们必须在这种疾病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我们的思想和胸怀、文化观念与态度也要有相应的改变。无论是慈善家还是科学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教堂都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抗击艾滋病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下面让我来谈一谈我们需要作出什么样的努力。首先，如果我们希望能在这次斗争中取胜，我们必须阻止新病例的出现——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竭力防止人们感染上艾滋病毒。
现在人们往往将预防问题限制在“非此即彼，别无他法”的框框之中。对于一些人来说，该疾病唯一的预防办法就是让男人和女人们改变自身的性行为习惯，尤其应当避免婚外性行为。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样的方法并不现实。他们认为，无论他们的性行为如何，社会都应当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自己免受病毒侵害的工具，尤其是要增加避孕套的使用率，同时研制出新的方法，例如使用杀菌剂，在性行为过程当中防止病毒传播。在针对如何应对艾滋病的讨论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人们质问彼此的动机何在，这样就耽误了解决问题的进程。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缪见。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艾滋病的预防阶段牵扯到了道德和精神因素。在世界上艾滋病泛滥的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性行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出了问题，需要进行修复。
但当我在南非和肯尼亚看到这一切时，我很震惊。男人和女人感染上艾滋病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因为性行为不再是神圣契约的一部分，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肉体行为：有些男人会外出嫖娼，将艾滋病毒携带回家，传染给自己的妻子；有些年轻的女孩子会因遭人强奸和凌辱感染病毒。
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预防问题。如果一个丈夫认为可以向妻子隐瞒自己的不忠，那么这不仅仅是一种罪行，更是潜在的致命行为；如果人们仍视强奸为女人的错误或者是女人的耻辱，而乱交就是男人的特权，那么这是任何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道德问题。但当地的牧师和教堂则可以发挥其作用，给人们提供一个道德框架，让他们作出更好的选择。
虽说如此，但我明白我们也无法忽视禁欲和对婚姻的忠诚往往是理想中的生活而非活生生的现实。我们要面对的是有血有肉的男男女女，而非抽象的事物。因此，只要避孕套和杀菌剂可以防止上百万的人感染艾滋病，那么我们就应该让更多的人都能使用。我知道，也会有一些人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反对这些举措。对于他们的想法，我很尊重但无法苟同。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应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让那些完全无辜的人们接受惩罚，这是我无法接受，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那些无辜的妻子们在身处文化环境中往往无权拒绝丈夫提出的性要求，那些无辜的孩子们却因为父母的错误生来就携带艾滋病毒——避孕套或者其他措施本可以让他们远离这些伤害。
在艾滋病的预防方面，我们还能做的重要工作就是消除人们认为参与艾滋病测试是人生污点的错误想法。在一些地方，甚至有9%的艾滋病毒携带者都完全不知晓他们已经感染上的这种疾病有多么严重，就好像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一样危险。
所以我们应当让人们明白，接受艾滋病毒测试就和进行血液检测、X光扫描或者乳房拍片一样，没有任何可耻之处。因为如果是在过去，检测结果呈HIV阳性就意味着已经没有获救的希望。而现在，疾病发现得越早，治愈的希望就会越大。此次非洲之行，我和妻子米歇尔都去进行了测试，因为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都能做一次仅仅十五分钟的测试，就会鼓舞多达五十万的肯尼亚人民也去进行测试。我鼓励大众都应如此，我们要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到这个信息。现在我们应当树立起一个榜样，让其他人也能进行同样的选择。
当然，正如我们应当尽力减少新感染病例那样，我们也有责任治疗那些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四千万人。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不应当是件难事。因为我们知道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知道如何拯救人们的生命，知道有许多药品可以加以利用，知道富裕的国家有经济实力去做更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