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受了一束不死花，但我立即用花束捂住了自己的脸，因为我像孩子那样哭了。我还能给这个冷暖世界留下一朵不死花吗？
一直，我都想讲这样几个故事——
讲真话
这个故事是上海电视台资深记者祁鸣先生告诉我的。
1981年巴金率团参加了在里昂、巴黎召开的国际笔会，又结束了对瑞士的访问。10月7日回到北京。13日是巴金先生很繁忙的一天，他先是主持了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会议做出了年内举行第二次中国作协理事会全会的决定；恢复胡风的作协会籍；确定“茅盾文学奖”首届评奖的范围；听取筹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报告。那天，胡耀邦还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巴金先生。胡耀邦一见巴金先生就问：“巴老一你看过我的文章吗？”巴金回答说：“没有。”
胡耀邦说：“我的文章本来把批《苦恋》应该结束的意思放在前面，有些老同志的气不顺，我只好把这样的意思摆在后面。你在文学界德高望重，应该给中青年作家以正确的引导……”巴金先生没有顺应胡耀邦当时非说不可的意思，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中国的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和他的《苦恋》。”这时，正在用电影摄影机采访的新闻记者祁鸣先生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发现自己在流泪。祁鸣先生对我说：“按过去多年来的习惯，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文艺家，在倾听高层领导人说话的时候，你只能唯唯诺诺，而不敢表达自己和领导人不同的观点；巴金先生却在批《苦恋》的大潮中，胸怀坦荡地为作家们大声疾呼。”至今祁鸣先生提起这件事来，依然热泪盈眶。
狂生
这个故事来自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蒲松龄先生在他的书中直截了当地描写出人间的鬼怪和狐媚，我们却从这本书里看到的是鬼怪和狐媚的人间。
《狂生》大约是《聊斋志异》里最短的一篇故事（请允许我在叙述时做一点点加工），说的是，一个县官在某县刚刚就职，为了解除寂寞、附庸风雅，很想找一位文人交往。据当地人说，本县只有一位文人，但他非常潦倒，身无立锥之地，非法占住在凋敝的城门楼上，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但这位县官不耻下问，和他交了朋友。于是，他们就诗酒唱和，彻夜对弈。但是，这位朋友有不少毛病—不修边幅，出言不逊，直言犯上。县官毕竟是县官，经常因此而感到难堪。最后县官终于想到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搬下城楼，入住县衙，委以小吏。而且经常让他包揽司讼，收受了不少红包。于是，这位文人的毛病就好了。
从此，在县官面前俯首帖耳，举止喂琐，开口县尊，闭口首长。最后，连县官都对他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文人了。
不死花
虽然我是那样重视我的文学守望，也很努力，但年华已逝，最后能够留给未来的怕是只有一些枯黄的落叶。它们只能发出最后的叹息而不再是慷慨悲歌了。这是自然的悲剧。
我记得1986年秋天，我和几位中国作家出访苏联，在顿河边的峭岸上，拜访了我最喜爱的作家肖洛霍夫的故居，这位作家曾经给苏联文学留下了一部最后的经典，那就是《静静的顿河》。我们在肖洛霍夫亲人的陪同下给他扫了墓，他的墓地就在他家的后院里。夜里，我久久地在顿河边徘徊。
在阿克西妮亚和葛利高里的氛围里呼吸着顿河草原上秋天的芬芳。
离开维耶申斯卡雅的那天早晨，我们正在机场上等待飞机起飞，突然，肖洛霍夫的小孙子沙沙匆匆赶来。气喘吁吁的沙沙捧着满怀的干花对我们说：“奶奶让我送来的。这是顿河草原上的花朵，它的名字叫不死花，是爷爷生前最喜欢看的花。爷爷去世的时候，奶奶在他的棺木里铺垫了很多这样的不死花。奶奶说，把这些不死花分送给中国的作家们吧，这些花朵在顿河的春天里开放，即使到了严寒的冬天也不会凋落，它们是不朽的文学的象征。”
我接受了一束不死花，但我立即用花束捂住了自己的脸，因为我像孩子那样哭了。我还能给这个冷暖世界留下一朵不死花吗？
三个故事，透出的却是同一个做人的道理------坚守。坚持讲真话，坚持坦诚做人，坚持对事业的热爱，坚守人性中的那份纯真。
世事变迁，社会纷杂，不是每个人都能始终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多少人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唯恐自己利益受损，只有少数人宁愿被逐至风口浪尖也要守住自己的万向舵。
历史终会告诉我们，只有那些懂得坚守的人才会灵魂不朽，坚守应该是一个人留给世界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是否也应该像作者那样们心自问一下：“我还能给这个冷暖世界留下一朵不死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