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浓稠得几近墨汁的夜晚，罗隆基无须再用理智的目光去引导笔杆了，而任凭自己一颗破碎、怨恨的心，在稿纸上簌簌地颤抖。还在7月间，他在给多年好友郭沫若的一封信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整风座谈会中，揭露与事实相距愈来愈远，是非就愈来愈混淆不清。我举一个极小而极可笑的例子来说：浦熙修揭露“罗隆基是个地主寡妇抚养成的，是地主身份。”实则先父于1924年去世时，我已在美国留学，八十岁的庶母今天还健住北京。我家从来没有被划成地主。然而这是浦熙修揭发的，谁肯不信？浦熙修尚且如此，别人揭发的事就更离奇古怪了，我就成了凶恶残暴、死有余辜的恶魔了……
真可谓病急乱投医了。在这良知被剁得烂碎，并被做成炒肝在前门大街上贱卖时，浦熙修尚且如此，郭沫若先生焉不如此？罗隆基多半还不知道，在1956年1月，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如沐春风的民盟中央深受鼓舞，一连就“双百”方针的贯彻、科学研究规划、教育改革等方面的问题，成立了四个专门委员会，并就调研出来的结果写出材料上报给党中央。反右斗争一开始，正是郭沫若先生首先在大会上指控，这些材料实际上是“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纲领”……
不清楚罗隆基是什么时候终于明白，他的几近喋血的一切辩解，除了给那扇巨大风车的轴承上添加更多的润滑油外，实在不会有任何结果；
清楚的只是，反右斗争以后，罗隆基和浦熙修依然住得相距不远，可如同有过正式的割袍断交，两人间再无任何来往。
六并不太遥远的过去
在《文汇报》，有徐铸成、浦熙修等六名编委，以及谢蔚明、杨重野、刘光华、梅朵等十五名记者、编辑、职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在该报驻京办事处的十人里，就有七人被打成右派。此外，还有钦本立等党员干部受到党内处分。
浦熙修深知自己这个右派的分量。
7月间，她去上海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石西民来见过她，告诉了她一个可谓是“通天”的消息。回到北京后，她又去见了妹夫彭德怀，彭老总认真看完她写的一份检查后，面对她一脸的惶恐，连声说：我看写得不错，认识了就好，没事，没事……但她还是被最高层钦定为右派，这便意味着她是个在政治上永远不得翻身的右派。
与此颇为相悖的是，她以为自己全国政协委员一职定被撤去。岂料下一次全国政协开会时，她仍然接到了赴会的通知。一天开会时，她在休息厅里看到了周恩来，正想将自己的身影藏匿进人群里，周恩来也一眼看到了她，并向她招呼道：
“熙修，熙修，你过来呀……”
口气未变，神情也未变，眉宇间溢出的还是往日的那份亲切。她不得不走了过去，叫了一声“总理”。周恩来问道：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想起过去在他身边的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眼下她千言万语堵在喉头，一时不知如何开口。他似乎清楚她的境遇，自己接着说了：
“有错误也没有关系嘛，人活一辈子，哪能不犯一点错误呢？我就犯过错误。你得鼓起勇气，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事后，浦熙修了解到，自己这个政协委员没有给拿掉，是周恩来的意见。不久，周恩来又将她安排进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了一个小组的副组长。她曾感慨地对人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就安心当旧闻记者吧。
1959年10月，作为第一批“确实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之一，浦熙修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在六十年代，中国现代逻辑的开山鼻祖金岳霖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仍积极参加民盟组织的有关学习。李文宜先生回忆道：
金老在学习期间与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女士过从甚密，常约请她到家用餐。因为金老家的一位高手厨师做得一手好菜，无论中西餐都让金老满意，也得到浦熙修的赏识。不久，他们便相爱了，并准备结婚。这确是一件出人意料的喜讯。不巧的是，此时金老因病住院，浦熙修也确诊患了癌症。当时正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得知浦熙修的女儿恰好又是彭德怀爱侄的未婚妻。（胡注：浦熙修之女袁冬林先生指出此事有误。她只是认识彭德怀的侄子，却并无来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考虑到这两个人的婚姻可能为政治问题所牵连，并且金老是党员，又很单纯，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的复杂性。于是，我在去医院探望金老时，婉转地劝他“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并将浦熙修的病情和她女儿与彭德怀侄子的关系告诉他，供他参考。他听后立刻严肃地说“这是件大事情”。他出院后便去看望浦熙修，这时，由于病情发展很快，她已经卧床不起了。金老终于没有结婚，这件事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遗憾……
1968年11月，浦熙修靠在病床上写了一份自传，里面如是回忆道：
1965年国庆节后，我就病倒了，12月进医院才知道是直肠癌。
1966年1月动手术，后来又到疗养院休养，直到6月7日才出院。
那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不料当年11月，直肠癌手术后复发。12月我还到民盟学习，直到1967年3月，我实在走不动才告假。我病已三年，我住医院的时候，民盟、政协的人还来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今年好像与世隔绝，连家人都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快结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传，供政协大联委总部审查。我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自己……
大概不是家人不想来，而是来不了，一子一女均被运动给牵扯进去。有病而又未住上医院的日子里，原《新民报》的老板陈铭德、邓季惺伉俪，这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不顾年老体衰，不怕受牵连，一个早早去医院替浦熙修挂号，一个去将她接来，看完病后又送她同家。但家徒有虚名，多数时候仍茕茕只影，与世隔绝。还有“文革”时旧账重提的批斗，以及妹夫彭德怀的不白之冤……好似一场场鹅毛大雪，压向了她的鬓发，压弯了她的身子。正如浦熙修自己所料，此后她只活了一年半，1970年4月28日，她撒手人寰，享年60岁。
似乎还得提及浦熙修两个姐妹的遭遇：
浦家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政治的大海里，犹如巨大海藻一样饱吸了那喧嚣不定的海水、颇能体现这政治的特色也颇具某种悲壮性的家庭。
浦熙修的妹妹安修，上高中时已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一进大学就加入了共产党。卢沟桥头残阳如血，即经山西去延安，一别八年再重逢重庆时，身边已带来一位脸膛黧黑、好似留住了多少战役烽烟的丈夫。解放后，先在轻工业部工作，又在中央党校学习一段，后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受彭德怀冤案牵连，“文革”中关进监狱，屡遭批斗，饱经磨难。三姐妹里唯一默默演绎着在中国平安便是福这条真理的，是离政治有遥遥距离的大姐洁修，北师大化学系毕业后，与未婚夫同去德国深造五年。解放后丈夫在工业皮革研究所工作，她曾被推举为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在八十年代当选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似乎比浦熙修要幸运，划右以后所有职务均被撤去、唯剩下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罗隆基，整日呆坐乃兹府12号那院旷房冷的家中，却像是看见了在红漆斑驳的大门外，一团团将陷中国于日月失色、地黑天昏的大劫难的乌云，正在地平线上急遽地积聚、升腾，他是在这场大劫难的前夜-1965年12月7日因心脏病突发而离去的，享年69岁。得悉这一噩耗的章伯钧，几天前刚读完姚文元的大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沉默良久，眉头紧锁，最后向女儿掏出了两句话：
“老罗他，这个时候走了也自在……”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马上就要开始了！”
曾是情人终又成了陌路之人的两人，人生的结局竟是如此不谋而合，弥留时都是孤寂凄凉，没有一个亲人在旁……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人生最后的时刻，他们是否因想起了彼此十年间不是伉俪、却胜似伉俪的情谊，而摆脱去怨恨，弹压下歉疚，两对昏花老眼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在终于相视凝望的那一刻，彼此都漫过哀婉凄恻的莹然光影，并在无边的黑暗似大片的雾气袭来的瞬间．一缕依稀却依然有力的思绪，像一串艳亮的火星，划过这越来越浓稠并要吞没去自己的黑暗，那便是——倘若还有来世，彼此不要再做什么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总想大笔如椽、探骊得珠的名记者。他们就做个小人物，哪怕是做贩夫走卒、村姑桑妇，应了一句老话：贫贱夫妻百事哀，可他们终能平平安安，相厮相守……
也许如此。也许去了黄泉，他们一旦相遇仍是形同路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生命之舟沉没前的最后一刻，无论是浦熙修，还是罗隆基，两人的目光都是蠕蠕抖动的，不忍离去的，渐渐暗下来的光泽，浑如愈来愈黑黢黢的浪头，一定泛卷有滔滔的忧愤……
1981年3月19日，北京全国政协礼堂。
在浦熙修含冤去世整整十年后，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的领导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共数百人，怀着沉痛、肃穆的一心情，伫立浦熙修追悼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史良向浦熙修的儿女致意于浦熙修的遗像前。
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追悼会，民盟中央副主席萨空了致悼词。悼词里称浦熙修：
……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品德和才华。她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她新闻敏感性强，文笔质朴犀利。她工作勤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她疾恶如仇……她不仅用墨水，而且是用鲜血写新闻……她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对党无比信赖……
在这天的追悼会上，浦熙修的亲属收到了两封亲笔道歉信。
一封是陆定一写来的。从1966年5月8日至1978年12月2日，他被囚禁了近十三年，其中多是用“68164”的囚号，作为一名特等囚犯，关在北京秦城监狱。现在他病残之躯仍未康复，在北京医院治疗休养。
眼下，多少老干部在轰轰烈烈、声泪俱下地控诉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恍如受尽了人类一千年来的苦难。这时，陆定一却想起要写这样一封信。日后，谢蔚明来医院看他，问道：浦熙修被打成右派，与你并没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想起要写致歉信？他回答说：当时我是中宣部长，全国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我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应该向浦熙修的亲属致以歉意。
另一封是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写来的。在反右斗争时，他画了幅浦熙修的漫画，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意指她欲承认不承认，欲揭发未揭发，内心世界还挂在“章罗联盟”的犄角上没有下来。在建国近三十年里，每一个运动都要制造的千百万吨笔墨的垃圾中，在缺乏原罪意识的东方文化里，现实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增长，难见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华君武先生怎么还能在二十四年后勾索起当年的那一块豆腐干般大的漫画呢？
1986年10月24日，即罗隆基90岁冥寿之日，在中央一级“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五个人之一的他，却享受到一个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他一个人而开的座谈会。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说：
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_、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90周年。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又是十几载红花绽春，黄叶铺秋，尚有后人的浦熙修，其坟不该榛莽丛生，墓木已拱；没有后人的罗隆基，本遗有几把冷灰，但“文革”里一个偌大的中国，竟难容一个尺把长的骨灰盒，早散去了太虚世界……
无论有坟的，还是无坟的，都会让知道了这一切的后人凝神屏气，沉头肃立，不胜扼腕，不胜唏嘘。
人们将会有怎样纷纶的思索呢？我想，至少会有这样一条——
今天，才华可以在事业的大街上昂首阔步，热情能在人生之巅喷薄如锦，爱情用不着诡诡秘秘，乃至生离死别，爱者与被爱者白天似亮堂堂的太阳，晚上似醉倒银河的星辰……
但仅仅在并不太遥远的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最容易似草芥一样遭践踏、被摧毁的，正是才华、热情与爱情。
1994年初草
1997年1月改定
2011年8月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