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明
七月流火，女儿在高温、高烤、高压下完成了她梦魇般的高考。
网上查分已是半月之后，女儿时而一阵长长的深呼吸，时而站着，时而跪着，双手“噼里啪啦”地敲打着电脑键盘，突然间是一声用脚跺击木地板的巨响，紧接着是一阵惊呼：“我中了，我中了！”情形像极了清代吴敬梓笔下中举的范进。
巨响惊散了妻子在楼下的一桌麻将。妻子后来悄悄告诉我，考试后她曾进入过女儿的博客，女儿和四位女同学约定：等高考成绩出来，考好了就去上海“世博会”，考砸了就去深圳“富士康”！晚饭前，我有些故作糊涂地询问女儿：“仔仔，听说你曾想去富士康，干吗呀？”女儿仍旧是一副大大咧咧的神态：“老爸，你装傻啊，去富士康，跳楼呀！”知女莫过父，女儿的回答我明知有些玩笑的成分，但女儿自高三到高考的一年时间来，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我是心知肚明的。这压力有社会的、学校的、老师的，也有来自于做家长的。虽然我深爱女儿胜过爱自己，每次总会像儿时一样拉着她的手给她宽心：“仔仔，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考不好不要紧呵，你尽力了就行。”可是我和妻子的一些行为，无疑也给女儿施加了无形的压力。比如，女儿自高三开始，我就让妻子买断工龄全程陪读；家里离学校虽只有半小时左右的车程，我还是选择了在女儿学校附近另租了一套公寓房；临近高考半年，每一科都给女儿请了一个家教……如此种种，女儿怎么会不感觉有压力呢？
其实自打女儿还未出生起，我和妻子便有约定：生儿子，我当严父，妻当慈母；生女儿，我当慈父，妻当严母。所以，女儿大部分时间都是妻子负责，我也乐得当个“甩手掌柜”，每天回家放下公文包，就和女儿乐作一团，一起玩游戏，一起抢电视看、抢东西吃……可慢慢地，我和妻子就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楼上张家的女儿学钢琴了，楼下王家的儿子学绘画了……无奈之下，也只好给女儿报了钢琴班、绘画班、音乐班，初中时还有一阵子报了奥数班。从此，女儿就几乎没有完整的娱乐与自由时间了，三岁开始直至高考结束，整整十四年时间！十多年时间，女儿的眼睛近视了，脊背稍不注意就有些轻微的佝偻，书包也是渐渐地增重——两斤、五斤、十斤，重的时候我估摸有二十斤，开始是提着，后来是背着，到高考时重得只好买个拖行李的架子车拖着！
家长如此，社会如此，其实老师们更没有闲着。从高三开始，每个学校就会倾全校之力配齐配好老师，班主任老师还必须全天吃住在学校。春节时，许多中学的校长还亲自带队，到附近的寺庙祈福许愿。高考那天，所有亲临考场的老师一律着红色衣服，等在校门口给每一个鱼贯而入的考生击掌加油。校门周围更是人山人海，大多数是翘首企盼的家长大军，也有警察、城管、街道社区等维持校园秩序的公务人员；还有工地停工、车辆绕道……堪称中国一绝，也完全够资格申报吉尼斯世界大全！
女儿所在的中学学生众多，一个年级就有二十多个班，班次之间分有尖子班、先锋班、加强班、普通班。女儿告诉我，她一位初中同学所在的中学为了追求升学率（许多教育部门将升学率与学校升级、老师晋级直接挂钩），在高考的班级中还分有一个“清北班”（清者，清华也；北者，北大也）。临近高考一年，学生基本上要每月考一次，期中考、期末考、摸底考等等，像赶鸭子上架似的，考一次就完全等于筛一次，再重新编班，尖子班永远没有固定人选，直至高考结束。学生们见此忍不住诙谐幽默一把：他们把“先锋班”写成“先疯班”，把“清北班”则叫成“不清不白班”；更有甚者，把“非常班”直接叫成“非人班”！
女儿高考结束时，我便拉着女儿的手戏谑而又有些自嘲地说：“仔仔，你考完了，剩下的就是考老爸了！”女儿高考的成绩虽然上了本科线，但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女儿取不到好的学校怎么办？选不到心仪的专业怎么办？学校同意了，当地考试院不投档怎么办？……整个脑海里“呼”地一下子挤进了许许多多个“怎么办”。这一段，我只好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为女儿的录取工作而奔波。每当自己心身疲惫地回到家中，最害怕的莫过于看到女儿投过来的那双探询的目光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当时，我便和妻子商量，如果取不到好的学校和专业，就把孩子送出国。直到这时，我才想起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的深刻和无奈——“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发展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直接加大了对世界教育的投资。”据教育部门统计，现每年中国自费留学的人数已达到几十万（每年还以近30％的速度在递增），年年都有几十亿、上百亿美金的教育资金流向国外。
女儿自小在我和妻子的呵护下长大，性格单纯、透明，刚成年便送去国外，并非我们的本意，可国内高校录取竞争这么激烈，其中还掺杂着对高校教育质量的担忧，以及孩子毕业后面临就业困难的巨大压力……，这些都是我等家长们不惜花巨资，宁愿“舍近求远”的真正原因。
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在他的小说《儒林外史》中塑造了一位深受封建文化教育毒害的读书人范进的形象。范进年过半百方才中举，他把自己所有的青春和希望都押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一旦中举，多年的折磨摧残，多年的忍辱偷生，多年的辛酸苦难，都在“疯”中爆发出来。无疑，他是一位封建时代千千万万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科举制度的殉道者。可近四百年过去，看看我们的孩子，看看我们的应试教育，并未与范进和他所处的时代好去多少，个中原因无不让人扼腕唏嘘，喟然长叹。
选自《文艺报》2010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