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寄来“西北风”的是比我年长二十多岁的一个好朋友——贺平康老师。贺老师是我一九七五年下放蒲圻蒲首公社，担任民办教师时认识的。她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上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她亲切和善，当时带着一双儿女在学校宿舍里住。记得有一次，我为大队学校的学生去镇上买课本。在镇上，突然下起了暴雨，我用雨衣包着书，自己全身都淋湿了。碰到贺老师，她赶紧把我叫到她家，换上了她的干净衣服。在那个举目无亲的乡村，我感到特别的温暖。后来我因为在所在的大队学校教的学生成绩很好，公社中学调我去了蒲首镇上的学校教书，我和贺老师成了同事。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她的出身不好，曾在武汉读过女子中学，土改时，她的父亲被政府枪毙，使她及全家的其他兄弟姐妹们在当地几十年抬不起头。三十岁左右，她才经同学介绍，通过书信认识了远在大西北的、从武汉地质学校毕业后分到西北酒泉的地质员汤老师。通信近一年，他们才得以相见，然后结婚、育子，每年汤老师回家探亲一次。
一九七五年到七八年的三年中，我有近一年的时间和贺老师在一起。她的为人和对工作的认真，特别是对贫困的学生亲切关怀，时常感染着我，有许多贫困的学生在她家吃过饭，得到过她的支助，我也是经常在她家吃饭的其中一个。因为有贺老师，使我孤独的乡村生活有了一些家的感觉。一九七八年我考取一轻工业学校回到武汉，临回武汉时，她送给我一个地质队装小仪表的木盒子，还有许多叮嘱的话语。
我们一直通信了好多年。后来因我工作忙，加上我也是结婚生子，有好长时间没有与她联系。但我心里总是想着在遥远的大西北的贺老师。后来她内退后回湖北住，陪着儿子在武汉租房子读书。再后来，她儿子毕业去了北京，她又告诉我她去了北京。
前年，万科房地产公司在北京举办活动，邀请我去参加。那天上午我们刚到北京，在王府井附近的酒店住下，我和方敏就去王府井街上逛一会。从王府井书店对面过马路时，我见到一个老妇人，便对方敏说：“这个人好像我的一个朋友啊！”于是我试着叫了一声：“贺老师！”果真是她！我和贺老师已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她拉着我的手，我俩都很激动，都感叹说：太巧了！太巧了！真是上天眷顾我们啊！她告诉我，现在她定居在北京，儿子和女儿给他们俩老买了房子，女儿晖晖在海南，儿子在北京工作。她一年中难得有一次到王府井来，今天是来买点药的。她激动地邀请我去她家！下午开完万科的会后，我便按照她写的地址去了她在北京的家，见到了汤老师。那一个晚上，我和贺老师同睡一床，一直谈话到天亮。我们说着这些年各自的情况、经历……，还有那个古老的乡村小镇上，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日子。
（2007年07月30日）
《寄来的西北风》
近十年了，她把大西北戈壁滩金色灿烂的沙粒、沙枣花温馨的花瓣、洗得洁净的驼毛、干打垒小房前的照片寄给我，让我感受大西北黄土高原的风情；然而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这些，她来信娓娓而谈：“你知道，和他这个地质队员结了婚，算是和大西北结了缘。我们婚后分居九年，最后我拗不过他，终于别故乡离讲台，携一双儿女来到戈壁滩安家。从驻地开车出去，一路上先是不见人烟，尔后不见飞鸟，连个活的东西都没有了。气候干燥常流鼻血。大米不多，常食包谷面。几回回梦里回武汉，在尽情地吃喷香的豆皮，喝甘甜的伏汁酒。但我最想要告诉你的是：我应该来！勘察队里多需要他呵！
“他去分场看家去了。地质勘察队下有好几个分队分散得远，每年十月底至第二年的四月初，天寒地冻，冰雪封路，分队便全撤回来，但需派一名责任心强、身体好、懂技术的同志留守分队负责护理设备、仪器等工作，这个工作叫‘看家’。看家的同志在荒无人烟的分队与世隔绝地呆上半年，生活艰苦，遇生重病无条件医治，还有生命危险。在送他去分队时，我掉泪了，像是送他上前线似的。”
“我感到能看见绿色也是一种享受！这里十月草已枯萎、树叶落光，到五月树草才发芽。有的同志在分队工作一年四季都见不到绿色。近几日，我们要求学生收集树种草种，这地方找种子很难，植树就更难了。要求学生每人交八两，我这个当老师的也得带头交呵。沙枣早被学生娃采去了，我买了十斤桃，只有半斤核，两个孩子吃得肚子痛。我又去外面找草籽，采了两个小时，揉出来可能还不够，我还得让孩子们吃桃子才行。真想叫你来吃桃子……”
读完这些来信，使我不敢浪费时间，在我们围着火炉看彩电度过春节年三十的夜晚时，总会想到在遥远的大西北有一个在分队坚守“看家”的人。
8.5真情蔡老师
算起来我与蔡老师已认识三十三个年头了，那一年我十七岁，蔡老师二十七岁。
那是一九七四年，我上高二，蔡老师是初二（2）班的班主任，我是初二（2）班的辅导员。蔡老师带领当年那个班的班长陆敏、团支部书记陈跃美等四、五名班干部，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工作、搞课外活动，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青春岁月。我和蔡老师的友谊也保持了三十多年。
我的三十多年人生中，有蔡老师真好！我下放农村、回城读书、参加工作、谈对象、培养孩子，工作生活中的一切，我有蔡老师可以交谈，都能得到他的指点。师生之间保持三十多年的友情是不可多得的。
最让我难忘的是，1975年，我下放农村，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糖是要用糖票定量供应的。蔡老师寄给我两斤白糖，还有一本诗集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让我在偏僻的农村，在那个荒漠的农村学校，孤独的心灵得到温暖，那糖甜到心里。还有，1975年3月，下放前夕，我参加了学校的农机班，在南湖农场学农劳动，蔡老师和陆敏等人还到农场看过我。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三十三年前的12月底蔡老师和我们照的一张照片，那上面有陆敏、陈跃美、刘纪钢、牛秀琴、蔡老师和我。坐在中间的蔡老师微笑着，照片背后是蔡老师用他刚劲有力的小楷毛笔字写下的一首诗，最近我看照片，他留下日期的那天竟是我的十七岁生日。
还记得三十多年前，我有一个红色的小本子，上面写了一篇散文，题为《赞我们的小平台》，蔡老师漂亮的点评，火红地写在上面，后来蔡老师还将这篇散文抄写出来贴在学校里。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蔡老师一生坎坷，可他对生活的追求，至情至性。蔡老师，自幼就聪明出众，成绩优异。他出生不好，下放农村多年回不了城，后来好不容易回到武汉，暂时没有工作。他当年小学的班主任，全市的劳模校长魏明让他到我们学校来任代课老师。蔡老师的文采非常好，语文课教得好，深受学生的喜爱。当年，年轻帅气的蔡老师充满激情，带领学生春游、组织兴趣小组、教我们学书法、参加社会活动，在学校的小平台上种水稻，做标本。他不知疲倦地找学生谈心、家访，做好青春期学生的思想工作。干部子弟多的、问题多的一个班，被他调教得红红火火，在学校相当有名气。为了让我们参加社会实践，当年我们高二班上的六个女生，和蔡老师班上的六个学生配成几个班子，蔡老师找到自己的老师、后任中原电影院的书记，让我们在电影院里做查票的工作。在那个精神生活相当匮乏的年代，电影票是一票难求，我们真高兴啊！看了许多免费的电影，每晚还有三角钱的补助。在我们眼里，蔡老师是无所不能的。他的学识、为人、口才和直爽的真实性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可以说，我们这群学生身上，都有他的影子。
当年在他家，无论是在洞庭街那个小屋，还是后来青少年宫的木房，都是我们欢乐的胜地。我们在他家吃饭，看他洗照片、看他写毛笔字……他的母亲是一位可敬的老教师，也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后来，他进了第二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个子矮小的他当过搬运工。有一次我和陆敏去他公司看他，看到他正在扛很重的东西，我们俩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们的蔡老师是一个多么有才的人啊！终于，经过他的努力，他被调到公司的管理部门工作，重新拿起了笔。后来，他还当过交通系统学校的老师。蔡老师怀才不遇，更可以说他生不逢时，可他乐观向上，激情不减，收获着自己应得的收获。
他三十多才找到了黄姐成家，黄姐温情善良，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培养儿子小强他从小抓起，风雨无阻地送儿子学习体育、学习文艺，在关键时刻为儿子把关，终于把儿子培养成优秀的舞蹈演员。儿子在日本演著名的音乐剧《猫》里的一个主要角色，蔡老师夫妇去日本看到了自己成功、懂事的儿子。儿子使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如此地踏实、儿子圆了他一生的梦想，儿子延续了他的聪明和才智、勤奋和奋斗。去年“三八妇女节”我参加了蔡小强的婚礼，儿子为他们娶了一个温柔的日本媳妇，他为儿子举行了简朴而有意义的婚礼。儿子婚礼上讲话的蔡老师，高兴而激动，我看到了他眼里闪着的泪水，简朴的话语表达不了几十年的人生感悟，唯有举起手中的酒杯，祝福儿子和所有的来宾。我为蔡老师的美满人生而高兴，虽然他并不是大富大贵。
最近我去看望了蔡老师和黄姐，蔡老师把亲自为儿子拍的舞蹈表演录像给我看，还有几个月大的孙子，日本的媳妇，一家在广州团聚的相片。此时的蔡老师和黄姐脸上洋溢着幸福。
孝顺的蔡老师和黄姐，照顾着两个八十多岁的母亲，他们不是两位老人唯一的子女，却帮其他的兄弟姐妹挑起了照顾老人的任务。而我知道这担子不轻，老人的冷热饮食、老人的需求有多么的繁杂。从他们身上我又看到了可贵的品德。祝愿蔡老师夫妇健康快乐，是我最大的愿望。
蔡老师没有在正规的课堂上教过我，我也没有机会聆听一堂蔡老师充满激情的课。但三十多年来，他从没间断地在给我上课，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是课堂里学不到的，在我的意识里：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2007年12月11日）
8.6白老师，您不屈的灵魂永存我心
不经意想到白老师！这一周一直在网上寻找，想尽力找到她的行踪、她生命的一点痕迹，然而我始终没有得到一点有关她老人家的消息。其实我是可以去寻找的，可以找到她住过的那个宿舍区去打听。在网上查到六中的电话，想打过去问一下，因为白老师一直在六中领退休工资，学校工会应该知道她的消息。但几次提起电话欲打，我又轻轻地放下。我是害怕得到白老师已不在这个世界的消息！从内心真的很恐惧得到这样的寻找结果！
认识白老师缘于二十年前的一本文学杂志，在这本杂志上我读到了白老师写的一篇自述个人饱经沧桑的经历，文笔纯美而凄婉，如同大提琴独奏曲：有一种悠悠愁绪，带点抑郁的哽咽。
她在文中写到解放前，随父亲去台湾，因为爱人在大陆，她从香港辗转回来，与做电信工程师的爱人结婚生子，并在六中当了一名语文教师。1957年“反右”运动中，直率的白老师给领导提意见，再加上在台湾的父母、兄妹的背景，她被打成右派，别离爱人和五个年幼的儿子，坐了十年的牢。她在字里行间哭泣自己悲苦的命运、对亲人的思念、对爱人和孩子的牵挂……当然，文章最后写了政府给她平反、与台湾亲人几十年分离后的团聚，爱人病重撒手而去的诀别，那一个个催人泪下的场景叙述，让我一次次与白老师的心灵一起哭泣。
文章的编者按中介绍：白老师是六中一名退休老师，是省文史馆员，省、市政协委员和市民革委员。想到当时厂里技术科的郑主任也是市政协委员，且她与我关系非常好，在一次与她的谈话中，我给她讲述了白老师的故事，并告诉她我读后的感受。郑主任告诉我：白老师在政协与她是一个会议小组的。
不久，政协会议上要购买我们的产品，因与郑主任要好的关系，加上当时我是厂办公室主任，我就带了几个人选了最优质的产品送到政协的会议上。没有想到在那个会议的酒店里，郑主任将我引到白老师面前，对我说：“这位就是让你深深感动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你敬仰的白老师。”接着，她又对白老师指着我说：“白老师，她是我们厂的秀才，非常想拜您为师！”那一天，我非常高兴地认识了白老师！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我们成了忘年交！
她后来把那篇文章修改后出了一本书——《落叶之谜——一个女教师的心路历程》，她在扉页上题上字：“明玲同志惠存。”在她一个人居住的那间屋子里，我们无数次地聊天，常常谈到很晚很晚。她只开着那种很昏暗的白炽灯，说是眼睛怕光，那是十年囹圄“送给她的礼物”，她给我说那些书中无法表达的情思和往事。
她风趣而幽默，岁月的磨难只损坏了她的身体，但丝毫没有摧毁她的意志和深邃而不屈的灵魂。
她豁达而宽容，平反后返回学校走上讲堂，她原谅了那些在运动中曾经整过她的人。
她好学而勤奋，读书、写作，为政协会议写各种提案，为政府建言献策。
她笨拙而可爱，许多基本的生活常识，还经常向我请教。生活方面的动手能力很差，我常常笑她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她是那种被男人宠坏了的女人。
记得她给我讲过一个很经典的笑话：夏天的武汉炎热难耐，那时她在牢里，做工程师的男人在家里独自带着五个年幼的儿子。他下班回家把竹床一个个搬到屋外，将它们冲洗干净，再烧水给儿子一个个洗澡。洗完一个数一个，男人是高度近视，当他洗着洗着，心里数到第五个时如释重负地大声说道：终于洗完了！哪知儿子说：“爸爸，今天你么样给我洗了两次澡啊！”讲完这个笑话，我们俩都大笑起来！那是一段酸楚的笑话。
我给她讲对父亲的思念和文革带给我们家的灾难，谈我成长中的那些往事，说我的婚姻、孩子和工作。
我们在一起聊文学、谈台湾的余光中的诗。知道我也喜欢台湾作家三毛后，她送给了我一套《三毛作品全集》；得知三毛自杀的消息，这位与我母亲一样大年龄、当时六十多岁的白老师在打给我的电话中竟然抽泣起来；为了我们共同喜欢的三毛，我告假跑去与她共同诉说怀念三毛的话题。现在还常忆起，她如同一个顽皮的孩童对我炫耀：“我收藏着第一期到现在的每一期《读者文摘》（现为《读者》），一本都不少！你没有吧！”转而又换了语气：等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将它们全部送给你！
白老师很独立，五个儿子中，大儿子在美国，下面四个儿子都在武汉。她一个儿子都不跟，自己独自住着。丰富的阅历、文学上的造诣与她生活的能力成反比，她把自己的生活对付得一团糟，自然有时我承担了帮她改善生活的义务。有时帮她送点菜过去，有时把她的衣服被子拿回家换洗。她常在别人面前说我是她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