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的哲思散文主要体现在学者散文以及历史文化散文中。这一类人多数是知识分子或者是追求文化人格的代表。例如学者王先霈的《佛语哲思》散文集由宗教的根本意蕴——终极关怀出发，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真谛。王先霈引导读者遍看释迦牟尼、历代高僧、普通僧人之辈的死，让我们体悟到尽管人类的生命有限，然而只要能够达到“个人和群体的融合、个人和人类的融合，个人和宇宙的融合，这样也就有了不朽”（《生死事大》）。彭富春的散文集《漫游者说》以本真的生命体验，以特殊的艺术魅力来表达了主体对智慧的探求，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因为“希望自己的语言能够成为箴言，成为格言，它具有闪电般的力量，撕毁黑夜的幕帐”，彭富春踏上了寻找智慧之光的漫游者之路，在人生的旅途不停跋涉，从不止步。“也许我是走在一条漫游者的路上，从江汉平原到珞珈山，从珞珈山到北京城，又到德意志大地。我有时在白昼中行走，有时在黑夜中摸索。道路有宽有窄。它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它也会形成一个圆圈，甚至会变成一条死胡同。我的漫游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无人走过的路。”从这些饱蘸真诚纯粹的情怀的笔触，我们分明见证了一个普通人的思想的成长经历和逐步逼近真理的艰难奋斗过程。任蒙的历史散文始终将“我”置于历史之间，切进历史人物进行感性的、审美的、艺术的解读，在人的命运、人的历史、人的文化之间追问，对人的关怀与追逐成为了任蒙的历史散文的主线。《凭吊赤壁古战场》，面对赤壁江水，他暇思：“假如那场激战不是在那个严冬，而是发生在我们现在到来的这种春意弥漫的时日，自北方而来的曹军战士，看到这山，这江，这田野，也许他们战死时会增添一分对人世的留恋。”徜徉在历史中的任蒙，诗兴与审美并重，于历史文化散文中展示了自己的个性。谭岩的《我们的遗址》不仅表达了对人的关怀，更表现出他对儒家精神遗产的高度重视、对魂灵和价值的苦苦追求、对已逝的“士”和“伊”的无限怀想之情。
Δ智性·现实
文学从来就是一种智性的表达，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世纪转型时期的文学更多的回归到现实世界，展开对当下社会生活批判与沉思。散文的创作主体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通过现实与心中理想的碰撞，产生回声，表现他们对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
文学关注现实，旨在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回答社会问题，文学与现实的紧密关系维系着文学得以恒久的生命能量。社会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文学成为了从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创造性活动，社会生活为文学提供了营养之源，同时也是文学产品陈列的舞台。现实世界使文学摆脱偏安主体心灵一隅的处境，从自慰的文学、博物馆文学的走向智性的文学、大众的文学。真正的人生哲学在现实里，而真正的审美意趣在智性里，现实与智性的结合恰恰顺延了哲思的边缘，搭起了走向审美的虹桥。审美只能是人生的节日，在节日之余，在熙熙攘攘的生命尘嚣里，心灵与生活的契合，智性与现实的火花，才孕育出符合当代社会语境的文学精品。
世纪转型时期湖北散文的走向突出的体现了散文回归现实、抒发个体生命体验，重新找回个人价值的时代风尚。其中，小女人散文让自我充分渗入日常生活领域。在阐释细碎日常体验的过程中，升华了个体感受中的微观世界，放大了微妙错乱的小情绪。这一类散文往往细腻、精致、零距离贴近生活肌理，恰恰是这种细致、深入的观察与诉说，抓住了读者的敏感神经，使读者获得感官上的阅读乐趣。值得一提的是，通常被人们视为自恋的、自闭的小女人散文对现实的关注，局限于个体狭隘的乐趣，带有庸俗的将生活贵族化的气息。虽然后现代对人的推崇，以摆脱政治集团话语、还原人本身为时代指向标。所以，这些魅力无穷的带着人间烟火气息的女性散文，如果能够少一些虚幻，在思想性的维度上增加可读性，将获得超越性的升力。而一部分关注平民，抒发草根情怀的散文，正是将敏锐的目光凝注于那些奔走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朴实的人们，抒发着他们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这类走出书斋、触摸底层的散文写作者，与湖北地域文学中小说流行“写实”的风尚悄然遇合，与一般的底层写作不同，这类作品的视角比较开阔，虽然多少缺乏底层的深刻体验，但在艺术性与思想性方面高于底层抒写，笔触纹理间折射出智性的光辉。还有一些从诗画中寻找人生意趣的散文，无疑是智性与人生结合的典型写照。又如一些行走的歌者所吟咏的游记散文，这类游记散文将个体情感倾注在对象之中，诉说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经历复述，更多的在于个体精神的智性升华，品山川美景优美之余引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再比如湖北一批小说家的散板，湖北小说有写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大批的作家立足本土，发挥个体优势而登堂入室，进入知名作家的行列。这些跨界创作散文的写作者，在其行文中队湖北地域特色的人情世故的描摹与思考，处处绽放怀抱现实、睿智生存的光芒。
散文作家对现实的关注，通过智性的表达，发掘他人所没看到的东西，完成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迎合了普通读者的审美需求。可以说，这些散文将现实人生拉上艺术的舞台，将耳熟能详的社会现象逻辑化，理出所以然来，使现实人生闪耀着理性的光辉。我们在关注历史、解释文化，苦于形而上的高度不可企及时，不妨回到对当下存在世界的关注和解释，同样可以相遇智慧的火花。无所谓现实残酷、理想光明，在这些智性光辉的掩映下，现实变成了充满意味的游乐场，时间百态，全部跳跃在沧桑之外。
Δ闲暇·审美
闲暇是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就提出的美学范畴。亚里士多德由审美出发思考闲暇，在亚氏看来，“哲学的智慧适用于闲暇时期”。孕育了优游性的闲暇是艺术创造的必要条件，也是艺术产生的社会根源。有闲暇，才会有纯粹的艺术创造，也才有纯粹的艺术鉴赏和艺术享受。“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受闲暇……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亚里多德《政治学》）当代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闲暇是文化的基础。”可以说，“闲暇是一种包容着智慧、中庸、愉悦诸文化因素的高尚的精神生活，是把特定历史时间的真善美溶为一体的自由境界”，④“许多伟大的真知灼见的获得，往往正是处在闲暇之时。在我们的灵魂静静开放的此时此刻，就在这短暂的片刻之中，我们掌握了理解‘整个世界及其最深邃之本质’的契机。”⑤。就世纪转型时期的散文而言，闲暇之美集中地体现于作者可以从自由地撷取世界、现实、人生的一景，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昭彰主体，在审美愉悦时用心于智慧。不仅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到对象，而且也在对象中间找到自己，达到审美的无目的的合目性。它更富有生活实在性和思想性，更强调一种普遍的永恒的情感和精神。浸透于散文中的往往是人生的悟识，智慧的凝聚，理性的追索和心身的愉悦。
闲暇“是一种投入于真实世界中，听闻、观看及沉思默想等能力的表现。”闲暇美，是世纪转型时期湖北散文向纵深拓展的方向，是审美散文建构规范不可忽视的精神内质。体现闲暇这一审美特质的散文，集中在一批先锋散文、新散文及诗人散章中。“闲暇的态度不是干预，而是自我开放，不是攫取，而是释放，把自己释放出去，达到忘情的地步，好比安然入眠的境界。”⑥具有闲暇美的散文有王先霈的《佛语哲思》、王芸的《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柔的名字》、刘继明的《武汉的文人》、谭岩的《望断南飞雁》、张执浩的先锋散文、席星荃的乡土散文、沉河的散文……这些散文也从多个侧面展示了自由的灵魂对情、理、爱、欲的感知、体验和思索，他不凭于外物，而是一切由己的心灵，既有鸿鹄大志“论道经邦”，又从心灵深处细秘思虑，求自由、平等、博爱于人间，觅真情、智慧、宽厚在笔下，表达出深刻的人类内在意识和精神旨向。这种浸透着“闲暇”的审美态势，是散文的此在。
“要达到闲暇的境界并非依赖极端的努力，而是某种‘引开’的行为（但是这种‘引开’的行为却要比极端的积极努力还困难。这种行为会更困难，主要因为它不容易主宰，全然的努力状况比放松和超然的状况更容易企及得多，即使放松和超然不必付出什么努力。这听来似乎有些矛盾，但事实却是如此，闲暇是一种人性的状况，同时也是一种超人的状况”⑦。可以说，新世纪散文还没有完全达到审美意义上的闲暇的境界。散文作家对于现世尤其对于低层的关注不够，即使关注了，其中的疼痛又过于诗意化了，散文所描摹的“痛苦”更多的现出一种创作的乌托邦的幻象。“缩短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使一切人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参加跟整个社会有关的理论和实际工作”（《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到那时创作主体才能以一种直面的姿态去释疑真相与苦难，将生活的本真从生命躯体中剥离出来，用以表现自己对描写对象至乃整个人类社会和宇宙的认识，“闲暇”的自由王国才得以建立。我们期待那一天。
三
这本论著致力于世纪转型时期湖北散文形态研究，试图通过个人专论的形式，主要以散文文本的视角探讨散文创作者的审美特性与艺术蕴涵，继而由文本语境向个体生命情致生发，系统的对散文的当下写作存在进行个案分析与透视：湖北的散文写作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些思想者、探索者与行动者；散文作品与大陆散文创作的整体态势是如何同步平行，又是怎样游离的。这种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把握宏观发展趋势的研究路径，是梳理散文史纲、探索散文理论发展规律的必备之路。源于这种对地域性文学发展进行总结论述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本书所作的章节划分，在尽量避免杂乱的基础上难免陷于执著，因此本书的章节安排旨在寻求一种条理性而非刻意增加归纳的难度。散文的庞杂分类历来是学界对其进行研究的一大阻滞，本书纳入编内的审视对象仅限于湖北的纯散文创作，这也是散文范畴论研究中，散文文体逐渐剔除杂类、净化文体，不断强化自身独特性、自觉发展性的当代散文概念寻求安放之地的建设性要求。
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底色。对本土的关注，对地域特色的关注，一直是中国文学易于忽视的一维。我们在讨论“世纪转型时期湖北散文”的命题时，恰恰提请且在一定程度上愈合了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这一缺失，强调了地域文化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我们期待着，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眼观宏旨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去路上，有更多立足于行政地理领域的文学整体观照，相信在这种区域定格的重视下，各区域比肩行进，全面的文学整合才能在严格规范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而散文这一文类的史论与理论建构对这一环的依赖尤甚。另外，在当今体制化的文学格局里，不同区域内的作家对所属体制的认同感，总是冥冥中影响着自身的创作，无论这一体制的干扰强还是弱，这都说明在中国的文化机制内，对地域性文学形态的细致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犹如一个创作个人对某一流派或者社团的归属，或者说是某一个个体对群体的崇拜，个体之杰总是在群体之雄的肩膀上，更容易立足。我们期待在湖北这块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沃土上，作家群体之雄肃然崛起，个体之杰傲立群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