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彭富春的独白，也是他最大的愿望与践行的道路。彭富春在这部独白散文中向读者敞开了他自己的成长岁月中的喜悦与感动、快乐与忧伤，让大家见证了他思想上的一次又一次飞跃与蜕变。如果说幼小的彭富春向往天边外的世界，走出养育自己的家乡是为了摆脱土地的束缚，逃过贫穷落后的厄运，甚至帮助改变家人家乡人的生活面貌，那么离开武汉则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更自由的翱翔在学术天地之中。武汉大学的四年本科学习生活，让受到系统文学艺术熏陶的彭富春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兴趣点，逐渐明确了将来的发展方向。他曾经徘徊在诗与哲学之间，但是他更“希望自己的语言能够成为箴言，成为格言，它具有闪电般的力量，撕毁黑夜的幕帐”。他在珞珈山盘山道上漫无边际的踱步，常常会冒出一些思想的火花；他在诗人与哲人之乡徜徉，学会了批判的思想原则。一方面，在这条寻访智慧之光的漫游道路上，彭富春不懈地攀登奋斗，吸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他又努力的和伟大的思想者保持特殊的关系——走向他们是为了更透澈的理解他们，告别他们是为了开创一条自己的思想的道路。或许在常人眼中，哲学家、学术研究者的思想发展和思维方式都是不可琢磨，高不可攀的，但是，在这部灵魂与思想的自白书中，神秘的面纱被揭开，我们分明见证了一个普通人的思想的成长经历和逐步逼近真理的艰难奋斗过程。
在这条奋进的道路上，有荆棘也有峭壁；在人生的长河中，有湍流也有险滩。生活的艰难不曾磨灭彭富春的顽强的斗志，无情的挫折不曾摧毁他向上的希望。孤独也许最能摧残人的心灵，但独居武大梅园的彭富春相反获得了难得的宁静的治学环境，获得了思想沉潜的机会。学术道路的崎岖与当权者的压抑不仅没有挫败他的斗志，反而激发了更坚定的斗争的勇气。或许只有写作才能让作者言说埋藏在心底的郁闷与痛苦，也只有散文才能在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彰显写作者独特的精神魅力。
在彭富春的散文中，我们除了可以读到他对智慧的探求，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还可以见出他对家乡故土的深情，对父母兄弟的亲情，对家园的依赖。如果说在幼年家乡落后的面貌让彭富春产生了出走的愿望，青春的苦闷与学术上的压抑让他对彼岸世界自由的德国产生向往，那么多年的游学经历还是让他体味到了家园的温暖，意识到了他强烈的对故土依恋感与归属感。“经历了从武汉到北京，从武汉到德国的十年漫游之后，我感到我要寻找自己的居住之地，那里我的思想能够像松树一样地生长。因此，它不在于近处某种喧哗与骚动的学术市场，不在于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不断地买进卖出，而名利双收，而在于为思想寻找到真正的根基。当然思想的根基就在于思想自身。于是问题只是在于为思想找一宁静之处，不要让那种非思想的因素伤害了它。在目前的中国，也许只有珞珈山能够给我这片地方。正是这样一种原因，我成了一个珞珈山人，而且是永远的珞珈山人。”
人说“文如其人”。彭富春的散文就像他本人一样质地淳厚，真诚纯粹。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没有激情彭湃的感情外泄，没有繁复的修辞，更多的是直白的陈述与理性的思考。“田野之子”透露出孩子一般的天真烂漫；“青春的梦幻”揭示了年青心灵的不安与躁动；“思想者与写作者”让我们分享到思想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曲折的道路”中我们可以发掘出彭富春郁郁的心境与坚定的抗争信念；而在“在哲人与诗人之乡”中，我们又可以在字里行间品味到细腻、沉潜的情愫与严谨、缜密的思维。彭富春将激情反复淘洗，沉淀下的是对人生的透澈了悟；对愤怒一再反思，留下的是宽容与谅解；他把艰难化为了前进的动力，把不平的道路理解成人存在的况味。或许这就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漫游者最真实的情感表达，也是他能够影响更多甘于宁静的追寻思想深度的莘莘学子的原动力所在。
【李炜】
三自我持存的个体言说
“人是能言说的生命存在”（海德格尔），而人在世间的“居留”，正是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化作自我存在的印证过程。无论是从外部输入世界的表述，还是从内部升华自我的思考，刘川鄂的散文创作正是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编织进自己的文字，显现着一个人在世界之间的行走与思索，也是一个敏感的写作者在斑驳人世间有意无意的体验和发现，将创作主体和生活之间的深情对白，化作晶莹剔透的思想结晶，并在率性而为、任心而谈的文字间筑垒起个人的精神宫殿。
这种言说是属于个体的，然而，个体言说在中国当代的文化场域中常常是缺位的。多年来，“汉语书写者所呈现的语式基本上是一种权力的诉求样式”（张志扬）。我们已经面对太多林林总总的“权威”和剖析社会的“医生”，他们使用全权话语重新覆盖早已无意识的群体和剥夺掉“我是谁”的微弱发问。而真正的“个体言说”的特质是自由的书写——坚守自我书写的自由和尊重他人书写的自由。甚至并不计较书写者的思想能够覆盖多远，是否锋利而辽阔，它只关注书写者的态度有多真，情感有多深……因为，它只属于个体的自由书写。
让我们重新回到刘川鄂的个体言说，他的散文就内容而言主要有三大块：日常随笔、文学／文化批评和球评——日常随笔是“生活”，文学／文化批评涉及“事业”，球评则是“兴趣”所在。相对而言，更喜欢他的杂感文章（所以将其排在第一位），因为这类文字更加率真，也更加富有生活情趣，当你展卷细读，尽管题目不打眼、文字不拗口，但又常常爆出睿智之思、精辟之语，让人读的轻松，又能发人深省。譬如简简单单一个“味”字，却在作者跃动的思维点线之间，竟然可以衍射和演绎出众多的生活主题——“我妈做的酥肉、蛋饺、鸡汤、狗肉、血粑粑、糯米蒸腊排，样样都是上品。她蒸制的腊猪头上的核桃肉，香飘满屋，回味无穷，我半夜起床也会扯一两口塞进嘴里。”（《年味》）——这是饮食的“美味”；“管它难看不难看，只要‘有味’就行。这是一种典型的武汉市民生活态度。说某人好玩、有趣，叫有味。说某东西不错，叫有味。在人群中撑面子，好强，叫‘要味’。说某人不凑趣，叫‘冇得味’。”（《何谓世俗生活》）——这是一种“生活味”；“冬末农闲之时，得空邀亲聚友，饕餮一番……紧绷的神经得以在美味中放松，疲乏的躯体在美味中抒解，淡化的亲情乡情在美味中凝结。”（《年味》）——这是一种“人情味”；此外，还有人的“品味”、国人的“文化味”等等，让人不得不叹服作者观察之独到，角度之“刁钻”，尽管还有大量的发掘空间，但是一个“味”却也道出了众多的世间百态，或许，作者“要的就是这个味儿”。
应该说，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让刘川鄂的散文有一种张爱玲式的人生趣味，只是张爱玲的散文注重世间百态的审美观照与情感渗入，而刘川鄂则在书写和具体生活中，演绎着一个思考者与抒情者的角色互动，自觉回避那些被不断符号化了生活表象，而以严谨的运思和饱满的情怀，饰以生机盎然的语言，努力寻找这个不断世俗化、时尚化世界的另一种生命情态，触动人们疲劳的审美神经，重新审读出那些早已被我们久久遗忘的生命记忆。
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些情趣盎然的日常随笔、生活杂感就能盖过刘川鄂评论文章的锋芒，只是表明那是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格——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和情感充沛的青年批评家，常常用酣畅淋漓的语言表述，直逼事象的本真部位，并由此展开属于自己的理性演绎。他的批评文字锋芒毕露且思维敏捷，文辞洒脱流畅且辞锋尖锐，彰显出截然不同的叙述特点，也使得他的散文创作洋溢着一股强烈的个性风格和人文气息。
早在他那本深得好评的《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中就显现出这种独立的风格特征——他将池莉定位于“一个著名作家，一个平凡市民”，“一个会编故事，擅长媚俗的通俗作家”，综合地分析了池莉的创作特点和美学特征，在充分肯定池莉创作成就的同时，较多的注意到其创作的负面因素和某些硬伤，不啻为对当下“池莉热”的“冷思考”，虽然属于个例研究，但也是对当代文学病症的一次综合诊断。他反对世俗化，追求文学的纯粹与美好，抱有对文学事业的热情与热爱。在对作品严厉“苛求”背后，显露了批评家的严肃与执著。他在批评家系列随笔中曾多次提及“文学批评家应该举起左手来指出作家的描写特点包括缺点，还应该举起右手指导和提升读者的审美趣味”；“批评家不应沉默，沉默就是失职”（《呼唤有胆有识有良知的批评家》），这一学术道德、职业自觉方面的思考记录了他精神生命里的屐痕鳞爪，并饱满地呈现出一个学者学术生命的走向。他与李建军并称为“完美批评”的代表人物，在世纪之交（出版的合集《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批评潮流，带给沉稳前进的湖北文坛一股强烈的震荡。
由于学者一直站在学术的最前沿，所以他们最关注的往往是文化和人类的发展及其命运。90年代以来，社会的逐步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精神渐渐世俗化，知识分子放弃中心心态，站在边缘位置，用杂文的方式，保持学者对当下文学、政治、教育、传播、文化、生活、艺术等众多方面的关注和思考（由于与文学批评风格的相似性，特归于一个内容下）。刘川鄂后期的随笔在很多社会问题上，凭借高含量的思想价值，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读他的社会随笔，同意他观点的不失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也会感受到他思维角度的活跃。他讲易中天品三国，写到：“一个“品”字耐人寻味，它不是复述，也不是研究，而是“品评”，如同饮茶，当不得正餐，却也别有滋味”；“它提供的并非是在世纪转型期人们应有的知识养料和思想启迪，而是迎合国人泛政治泛伦理型传统文化心理的快餐、小饮和茶点。”（《易中天不寂寞，学术很寂寞》）。他关注热点现象的随笔以观点独特赢得读者的喜爱。如“经典的泛化，同时也意味着经典的贬值”（《慧眼识“穗”》）；“网络文学作品成在自由（可自由发表）败在太自由（发表太容易而简陋粗糙）”（《作家明星化》），思想深刻、文采斐然。对国学虚热，少儿读经，弘扬孝文化等传统文化热的现象，他表现出超然的清醒和睿智：《新年说“孝”》中他反对“下跪、讨好卖乖、老旧的孝”，提倡“平等、自由之上的人道关怀”；《少儿读经之我见》中，从质疑古代经典的合理性、合法性到反对少儿读经的程序化、制度化，都呈现出与专制文化、软性文化对抗的一种精神硬度。这种对峙需要力量，需要作家对自己拥有的文化价值的自信、清醒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从而形成他社会随笔中独特的文化格调。
球评是他生活中的另一个向度，就像“七匹狼”的广告：“男人，不止一面。”如果说，日常随笔是其“感性”面，文学／文化批评是其“理性”面，那么，球评可能就是他的“热情”面了——不同于短暂的激情，热情更加持久，尤其在一片萧瑟的中国球坛背景下，仍然密切关注国内外球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我看球就一定是看中国队，殊不知我不仅是个爱国球迷，更是个爱球球迷，我看欧洲高水平足球赛远多于看中国队。”并为此归结这样一句话：“在体育场上：爱国诚可贵，懂球价更高。若为精彩故，二者皆可抛。”或许，这才是真诚的体育精神，在盲目的爱国氛围中保持镇定，在他人的谩骂声讨中保持清醒，“不仅要作一个爱国体育迷，还要作一个懂体肓并尊重对手的爱体育本身也即爱人类的体育迷，为每一个精彩喝彩，为每一次努力鼓劲，包括鼓励对手的精彩表演”（《来自礼仪之邦的嘘声》）。
阅读刘川鄂的球评，并不是听“神侃”，读“唠叨”，体育和人生、运动和审美两种不同的坐标，却被一条隐秘的精神气脉衔连起来，因为在这些“比赛中，可以体会到诗歌、音乐一样的美感。”（《看球也是一种审美》）透过作者的书写，我们分明感受到它们之间的精神契合，显示了特有的审美趣味，也使这些散文超越了表层现象的差异，进而成为一种生命化、审美化的探寻和建立。或者，对他而言这些现象本身（如体育和审美）本来就是一体的，“作为一个体育爱好者，要把爱国、爱球与爱人结合起来。”（《来自礼仪之邦的嘘声》）正因为它们之间相同的血脉，刘川鄂不仅轻松地克服了写作难度，而且以极具个性化的语言、思想、体验，以及多年来学术训练中积累下的严谨和锐利，使得他的球评既异常地精准、独特又显得灵动、洒脱。
